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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曾报道1995年为北京建城3040年。考其原因是将房山县董家林发现的西周燕国都城遗址视作北京城前身，而又指其城始建于武王灭纣之岁，并推定该岁为公元前1045年。这根据，从地点、时间上说都不妥切。
一、不能把董家林看作北京城前身
董家林古城遗址濒临之大石河，记述周代山川的《五藏山经》（汉代刘歆辑成之《山海经》收之为山经五卷）书之作“燕水”，水源之大房山亦作“燕山”，即山产之汉白玉等大理石也名曰“燕石”。据此推断，这座燕国都城本名当曰“燕城”。
燕城与北京城的关系不似丰、镐、咸阳之与西安。今之西安即汉之长安，其城为萧何主持兴建于周丰、镐秦咸阳之间，城址虽不重叠，然近在咫尺；长安城出现后，上述周秦三城仍是其宫馆苑林区即附属部分。言今西安城的历史，自可远溯周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丰”（《大雅·文王有声》）。而董家林远在北京城西南七十里外，它们之间并无丰镐咸阳与长安那种城址承接关系，而只相当周先王“王季宅程”（《世本》）之程邑、太王营建之周城。程邑、周城既不能视作西安城前身，燕城何以可当北京城前身论列？如果因为燕城曾与北京同为燕都，城址便可承续，那么燕侯和燕王都居之地，前有涞水县西之邶城，后有房山之良乡（故址地窦店西），容城县东之临易城，易县南之武阳城以及辽宁之辽阳城，岂不也可解除作北京城前身？
故，余以为论北京城史不能归始于董家林，而应上溯尧后蓟国之蓟城，其城故址在今石景山东麓，余曾有专文论证，见侯仁之主编之《环境变迁研究》第一辑，文在不引。
蓟国因蓟水得名，该水金代谐音作“金水”，见赵秉文《金水河》诗，其中游大致即今宣武区之莲花河以下，上游在玉渊潭以上，今永定河引水渠大致即利用其故道，是以其南出的的支渠今尚用金水遗名曰“金八干渠”。
尧后蓟国是武王就地而封，其始建则在灭纣以前，年代已无考，早于董家林甚久则可断。
公元前706年，以涞源、灵丘一带为中心的无终氏山戎联合沧州、任丘地区的
貊两族（即后来的乌丸、高丽）攻齐至于临淄。前698年破燕，随后灭蓟国，逐朝鲜。唐山地区之令居、延庆承德间的屠何氏鲜卑、辽西的孤竹等邦国部落与相应合，燕国的统治几乎瓦解。燕桓侯避迁临易（今容城县东古贤村）。至其子庄公求救于齐鲁。齐桓公欲建霸业，乃举兵北征。叛乱诸族或灭或降，齐桓公将所得地尽付燕庄公，使为黄河（时在白洋淀、天津一线入海）以北方伯如故，且赠以沧州以北。燕庄公死，子襄公为经略军都山以西、松辽、朝鲜半岛，乃北迁蓟国故地，是即《韩非子》所说：
“燕襄王以河为境，以蓟为国”
燕襄公死，桓公继位，营筑新都于蓟城东，是为北京城前身，仍用“蓟城”之名。
桓公諡“桓”与襄公之祖桓侯諡同，从其不避来看，他与襄公为疏族。按照宗庙“五世亲尽则毁”的礼制，他无奉祀襄公宗庙的义务，故襄公所奉旧庙即留在原地，未迁新建于莲花池以东的蓟城。公元前314年齐湣王破燕，襄公旧宗庙的礼器为所劫，燕昭王破齐下临淄才收回，是即乐毅《报燕惠王书》所说“故鼎返乎磨室”。磨室，宫庙之名，今石景山有地名“磨石（室）口”，附近又有“金顶（鼎）山”，盖即襄公所奉宗庙故址。
“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左传庄廿八年）宗庙所在之邑便是国君之居，也便是国都。这就是我判定燕襄公“以蓟为国”就在石景山下尧后蓟国的根据。其地旧有“古城”村，古城一名未尝不可追溯蓟国的蓟城。
燕桓公（前617—602）迁居新筑的莲花池以东之蓟城后，旧城一带仍为附属的宫观区，据《括地志》说，磨室及宁台、元英、碣石诸宫都在今石景山区，而其中的碣石宫遗址辽代曾建为国宾招待所名曰“碣石馆”，馆址在燕京城西南。
不晓得论北京城史者诸贤为什么不上溯远较燕城为早的蓟国，而强扯与北京城址无关的房山县董家林。
论者大约也觉察，指董家林作北京城前身名不正言不顺，乃图用“北京地区”取代“北京城”这一概念加以弥缝。然而“北京地区建城的历史”并不始自周初。即按今北京地区行政区划而论，周王朝以前便久已城邑密布。重要而可考者可举其三：
（一）殷王武丁之子“子渔”的封国——“子”是殷族之姓，“渔”是封邑之名。该邑因位当渔水之阳，战国燕武成王曾于其城置“渔阳县”并设“渔阳郡”。渔水源出今密云县穆家峪北平地，西流过渔山（今渔翁山，在翁溪庄）北，据《水经·沽水注》渔阳城在其下游北岸，已为密云水库所淹没。（西汉时屡受匈奴攻围，迁治今怀柔县东十八里之棃园庄）。
（二）殷族始祖契(sie)氏之君为舜司徒，出镇北方，筑城曰“
”(sie)，东汉前期曾于城置县。由于许慎《说文》误读蓟，郦道元《水经湿余水（今温余河）注》即顺误作蓟城。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将该城与广阳郡蓟县城（今北京莲花池以东）混为一谈。城遗址在今昌平县东南二十里辛力屯、东郭村之间。
（三）尧时穷奇氏之君为水官，水官曰“共工”，以官为氏也称“共工氏”。尧遭洪水，共工氏领导治水无功，被贬谪，自河南共山（在今辉县）北迁幽陵“以御螭魅”（螭魅，山妖，对燕山以《山海经》“大幽之国”部落集团蔑称，如今谓外国人曰“鬼子”）。其所居之城世谓“共城”。据《括地志》共城“在燕乐县界”。唐初燕乐县故址今名燕落庄，在密云水库北岸。共城汉曾置为犷平县（犷读共），遗址今名“城子”，属密云水库以东太师屯乡。
关于此三城，笔者另有《说渔阳》《北京地区诸城之祖：共城、城》详论，此不赘述。
蓟国的蓟城纵使始建于武王灭纣以前，也晚于上述三城，又遑论乎董家林燕城。
二、燕国自河南北迁事在周成王十一年
燕国始祖召公奭，武王灭纣以前与周公旦俱封关中，周公旦所封在太王营建于周原的周城，召公所封召邑在武功县北，故曰“周公”“召（邵）公”。武王灭纣，纳箕子“存亡国”之策，以利迅速安定天下，故封建功臣亲戚皆在殷王旧畿以南以西。所以然者，“武王通道九夷八蛮”檄告鼎革之事，包括殷族在内的所有诸侯皆表示臣服，不能夺其地别建新邦。就是纣子武庚也使居纣之旧京为“殷侯”，而派管蔡霍三叔分屯邶庸卫三城以“监”之。
吕尚作为武王总参谋长，牧野之战，功居首，初封也在汾河下游吕邑，春秋时吕省、吕相所国之吕，即其故城。
周召二公封地在汝水上游之鲁山和郾城，是以其国名“鲁”名“匽（燕）。《春秋左传》载，晚至春秋今鲁山县许田尚存周公之庙，《水经注》也说北汝水有支流曰“鲁公水”，“鲁公陂”。周公破夏族南氏迁其民为周召二公之国，《吕氏春秋》谓其民歌为“南音”，孔子编诗曰《周南》《召南》。其中《甘棠》之什即咏召公治其国于汝水流域，而郾城县近之“召陵”也见载《春秋》。
凡此，都是吕尚、周公旦、召公奭初封不在山东，河北之证。
武王灭纣后七年死，临淄（营丘）殷族亳姑氏叛，吕尚率兵灭之，即迁封其地，因城临“天齐渊”国号曰“齐”。
周公虑成王幼，天下乱，代行天子事。三叔流言反周公，亳姑逃人乘势煽动武庚及东方殷旧诸侯大叛。周公东征诛管叔鲜、囚蔡叔度、废霍叔处，追杀北走之武庚，降殷诸侯奄氏下曲阜，尽灭淮泗从乱之五十四国，而后南下淮南江汉灭夏后南氏之族，远至湘赣。还师后返政于成王，受命营筑洛阳城。时已是成王七年。
成王八年，召公代周公为首辅，而唐城（在今翼城县洚水畔）之豕韦族倡乱山西，他命齐侯吕尚“东至海，西至河，北至无棣（河名，今河北鬲津河），南至穆陵（关名，在沂山）“为国，天下”五侯（五种诸侯）九伯（九州方伯）皆得征之”，并使成王大祝、周公长子伯禽继鲁侯位，迁封奄国故城曲阜，为淮泗方伯，建微子于宋（今商丘）使代武庚，并在淮河南北，豫西、鲁中、冀南、豫北封建和迁封了大批诸侯，强化周之统治以后，即率本封国匽氏（皋繇后）、克氏（炎帝后）丁壮，且征调陕北
（盂）氏，微氏，合十族之众，循牧马河——滹沱河出至河北。
河北及以远的松辽流域、朝鲜半岛，殷王武丁以前，主要居民是禺夷一系部落。他们曾以大凌河流域今凌源、建平县一带为中心建立部落联盟，其大酋长之族“奢龙氏”，因有黑人（大人）血统，《山海经》名之曰“大幽之国”或“大玄之国”。据《管子·五行篇》说，他们曾归附黄帝，“黄帝得奢龙而辩于东方”（辩，《说文》训治，即黄帝因奢龙之附，将治权扩展至东方）。《管子》又说：“奢龙辩于东方（即分治东方），黄帝使为土师”。土师即后土，黄帝七辅之一，是以史称其国曰“土方”（方读如邦，土方即土邦，土国）。甲骨文“禹省下土方”，即视察该国。殷王武丁伐灭之，原封于保定白洋淀以北的众多殷诸侯，大批北上东出，收服松辽朝鲜地区土著部落，形成若干邦国群，时统呼曰“东夷”。
纣王之世屡侵诸侯，其中包括同族，故原封临汾、洪洞地区的孤竹国在伯夷、叔齐之弟率领下“避纣”远迁“北海之滨”今卢龙河、大凌河地区，而东夷诸侯受害尤烈。《左传》言：“纣为黎之蒐而东夷叛之”。蒐为围猎，此处指猎捕居民为奴隶。牧野之战，纣曾用这些奴隶为兵，奴隶们临阵倒戈，是以孟子说：“纣伐东夷而殒其身。”
武王灭殷，东夷虽取中立态度，幸纣之灭，而武庚之叛以“复殷”相号召，且败后北走，说明北方殷诸侯中曾有人与通声气。这便是召公北征的历史背景。
殷王宗亲箕子，原国于山西平遥、太谷间箕城。因为他历来反对纣王侵劫同族而仁义著闻，又与召公私交甚笃，故召公北出即邀之同行，以利用他在殷人中的声望。于时北方殷侯以邶伯、易伯、大辰（《周书·王会》作大塵）最为大国。邶伯居今涞水县永阳乡，易伯居今容城县古贤（古县，即汉之易县）村，大辰国于辽东。由于箕子疏通，他们首先归附，邶伯且借地使召公屯紥指挥机构。是以《易县志》载，县有“留召村村旧有古碑，元代尚存，记召公留此”之事。
由于召公迅速抚定日本海以西，故《召旻》之诗颂之曰：“昔也召公，日辟国百里。”召公于邶伯之地召会北方群侯，与盟于文武两王神位下，奏报朝廷。成王命召公还朝主政，而命其长子“克侯于匽（燕）”，且使北来的匽克
马羌微等十族为之附庸。今巨马河周名“
水”，水畔有邑（今易县北界白城司），大石河周名“燕水”，即因羌、匽两族居临而得名。这便是《克盉》的全部内容。
成王封燕侯克同时，酬功也封箕子以大邦，使同神农氏之后裔焦（今河南陕县）、黄帝之后祝（今济南长清县）、尧后之蓟（北京石景山区）、舜后之陈（今河南淮阳）、禹后之杞、汤后之宋等“先圣王”奉祀者一样为“宾服”诸侯。
三、董家林燕城始筑于周成王中期
《世本》曰“召公居北燕”。宋衷注“有南燕故称北燕”是不对的。南燕在今豫北延津县界，是东周才出现的一个姞姓小国，《春秋左传》所以称之为“南燕”，是与召公一族之燕国相避而非相反——先出的燕国不需与后出的南燕相别异。按，北燕之“北”非指方位，而为邶字省文，王国维《邶伯鼎考》解作安阳地区“邶（殷墟）庸（汤阴）卫（淇县）”之邶，固有误，而谓邶即亳字通假则正确。殷之始祖“契居蕃”（今陕西华县西）其族“以国为氏”即称蕃族，亳为蕃字通假。后迁商（陕西上洛县）兼称商族。相土居濮阳，濮阳为尧官“大辰之墟”，又兼称辰族（如辰星一名商星）王亥迁殷（安阳西），复曰殷族。据此可知，邶氏不止居安阳。光绪年间《邶伯鼎》出土于涞水县张家洼，证明邶伯去此不远。其地位于涞水县西界，与易县留召村相近。燕国迁封邶伯之邶邑，故曰“北燕”（邶邑之燕）以与其原国郾城之燕相区别。
邶邑，后世改名“永阳城”。见《魏书地形志》范阳郡固安县條。
固安县《汉书地理志作》“故安”，晋改，遗址即今易县南二十里贯城村，贯为固安二字急读音，北齐废，隋开皇元年于城置黎郡，六年废仍为固安县，八年县废，十年复建而移治东北四十二里永阳城。十六年于贯城村建易县，改固安县曰永阳县，十八年再改涞水县而迁治北朝之遒城，是即今涞水城。故永阳城即曰“废涞水县”，今名永阳乡。《太平寰宇记》说：“易州东北四十二里废涞水县，周公封召公于此也”。《寰宇记》作者乐史虽撰书于北宋太平兴国年间，而五代石晋已割易州于辽，故其所记易州为唐初易州，与辽宋不同。该州为开皇十八年升易县建，在今贯城村，唐贞观十八年改高阳郡，安史乱平复易州而北迁今易县城。距废涞水县四十二里之易州，所指即今易县贯城村。召公之迁封不关周公，然周公代行天子事，在武王死后，故《寰宇记》说已透露了武王封燕不在北方的消息，《史记》说“武王之灭纣，封召公北燕”误。《克盉》正是物证，其铭文开首即说：“王曰：大（太）保”。太保即召公奭。其人居官太保在成王时，见《尚书》之《君奭》《召诰》《洛诰》《顾命》诸篇。故铭文“王曰”之“王”只能是成王，不能是武王。
《路史国名记》（戊）本已言及北迁后的燕国都城在“废涞水县”，惜乎论者多泥旧说不肯重视。
废涞水县前身永阳城既是邶伯都邑，而其人是抚定北方的功臣，召公父子不可能侵并其国，这就有一个邶伯国的下落问题。《左传》周王大夫詹桓伯说：“燕、亳、肃、慎，吾北土也”。肃慎亦作息慎、稷真，国在大辰国北，以长白山为中心。燕国中心在巨马河流域。亳国位当两者中间，势非领有今唐山、朝阳、锦州、阜新等行署区不可。亳国便是邶伯之国。邶伯褒封此区，也当是召公酬功的措施。正因为他举族迁居此区，所以燕山南北、西辽河流域多发现有“邶伯”铭文的遣物，而原在滦河下游的殷人令居国、辽东的殷人大辰国，因受邶伯统领且相并合而名曰“不（亳）令”“真番（辰亳）”。（春秋时，不令居为齐桓公所灭，真番迁去仁川半岛以南开城地区）。
前已言及，召公长子“克”，非人名，而为封号。彼曾受封领有燕属克氏部落，犹如武丁子封渔邑之称“子渔”。克作为召公“世子”，董家林出土之《堇鼎》称之曰“大（太）子癸”，癸亦非人名而为庙号。因为其人虽受封燕侯，而死时父尚在，无諡可称，只能以神主入庙之“癸日”而称癸。这在殷人是通有习惯，周礼固不如此，由于燕国居殷人丛集之区，从殷之俗。这也同吕尚封齐，子孙庙号曰“丁公”“乙公”“癸公”一样。
燕侯克是否甲骨文“匽侯旨”，不明，待考，而作为“北燕”始君，在燕之宗庙中与鲁之伯禽相似，位当“太宗”。故其墓道四条，规格高于他侯（见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殷纬璋先生发掘报告）。
燕侯克封于“废涞水县”，葬于董家林燕城之郊，两地相距百里，当何以为解？曰：乃由于迁都。
燕侯作为方伯，与时之齐、卫、鲁、唐（晋）、韩皆所谓“孟侯”“元侯”，而燕之政令东尽日本海，则广大过之。行政中心设在涞水县西界丘陵区，行政于东北亚甚不便，东北迁都盖由此。董家林去燕山南北、松辽以至汉江两岸固仍遥远，一则北有蓟侯、箕氏朝鲜侯、邶伯等国为之羽翼，二则董家林位于今京汉铁路线上，该线自有生民以来即为通向东北亚的大道，河北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之扩及松辽，主要便经由此线。
《堇鼎》“庚申”，为岁次，此岁为周成王三十一年。文之“匽侯”与“堇”皆太保召公之孙，堇铸鼎以奉祀“大（太）子癸”，说明其人已死县葬董家林（《克盉》即其墓殉品）。成王在位三十七年，太子癸死既在三十一年前，是以我断燕其迁都在成王中期。
成王继位武王灭纣后七年，下至董家林筑城四十年左右。因此定燕城始建于武王灭纣之岁，是错误的；何况灭纣也非公元前1045年。
邶城并不因匽侯迁离而废，其地位仍相当季历迁程后之周城。据《春秋》，其城封君继武公为燕侯
，因进行社会改革为守旧派贵族所逐逃亡齐国，齐景公伐燕送之归国居唐地之阳城（在今望都县东阳城村），死，燕惠公不使入庙，故史仍称之曰“北燕伯”（《史记》叙此事有误，应从《春秋》，战国齐湣王使“章子”伐燕，取蓟等八城，邶城为其一。章子即陈璋（田章），他在邶城劫得青铜壶，归国镂文其上曰：“燕亳邦之获”，金文家因称此器曰《陈璋壶》。“燕亳邦”即燕国之邶邑也。
四、用星象推算灭纣之年不可靠
论者断武王灭纣于公元前1045年，说是根据日本学者按木星和哈雷彗星运行规律“精确计算”的结论。因为《淮南子兵略训》有下述记载：
“武王伐纣，东面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殷人授其柄”。
武王出函谷关东向行师，迎面所见之“岁”即岁星，亦即木星。汜，古之汜水关，在今巩县东北，周军在此北渡黄河，故曰“水”行。共头，共山之首，在今辉县。辉县以东即牧野，武王至牧野适值彗星出，一战败纣，天使殷王灭而授天下之柄于周。
木星运行固有规律，每一周期便是一岁即一年。然而武王所见乃“月犯岁星”这种星象，故《宋书·天文志》说：
“义熙十三年五月甲申，月犯岁星留房心之间，宋之分野（按刘裕封宋公），与武王伐纣同，得岁者王”。
这“月犯岁星”并不似月之盈亏那样有规律。如《晋书》《宋书》载自大安2年（公元303）到元熙元年（公元419）116年中，“月犯岁星”凡十七见，共间隔依次为19年、13年、24天、5年、4月、5年、26年、6年、2年、3年、4年、6年、2月、1年、2年、5年，出现的月份或在11月，或在12月、4月、3月、1月、6月、10月、2月、8月、5月、7月。就是位置也有在房、在胄、在昴、在东井、在参、在尾、在东壁、在左角、在毕等等之不同。像这样周期无定、时序无定、区间无定的星象，怎么循其规律作“精确推算”而确定武王伐纣必在公元前1045年？
哈雷彗星作为彗星的一种，原无专名，1682年西方天文学者哈雷测知其轨道，始获“哈雷彗星”之号。其周期虽说76年，而据陈遵妫先生《中国天文学史》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之《中国哈雷彗星表》开列，中国史志有年代可查者37见，首起西周共和8年（公元前834年），末止宣统2年（公元1910年）。其中，周期76年者仅5次，余则75年者4次、73年者3次，72年者2次，65年者2次，68年者1次，77年者11次，78年者3次，79年者4次，94年者1次。《表》不及列而1994年与木星相撞的那一次，（见《光明日报》1994年7月23日二版）上去宣统2年也达84年之久。（陈表略而不录）。
哈雷彗星周期如此不定，又何能推定武王灭纣所见那次必在公元前1045年？何况是，张钰哲先生推算《淮南子》所说那次为公元前1100年，也难说日本学者的“推算”比张氏更“精确”？
按张说，周王朝积年844，固可议，而按日本学者说789年，则肯定错误，因为史志历来讲“周历载八百余年”。
是以我说用“月犯岁星”“哈雷彗星”这类星象推计灭纣在公元前哪一年，并不可靠。可靠而又方便的是用中国传统的干支计年法。
五、武王灭纣应在公元前1060年
共和以前西周十王在位年数多失纪，故自汉以来言周积年不能不借助有关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加以推算。引据不同，歧说自多。诸说之中，刘歆《世经》最有影响。
《世经》稽考《尚书》，用《鲁世家》，谓“周凡36王，867年”。魏晋之际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宗其说（有所改）。晋咸宁中，汲县发魏襄王冢，西周及春秋、战国史官所作《纪年》出土，皇甫氏不及见。该书出土时竹简已有损失，收归秘府后，荀勖等学者编校并译古为隶，行世后失传。所幸北宋以前书志中多有引录（引录者亦有改乱）。清代朱佑曾辑其一部作《汲冢纪年存真》，王国维又在朱书基础上重辑成《竹书纪年疏证》。朱佑曾据《史记周本纪》注及《通鉴外纪》引文谓“西周257年。”王国维综诸说，一则曰“定鼎洛邑至幽王257年”，再则曰“武王灭殷”至幽王281年”，三则曰“武王元年至幽王292年。”连同东周之515年，两周积年遂有772、796、807三说。论者多有考定益发纷杂，故迄今不获定论。
《左传》宣三年（周定王元年，前606年），楚庄王伐陆浑，临洛邑，使人问鼎。周定王大夫王孙满责之曰：
“桀有昏德，（夏之九）鼎迁于商，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成王定鼎郏鄏（洛阳），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虽衰，天命不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
议者据此，谓周年不足800，然王孙满所言，乃成王昔年卜筮之辞，不能据以论实；且言在定王元年，方及周之中期。周凡39王，除短阼各数月之悼、哀、思三世外，余为36王。王孙满安能逆料定王以后。《汉书·诸侯王表》序云：
周过其历，秦不及期”
应劭解释说：
“武王克商，卜世三十，卜年七百，今乃八百六十七年，此谓‘过历’者也。秦（王政）称始皇，欲一以迄万，今至子而亡，此之谓‘不及期’也”。
周年800以上，乃秦汉人成说，如《史记燕世家》结语云：
“召公奭可谓仁矣，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社稷血食者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岂非召公之烈邪？
燕亡晚于周34年，召公之封在周王朝元年，太史公既言其国传世“八九百岁”，周年自不只700多。
应劭周年867说是根据《世经》。与《鲁世家》《春秋》《六国表》相校，《世经》关于鲁国诸世年代有若干错误，本文不作辩正，而另以干支纪年法加以推计。
汉武帝太初历改用岁星纪年以前，中国纪年通用干支。干者幹也，即十个天干。支者枝也，即十二地支。两者循序搭配，谓之“甲子”。十天干与十二地支最小公倍数为六十，六十年循环一次为一个“花甲子”，故人寿六十岁俗曰“花甲之年”。共和以前甲子虽多失记，而共和元年岁次庚申，仍可据以推溯其前年代。
《鲁世家》载：“慎（真）公十四年厉王奔彘，（彘邑在今山西霍县），共和行政（即《左传》所说厉王司马共伯和干王位》）”。次年为共和元年，岁次庚申，当公元前841年。中国历史之有确切年代自此始。此后以干支按年纪事以抵近世，即近世历史上之重大事件亦冠以甲子之名，如“甲午海战”，“辛丑条约”“戊戌政变”“庚子赔款”等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改用公历纪年以后，此法亦不废，如今年(1995)阴历纪年仍曰乙亥。
共和元年（前841）为鲁真（慎）公15年。由此上推一个庚申岁（即一个花甲子、60年）为鲁厉公24年公元前901年；二推庚申岁（即两个花甲子、120年）为鲁微（魏）公14年，公元前961年；三推庚申岁（即三个花甲子、180年）为伯禽24年，公元前1021年（该岁即周成王31年）。
伯禽封鲁，始自成王8年。成王元年为武王已死之次年。武王灭纣后7年死，是其灭纣于公元前1060年。至今(1995)为3055年，而非3040年。
武王灭纣下至公元前256年，赧王死，周灭，共历804年，（若加上武王灭纣以前在位之4年，为808年）。与《汉书王子侯表》序所说“周历载八百余年”说合。
推定了武王灭纣之岁，并不能定董家林始城之年，国为该城晚于灭纣30年上下，就是考定了该城，也无助于说明北京城是它的后身。洛阳城东60里偃师县二里头，有商汤“从先王居”之帝喾故城遗址。史家论洛阳城从来都指始于周初，而不远涉帝喾、商汤。董家林、北京城的距离、关系跟二里头、洛阳城之间相仿，前者例不上溯二里头，后者怎么便可上溯董家林？
如本文一节所论，北京城前身应为尧后蓟国的蓟城。至于该城始筑于何年，则须考证，不宜草率而定。
1995年7月于北京离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