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分析——以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多核论文,中卫论文,为例论文,集群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产业集群由于具备构成网络的三个基本要素——活动、资源与行为主体(Johnston,2004)[1],而被视为一种超越企业的网络组织(Powell et al.,1996[2]; Cordon和Mc Cann,2000[3])。社会网络分析也因此成为研究产业集群问题的一个视角。按照该视角秉承的观点,集群绩效可以由其内部企业之间基于市场交换或社会联结关系而形成的网络结构进行解释。以网络结构作为标准,产业集群可以被划分成中卫型和市场型两类(蔡宁和吴结兵,2002)[4]。在不同的文献中二者还分别被命名为轮轴式和马歇尔式(Markusen,1996)[5],以及大企业主导型和小企业主导型(朱允卫,2004)[6]。前者的网络结构是由众多中小企业围绕核心大企业进行产业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而形成的;后者的网络结构则是由市场地位平等的企业进行水平合作而形成的。两相对比,中卫型产业集群由于表现出更为显著的竞争优势而受到理论界的关注。 本文将中卫型产业集群按所包含的核心企业类别进一步细分为“单核式”与“多核式”两类,以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在概念界定的基础上,提炼其网络结构所具有的独特自身逻辑和显著特征,选取网络结构指标对这些特征进行测度,并以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绘制集群网络拓扑图,计算网络结构指标的取值,从而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实例分析。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在于其网络本质(李二玲和李小建,2007)[7]。因此,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中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和作用方式进行解析,可以从网络结构视角清楚地理解其成长或衰退的原因,为实现和提升生产协作、资源配置和知识创新等方面的竞争优势提供政策制定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与竞争优势 由于“具有中心结点”的网络结构,中卫型产业集群中企业的相互依赖性更强,集群网络的结构化程度更高(蔡宁和吴结兵,2002)[4],从而使生产协作、资源配置、知识创新和扩散更便利地进行。 在生产协作方面,核心企业的资源和位置优势使其对所在供应链形成一定的控制力(王凯,2009)[8],是集群网络的组织结构调整中心、信息交换中心、物流集散的调度中心以及文化中心(曹丽莉,2008)[9]。因此,有能力建构各种复杂的联结关系(Lorenzoni和Ornati,1988)[10],利用行政机制降低生产活动的协调成本(孟韬,2007)[11],使企业之间的关系更加长期而明确,通过相互协作实现资源的整合(蔡宁和吴结兵,2002)[4]。 在资源配置方面,核心企业与中小企业在资源优势方面的异质性(曹丽莉,2008)[9],使其能够为中小企业提供营销上的支持,通过企业之间的协作促进产业集群内部资源的共享(Nijdam和de Langen,2003)[12]。此外,核心企业的规模经济具有一定的外部性,特别是在集群公共产品的供给方面,即使那些不与核心企业交易的中小企业也可以享受与大企业集聚带来的好处。因此,由于结构和制度上的原因,中卫型产业集群可能有较好的收入分配(Markusen,1996)[5]。 在知识创新和扩散方面,核心企业通常扮演着两个重要的角色:一方面,核心企业是推动集群创新的发动机(Camuffo,2003)[13]。通过出众的技术资源和研发能力,紧跟国际产品、技术变动趋势,进行知识创新,提高了产业集群的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核心企业扮演着“技术守门人”的角色——作为连接产业集群与相关外部组织的“桥梁”,促进新知识进入并且比较容易地在集群网络中传播(Giuliani和Bell,2005)[14],从而实现集群生产系统的协同升级。 现有文献对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研究已经颇具规模,但在理论分析中,将所有的中卫型产业集群都归为同类,没有区别研究“只包含某一产业部门”和“包含不同产业部门”两类中卫型产业集群各自的网络结构特征。前一类中卫型产业集群因仅具有单类核心企业而在本文中被称为“单核式”‘相对应的后一类则因包含属于不同产业部门的多类核心企业而被称为“多核式”。 (二)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实例分析 除上述理论分析外,中外学者对一些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还进行了实例分析。Lipparini和Lomi(1999)[15]考察了意大利某地区的生物医药集群,认为集群网络结构能够对信息传递和集群绩效产生影响,其中大企业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基于对德国波茨坦地区由46个企业和9个机构(大学、媒体和银行等)组成的电影集群进行的网络结构分析,Krtke(2002)[16]指出一些大企业作为网络中心起到了领导组织作用。孟韬(2007)[11]对柳市低压电器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实例分析,认为其经历了从小企业主导型到大企业主导型的演化。目前,该集群网络以若干大企业或企业集团为中心,具有很大的结构性、异质性和层次性。这种网络结构正是产业集群获得迅速发展,取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原因。曹丽莉(2008)[9]对浙江平湖光机电集群的网络结构进行了实例分析,指出该产业集群是典型的中卫型,其网络结构的合理性保证了较强的创新升级能力。朱海燕和魏江(2009)[17]通过浙江大唐袜业集群的纵向比较分析,揭示了在知识密集型服务机构的影响下,其网络结构呈现出的演变趋势。韩玉刚等(2011)[18]通过网络结构分析发现,宁国市耐磨铸件集群是典型的大、中、小企业并存的中卫型产业集群。其内部中小企业的蓬勃发展,是核心企业发展过程中人才和成熟技术的一种就近扩散效应。吉敏等(2011)[19]对启东天汾电动工具集群的网络结构演化进行了追踪,认为在产业集群的快速成长期,整机生产企业积极吸引“卫星厂”在本地设厂,通过供应链的延伸促进了纵向关系的形成,并逐渐扩大了分工,提高了生产规模。邵云飞等(2013)[20]在对德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实例分析中指出,产业集群内一批较大规模的龙头企业是主要的外部创新资源获取力量,它们自身也拥有很高的产品设计、经营管理能力,是本地其他企业学习、模仿的主要对象。这样的网络结构对集群整体创新能力的提升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 在实例分析中,已有文献主要集中于低压电器、电机、电动工具和耐磨铸件等产业集群。这类产业集群的企业大都属于同一产业部门,产品系统集成度不高、技术含量水平较低、供应链较短。基于对它们的观察,可以归纳出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结点之间普遍关系比较稀疏,内部仅有一个或少数几个中心结点,中心结点之间互补性较弱,有时甚至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虽然也有文献将包含不同产业部门的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作为分析对象(邵云飞等,2013)[20],但在其研究中并未突出“多核式”这一特征。 社会网络分析包括自我中心网络和整体网络两个视角(Kilduff和Tsai,2003)[21]。其中,整体网络的研究重点在于考察网络的结构特征(刘军,2009[22];Provan et al.,2007[23]),即网络内部连接关系的分布状态(Burt,1982)[24]。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分析就属于整体网络分析。由于整体网络分析的数据不是单纯通过随机抽样获取的,所以针对某个研究对象的整体网络分析得到的结论往往不具有统计推断的意义(罗家德,2005)[25]。只能说当网络组织的内部关系具有相同模式时,可能具有不同程度的“共性”,而使得它们整体网络分析结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刘军,2009)[22]。而“单核式”与“多核式”显然代表了中卫型产业集群两种不同的网络结构,这使得已有的众多实例分析结论难以概念化。综上,本文拟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提炼,并选取相应的网络结构指标,应用于实例分析。 (三)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的测度 已有整体网络分析文献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医疗网络、战略联盟、企业集团、产业集群等各类型组织间网络。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往往根据各自的研究目的和数据可获性选取不同指标组合对整体网络的结构特征进行测度,如表1所示。这为本文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指标的选取和组合提供了借鉴。 由表1可见,测度整体网络结构特征的代表性指标主要包括中心性、密度、平均最短路径、核心边缘结构、凝聚子群、集聚系数等。其中:中心性用来说明网络关系分布的整体均衡性;密度用网络内部建立直接关系的数量来衡量结点之间行为与理念的传染性;平均最短路径反映了资金、人才等有形资源在网络结点间有效流转整合的成本大小、难易程度以及知识信息扩散、传播的深度与速度;核心边缘结构将网络结点划分至核心区与边缘区,用来衡量核心区对边缘区的扩散和带动作用;凝聚子群用来衡量网络内部是否具有小团体,以及相对于其他网络结点而言小团体内部的紧密性;集聚系数用来衡量物质资源以及信息、技术、知识等无形资源在网络中交流和协调的范围(Wasserman和Faust,1994)[43]。这些网络结构指标测度的内容各有侧重,任何单一指标都不能全面刻画出某类整体网络的全部结构特征。本文将根据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特征的分析,选取合适的网络结构指标对其进行测度。 三、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 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是指多个产业部门的核心企业共同主导下的中卫型产业集群。其内部包涵了多个产业部门,每个产业部门都具有自己的核心企业,并围绕这些核心企业衍生出一系列为之配套、服务的中小企业,核心企业之间则存在某种跨产业的经济和技术关联。因此,整个集群网络结构呈现出“多个中心—卫星”的网络形态,如图1所示,且表现出以下四个特征。 图1 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示意图 (一)多个中心结点 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首先具备所有中卫型产业集群的基本结构特征:以核心企业作为集群网络的中心结点。核心企业是各产业部门中专业化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对所属行业领域发展起主导作用的大型企业。它们一般仅保留最具竞争力的业务环节,如核心技术、关键制造环节、市场信息或品牌营销等,而把其他业务外包给更有效率和更专业的中小企业,进而在产业集群内部形成以供应链上下游互信和契约为基础的合作网络。由此可见,核心企业在各产业部门内均占据了控制性地位,是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中的创新者、调度者和治理者,而作为配套的各个中小企业则在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等方面对这些核心企业有着比较高的依赖程度。 (二)密集的网络关系 已有文献显示,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可能存在于任一产业部门,而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则存在于复杂产品制造业,包括大型交通设备制造业、航天工业、大型装备制造业和大型电信业(Hobday,1998)[44]。相对于传统的设备制造和机械加工业而言,这些行业是集各种学科最新成就于一体的新兴工业与新技术的综合体。例如,大型客机制造就涵盖了机械、电子、材料、冶金、仪器仪表、化工等几乎所有工业门类,并集成了数学、空气动力学、材料学、人机工程学、自动控制学、流体力学、管理学等上百种学科和七千多种技术(杨瑾和王娟茹,2011)[45]。因此,集群产品的零部件数量巨大,集成度高,制造和装配过程十分复杂。这样的产品特点需要多产业、多部门、多学科的共同协作,由此形成多功能、多目标、多维度的密集网络关系。 (三)基于产业部门的小团体 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囊括了不同产业部门,每一个产业部门内的供应链都围绕核心企业,将供应商、制造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最终用户连成一个整体。核心企业对整个链条具有一定的控制力,能够依靠其核心地位利用行政机制进行供应链治理,降低生产的协调成本,从而使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分工明确、联系紧密,合作深入到各个层面,比如生产资料的交易、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转移、人员的流动。与此同时,在供应链中处于水平关系的企业之间也存在着合作关系,虽然这些企业可能会存在原材料、劳动力以及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但也可能通过竞争冲突经常发生接触和联系,彼此熟悉,进而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体现在市场同创、培育和维护集群整体品牌,互通价格、供求等信息,联合向上下游企业施加压力,彼此开放非核心的一般性技术等方面)。因此,在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中,以供应链为纽带的同产业部门企业间要显现出比与其他企业更为密集的合作关系,表现出小团体的特征。 (四)中心结点间的关联 由于集群产品集成程度较高,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内各产业部门往往具有某种经济上的关联,表现为核心企业之间产品的相互配套和供需关系。此外,由于集群产品在研制和生产过程涉及多种知识和技术,各个产业部门之间还往往存在着技术上的关联,具体表现为核心企业之间的技术同源、工艺衔接以及技术创新交叉等方面。这意味着,核心企业不仅要在产业部门内部进行合作,还需要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进行跨供应链协调,使得整个产业集群内部的互动模式得到优化。各核心企业在对自身所在产业部门认可的基础上还会对其上下游产业产生认同感,进而从整个产业链的利益出发来联合制定和实施战略,共同主导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综合上述四个特征,多核式与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对比如表2所示。 四、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指标 基于上述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所具有的多个中心节点、密集的网络关系、基于产业部门的小团体、中心节点相互关联等特征,本文一一对应地选取了中心性、黏性、凝聚子群和核心边缘结构等网络结构指标用于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具体测度。 (一)中心性 针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具有多个中心结点这一网络结构特征,本文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指标进行评价。集群网络的中心性用“中心势”进行衡量,具体到某个结点在集群网络中的位置和重要性则采用“中心度”进行衡量。根据测量的内容不同,常用的中心度指标通常又分为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点度中心度测量的是与某结点直接相连的其他结点的个数,该值越大表明该结点越趋于网络的中心位置,则可能拥有的权力更大;中介中心度测量的是某结点处于其他点对最短路径上的数量,该值越大表明某个结点处于越多的其他结点联系的网络路径上,则该结点的网络位置越重要,对资源传递的控制能力越强;接近中心度测量的是某结点与网络中所有其他结点的最短路径距离之和,该值越小说明与其他结点的距离越近,与其他结点进行资源交流也就越容易,越不易受到其他结点的控制。本文认为,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将具有比较高的中心势,中心结点与其他结点的中心度指标将表现出明显的标准差。 (二)黏性 针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内部密切的合作关系这一网络结构特征,本文选取社会网络分析中的黏性指标进行评价。黏性指标通过网络密度和网络距离两个方面的计算值对合作关系的密切程度予以说明。网络密度是应用最广泛的描述网络结构的指标之一,用一个网络中结点间实际连线数占整个网络最大可能连线数的比例来衡量,取值范围为0到1之间。其值越高,说明各结点在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等方面可能更加趋同。网络距离是指网络结点间在图论或者矩阵意义上平均最短路径的长度,其值越低,说明网络内各类资源整合的效率越高。建立在这个网络距离基础上的凝聚力指数取值范围为0到1之间,其值越高则表明网络凝聚力好。本文认为,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将在网络密度与网络距离两个方面表现出明显的黏性。 (三)凝聚子群 针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各产业部门内部的紧密联系这一网络结构特征,本文选取社会网络分析中的凝聚子群进行评价。凝聚子群是一个群体中的行动者子集,在此集合中的行动者之间具有相对的、直接的、紧密的、经常的或积极的关系(Wasserman和Faust,1994)[43]。凝聚子群分析关注的是整体网络内部结构的细分,即其中有多少子集,各子集之间具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子集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特点等问题,其优点是可简化复杂的整体网络结构。本文认为,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由集群企业组成的小团体构成,这些小团体分别隶属于不同产业部门,小团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关系密度要明显高于内外部成员之间。 (四)核心边缘结构 针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中心结点相互关联这一网络结构特征,本文选取社会网络分析中的核心边缘结构进行评价。核心边缘理论最早是为了解释经济空间的结构演变模式(Friedmann,1966)[46]。该理论认为,核心和边缘是基本的经济结构要素,核心区是社会地域组织的一个次系统,能产生和吸引大量的革新;边缘区是另一个次系统,与核心区相互依存,其发展方向主要取决于核心区;核心区与边缘区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任义科等,2010)[47]。核心边缘理论提出后不断发展完善,近年来逐渐引入网络视角,用以探讨社会网络中核心边缘结构模型与方法(Boyd et al.,2006[48];Muniz和Carvajal,2006[49]; Bonacich,2007[50])。本文认为,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可根据结点的重要程度和彼此之间联系的紧密程度划分为核心区和边缘区两个部分。核心区内的结点具有较高的核心度①,由各产业部门的核心企业组成,这些企业在集群网络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且彼此相连,行为与整个产业集群的战略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 五、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分析 (一)样本选取 本文选取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作为网络结构分析的实例。该产业集群是以生产重大成套装备为特色的中国制造业重要基地,其装备制造业发展历史悠久、门类齐全(李凯和李世杰,2005)[52],目前具有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业等四个主导产业,生产出的主要产品如大型数控机床、石化设备、矿山设备、输变电设备、燃机装备和数字化装备占据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绝大部分市场份额。每个产业部门都以专业化生产装备制造产品的大型核心企业为主导,其他中小企业通过产品、服务配套等形式与核心企业进行合作,形成了由不同规模企业所组成的完整供应链。供应链之间存在着产业关联——以专用设备制造业为例,其与上游的通用设备制造业,横向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都存在大量的产品配套和关键技术的关联共享(李凯和李世杰,2004)[53]。由此可见,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属于典型的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 (二)数据搜集 为了真实反映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网络结构,本文首先按照我国行政区划中的规定对该产业集群的地理范围进行了限定(吴结兵,2006)[54]。由于实施难度,穷尽沈阳市范围内所有装备制造企业进行调研并不可行也不经济。因此在对样本集群企业选取时采用了重点企业抽样、滚雪球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首先根据沈阳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产业集群处编制的《2012年沈阳市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白皮书》提供的龙头企业名单确定样本核心企业,再请这些企业提供在沈阳当地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名录,并按5%的比例从中进行随机抽样以确定样本配套企业。这样就获得了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企业的样本名单。 对样本名单上的集群企业,采取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关系数据。本文中的网络关系界定为企业间的交易关系,这种交易关系可能是生产性质的,如购买原材料、半成品、设备等,也可能属于非生产性质,如购买技术、经营许可等(吴结兵和徐梦周,2008)[55]。在问卷开篇对交易关系进行详细列项说明后,采用名单识别法让被访企业在样本名单中挑选与自己有交易关系的企业。 问卷调查于2013年5月至2013年9月期间进行,共计发放问卷102份,回收问卷92份。在回收的问卷中剔除了答卷者不是企业中层以上管理人员的7份,以及存在较多缺失的5份,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0份,有效回收率为78.43%。样本企业中,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18家(E1-E18)、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27家(E19-E45)、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11家(E46-E56)、电子信息业企业24家(E57-E80)。 (三)网络结构分析 本文根据获取的关系数据确定关系矩阵。为保证准确性,只有在样本企业相互选择时,关系矩阵的相应位置才编码为1;若单方面选择或双方回答均为否,则关系矩阵的相应位置编码为0。获取关系数据后通过UCINET软件生成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的拓扑图(见图2),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其进行网络结构分析。 图2 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拓扑图 1.中心性分析。表3列出了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的中心性分析结果。该网络的中介中心势(48.36%)和接近中心势(40.10%)表现出比较高的水平。这说明,有企业占据了集群网络的结构洞位置,产业集群中的资源和信息交流被控制在“少数人的手里”。点度中心势数值仅为19.41%,表明各个结点的度数分布比较均衡,核心企业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优势。这一点从标准化度数的标准差仅为4.135上也可以得到佐证。不仅如此,该集群网络的点度中心势还低于一些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如宁国耐磨铸件集群网络的中心势为29.73%(韩玉刚等,2011)[18],浙江轻纺集群网络的中心势为42.93%(池仁勇,2005)[32]。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在样本选取过程中,只按5%的比例来抽取各核心企业在本地频繁往来的配套企业,所以核心企业与配套企业的点度差距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二是由于该产业集群“多核”的特点,各产业部门都有核心企业存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了度分布的不均衡性,单个核心企业控制整个集群网络的权力被分散。 表3还列明了各类中心度排名前十的企业,它们大多是《2012年沈阳市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白皮书》列明的龙头企业,包括通用设备制造业的E1(沈阳机床集团)、E3(沈阳三重机械有限公司)、E4(沈阳恩斯克精密机器有限公司);专用设备制造业的FA6(北方重工集团有限公司)、FA7(沈阳鼓风机集团);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E20(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有限公司)、E21(沈阳昊诚电器有限公司);电子信息业的E57(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E58(沈阳同方多媒体科技有限公司)、E60(沈阳新松机器人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这些企业成为当之无愧的集群网络中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控制整个产业集群内的资源流动。还有一些“龙头企业名单”之外的企业也表现出较强的中心性,比如E50(沈阳铸锻工业有限公司),该企业是沈阳市政府打造的铸造配套平台,产品客户涵盖了各个产业部门的核心企业。 2.黏性分析。(2002)[16]指出,全连通网络(即网络密度为1)是很难达到的,小而紧密的社会网络(比如10-15人网络)密度最多为0.4。此外,密度随网络规模增加而降低,还随关系内容而发生变化:亲情和友情网络密度要高于职业网络密度;人际网络密度要高于企业网络密度;传播网络密度要高于交易网络密度(比如区域企业之间的商业关系)。波兹坦电影集群企业交易网络的密度为0.16,在企业网络中属于比较高的数值。表4中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的黏性分析结果却显示,该产业集群网络密度仅为0.0386。这一数值甚至低于柳市低压电器集群(孟韬,2007)[11]、宁国市耐磨铸件集群(韩玉刚等,2011)[18]、浙江轻纺集群(池仁勇,2005)[32]等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密度。一个由80个结点组成的网络最大可能的关系数量是3160,而本文却仅观察到244个,可见许多结点之间没有建立关系。该产业集群的网络距离是3.388,这个距离上的凝聚力指数为0.340。这两个指标说明,从整体来看,网络结点间传递资源所经过的路径较长,网络对各结点行为模式等方面的影响效果是比较有限的。 3.凝聚子群分析。考察的角度不同,凝聚子群有不同的划分方法(Wasserman和Faust,1994)[43]。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生产活动主要依托供应链进行,上下游企业之间形成比其他集群企业之间关系更为紧密的小团体。本文样本企业来自于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业等四个产业部门,因此预测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内可分成4个小团体。在已知小团体数目的前提下,采用的UCINET软件中的FACTION程序进行凝聚子群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 由表5可见,分析所得到的凝聚子群基本体现了集群企业的产业部门:凝聚子群1主要由通用设备制造业企业构成,还包括了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北方重工集团及其配套企业;凝聚子群2完全是由电子信息业企业构成;凝聚子群3完全由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企业构成;凝聚子群4的组成比较复杂,由专用设备制造业的沈阳鼓风机集团及其配套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恩斯克精密机器有限公司及其配套企业以及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新东北电气集团有限公司及其配套企业构成。除专用设备制造业外,其他产业部门的集群企业都完全集中于或主要集中于某一凝聚子群。各凝聚子群内部及之间的关系密度如表6所示。 由表6可知,各凝聚子群内部密度均远远高于集群网络的平均密度0.038,凝聚子群之间的密度则全部低于这一平均密度,这意味着围绕各产业部门内部供应链进行的交易较多,而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则相对稀疏。凝聚子群3的内部密度相对较低,结合实地访谈结果可知,这主要是由于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配套企业生产的各种电器组件(如互感器、小变压器、高压开关、金属制品等)工艺比较简单,企业之间横向水平合作较少。凝聚子群1和4没有严格按照产业部门形成小团体,而是均由通用设备制造业与专用设备制造业企业共同组成,且内部密度都处于较高水平。结合实地访谈结果可知,这两个产业部门在技术上具有很强的关联度,知识共享程度很高,交易非常频繁(如北方重工集团与沈阳机床集团),已经打破了产业部门的限制。此外,由于专用设备制造业的两个核心企业——北方重工集团和沈阳鼓风机集团的最终产品适用领域不同,二者之间并无交易关系,因此被划分到1、4两个凝聚子群中。四个凝聚子群中只有1与2之间的密度接近于集群网络的密度水平,高于其他凝聚子群之间,这体现出电子信息业企业对机械制造产业升级所起到的支撑作用,符合沈阳作为国家级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示范区的战略定位。 4.核心边缘分析。经过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密度矩阵如表7所示。核心区成员共包括21家企业,占整个集群网络的25%,几乎全部为《2012年沈阳市产业集群发展规划白皮书》中的龙头企业;边缘区成员共59家企业,全部为配套企业。 由表7可见,在整个集群网络平均密度为0.0386的情况下,核心区集群企业间的关系密度达到了0.19,这说明核心企业之间的交往相对密集,它们形成了连接各个产业部门的“桥”,也从侧面解释了中介中心势和接近中心势取值比较高的原因。而边缘区集群企业间的关系密度只有0.004,说明配套企业之间的交往非常稀缺。核心区内部和边缘区内部的密度差异表明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网络中的核心边缘结构比较清晰。而核心区与边缘区之间的联结密度为0.061,略高于集群网络的平均密度,这说明核心企业发挥了一定的辐射作用,带动了整个产业集群的发展。 (四)网络结构分析结果及建议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表现出如下3个典型的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 1.存在多个中心结点。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每类产业部门中都拥有具备规模优势的大型核心制造企业。例如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沈阳机床集团,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北方重工集团、沈阳鼓风机集团,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的特变电工沈阳变压器集团,以及电子信息业的东软集团等等。这些核心企业分别在其周围吸聚了大批中小型配套企业,因此在集群网络中均处于重要位置,具有对资源和信息流动的控制能力,充当了连接各个产业部门的桥梁。 2.表现出以产业部门为基础的凝聚子群。沈阳的装备制造企业涵盖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以及电子信息业(李凯和李世杰,2005)[52]。这些产业部门内部均具有环环相扣的完整供应链,众多大、中、小企业按专业化分工的原则进行纵向合作,实现协作经营和协调运作,表现出更为紧密的“小团体”特征。 3.核心企业之间关联紧密,形成核心区。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内不同产业部门的核心企业之间存在着产品的配套,如北方重工集团、沈阳鼓风机集团对沈阳机床集团产品的需求,东软集团又为上述企业的信息化提供软硬件支持。除直接的产品供需关系之外,这些核心企业之间还表现出更为关键的联系—核心技术的关联,如工艺的衔接、技术同源以及技术的创新交叉(李凯和李世杰,2005)[52]。产品和技术的关联与相似性使跨产业部门的经济、技术合作成为核心企业的最优选择。通过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这些核心企业形成了集群网络中的核心区域。 上述网络结构特征是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获得迅速成长,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保证,使其不仅享有多个产业部门地理集聚所带来的资源配置优势,还享有核心企业主导下按供应链纵向组织生产的生产协作优势,以及因核心企业彼此搭桥建立异质性信息通道而带来的知识创新优势。然而,与此同时,本文也注意到作为典型的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该产业集群的网络黏性却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较低的网络黏性可能带来的后果包括削弱网络声誉机制对机会主义行为的抑制,并且因低网络连通性而影响资源配置和信息传递的效率。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出现这个现象的可能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表6的凝聚子群密度矩阵显示子群间的密度比较低,这说明产业部门之间的互动比较少。梁琦(2003)[56]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实证数据反映出:通用设备制造业居于装备制造业的中枢地位,具有强产业辐射力。而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内部产业部门之间互动的缺乏,则说明通用设备制造业的产业带动和技术辐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关注并着力发展这一产业,发挥其“杠杆作用”带动整个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发展,是下一步优化集群网络结构的工作重点。其次,表7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密度矩阵显示,该产业集群内合作主要存在于核心企业之间,配套企业之间合作很少(包括产业部门内的横向合作以及产业部门间的跨供应链合作)。这意味着,与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相比,该产业集群虽因包含众多产业部门而具有众多网络结点,但是结点之间的关系数量并没有因此表现出同样的增长。当结点大量增加,而关系增加有限时,集群网络的密度就会表现出较低的水平。因此,在配套企业之间建立合作关系也应该是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下一步建设的工作重点。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可以通过搭建信息平台、扶持科技服务中介、建立共性技术研发中心等方式,为产业集群中的配套企业搭建“桥梁”,使这些企业在技术研发、市场同创、集群品牌培育、互通信息等方面进行全面合作。 六、结论 本文以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提炼了其区别于单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和市场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研究认为,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呈现出下列特征:(1)包含多个具有完整供应链的产业部门,各产业部门的核心企业作为集群网络的中心结点,表现出相较于配套企业更高的点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和接近中心度,在生产协作、资源配置和知识创新等方面具有绝对的控制优势。(2)合作类型十分丰富,包括沿供应链的纵向合作、同一生产环节的水平合作、核心企业的跨链合作,这使集群网络表现出较高黏性,提高了网络资源整合的效率。(3)同一产业部门的集群企业结合成更为紧密的小团体,划分至相同的凝聚子群中,因此生产资源和知识在产业集群内并非随机和均匀扩散,而是主要在产业部门内部进行。(4)核心企业之间存在着产业关联,由于经济与技术等方面的跨供应链合作而形成集群网络的核心区,相互配合来共同主导产业集群的发展。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选取了对应的网络结构指标,并应用于对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网络结构分析之中。 以往文献主要对中卫型产业集群网络结构进行了理论探讨和实例分析,本文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将中卫型产业集群的子形态进一步细分为“多核式”与“单核式”,把结构复杂、结点丰富的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对象。这类产业集群主要存在于复杂装备制造业,其健康发展对国计民生具有重大意义。按照社会网络分析理论中的“网络结构观”,产业集群的绩效可以由其网络结构进行解释。因此,网络结构特征的提炼为进一步理解这类产业集群在生产协作、资源配置、知识创新等方面竞争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本文所提出的网络结构指标,也使对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定量评价具有可操作性。本文的研究结论还为实践中产业集群政策制定提供了网络视角的导向。如文中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的实例分析所示,基于网络结构分析结果,地方政府可对某一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在“供应链完善程度”、“核心企业的辐射能力”、“纵向、横向合作水平”以及“产业关联水平”等方面进行评价,进而根据不足制定针对性的政策,促进产业集群网络结构的优化,提升其竞争优势。 本文的研究主题仅局限于对多核式中卫型产业集群的网络结构特征进行分析。而这种网络结构特征与竞争优势之间的逻辑关系,随产业集群生命周期而呈现出的演变趋势,演变的内在机理等问题都需要未来更多的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来进行回答。 注释: ①核心度是“中心度”的一种,核心度较高的结点一定有较高的中心度,但反之,中心度高的结点之间可能没有关系,从而核心度较低(陈银飞,2011)[51]。中卫多核心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分析&以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_网络结构论文
中卫多核心产业集群网络结构分析&以沈阳装备制造业集群为例_网络结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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