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世纪末论文,中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7年年中，东南亚地区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继而引发了范围更大、程度更深的东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对东亚、东南亚有关国家和地区造成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一地区的经济受到了重创，进而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受这次危机的影响，再加之国内因素的共同作用，该地区惟一的发达国家——日本在经历了长期萧条和徘徊之后，刚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景气复苏又被打断，经济再次陷入了严重的衰退和萧条之中。与此同时，该地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虽然较为成功的避免了危机对本国经济的直接冲击，但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的外贸出口和外资引入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再加上国内经济原有的问题，国民经济同样也受到了较为严重的影响。面对着这样严峻的形势，中日两国政府在进行一系列努力尝试的过程中，都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期望藉此刺激内需，最终实现经济的增长。本文将在回顾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基础上，对中日积极财政政策进行比较分析，力求从中探求到有利于中国今后有效实施财政政策的借鉴之处。
一、20世纪末日本积极财政政策的回顾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证券、房地产市场交易的异常繁荣，虚拟经济部门的异常活跃，日本出现了“泡沫经济”的高腾。但众所周知，当这种虚拟经济部门的过度繁荣超出了实体经济部门所能承受的范围之际，“泡沫经济”的崩破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90年代初日本的事实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结论。
如上所述，日本的“泡沫经济”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崩溃了，日本经济从此陷入了长期的萧条和异常缓慢的复苏之中，日本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也一去不复返了。从1991年4月到1993年10月，日本经历了称之为“平成萧条”的经济衰退，其延续时间长达32个月。在衰退期结束后，日本经济又出现了长期的萧条和缓慢的复苏。据统计，从1991财政年度（简称年度，下同）到1995年度，日本GD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仅有0.6%，其萧条时间之长、复苏步伐之缓慢，在日本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
应当承认，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前期出现的长期的经济萧条是与政府经济政策滞后相关的。在最初面对泡沫经济的崩破时，日本政府和民间大多数人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思想准备，由过度的兴奋陷入了茫然不知所措的境地，或者说主观上不愿意承认曾经是那么优秀的日本经济“病”得如此严重，而希望这只是经济发展中一次暂时的景气波动，用不了多久，生产和经济就会从衰退中自律性的恢复过来，走向下一次的高涨与繁荣。基于以上原因，日本政府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基本没有采取什么实质性的举措，只是将上升了的公定利率水平又调了下来，希望藉此刺激社会投资和消费，促进经济复苏。但是，日本这次的确“病”得很重，国民经济各项指标并没有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表现出一丝一毫上升的迹象，只是一味的持续下跌，经济越陷越深。同时，由于经济的不景气，进口大幅度降低，随之国外要求日本开放市场、扩大内需、削减经常收支黑字的呼声再次高涨了起来。面对国内外的双重压力，日本政府也从最初无所作为的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那种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又一次派上了用场，被“闲置”了许久的扩张型财政政策又有了用武之地。
从1992年度到1995年度，日本政府一改80年代谨慎利用财政政策的态度，连续推出了数次经济对策，并且其规模是越来越大（详见表1）。在政府大规模财政支出的刺激之下，日本经济于1995年度和1996年度出现了较明显的增长。但此后由于桥本内阁断然提出了包括财政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大规模降低了政府支出，并计划提高消费税率，这就又使得脆弱的经济恢复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再加之1997年下半年发生的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迅速波及到了日本。在这种内外冲击之下，日本经济在1997年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衰退，该年度GDP出现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来时隔23年后首次出现的负增长(-0.7%)，1998年度更是出现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该年度GDP增长率仅为-1.8%。在面临经济严重危机的局面下，日本政府也不得不放弃了改革的计划，重新转向了积极的财政刺激，并且其规模更具扩张性。在这一系列的财政刺激之下，日本经济于1999年度实现了正增长，渡过了战后以来最困难的时期。
但是，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清醒的认识到，日本这种依靠大规模公共事业支出来维持的经济复苏以及经济景气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巨额的国债发行已经给财政和经济背上了极其沉重的包袱。1998年度以后国债发行规模更是连创新高，1998年度和1999年度国债发行额均突破了30万亿日元大关，分别达34万亿日元和37.51万亿日元，仅这两年度的国债发行量之和就约等于整个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债发行总额的65%左右，从而创下了日本财政史上的一项纪录。与1991年度相比，1999年度国债发行额增长了4.57倍，国债余额也翻了近一番，并且1999年度的国债依存度高达42.1%，国债费占一般会计支出的比重为24.2%，这就意味着该年度一般会计支出中有近一半的资金是通过发行国债借来的，而支出中又有近1/4用于了国债的还本付息。沉重的财政负担对经济的影响必将是长远而深刻的，这也是当前日本政府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
二、20世纪末中日积极财政政策比较
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认为，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既是把握财政政策宏观调控过程和方向的需要，也是检验财政政策宏观调控成效的标准。财政政策宏观目标在于调控宏观经济运行。就总体而言，一国在宏观经济方面大致存在四种类型的问题：一是社会经济生活是否安定；二是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如何；三是生产要素和劳动力的就业情况如何；四是国际收支是否保持平衡。对于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当前世界各国通常都是利用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而这四个宏观经济问题的解决，是保持一国经济稳定增长、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所在。中日两国政府1998年以来采取积极财政政策的目的无非也离不开这四个目标，但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政策措施以及实施效果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异同。
1.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背景的比较。自“泡沫经济”崩破之后，日本政府始终为不堪承受的财政赤字所困扰。尤其是从1992年起，为刺激景气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对策，使得本就严重的财政危机更为恶化。所以，当日本经济在1996年出现转机之际，当时的桥本内阁判定日本经济已走出萧条的阴影，步入了增长的轨道，于是做出了转变经济政策的决定，提出了包括财政结构改革在内的六大改革，试图从制度的变革上挽救日本。但事实上，日本经济当时的复苏主要是依赖于大规模的财政刺激，并非实现了自律性增长。此外，消费税率的提高对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抑制作用。所以政府为了实现财政状况的好转而采取的减支增收的政策对刚迈上恢复之路的日本经济可以说给予了当头一棒，日本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经济明显出现了恶化的趋势。就在国内经济出现恶化的同时，1997年下半年发生了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这场危机迅速波及到了日本。在内外夹击之下，日本经济重又陷入了困境之中。也就是以此为契机，日本又转而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力图扭转经济的颓势。也就是说，日本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由于经济政策失误导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实施的。
表1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经济对策
制定时间
事业规模（万亿日元）主要内容
1992.8 10.7 扩大公共投资，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问题，
促进民间投资
1993.4 13.2 同上
1993.9 6.15 完善社会基础设施，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问题
1994.2 15.25扩大公共投资，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问题，所
得税减税
1995.4 7阪神大地震的赈灾费、紧急防灾对策费，帮助中小
企业解决面临的问题
1995.9 14.2 扩大公共投资，帮助中小企业解决面临的问题
1997.122所得税减税
1998.4 16.65扩大公共投资，所得税减税
1998.1123.9 缓解惜贷，扩大公共投资，所得税、法人税减税等
1999.1118
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帮助中小型风险企业、金融体
系，增加就业等
资料来源：张舒英《从日本的实践看财政调节景气的局限性与副作用》，载于《世界经济》2000年第9期；
［日］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编《经济要览》（2001年版），第260～269页数据整理。
与日本相比，1998年中国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的背景既有相似的地方，又有不同之处。就国际经济环境而言，虽然影响的方式、程度不同，但两国都面临着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内的经济问题更加激化。但与日本不同的是，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的实现了“软着陆”，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些隐藏在深处的制约经济增长的矛盾也日益凸现。与此同时，1997年爆发了东南亚、东亚金融危机。在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面临经济增速减缓、社会有效需求不足、投资乏力和出口受阻的局面。在这种背景下，为了促进国内经济实现稳定、健康的增长，结合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情况，我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积极财政政策。
2.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措施的比较。就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而言，一般来说包括增加政府支出和减税两种。中日两国在这两种政策措施的选择上也存在有相似之处。
从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过程可以看出，日本政府历来偏好于选择增加政府支出，尤其是增加公共事业投资来刺激经济。如前文所述，从1998年开始，日本历届政府连续推出了一系列大规模、超大规模的经济对策，而在这些经济对策之中，公共事业投资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例如，在桥本内阁于1998年4月推出的总规模达16.65万亿日元的“综合经济对策”中，公共事业投资共计7.7万亿日元，相当于该对策总规模的46.2%，接近一半的水平；在小渊内阁于1999年11月推出的总规模达18万亿日元的“经济新生对策”中，公共事业投资又大约相当于7万亿日元。但事与愿违，巨额的公共事业投资并没能像人们期望的那样有效拉动民间需求，它对经济所产生的乘数效果越来越小，而它所产生的另一个后果——巨额的政府财政赤字和庞大的国债规模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确实越来越大。也正是基于此，小泉内阁自上台之日起就明确提出削减公共事业投资、控制国债发行规模，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也就转向了税收政策的调整。
从1998年开始，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也主要是通过增发国债扩大投资，而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当然，这是基于中国当时的税收状况和经济环境所做出的决定。就中国来看，现行税制结构制约着减税效应的发挥。一般来说，直接税（如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等）要比间接税（如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对税率的变动更为敏感，如果税收收入中直接税比重较大，则减税的效果发挥得较为迅速、明显。但目前中国的税收主体是间接税，直接税的比重较小。例如，2000年全国税收收入12581.51亿元，其中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三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就将近60%（数额为7280.14亿元），而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仅占18.45%（数额为2321.66亿元）。减免间接税，不仅刺激经济的效果不明显，而且会大量减少财政收入。此外，现阶段的经济和税收环境也不宜于实行减税。目前的市场机制还不健全，企业的投资和经营行为远没有走上规范化轨道，对减税信号的反应不灵敏。特别是长期以来通过各种越权和随意减免税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做法，仍有一定惯性，这一类做法客观上助长了各种偷税、骗税现象的发生，削弱了税收的杠杆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减税，不仅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且可能扰乱税收秩序，妨碍税收执法环境的形成与稳定。虽然中国没有通过大规模的减税来刺激需求，但在积极财政政策实施中仍然充分注意发挥了税收的调节作用，及时、适当的运用了税收政策，并起到了良好的效果。
3.中日积极财政政策实施效果的比较。1998年以来，中日两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主要都是依靠增加政府财政支出，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在这里，我们主要就政府支出增加对经济的刺激效果进行比较分析。
表2 1994～2001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边际消费倾向
注：*为人均年生活费收入。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2年）数据整理
总的来说，两国通过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都达到了稳定经济的目的。经过1997和1998连续两个年度GDP的负增长之后，在积极财政政策的刺激下，日本经济终于在1999年度实现了正增长，尽管增长的幅度不大，但终归是暂时摆脱了经济衰退的阴影，渡过了“最黑暗的时期”。同样，中国政府合理运用积极财政政策，不仅成功地拉动了经济增长，而且为我国经济的中长期持续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还应清醒的认识到，通过增加政府财政支出来刺激经济的效果越来越不明显，也就是说公共支出对经济的投资乘数越来越小。按照凯恩斯的学说，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方式之一，是通过政府对公共工程的投资支出，引起一个投资增量；由于投资要用于购买投资品和劳务，从而会增加产品和劳务供给者的收入。这些人将所获收入，一部分用于储蓄，一部分用于次级消费。消费也会购买产品和劳务，这又会增加其他人的收入。这些人又会进行新一轮消费和储蓄，如此循环下去，形成的需求将数倍于初始的投资增量。这个倍数被称为投资乘数。
日本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府公共事业投资乘数随着时间的推移是逐步递减的。据日本经济企划厅的推算，1951～1971年间公共事业投资乘数为2.27，1955～1965年间为1.75，1966～1982年间为1.47，1983～1992年间为1.32。另据计算，1995～1997年间日本公共事业投资乘数下降为0.76，1998～1999年间更是进一步降到了0.54。
与日本相似，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都很大（见表2）。但是，大规模的财政投资扩张并未带来预期的效果，社会需求仍显不足，民间投资乏力，国民经济增速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投资乘数较小，甚至变小。根据凯恩斯的投资乘数公式，投资乘数k=1/(1-b)，其中b为边际消费倾向，即增加的单位收入中用于消费的部分。由投资乘数公式可知，乘数的大小和边际消费倾向成正比例变动关系，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则乘数越大；反之，边际消费倾向越小，则乘数越小。在中国，90年代中期以来边际消费倾向一直处于不稳定的态势之中，但总体来说数值已经较90年代中期以前大为降低，这无疑会削弱政府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需求的引致作用。而引起中国民间消费降低的原因，除了凯恩斯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们的对未来收入预期不稳和支出预算增大，以及现实收入差距拉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当然，除了上述原因，中国公共支出投资乘数降低还包括其他一些原因，例如国有企业改革尚处于关键时期，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企业投资能力有限；银行的信贷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企业利润率低下和银行风险防范意识的增强，导致银行存在“惜贷”现象；民间投资不够活跃等等。
三、借鉴与启示
1998年开始的积极财政政策，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但并未如预期效果那样理想，这其中有着一系列的现实原因。为了保证我国今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结合以上对中日积极财政政策的比较分析，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继续扩大有效需求，推动经济健康发展。经过艰苦努力，2000年以来我国经济出现了重大转机，投资、消费、出口需求出现了可喜的全面回升势头，国家财政收入也在这种好形势中保持了较快的增速。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积极的变化并不意味着我国经济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转折，特别是考虑到体制、制度和结构等方面所存在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并未完全化解，考虑到经济全球化特别是加入WTO后带给我们的冲击与挑战，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就更不能盲目乐观。事实上，迄今为止，我国还未充分形成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稳定因素和内在机制。因此，财政政策还是有其用武之地的。但考虑到持续的扩张性财政支出受到有限的财政收入刚性制约，而依靠国债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又受到国债规模风险的制约，因此，不宜长时期持续使用扩张性的赤字财政政策。
2.财政政策的实施手段要灵活。比如可以考虑减少直接的财政投资的手段，转而运用财政贴息、财政担保等手段，协调和吸纳社会资金，尤其民营企业参与社会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和房地产开发等领域。这样不仅有利于在公共投资领域内建立起竞争机制和风险约束机制，而且还有利于拓宽公共投资资金来源和提高项目本身的运作效率。此外，还应该加大对落后地区的开发力度。一般而言，落后地区人力资本和投资环境都较差，投资收益相对较低，经济萧条对其打击更为严重，经济复苏和启动难度更大。因此，政府必须真正加大对广大落后地区的财政支持，还应对落后地区实行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外资金到落后地区进行投资。只有这样，积极的财政政策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不是仅在某些局部地区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发挥效力。
3.注意税收政策的调整和完善，加快费税改革。其重要性和紧迫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切实减轻企业和农民的非税负担，以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为提高城乡市场主体的投资——消费能力奠定基础。特别是我国人口中的2/3居住在农村，农民理应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但非税负担大量侵吞和蚕食了农村和农民的有限收入，使得农民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购买力水平低下。由此可见，大力、从速推进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切实减轻农民和企业难以承受的非税负担，不仅是完善企业制度、规范市场竞争环境、保护企业积极性的紧迫需要，而且也是依法增加农民和企业可支配收入，促进城乡投资和消费需求，缓解通货紧缩压力的必要举措。其次，通过费税体制改革，大力整顿、规范和完善政府的收入机制，认真解决多年来各种行政性收费和预算外资金蚕食和挤占国家财政收入的积弊，为增强国家可支配财力，振兴国家财政，并在此基础上为提高财政政策的宏观调控能力提供必要条件。
4.以财政政策推进国有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完善。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既可以稳定社会，又可以增强居民消费心理，提高消费水平，扩大内需。国有企业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体力量，通过财政政策来推动其改革，使之尽快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参与市场竞争，提高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我国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贡献。最为困难的改革还属市场机制的完善，这关系到财政政策各项改革目标能否顺利实现，关系到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能否实现。应以有效的财政政策来推动我国市场机制的完善进程，以财政来弥补相关政策性缺口来协调相关部门的矛盾。
总之，要在当前大好形势下，积极推进改革向着更深、更广的范围内推进，以更加灵活有效的财政政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尽快建立，不断深入地促进我国的经济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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