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上海时期的文化蕴涵及生产方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蕴涵论文,生产方式论文,上海论文,新青年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85-04
1917年2月，陈独秀携带创办不到两年的《新青年》来到北京大学，开创了中国新文化及新文学的“文艺复兴”时代。从此，《新青年》就成为人们热衷探讨的对象。人们探究它反传统的社会语境及现代性文化资源，剖析它的同人分裂所隐喻的中国现代性冲突，颂扬它在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上无与伦比的地位与价值。但是，人们对《新青年》北京时期的如此热衷及专注，是否会遮掩它上海时期那段并不辉煌的初创历史？这种遮掩是否会导致人们对《新青年》认识的偏差？毕竟，《新青年》在上海时期与北京时期的不同阶段，蕴涵着不同的社会文化现象。比如，它最初命名为《青年杂志》的历史机缘及文化资源是什么？陈独秀创办这份刊物的原初宗旨是什么？还有，相对于《新青年》北京时期“一校一刊”的社会生产模式，《新青年》上海时期的社会生存策略是什么？这些研究可以呈现《新青年》上海时期所蕴涵的丰富的文化问题。
在《新青年》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常提及的是《新青年》的更名问题，而很少关注它创刊伊始的“命名”问题，即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这份杂志的刊名，以及它所隐喻的社会文化现象，至今没有引起研究者应有的重视。
众所周知，陈独秀1915年创办这份杂志比较仓促。1914年7月，他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去了日本，帮助章士钊编辑《甲寅》杂志。1915年初夏，他接到好友汪孟邹的来信，得知家中妻子病重、家计难以为继，便匆忙赶回上海料理家事。就在这次归国的船上，他萌生了创办杂志的愿望，“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摇篮——《青年》杂志”①。陈独秀回到家中便和汪孟邹商谈创办杂志之事，最后商定由上海群益书社出资，于1915年9月出刊，定名为《青年杂志》。抛开陈独秀创办杂志的动因不论，我们现在想知道的是，陈独秀为何选择“青年”作为杂志的刊名？据我们所知，在此之前的上海报界，以“青年”为刊名的杂志很少，以“少年”、“童子”、“学生”为刊名的反倒常见。那么，陈独秀使用它作为刊名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们知道，陈独秀是晚清时期一个激进的革命党人。他1902年春参加了留日学生团体“励志会”，回国后在安庆组织了“青年励志学社”，不久，又与张继、冯自由、苏曼殊等人组织“中国青年会”。十几年以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是否忆起往昔的革命激情，由此选取“青年”作为杂志的名称，我们现在无法得知。但是，在《青年杂志》刊行的第二年，上海青年会认为陈独秀的《青年杂志》和他们的刊物名称雷同，奉劝《青年杂志》及早更名。这一事件为我们认识《青年杂志》的“命名”因由，提供了一条思考的方向及途径。回顾近代出版史可知，上海1903年创刊的第一份以青少年为读者对象的杂志取名为《童子世界》，商务印书馆1911年发行、供青少年阅读的杂志名为《少年杂志》。即是说，在20世纪初，凡以“青年”为刊名的杂志多是基督教青年会的刊物。陈独秀以“青年”作为自己杂志的刊名，如果不是缘于他早年的革命激情记忆，就是对基督教青年会刊物的附会。
基督教青年会1840年代产生于英国，目标是改善资本主义社会青年人的精神状况。不久，法国、北美、澳大利亚、德国等仿效英国青年会，各自在本国成立了相同的青年组织，尤其是在北美，青年会的发展最迅速、影响也最大。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由美国传教士建立，1895年在天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城市青年会会所，1896年又在上海成立全国性的青年会机构——中国学塾基督幼教会，该会1912年定名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②。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主要从事教育、体育、宗教宣传、社会服务、童子事业、学生工作等事项，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进入20世纪以后，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的活动日趋本土化，更加关注中国的社会平等、劳工待遇、女子解放等社会问题，因此，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及青年学生产生很大思想影响。据统计，全国青年会、市会到1922年已达到40处，会员有53800人：各类学校中的青年会有200处，会员24100人。基督教青年会重视个人德育的修养，强调个人应该服务社会，担任青年会干事的余日章就指出：“中国积弱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道德的退化，若非从提倡道德改革人心着手，则一切救国的主张皆等于空谈。”③
陈独秀创办刊物之时，选择跟基督教青年会刊物相似刊名的主要动因，可能是迫于北洋军阀政府“报律”的压力。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袁世凯北洋政权的确立及对南方革命党人的压迫，北洋政府颁布实施的“报律”摈弃《临时约法》确立的“言论自由”原则，不断禁锢社会进步报刊的话语及生存空间。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事业一度发展迅速，新创办的报纸达500种左右，“但在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期间，北京的报纸减少到20种左右，上海减少到5种，汉口减少到2种。1913年后的两年，全国报纸的发行量也从4200万份减少到3900万份”④。面对北洋政府的压迫，当时有人主张报纸应该挂上“洋旗”，有人主张应把报纸迁到租界。可以说，利用外国租界逃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成为当时出版业的无奈选择。作为老革命党人的陈独秀，为避免政府报律的滋扰，利用外国教会刊物的名称来伪装自己的杂志，以图刊物能够长远存在，这应是《青年杂志》如此命名的现实考虑吧。
《青年杂志》对基督教会刊物的附会，揭示了现代知识分子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联系，隐喻基督教对中国现代性文化“发生”的历史影响。我们知道，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时指出，“本志之作，欲与青年诸君商榷所以修身立国之道”；他在揭起“义学革命”大旗时，又说：“吾苟偷庸懦之国民，畏革命如蛇蝎，故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义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总之，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的宗旨，就是希望启蒙个人“伦理的觉悟”，以实现民族国家的现代重建。这种“伦理革命”的思想方式，与基督教青年会的个人尽其所有、竭其所能为社会服务的道德主张，不仅具有极其相似性而且也相当普遍。李大钊就认为：“时至今日，术不能制，力亦弗胜，谋遏洪涛，昌学而已。”⑤胡适也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在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的基础。”⑥可见，当时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民族国家的重建，必须以个人伦理觉悟为前提。这种重视个体伦理的思想启蒙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文化色彩。
在五四知识分子中，陈独秀与基督教的文化关系可能最为密切。从1915年至1924年的10年间，他发表一系列评论基督教的文章，并因主张输入基督教而引起当时思想界的关注。他在1915年为《绛纱记》作序时，认为基督教不否定现世界，且主张神爱人类，在解释死亡与爱这两大生命问题时比佛教妥帖、易施。他1916年又指出，基督教比儒教有价值，其“信徒制行之清洁”为其他宗教无法相比。总之，陈独秀认为基督教是“爱的宗教”，其崇高的牺牲精神、伟大的宽恕精神、平等的博爱精神具有永恒的价值，即使人类崇尚的科学观念也不曾破坏它，而且将来也不能破坏它。因此，他主张中国应该推行基督教，说：“吾之社会，倘必需宗教，余虽非耶教徒，由良心判断之，敢曰推行耶教胜于崇奉孔子多矣。”不能否认，陈独秀在这时期也有过“非宗教”的言论，但他服膺基督教的教义而仅否定它的“教会”。
无论如何，陈独秀选择“青年”作为杂志刊名，并确立“伦理的觉悟”为办刊宗旨，其间蕴涵的基督教影响绝对不容忽视。然而，陈独秀没有把《青年杂志》办成基督教青年会性质的刊物，他所要宣传的是自由、平等等现代“人权”学说，以此对抗、颠覆近代盛行的民族国家主义观念。
上海草创阶段的《青年杂志》，常被人们视为性质定位模糊的刊物，不仅没有超越当时上海报刊的藩篱，而且没有显示“文艺复兴”的革新面貌。然而，陈独秀在更改《青年杂志》刊名时，没有废弃杂志原来的刊名，只是在“青年”前添加一个“新”字，以示与青年会刊物的区别。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现代新文化思潮在晚清后已纷纷涌入国内，到《青年杂志》更名的1916年9月，“新”所象征的外来现代性思潮，作为招徕读者的刊名似乎已失去广告性。那么，陈独秀仍然选择它又意味着什么？
1915年之前的陈独秀，最耀眼的社会角色是近代“革命党”。他从“民前”的反满到“民后”的“护国”，始终希望建立“共和制”国家。但是，辛亥革命成功后，随着袁世凯的专权及北洋政府的腐败，中国政治与社会道德呈现堕落趋势。此时，保守派迷恋于立宪，激进派热衷于革命，而陈独秀则转向了思想启蒙。在《青年杂志》更名的时候，陈独秀虽没有彻底脱离革命党人气质，但却拥有了不同于时代的新思想，这或许就隐喻在《青年杂志》更名的“新”字中。
我们知道，晚清革命以来民族国家主义成为近代文化主流。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把个体性的国民视为民族精神的承担者及象征。随着民国初年社会道德及国家政治的腐败，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开始质疑、批判国民道德及其文化传统。梁启超主张利用“家族主义”再造国民道德，以激发国民“集体团结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资产阶级革命者集中在《甲寅》周围，进行“民族国家”思想的社会宣传，相信“现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设根本就是——一个整体利益的问题，而整体目标的解决也就是个人的现实要求的达成”⑦。总之，民族国家主义成为晚清民初的思想潮流，人们把它视为个人必须效忠的历史对象。
陈独秀在日本协助编辑《甲寅》的时候，他就萌生了现代“人权”的新观念。他认为，国家应是保障人民权利的机关，人民热爱的应是能够保障个人权利与个人幸福的国家，并非仅是盲目的、愚昧的国家崇拜。陈独秀标举现代个人权利的观念，引起了当时读者的纷纷抗议，但得到《甲寅》主编章士钊的同情及支持。创办《青年杂志》后，陈独秀更加努力宣传这种新思想，并指出现代的科学观念、人权观念是它的两大组成部分。人们现在多把科学、民主看成《新青年》的两个思想革命旗帜，然而，陈独秀在《新青年》上海时期标举的“人权”，并不同于我们现代所认识的“民主”，它更多强调个人的本位主义，强调个人是所有社会存在及价值的前提。因此，《青年杂志》更换刊名后增添的“新”字，实质象征着陈独秀及中国现代文化的思想转型，即由晚清兴起的民族国家主义向现代个人主义的历史蜕变。
这时期，陈独秀强调的“人权”主要指人的自主权，即现代个人的自由权利及解放。他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说：“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成人以往，自非努力，悉享此权，无有差别。此纯粹个人主义之大精神也。”陈独秀转向个人主义，谋求个人权利的自由及解放，颠覆的不仅是晚清盛行的民族国家主义，而且波及中国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他在《敬告青年》一文中说，《青年杂志》希望“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由此，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关注妇女解放、青年修养、体育问题、孔教问题及文学问题等，实际上都隐喻陈独秀对现代个人“伦理的觉悟”的迫切渴望。它虽然给人留下混杂或刊物定位模糊的印象，但模糊的背后却蕴涵着清晰的、一致的文化追求，即对现代个人主义思潮兴起的历史渴求。
《新青年》上海时期的历史，蕴涵着基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性发生的历史关联，象征着民族国家主义向个人主义的历史蜕变，还沾染着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社会逻辑。与《新青年》北京时期“一校一刊”的社会生产模式不同，上海时期的《新青年》依靠的是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方式，这对刊物的宗旨及性质产生了某些遮蔽。
《新青年》诞生于上海，上海的商业文化是它生存的社会语境。1915年前后，上海发展成中国最大的通商口岸，拥有重要的出版社、先进的印刷设备和健全的发行网络。上海出版业的商业化，一方面聚集了许多文化生产者；另一方面使个人生计与出版物、商业市场联系得更加紧密。有学者指出，上海当时的报刊市场形成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仁杂志三足鼎立的局面。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基本属于同人刊物，它“凭借的是‘知识’(‘科学’、‘民主’思想等)资本，靠的是‘舆论’(‘打倒’、‘否定’、‘整体’解决的逆向思维等)的穿透力，走的是一条‘信息化’(‘国内大事记’、‘国外大事记’等)的路径”⑧，然而，它从第2卷起商业气息愈来愈浓，不仅以“陈独秀先生主撰”为标榜，而且以“且得当代名流之助”为招徕。这些商业性宣传，主要受杂志第1卷销售状况不佳之逼迫。杂志销售情况不理想，不仅给益群书局带来经济压力，而且危及杂志生存和陈独秀个人生活，终使《新青年》以商业化进行宣传，以便获得读者青睐与增加订数。
不仅如此，《新青年》迫于市场压力，还刻意向读者暗示它与《甲寅》的关系，借助《甲寅》的社会公信度进行宣传。《新青年》第2卷1号上登载来信说，“今幸大志出版，而前之爱读《甲寅》者，忽有久旱甘霖之快感，谓大志实代《甲寅》而作也”。该期还刊出“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军官学校叶挺”的来信，称赞陈独秀“足下孤诣，略见于《甲寅》，渴慕綦岁。呜呼！国之不亡，端在吾人一念之觉悟耳。足下创行《青年》杂志，首以提倡道德为旨，欲障此狂波，拯斯溺世，感甚感甚”。《新青年》第3卷3号又刊登“安徽省立第三中学校学生”的来信，说：“前秋桐先生之《甲寅》出版，仆尝购而读之，奉为圭臬，以为中华民国之言论界中当首屈一指，不谓仅出十册，……然不料续《甲寅》而起者，乃有先生之《新青年》。”这些或真实或虚拟的读者来信，传达着《新青年》乃“名刊之后”的信息，目的是为了招徕读者、推销杂志。
种种迹象表明，《新青年》虽属于同人性质的刊物，但无法摆脱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制约，迫使上海时期的《新青年》必须正视它的社会力量，必须依靠它而获得生存与发展。这种资本主义的社会压力，可能使陈独秀把杂志读者定位为都市知识青年阶层。众所周知，从清末废除科举到“五四”前夕，新学堂十几年培养出的新式知识分子数量已经相当可观。而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还无法提供足够的职业吸纳他们。从《新青年》通信栏中可以看出，当时有很多中小知识分子因经济条件不能继续深造，他们在竞争激烈的都市又面临巨大生存压力，心里充满着社会和人生的焦虑及绝望。这种焦虑状况使他们易受激进思想影响，作为老革命党的陈独秀自然能窥视到其中潜藏的历史力量，所以，凡是知识青年关注的新知识、社会现实问题，《新青年》都给予悉心解答，这不仅是对知识青年的社会关怀，而且是巩固读者市场的“营销”策略。
总之，《新青年》的上海时期，由于受资本主义文化逻辑的语境影响，不得不借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图生存，使《新青年》逐渐染上商业化刊物的气息，刊物的宗旨与性质变得有些暧昧，埋下了知识分子与商业文化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终使陈独秀割断与益群书局的关系，摆脱了书局对《新青年》编辑宗旨的束缚及干扰。《新青年》上海时期蕴涵着极为丰富的文化现象。我们从中既可以窥见北洋政府对报界的压迫，中国现代性发生与基督教文化的历史关系，又可从中发现陈独秀及中国现代文化思想的转型，以及都市资本主义对刊物生产方式及性质的影响。这些不仅形成《新青年》的“上海特征”，而且呈现了中国现代性文化产生所遭遇的诸多历史问题。
注释：
①朱洪：《陈独秀风雨人生》，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0页。
②参见左芙蓉《社会福音·社会服务与社会改造》，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44-62页。
③参见江文汉《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3页。
④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陈永明等译，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60页。
⑤《李大钊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2页。
⑥《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88页。
⑦李怡：《甲寅月刊：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思想先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3年第4期。
⑧张宝明：《从知识经济学的视角看〈新青年〉启蒙情怀的生成》，《中州学刊》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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