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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2 8832(2010)1期0021-06
金融危机正在对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产生重大的影响，它同时也给处在关键阶段的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机遇。危机凸显了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重要性和积极作用，为中国扩大国际影响、提升国际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把握国际形势变化的脉络，审视中国面临的机遇，思考中国的国际取向，设计新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现实紧迫性。
一、透视当前国际形势变化
从历史的角度看，当前的国际形势变化是冷战结束以来影响国际格局的第三次冲击波。冷战的终结是第一波，它导致了国际政治与战略格局的结构性变化，美国的战略优势和国际地位空前突出。“9·11”事件是第二波，它使非传统安全挑战凸显，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全球安全议程，并对美国的战略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第三波，它正在对国际金融体系、全球贸易格局和世界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并将进而影响到全球政治格局。具体而言，这场金融危机将带来以下几方面的变化：
首先是有关国家间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加快。一些国家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受挫，财富大幅缩水，经济增长放慢，另一些国家则能较为平稳地渡过危机，保持温和的增长势头，经济实力继续上升。当危机告一段落后，世界经济的座次将重新排定。
其次是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优势的变化。冷战结束后，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美国模式获得强势地位，大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架势，然而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美国经济发展模式所出现的诸多问题。这里既有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也有微观层面上的问题；既有经济上的问题，也有政治和社会、文化上的问题。美国模式的普世价值大大下降。金融危机不仅削弱了美国的硬实力，也重创了其软实力。另一方面，中国发展模式的积极方面——政治和社会稳定、渐进改革、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有效调节作用、注重实体经济等等——受到国际社会的更多关注，“北京共识”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这无疑也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
第三是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将重新分配。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二十国集团的作用显著上升，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传统的八国集团的地位明显下降，西方国家垄断全球经济治理的格局被打破。在即将进行的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新兴经济体的发言权将扩大。不仅如此，危机还为一些国家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创造了机会。一些国家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的积极作用和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显著提升他们在国际政治事务中的分量。
第四是国家间关系的变化。在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画线。“9·11”事件后，美国又以反恐画线。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争取其他国家的合作以克服危机，经济考虑在美国对外关系中占有突出地位。奥巴马执政后，中美关系开局顺利，与华盛顿急需借助中国以应对危机有很大关系。金融危机会使美国与一些国家的关系更密切，同时与一些国家的关系疏远。金融危机也给其他国家间的合作创造了机会，并将对国家间关系产生长远影响。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场金融危机发生在一个大的国际背景下，这就是世界秩序的重心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从欧美向亚洲转移。美国《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法理德·扎卡利亚认为，我们正经历现代历史上第三次重大力量转变：第一次是15世纪前后西方世界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第三次是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世界正处于文明的转换期。由于中国和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统治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的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①这些观点是有见地的。事实上，这次危机发生在当今世界权力中心的美国，既有实质性意义，也有象征性意义。实质性意义在于美国发展模式遭遇重大挫折，实力地位受损，象征性意义则在于它极为直观地寓意着世界正向后西方社会或后美国社会的转换。
二、中国的机遇
当前以金融危机为主轴的国际形势变化给迅速崛起的中国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从国际层面看，这一机遇主要体现在扩大中国政治影响力和调整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关系，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从而更好地促进中国的国家利益。
作为一个正在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在综合国力不断攀升的同时，需要因时顺势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尽管中国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但总体而言，在当今世界，中国还只是一个既定国际规则的接受者”。②这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地位是不相称的。胡锦涛主席在中共17大报告中指出，“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③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仅是新形势下维护和促进中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中国体现负责任大国风范的需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力量不等于影响力，力量也不会自动转化成影响力。力量转化为影响力需要适当的机遇和适当的手段。在美国国势风头正健的情况下，华盛顿总是提防别的大国力量和影响力的扩展，担心他们要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只有在美国陷入危机的时候，才会想到要减负，才会要别的国家多发挥作用。鉴于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发展势头，当下美国尤其看重中国的作用，中美“超级伙伴”论、“两国集团”论等等，反映了美国迫切希望借助中国的力量来应付这场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挑战的心理。中国应积极参与应对金融危机，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增长，参与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参与控制全球气候变化的多边努力，在此过程中，提升中国的话语权和国际地位。
另一方面，中国应利用当前的机遇调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实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转换。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以批评者的角色出现，比较多地强调现存国际体系不合理的一面，提出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90年代，中国强调要融入国际社会，提出要“与国际接轨”，这时中国的身份是参与者。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中国开始认识到要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因此提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以凸显“责任者”的形象。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要作适当调整，既要做负责任的参与者，又要做建设性的改革者。中国应该强调，全球化呼唤着全球治理，而良好的全球治理有赖于有效运作的国际体系，但是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在结构上不甚合理、在功能上不甚健全，因此有必要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使其有效地运作，以更好地促进国际社会各成员的利益。
在应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变化上，中国要避免犯以下三方面的错误。一是因循守旧，畏缩不前，坐失大好机遇。过多地强调中国自身所面临的问题，对参与制定国际游戏规则的消极态度等等，都可能导致这一后果。二是头脑发热，手伸得太长，咄咄逼人，最后触犯众怒，在国际社会陷于孤立，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不升反降。三是经不住他人的吹捧，被戴了高帽后好大喜功，承担过多的责任和义务，力所不逮，吃哑巴亏。作为一个融入国际社会不久的国家，中国往往过于重视他人的评论，而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善于利用中国的此种心理，巧言引诱，让中国承担过多的责任，做与中国的能力不相适应的事，为虚名所累，最后被套牢。总体而言，中国在扩大国际影响力上要处理好“时”、“势”、“度”这三要素，抓住机遇，顺势而为，进取有度。
三、中国的国际取向
适应急剧变化的国际形势、抓住新的历史机遇，需要中国重新思考和设计自身的国际取向，这里至少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即中国的国际身份，中国的国际形象以及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
与历史上很多崛起的大国呈现出单一身份不同，现今的中国在诸多方面呈现出双重性。中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同时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又是一个非主流国家（相对于当前国际体系中主流国家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而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影响越来越大，但同时中国又是国际体系的新成员；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取得了可观的进展，军事能力稳步增强，但中国国防技术和装备水平还落后于西方国家，力量投送能力有限；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但中国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还处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这些两面性决定了中国的复合身份，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20-30年）都会如此。这种复合身份影响着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和参与国际事务的方式。
那么中国应当塑造什么样的国际形象呢？总体而言，就是新型大国的形象。之所以讲新型大国而非新兴大国，是因为新兴大国主要是指力量的发展态势，它只表明一国的力量在上升，但没有揭示这种力量的性质（积极的或消极的，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而新型大国则包括发展理念、模式、价值观等方面的创新。宣示中国是一个新型大国，主要是强调它与历史上的许多大国在理念和发展道路上的不同。这个不同是由它的政治制度、历史经历、文化传统和全球化的时代背景所决定的。要确立新型大国的国际定位，就需要在理念上体现出一个进步大国的形象，在行动上体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外交风格上体现出一个成熟大国的形象。
进步大国的形象。按照现实主义的逻辑或人类历史的大部分经验，崛起的大国往往与战争、侵略、扩张相联系，从而成为现存国际体系的挑战者，是不稳定因素。然而中国的国家特性（包括文化与近代历史经历）、政治制度以及全球化的时代环境，决定了中国与历史上哪些靠侵略扩张崛起的大国有着根本的不同。崛起的中国不是不稳定因素，而是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人类进步的积极力量。而要体现出中国是一个进步的大国，就必须就如何处理当今的国际关系提出一系列的进步理念，这些理念既能体现中国的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指导思想，使中国在国际政治中占领道义制高点，又能给国际社会带来重要启示，逐渐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理念，如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谋求共同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合作观，推动国际政治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新政治观，尊重文明的多样性、相互借鉴的新文化观，等等。上述理念有其合理性，但要为国际社会广为接受，还需要中国在言辞上不断宣示、在理论上不断阐述、在实践中不断推广。同时，要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提出新的理念，丰富中国作为进步大国的形象，巩固中国的道义优势，而对那些过时的原则和观念也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进行扬弃，避免给人以因循守旧、抱残守缺的印象。
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越来越注意塑造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并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今后仍要继续通过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来巩固和完善这一形象。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国要积极推进双边和多边的国际合作，反对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推进对现有国际金融和贸易体系的改革，参与世界经济核心论坛（8+X或20国集团）。在国际安全领域，要逐步增加国防透明度，发展军事交流，继续积极参加联合国框架内的国际维和行动，在打击海盗、维护航海自由方面承担相应责任并开展国际合作。在政治上，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参与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推动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环境、开发新能源方面的合作。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增长，中国要为国际社会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物品，如维护国际航道安全、国际救灾、人道主义救援、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地区与国际合作机制的创建和游戏规则的制定等。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负责任”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这就是要倡导对国际体系进行必要的改革。中国要向国际社会阐明这样的观点：实践表明，现存的国际政治体系（联合国）和国际经济体系（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不能有效地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各种挑战，不能公平地促进国际体系各成员的利益，改革势在必行。否认改革的必要性，阻止改革的实施，是自私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中国愿意以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对国际体系的改革，做一个真正对国际社会负责任的大国。当然，在实践中，中国需要周密思考如何使改革既照顾到大多数国家的合理要求，又符合中国国家利益。这就需要中国积极参加改革方案的设计，要争取话语权，使改革朝着对中国有利的方向推进，同时要保证现有体系的正常运作。
成熟大国的形象。中国加入现存国际体系的时间不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的经验不足，在交往方式上容易给人以“不成熟”、“不老练”的印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和自信心的增强，随着国际交往经验的积累，中国应逐渐展现成熟大国的形象，在外交风格上表现出“自信”、“坦诚”、“灵活”、“老练”。要熟悉现行的国际交往机制和游戏规则，学会用对方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自己。不试图回避和掩盖自身的问题，而是坦承问题的存在并表示出解决问题的决心和信心。要大度地面对外部世界的质疑和批评，给予合理的解释和适当的批驳。对于对外交往中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过时的和不合理的要及时调整，行之有效的要坚持。要善于利用社会力量、民间力量，以扩大中国对外交往的资源，学会用不同声音说话，以增大中国对外交涉的回旋余地。善于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进退有度，收放自如。善于在不同的国家和力量之间纵横捭阖，折冲樽俎。善于使用道义因素维护国家利益，使中国谋求国家利益的行为正当化。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经济的和政治的）和历史与文化背景，中国参与国际事务、谋求扩大国际影响力的努力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所面对的制约因素既有国际的也有国内的，既有客观的也有主观的，既有硬实力的也有软实力的，中国在指导思想和策略上要注意处理好以下几对关系：
责任与权力。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承担越来越大的国际责任。中国不断增强的负责任大国的意识，也使中国愿意对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需要注意的是，应将不断增长的责任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权力和地位的提升结合起来。中国的崛起是要在现存国际体系中实现的，但在当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中，中国所持有的份额偏低。要改变这一状况，就需要将责任与权利挂钩，通过不断地增持“责任股份”与“权利股份”，扩大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利份额。这种渐进地扩大中国的责任和权利的做法，既不至于给中国带来过重的负担，也使中国提升权力和地位的要求显得合情合理，容易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过去30年，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用国际层面推动国内层面，通过开拓国际市场和引进外资促进国内经济发展，通过与国际接轨带动国内思维、体制和作风等方面的改革。今后要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需要越来越多地依托国内的资源；以国内层面推动国际层面。这不仅是指经济力量的增长所提供的物质基础，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国家建设上所取得的成就，包括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政治制度建设、和谐社会的构建、新的发展理念等等。如果中国在建设现代化道路上摸索出一个成功的模式，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肯定，那无疑将大大提升自己的国际影响力。
地区层面与全球层面。由于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身份，由于全球化所带来的全球问题的突出，中国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参与本地区以外的事务。另一方面，中国的安全与发展需求以及中国的影响力仍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只有把周边巩固了，把地区平台搭建好了，中国才能在全球事务上投入更多的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有鉴于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优先性和资源分配的基本思路应以本地区为主，即先周边，次亚太，再全球。
硬实力与软实力。过去30年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主要靠的是硬实力，特别是经济力量的增长，而软实力的积累和发挥滞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同时需要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支撑，硬实力固然是基础，但软实力能够补充和放大硬实力的作用，而硬实力与软实力的严重不对称将使硬实力的发挥受到制约。中国近年来在海外的经济和援助活动往往被歪曲甚至妖魔化就是一例。在某种意义上，2008年是中国发挥软实力的起点——中国对汶川大地震的积极应对和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现了中国非凡的动员与组织能力，这表明中国软实力的发挥大有潜力。
复合身份与多元资源。中国的复合身份特征固然使自己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复杂化，但也给自己提供了许多其他大国难以获得的资源和空间。比如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既可以利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身份讲话，又可以代表发展中国家讲话。在国际经济体系改革问题上，中国既可以凭借自身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谋求话语权，又可以联合其他发展中国家一道提出照顾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要求。中国的复合身份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存在，中国应善于发掘和利用它所带来的多元资源。
话语权与主导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目标是争取话语权，而不是争夺主导权。争取话语权，一是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得到更好的保护和体现，二是使中国能够参与游戏规则的制定。但由于实力的局限，中国还不能企望获得主导权，这有待中国实力的增长以及国际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变化。因此，中国参与国际事务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是“发声音”，而不是“拍板”，对此中国要有清醒的认识。这样中国就不会因不能左右议程设置和博弈的最终结果而产生失望情绪，失去对参与国际事务的兴趣。
四、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体系的变革
历史的经验表明，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总会牵动世界格局，并引起国际体系的相应调整和变化。国际体系是“由民族主权国家组成的，由国际法和国际制度规范的抽象的实体，是国际领域内各种行为体（主要是国家）相互作用形成的固定关系组合”。④国际体系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又会发生变革，像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终结都对国际体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不同的理论流振对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因有不同的解读。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导致国际体系变革的主要因素包括行为体以及由此而来的权力分配的变化、体系规范的变化以及源于体系之外的变化。自由主义理论认为，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力来自于外在技术的发展，不同问题领域相对重要性的改变，新行为体的不断增加或取代国家行为体。此外，自由主义者也承认，变革也可能在国家之间的总体权力结构内发生。⑤不论以哪一种理论为参照来看，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现实，推动国际体系变革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突出。大国的兴起和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治理的挑战，非传统安全的突出，非国家行为体的增多和影响（正面的和负面的）上升等等，都在对现存体系的运作产生越来越大的压力。国际体系的变革势在必行。
如果说国际体系变革的动因源于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趋势因而具有某种客观性的话，那么国际体系变革的过程和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观性，取决于国际体系中的主要行为者如何推动和塑造这种变革。对中国来说，一方面要认识到国际体系变革的必然性，善于抓住机遇，另一方面则是要以建设性的方式推进变革，确保变革过程的稳健和结果的合理性。中国推动国际体系变革尤其要注意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从推动国际经济体系的改革入手。20世纪国际体系的几次重大变革（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冷战终结）都是由于国际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引起的，当前国际体系变化的动力则主要来自国际经济力量结构的变化，即主要世界经济体排名的变化，8国集团作用的下降和20国集团地位的上升，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和世界银行股权的改革等，这些都在昭示国际经济体系的变革已是势在必行。对中国来说，推动国际体系的变革从经济层面入手，不仅因为经济力量对比变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而且也是由于经济权力的再分配不像政治权力的再分配那样敏感。此外，中国全球化的经济利益也迫切需要通过提升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发言权来得到更好的保护。
其次，对国际政治体系的改革持更加积极的态度。具体来说，就是支持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安理会的改革势在必行，这不仅是因为德国、日本这些经济大国希望问鼎常任理事国席位，更因为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希望调整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构成，使其具有更好的代表性。虽然中国已是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但由于5常以西方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主的独特构成，中国的影响力不够，而通过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常任理事国席位，将能扩大中国在这一重要的决策机制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此外，对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持积极态度还有助于防止中国被视作反对改革的既得利益者，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三，积极构建东亚地区体系。在后冷战时代，国际形势发展呈现两大趋势：全球化与地区一体化。全球化呼唤着全球治理机制的建立，而地区合作则在催生着新的地区体系。地区体系本来就是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又导致了国际政治地区化的趋势，因此地区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⑥从全球范围看，欧洲地区体系最为发达，而亚洲则相对滞后。但是过去10余年来东亚合作的开展正在为东亚地区体系的构建创造条件。中国应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与其他地区成员共同构建一个合作互利、平等参与的地区体系。一个中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东亚地区体系不仅能更好地促进自身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而且也能有效提升中国在全球体系层面的影响力。
最后，在国际体系转型过程中处理好美国因素。美国目前所遭遇的挫折和困难是严峻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将从此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印度等国家的崛起，美国的相对力量优势在下降，在此背景下，美国会不断要求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分担国际责任，同时极力保持其在国际事务中的领导地位。华盛顿对任何试图挑战其领导地位的意图和行为都将十分敏感，特别是如果这种挑战来自与美国有着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中国的话。这就要求中国谨慎处理与美国的关系，防止中美矛盾激化。同时，中国还要在学理上提倡新的国际权力观，即：管理国际事务的权力属于国际体系，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取决于它所承担的责任和履行责任的方式，国际权力可以在国际体系内和平转移。这一论述有助于使力量上升的中国扩大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的诉求正当化，有助于淡化中国对美国构成的竞争与挑战。
〔完稿日期〕2009年11月20日
注释：
①Fareed Zakaria，“The Rise of the Rest,”Newsweek,Vol.151,No.19,2008,p.27；“这场危机预示着世界文明进入转换期－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谈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等问题”，[日本]《朝日新闻》2009年2月3日，转引自《参考消息》2009年2月5日。
②张宇燕，“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格局现状与展望”，《文汇报》2009年8月29日，第6版。
③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17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7年10月15日。
④刘鸣，《国际体系：历史演进与理论的解读》，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1页。
⑤[美]卡伦·明斯特著，《国际关系精要》（第三版），潘忠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86-87页，第93-94页。
⑥俞新天等著，《国际体系中的中国角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1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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