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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3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7]12-0049-07
4.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现状
4.1 研究所内部人员评价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目前的评价体系并没有一个严格成文的规范。以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新进人员聘用程序为例，现在一般由申请人(博士或博士后)提交2-3篇代表作，由研究所组织几位严格意义上的同行，和几位研究所内部相近领域的学术专家一起(具体情况视研究领域和专家数量来确定)，根据申请人代表作的水平讨论一个结果，决定是聘用还是不聘用。
鉴于量化评估已成为一种社会潮流，加上政府的鼓励和引导，文部科学省将于2007年4月启动新的评价体系。为此，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金文京教授受文部科学省委托，在全国的13个人文科学类研究所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了解研究人员对量化评价的态度。调查结果表明，研究人员对量化评估基本抱着消极态度，他们倾向于绩效评估。他本人反对进行量化评价，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结果的检验较困难，不可重复，只能靠时间检验。但无论如何，量化评价已列入目标和计划，预计两三年以后开始实行。
日本的学术领域有一个类似于政府机构的等级结构，这种结构不利于年轻人成长，妨碍科学进步。日本为了增强科研竞争力，正在努力改革其科研体制，与新的评价体系相适应，还要建立新的制度体系。以大学教师的职级为例，目前的职业路径是助手、助教授、教授三级，强调教授的中心地位和其他人员的辅助功能，是一种严格的等级制度，将要向美国一样，改变为助教、准教授、教授三级，地位是平等的，强调每个人的自主性。这种制度当然更有利于年轻的成长。(39)
4.2 重点研究基地(COE)评价
根据文部科学省题为“日本大学结构性改革政策”的研究报告，日本文部科学省从2002财年开始实施“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计划”(COE:Center of Excellence)，目的是在日本大学建立世界水平的研究与教育中心，培养富有创造性的、能够改进研究标准的引领世界的人才。该计划资助所有学科，包括人文社会科学。
为实施该计划，日本学术振兴会成立了“21世纪重点科研基地计划”委员会，并聘请197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江崎玲於奈博士监督该计划的实施。(40)
中心的选择基于一定标准，一般选择那些具有一定基础取得了优秀成果并极富发展潜力，有望成为具有世界水平的研究教育基地的研究机构进行重点投资和培育。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大学研究院系都可填报申请计划，由校长提出申请。然后组织1000名各学科的专家对申请报告进行初步评价。之后各专业委员会听取意见并讨论，结果提交到计划委员会，最后做出决定。2002财年提出申请的有464个，批准的有113个，其中人文学科有20个。2003财年提出申请的有611个，或批准的有133个，其中社会科学有26个。2004财年主要在建立新科学领域中心，有320个申请，批准了28个。资助期限为5年，每个项目资助的经费从1000万日元到5亿日元不等。通过该计划，全国已建立274个研究中心，有28个在东京大学。东京大学有四分之一的教师通过这些中心直接参与了这个计划。(41)
项目进行期间，有中期评估，一般由各专业委员会采取阅读项目进展报告、听取汇报、小组讨论的形式，必要时，还要实地考察。根据评价结果，决定项目是否继续。根据评估委员会的决定，计划委员会将结果报告给文部科学省。评价结果也会反馈给每个基地。项目完成后，还要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用于基地是否进入下一轮资助的参考。
该计划对日本各大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特别是项目选择评估程序受到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种关注反过来极大地影响着大学和整个科学界。计划的实施产生了许多积极的结果，建立了一批最高水平的研究与教育基地、吸收了年轻的研究人员参与研究计划、建立了有效的校长领导下的管理架构、促进了大学与实业界的合作。
4.3 对全国性研究管理机构的评价
成立于1932年的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于2003年成为一个官方科研管理机构，其职能类似于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NSF: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主要通过投资促进基础研究的发展，其资助范围包括从自然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资助对象既包括日本大学的各级研究人员，也包括大学生、研究生等青年，为了促进基础研究人才的培养，还对中学老师的科研项目进行资助。2002财年的预算73.6%用于研究项目资助，20.9%用于培养研究人员，3.7%用于国际交流，1%用于日常行政开支。(42)
为了进一步增强日本科学团体的竞争力，形成富有创新精神的环境，对日本自身科研管理制度进行革新，该学会于2002年组成了一个由美国、英国、德国、瑞典、日本科学家组成的7人评价委员会，对该学会进行全面评价，并向学会咨询委员会提交了外部评价报告。该报告提出了7条建议。基本建议是振兴会应努力独立于政府，为实现这种独立，应实行新的运行机制。即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委员会，委员会在主任领导下工作，成员由活跃的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组成，委员会的成员主要来自学术领域，也有来自政府和实业界的代表。
七条具体建议是：
第一，努力让科学家在一个竞争的环境下从事研究工作，这主要表现在由研究人员对项目进行评价，同时让科学家有一定的自由，并承担一定的责任；
第二，通过强化规划和决策功能提升自主性和独立性；
第三，增加工作人员，多聘用具有研究经历的人员，从而提高项目选择、评价和规划的能力；
第四，项目资助应采用适合遴选基于最佳创意项目的同行评议程序，同时，应该具有促进大胆创新项目选择的机制，此外，具体的运行也需要改善，如吸引有天赋的年轻人加入到科研行业，用英文书写项目申请报告，建立电子申请及评审系统，以便国外同行专家能方便地参与对项目的评价，资助选择结果公开，允许重新申请，一年安排多次申请机会，扩大对人文社会科学项目的资助，特别是要加强对那些与自然科学和技术交叉项目的资助等；
第五，扩大青年科学家资助项目，加强对年轻科研骨干分子的培养，建立清晰的职业发展道路；
第六，加强国际交流活动，特别是要增加杰出科学家奖励数量，邀请更多的杰出科学家访问日本，加强JSPS海外联络办公室的建设和曾受JSPS资助人员的组织；
第七，作为一个独立的管理机构，JSPS应该保持高度自治和独立，应建立一个能够反映活跃科学家意见的委员会。
正是由于采纳了这个外部评价报告的建议，日本曾经高度等级化的科学研究环境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如国立大学法人化，量化评价机制的引入，具有独立性的、有利于年轻人成长的职业路径形成等，2007年将建立新的评价体系。
5.其他国家和地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现状
艾多·圭那和本·马丁对欧洲及澳大利亚、香港等12个国家或地区以绩效为基础的大学研究经费分配体制及评价方法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43)，其中有些做法有独特之处，这里加以引述作为借鉴。
虽然“把评价作为一个研究政策工具一直颇受争议”，但是对个人、项目、计划、院系、大学或学院的研究绩效进行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分配研究经费的做法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荷兰学术研究界比较倾向于一种非正式的、“自下而上”评价。政府对选择科研政策更感兴趣，对绩效评价不太关心。荷兰大学联合会把学科分成27个学科小组，每个小组成立由5-7位专家组成的评价委员会。评价委员会主要由外国专家组成，主席是荷兰专家或外国专家，因此，工作语言以英文为主，评价结果也用英文发表。评价周期是5年。由于评价结果并不用于经费分配，荷兰不像英国那样集中在一个时间段评价，而是分阶段进行。专家们根据教员情况、项目任务和研究计划、项目内容和主要结果、出版成果、5项关键的出版成果、其他说明质量和声誉的指标如获得的专利、应邀学术讲学情况等，把计量分析数据如文章的影响因子等作为补充参考，对各大学的学科进行评价。
评价分为四个方面。首先是科研质量，如思想的原创性和方法、重要性、突出程度。其次是科研投入产出情况，教员和经费的数量作为投入指标，出版物、博士论文、专利、受邀请的学术演讲等作为产出指标。然后是科研影响，如对促进知识与技术进步，对促进社会的进步等的影响。最后是科研和出版成果的生存能力、一致性和连续性。
评价结果被转换为5级指数：“1”表示差，“5”表示优秀。
德国的研究评价限于不成规模、小范围的评价活动，同行评议是主要方法。
芬兰的绝大部分研究在大学内部研究组开展，芬兰科学院负责组织对研究进行同行评价。芬兰科学院的评价活动始于1970年代，开始只对个人、项目和团队进行评价。1980年代开始对科研领域进行评价，主要集中于国际成果部分，目的是提高芬兰科学研究质量和水平。
1994年，芬兰教育部启用了一个称为“按结果管理”的机制，一小部分研究经费根据绩效评价结果进行分配。1998年又采取了3年协议科研管理方式，大学与教育部签订协议，协议说明大学应该产出的成果，研究经费则根据协议划拨。研究经费90%是用于工资和设施，7%是项目经费，只有3%是与绩效评价结果相关的。后来，有人建议采用类似于英国RAE评价做法，把35%的经费按绩效评价结果分配，结果，这一建议遭到了所有大学的反对，教育部只好不予采纳。
东欧各国1945年之后采用前苏联的研究布局：大学专注于教学，基础研究由科学院负责，应用研究由科学院或各部委负责，政府部门掌握着经费划拨大权，这也是我国相当长时期的情形。近十几年来，随着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科研自主性加强，研究评价成为决定如何缩减预算的工具，同行评议则成为一个主要手段。
匈牙利科学院开展了多年的评价活动，1992年的评价显得特别重要，因为适逢经济危机，经费削减了。他们用同行评议法和量化指标评价了一些研究所，评价结果可用于把研究经费更加选择性地分配。这导致了针对科学院网络布局、资源管理、机构改革等一系列建议的提出。
斯洛伐克共和国科学院和大学1992年成立了鉴定委员会，通过过去5年的发表论著数量、10篇代表作、过去5年被引数量、在编辑委员会和其他国际组织任职情况、参加国际会议及国际合作情况等指标对研究所和院系进行鉴定评价，院系还要加上诸如教员资质、研究生数量、高级教员的研究活动、毕业生就业情况、外国学生申请留学的数量等指标。1992年以来，这样的评价每3年进行一次。被评价对象最后按4级分类，分类情况被用于经费分配，院系经费还结合学生数量分配。
波兰1991年通过法律的形式建立了由科学研究委员会(CSR: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Research)领导的科研管理体制。所有研究机构，包括大学院系都通过CSR竞争申请经费。对大学而言，经费可通过CSR提供的两个途径申请。一个是对个人和团队的资助经费，通过开放式竞争和同行评议分配。另一个是法定经费，通过对院系以往表现的考察结果分配。每年大学院系都要提交一个对上一年成绩的总结和未来一年研究计划的报告。评价由专家委员会执行，最后的结果则由CSR的基础与应用研究委员会决定。经费资助级别根据一个结合数量指标和质量指标的算法公式决定，后来有批评意见说质量指标过于主观，1998年全部改为数量指标。评价每3年进行一次，根据计算结果把被评对象分为5级，获得的经费也由此决定。
从2000年开始，新西兰通过同行评议的方式把20%的经费分配给研究机构。如果效果良好，则这个比例将会逐步提高到80%。
澳大利亚的科研评价使用同行评议方法，评价结果也直接用于经费分配。特殊之处在于，1990年开始使用了一个“相关资助模型”，研究经费的获取取决于一个称为“研究量子(Research Quantum)”的指标，如大学获得科研经费的数量取决于从联邦竞争基金获得的经费数量，但获得的经费并不能体现研究质量，于是，后来把发表论著情况等因素也补充进去了。澳大利亚教育部1995年用新的“组合指数”分配研究量子。从各个途径获得的经费、教员和学生发表的论著、已授予的高级学位即硕士和博士的数量被结合到组合指数中，各个指标的权重每年都在调整。这种纯粹以数量为基础的评价方式受到批评，1994年，澳大利亚校长委员会提出把质量因素考虑进去。但是由于研究量子已经对澳大利亚的大学研究非常重要，要做大的改变也是很难的。
香港的做法类似于英国。大学资助委员会负责一般经费的分配，在它的支持下，研究资助委员会负责按国际同行评议的办法对项目经费进行分配。1993年，在英国专家的建议下，香港采用了类似于英国RAE的评价机制，每3年对大学资助委员会资助的大学研究活动进行评价，主要评价其研究产出和质量，评价结果用于经费分配。
以上介绍的是世界各地国家或地区或机构层面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实践活动的情况。
除实践层面的工作外，一些研究人员还在对人文社会科学评价进行探索性研究，下面介绍这方面的情况。
6.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的研究
如何开展科研评价，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长时间以来，科研评价存在重数量轻质量、以数量代质量的问题，为此量化评价方法遭受不少非议。同行评议存在主观判断问题，也不是最理想的方法。人们一直在寻找既客观又科学合理的方法。
陈力丹分析现有人文社会科学评估标准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等弊端，建议延长基础理论研究时限到5-10年，简化项目申报和检查程序。(44)倪润安分析现有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活动存在的问题后，建议组合使用代表性学术论著制度、只以论著本身作为评估对象不考虑其他外在因素的“五不”评估制度、评价人信誉评价制度。(45)
由于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主要在国内发表，被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成果数量非常有限，国内学者对利用SSCI进行我国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基本持置疑态度(46)(47)(48)。CSSCI(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开发出来以后，国内利用CSSCI对地区、机构、人员、学科、期刊等进行评价的活动逐渐增多。
南京大学韩新民和苏新宁利用CSSCI1998年版对我国地区及所辖高校发文总体情况及按学科发文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出了两种排名表，从发表论文的角度呈现了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情况按地区分布的概况。他们认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状况可以通过过程评价和目标评估两个方面进行。过程评价指标体系包括机构设置、人员配备、队伍结构、经费投入、图书资料、科研政策及规章制度等。目标评估是通过对研究成果的社会效果进行评估分析，主要指标是研究成果的发文量。由于科学研究的过程最终归宿于研究目标，因而目标评估是分析、评价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状况的主要方法。(49)
大连理工大学姜春林利用CSSCI1998年版引文数据对科学学类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进行了分析，分别按总被引次数、影响因子、当年被引指数在全部期刊和管理类期刊中的排序给出了排名表。根据排名情况及与其他学科期刊的比较，分析了科学学的发展情况。作者还指出了利用单项指标评价的局限性，提出建立综合评价体系，以增加评价的可信度。(50)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安璐对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进行研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出指标权重，把人力资源、基地、科研项目和经费支出等作为投入指标数据，论著发表及收录情况、引用情况、获奖情况等作为产出指标数据，进行投入／产出效益分析，得到我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排名表，在运用客观数据开展机构评价方面进行了大胆、有益的尝试。(51)
娄策群对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科学评价功能是社会科学文献固有的社会功能之一。”(52)而实现社会科学文献评价功能有专家评价法和计量分析法两个途径，具体的评价活动可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其中一种或二者结合使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的黄长著对美国、经合组织国家、俄罗斯及中东欧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及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其中从经费投入看重视程度也可以认为是一个评价角度，对我们的研究有借鉴意义。(53)
文献计量学方法最初设计目的是用来评价各国在硬科学及生命科学方面的研究水平。德国柏林马克思·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格兰杰尝试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商业、经济、心理学、社会、图书馆和信息科学、科学及社会科学历史与哲学等六个领域的国家研究水平进行了研究，利用SSCI的数据排出了各国1990-1992年在这六个领域的国家发表论文数及占世界的百分比、国际合作发表论文数及占世界的百分比、引文数及占世界百分比、平均期望引用率、平均观察引文率、相对引文率排名顺序表，并绘制了直观的观察引文率与期望引文率对比图，和国际合作发文情况分布图。他的研究表明，在研究时段内，按照在SSCI收录期刊上发表论文及引文分析情况衡量，美国、英国、加拿大、德国、荷兰、日本、法国、以色列、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典、比利时、印度、捷克斯洛伐克等在上述六个领域有较高的研究水平。(54)格兰杰的研究还指出了利用SSCI进行评价研究的两个问题，第一，SSCI与SCI相比有收录范围的差异，部分期刊的论文没有全部收录，这给文献计量分析带来的最明显的后果就是学科分类方面的问题。第二，社会科学研究交流与硬科学交流的一个显著不同点就是手稿、图书类的资料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重要的信息来源。
丹麦皇家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学院的彼得·英格威森利用SSCI1989-1998十年的数据对北欧四国在九个选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出版及引用情况进行了分析，调查北欧地区国际可视度、影响概况和相对引用影响。(55)选定的九个社会科学领域是：传播理论、经济学、教育、语言与语言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管理与商业、政治学与公共管理、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社会学与人类学。对国家科学指标数据分析显示，尽管SSCI受美国偏见的影响，但北欧四国在选定的社会科学领域的总体国际渗透已相当可观，从而使在期刊文章这一层面的出版分析确实可行。基于SSCI的研究还发现社会科学的许多前沿领域在1980年代后期具有国际化趋势。国际化学科有经济学、政治学、图书馆与信息科学。具有国际化趋势的学科有社会学和教育学，研究方法日益数量化。他也指出，由于图书占社会科学文献的40%-60%，图书引用率高达40%，利用SSCI开展社会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具有局限性。为此，英格威森把研究限定于调查国际期刊文章的可视度和引用影响，而不是北欧地区的整个研究产出。从英格威森的研究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利用SSCI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小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国际影响进行文献计量分析是可行的；第二，荷兰、瑞典、比利时、挪威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英语国家的国际影响处于相近水平，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处于前七位(1994-1998的情况)。
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的安托尼·冯·瑞恩认为对社会科学的评价需要使用先进的文献计量学方法对同行评议法进行补充。(56)他全面讨论了社会科学评价同行评议法的局限性，论证了利用文献计量方法评价社会科学的优势和可行性，并从技术手段、适用范围、成本等多个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他还发现，文献计量法产生的结果与定性测度的结果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定性指标如权威杂志的编委、奖励、学会会员资格、荣誉学位、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从研究委员会或其他机构得到的项目等，是同行评议考虑的典型因素。这些定性指标与定量指标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当文献计量方法难以运用时，这些指标就很重要。总之，他认为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社会科学研究水平进行评价的条件已经成熟，会显著改善对社会科学领域基于同行评议的评价。它们还提供同行评议无法提供的信息。例如，它们使领域内比较、领域间比较都成为可能。但使用文献计量方法对研究水平进行评价必须基于这样一个假定：被评价的作品必须是在开放的、国际化的期刊上发表。瑞恩从社会科学水平的文献计量测度必须以较长的时间跨度(一般要长于5年)为基础的特点得到一个重要启示：社会科学研究团体需要一定的时间确立其地位。
科学技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可重复性，社会科学研究就不可重复吗？某些领域的某些研究方面也是可以重复的。肯尼斯·梅尔介绍了《美国政治学杂志》在促进社会科学研究的重复方面的有益努力。重复是科学研究的基本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由于缺乏这样的机制，无法确定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为此，该杂志首创把发表重复研究论文作为一项基本政策。该杂志采纳了哈佛大学一位政治学家格利·金的建议，要求所有使用量化数据的论文作者在脚注中注明阅读者何时何地可以获得使用的数据和必要文献以便进行重复分析。一些研究者看到数据，就利用数据进行重复研究，杂志再发表这些重复研究论文。共享数据是增加知识的好途径，有了这些数据，研究者们可以集中研究重要的理论问题，而不是收集新的数据。这种做法还促使学科更具累积性，鼓励重复会激励人们阅读他人的著作，相互交流。这一措施还促使研究者对数据的准确性更加认真负责。为妥善处理诸如数据中的隐私、数据采集者的辛勤劳动等问题，杂志有时允许这些数据延迟一段时间被他人使用。(57)这种做法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杂志收到的投稿数量增加了，论文质量提高了，其他杂志也纷纷仿效这种做法。
哈佛大学的彼得·蒂墨教授对印度尼西亚谷物价格政策的演进案例进行了分析，试图评估社会科学研究及政策分析的影响和价值。(58)他认为通过展现政策分析及其带来的政策变化和影响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可以建立合理的因果关系。作者从1970年开始以哈佛顾问组常驻顾问的身份开始参与印度尼西亚国家粮食后勤局(BULOG)粮食价格政策制定方面的工作。那时，亚洲国家都寻求稳定粮食价格，一些做得比较成功，另一些则不太成功。当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理论方面的，而是如何操作的问题。咨询专家组在印度尼西亚的工作富有成效。实际上，当时关于谷物价格稳定的重要性、有效实现谷物价格稳定的具体措施等都来自作者对印度尼西亚粮食系统的技术经济分析，特别是为粮食后勤局所做的工作。对印度尼西亚谷物经济的详细经济分析一方面为后勤局的作用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提供了实施政策的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初的大部分分析工作是由外国专家完成的，到了1980年代，该后勤局通过培育和引进人才，自己逐步具备了问题分析能力。该后勤局的技术力量还在机构之外发挥作用。从1970年到1995年的25年间，BULOG在谷物价格稳定方面与世界市场相比，每年为整个经济增长增加了约千分之五个点。通过全面的成本核算，发现BULOG平均消耗的资源约为这些收益的三分之一。难以想象出比这更有收益的公共投资了，这充分表明，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产生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是有实际价值的。
7.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特点与趋势分析
总结上述各种国家和地区、机构、个人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可以看出，虽然由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差异造成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在具体程序、做法等方面有一些不同，但总体上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进行评价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评价思想、原则、方法、标准、评价结果的使用具有很多共同点，并呈现出以下特点与趋势：
(1)政府扮演科研评价组织者的角色，专家负责评价的具体技术工作，科研产出被广泛用于决定科研资源的分配。上述各国，除荷兰是通过大学联合会自下而上进行评价外，其他各国都是在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下进行，专家被组织起来进行具体的评价工作。这说明各国都非常重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研究投入／产出意识，注重引导科研人员的科研行为。
(2)评价以绩效管理方法为基础。以绩效为基础的评价方法建立了把研究和政策关联起来的机制，跨越所有领域，把资源投向那些表现好的个人和机构，形成了开放、竞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环境。
(3)评价方法日趋综合化。同行评议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普遍采用的评价手段，计量方法越来越多地作为一种辅助手段，两者综合使用的情况增加。计量评价方法的基础是同行评价，利用信息计量法和文献计量法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评价具有可行性，与同行评议法结果的相关性反复得到证实。
(4)与自然科学和技术研究被逐步纳入同一个评价体系，采用相同的原理、技术和方法、程序，具体标准依学科特点有所变化，而这些变化由划分得比较细的专家小组决定。
(5)评价活动科学化、专业化。随着评价研究活动日趋广泛、深入，为实践层面的评价活动提供了越来越多科学的依据，如对引用周期的研究，对研究结果产生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价，研究数据的重复使用的尝试提供了评价验证的可能性。管理者和研究人员逐步找到适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特点的评价方法和技术，如将评价周期从3年调整到5-6年，建立符合学科特点的专业小组并确定合适的专家数量，聘请研究方面活跃的人士担任同行专家，规定专家任期一般为3年，动态调整等。研究人员还建立了以客观数据为基础的模型和算法，并在实际评价工作中得到应用、逐步完善。
(6)评价活动国际化，聘请外国同行专家参与甚至主导评价活动的现象日趋普遍。
(7)个人和机构评价层面，数量有限的代表作评价方法基本确立。
(8)评价活动制度化、经常化，过程日益规范，与文化相适应。
评价是一种普遍现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评价无处不在。评价是为了形成竞争的环境，竞争促进质量的提高，自由竞争促进研究水平的提高。评价促进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放、竞争、进步，但正如日本科学促进会外部评价报告指出的那样，评价制度要与已有的文化相适应，要能够被接纳广泛接纳。
评价就是比较。英国的RAE提出不进行相对比较评价，而比照事先制定的标准进行绝对定级评价，实际上也是一种相对比较评价。以国际领先、国际先进等标准为参照系的评价，就是相对于国际水平的定位评价。
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评价对科学家都具有一种激励作用，得到同行的认可就是一种终极评价，作品被发表，被邀请到国际大会发表演讲，被知名刊物聘为编委等，研究成果被同行引用，就是一种评价后的认可，也是一种评价。科学合理的评价活动受到科学家欢迎，不合理的评价会受到抵制。
建立科学的评价制度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环境提出了要求。无论是科研项目，还是学术期刊用稿，都应该建立严格规范的同行匿名评审制度，这有利于形成一个开放竞争、公平合理、有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健康成长的良性环境。只有基于这样一个环境，评价的结果才有意义。
致谢：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管理局韦莉莉副研究员对该院科研评价情况的介绍，并对科研评价办法适用范围详细说明；感谢英国斯凯莱德大学克里斯塔尼教授(Professor Fabio Crestani,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帮助解除关于英国RAE的一些疑惑；感谢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金文京教授的热情接待，并对日本科研机构评价改革的状况进行介绍、提供重要的参考资料。
收稿日期：2007-08
注释：
(39)吴建华.与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长金文京教授的访谈记录.2006年11月28日.
(40)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Targeted Support for Creating World-standard Research and Education Bases (Centers of Excellence).http://www.jsps.go.jp/english/e-21 coe/dindex.html访问日期：2006-12-08.
(41)KOMIYAMA,Hiroshi.The 21st Century COE (Centers of Excellence) Program(东京大学COE).http://www.u-tokyo.ac.jp/coe/coe01_e.html(accessed on December 8,2007).
(42)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 External Report.December 2002.http://www.jsps.go.jp/English/abont_us/e.pdf(accessed on December 8,2007).
(43)Geuna A.,Martin B.R.University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Funding: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Minerva 2003(41):277-304.
(44)陈力丹.谈谈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估标准.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1):14-17.
(45)倪润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体系建立的困境与出路—当前研究现状的总结与思考.社会科学管理与评价，2004(2):42-49.
(46)党生翠.美国标准能成为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最高评价标准吗？—以SSCI为例.社会科学论坛，2005(4):62-72.
(47)吴丹青等.SSCI作为我国社会科学评价指标的若干思考.统计与决策，2005(5下)：36-38.
(48)褚超孚等.SSCI期刊学科分布对社会科学科研评价指标的影响.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3(11):19-22.
(49)韩新民，苏新宁.利用CSSCI对我国高等院校人文社科研究状况的分析.中国图书馆学报，2001(4):19-72.
(50)姜春林.CSSCI与科学学类源期刊学术影响力初步分析.情报学报，2002(8):476-480.
(51)安璐.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竞争力评价.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论文，2004.5.
(52)娄策群.社会科学评价的文献计量理论与方法.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38.
(53)黄长著.国外人文社会科学管理及政策的若干问题.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4(4):74-80.
(54)W.Glanzel.A Bibliometric approach to social science.National research performances in 6 selected social science areas,1990-1992.Scientometrics(35),1996(3):291-307.
(55)Peter Ingwersen.The international visibility and citation impact of Scandinavian research articles in selected Social Science fields:The decay of a myth.Scientometrics,Vol.49 2000(1):39-61.
(56)Anthony F J van Rann.Assessment of social science:the use of advanced bibliometric methods as a necessary complement of peer review.Research Evaluation,1998(April):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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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C.Peter Timmer.Valu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and policy analysis.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Vol.79,NO.5,Proceedings Issue.(Dec.,1997),pp.1545-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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