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制度建设与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提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维度论文,制度建设论文,中国社会论文,人学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制度研究已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
“制度”一词最早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是19世纪中叶的事情。英国学者斯宾塞首次将“制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引进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并在其《第一原理》中首次对制度问题做了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其实，在孔德提出和建立社会学之初，社会学就将“制度”作为其研究的中心问题之一。这是对因受当时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的冲击所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及由此产生的秩序问题的理论反应。[1]
真正将制度问题变成社会学研究主要对象的，是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他看来，社会学的对象既不是非历史的抽象个人，也不是一般的社会或抽象的人类概念，而是作为集体或“集团”现象的具体社会制度。基于这种认识，他为自己的研究所提出的主要问题是如何通过制度来建构社会团契(socialsolidarity)。这一传统不仅有助于马克斯·韦伯对资本主义与科层制关系的精彩分析最终奠立起来，而且为美国功能主义社会学派所发扬光大，它把社会学对制度问题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制度研究的另一个传统是马克思传统，这是常被忽视、却不该忽视的研究传统。我们知道，任何社会现象只有作为问题才能成为对象，而对以问题（或批判）眼光看待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说，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问题性使得制度现象一开始就成了他们关注的焦点。从这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才是制度研究的真正开创者，是制度理论的“精神接生术士”。这是包括凡勃伦和康芒斯在内的许多西方制度学派的学者们所无法否认的事实。与社会学家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专注于社会结构的稳定与社会秩序的形成不同，马克思及恩格斯的关注中心是社会制度的变迁及其动力。与西方现代学者、特别是新制度经济学派只关注制度的经济学方面和技术性方面不同，马克思所关注的是制度的“政治”方面以及作为制度基础的权力结构（人们以对“物”即生产资料的占有为中介所形成的统治——服从命令——服从关系结构）。
关于制度研究的各种理论，都在近期学术界活跃起来，成为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原因在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国家综合国力、居民的生活水平在最近20年里大为提高，社会主义制度获得了越来越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发端于中国社会的全面改革。那么，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它是对什么的改革？它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若离开了制度这条线索，恐怕难得要领。沿着这条思路和线索，我们发现，如何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社会制度的现代变迁和全面创新，是关系中国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的重大问题，是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应当面对且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我国近20年所进行的制度建设，不仅为我国今后的发展建立了或将会建立起良性的制度基础，也为学术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理论问题和内在动力，从而推动和刺激了人们对制度问题的理论探讨的深入和发展。在经济学领域，我国学术界加强了制度经济学研究，逐渐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产权及企业制度理论；在文化学方面，进行了制度文明（或制度文化）的研究，基本理清了中国社会的制度发展轨迹；在道德理论上提出制度伦理学的研究思路，在把制度研究引进哲学研究视野方面跨出了艰难的一步；在社会学领域，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制度变迁维度得到了较为深入的考察。
不过，我国学术界近年来对制度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误区和盲点，其中之一可归纳为“经济学化”：各学科对制度的理解主要来自制度经济学，对一切制度的分析方法大都局限在单纯的经济分析方法上，其核心点就是从经济人假设出发，对具体制度安排及其变迁做成本—收益分析。这就忽略了制度具有非经济、多方面的社会性质的特征，没有充分看到经济人假设的有限性，过分夸大了人的自利动机与个人利益的提高对社会效率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本文提出制度问题研究的人学研究维度，期望将制度问题的研究引向深入，并把它纳入哲学的视野和题域之中。
二、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提出
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提出，包含着两个方面：一是人学为什么要研究制度，二是制度的研究为什么应当有一个人学的维度。
先看人学为什么要研究制度问题。我们知道，人学是以关于人的哲学为指导，以关于人的科学为基础，对人的存在、本质和发展的理论化、系统化的研究，意在“构成一幅关于整体的人的完整图景”[2]。这就决定了人学的基本问题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既是关于人学理论的中心问题，也是社会理论的中心问题。”[3]人学对人的本质等问题的研究，应当深化到对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研究。
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是（自由）行动主体(agency/actor)之间互动的结构和过程。无论是社会结构或社会行为过程，都离不开制度的架构和规范。只要我们离开对个人内心世界的私人体验和纯粹反思性关照，就会面对一个自由行动者互动的社会，也就必然会涉入到一个将自由行动者耦合为社会的问题，或者社会结构对自由行动者的约束(regulative)和构造(constitutive)问题。对理论工作者而言，必须思考的是自由行动者如何有效地、合理地耦合为社会的问题，还必须思考制度在解决这一问题时应当起什么样的功用的问题。所以，人学必须有一个制度研究的维度。
从哲学史看，哲学家们关于人的本质的规定都内在有制度的方面。比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把人规定为“政治动物”，实质上就是从制度的视野去观察和认识人的本质，看到了人的政治性、社会性和制度性。再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在把人看成“环境的产物”的时候，也充分考虑到制度的因素，因为所谓“环境”，最重要的是社会环境，而构成人生存发展环境核心部分的是一个社会的制度。所以，当马克思说出“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的一致”的时候，就等于吹响了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号角；换句话说，不从制度的角度看问题，我们就难以理解马克思这句话的真谛。
那么，制度研究为什么可以而且必须有一个人学维度呢？最早对制度进行专题性研究的学科是社会学。不过，在社会学产生之前，作为社会学雏形的近代经济学就已不自觉地将制度当成自己的研究领域，构成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维度（即所谓“政治经济学”），其实质是制度的维度，它主要探讨经济领域中自由行动者互动（市场和交换）的规则和权力关系问题。（注：说近代经济学是社会学的“雏形”是基于：在社会学产生以前，经济学是对“社会”进行了最全面研究的社会科学。除此之外还有政治学、法学等，都在社会学产生之前就对社会进行了“社会学”研究。）马克思继承和发扬了这一优良传统，他从资本主义制度赖以存在的权力结构（资本—劳动之间的统治—服从关系）与现代生产力充分发挥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一角度，得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结论。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政治”／“制度”维度却为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借“科学”的名义逐渐抛弃，这一抛弃过程经历了三次“综合”：一是穆勒的“古典经济学”，二是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三是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经济体系。最后，制度问题被整合进新古典综合派的体系，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它把作为资本主义制度权力基础的私有制当成不言而喻的前提，只关注制度中的技术问题：即经济人如何通过创新制度来实现收益的最大化。而对制度所隐含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实质则努力加以掩饰，或者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
在西方世界向外扩张过程中，异质文化之间的撞击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文化扩张所需要，出现了近代文化科学（包括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志等）。文化学将制度看成人类文明或文化的组成部分，或者将制度看成一种文明形式，以探讨和揭示制度在人类社会文化传承和交流中的功能和作用机制。
总之，社会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以及法哲学研究制度的视角，所关注的都是制度对于社会稳定和社会发展所具有的功能问题。在此，“人”意味着“人口”或“理性人”，行动者意味着社会的“部件”（或者相反，人们把社会看成个人的“工具”）。在这种研究思路中，人的研究被边缘化为关注“生命”和“时间”的哲学、美学、宗教学、文学、音乐等传统人文学科的表达对象。这里形成了一个人与社会、自由与必然之间的“断裂”，并在后现代主义者那里达到了顶点。这就为我们的人学研究提出一个新的课题：在人在其中生存和发展的社会里，为了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制度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又如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就构成制度研究的人学维度。
三、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核心问题是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
所谓制度研究的人学维度，就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考察制度的本质和作用等问题。在韩庆祥教授看来，人的本质有四个层次，一是从人自身的内在要求看，人是具有多种需要的动物，主要包括生存、发展和享受的需要，享受和发展的需要是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即使在生存的需要方面，人与动物也有本质的不同；二是从人和动物关系的角度看，人的本质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即劳动；三是从人的本质的形成来看，人是其特定的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在人际互动和交往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社会关系层面上，人的本质所表现的是人的社会性；四是在特定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上，人的本身就是他的个性。[4]据此对制度作人学考察，相应地就有四个层次，相应于人的需要，应考察制度与人的需要的关系；相应于人的劳动本质和实践创造，应考察制度与能力的关系；相应于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应考察制度与秩序的关系；相应于人的自由个性，应考察制度与自由的关系。这四个方面的有机统一，构成了制度研究的人学维度。
我们认为，制度研究人学维度的核心是自由与秩序问题。因为，制度实质上是社会主体（即自由行动者）之间互动的规则体系。就此而言，人学对制度的研究，从静态的角度看，就是要理解、把握和解决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从动态的角度说，就是要说明自由行动者之间如何达成秩序的问题，也就是要阐明制度在自由行动者之间达成社会秩序过程中能够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发挥作用的问题。
通观近100多年来中外学者对制度的研究，我们发现，制度的中心问题实质上就是自由与秩序的关系问题。孔德之所以提出社会学，就是要解决从旧有封建秩序中解放出来、获得了自由的人，怎样才能在其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社会互动中形成社会秩序的问题。可以说，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是一切制度研究都会面临的一个二难(dilemma)问题，经济学把它表述为外部性问题（或效率与公平的矛盾问题）。在我国的改革过程中，它表现为“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难题。
不言而喻，自由已经不可逆转地成为现代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价值，构成人的存在的本体性“始基”。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人且只有人才具有主观能动性，或者可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说人是惟一的“能在”。在这一点上，人类已达成基本的共识，正如马克思所说，人类奋斗所争取的最高目标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即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不仅已经成为人类进步的一个基本标准和衡量尺度，而且构成社会发展最基本的动力。因为任何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技术的创新、科学的发现、生产力的发展，而这一切都是人的积极性、主动性、自主性、创造性充分发挥的结果，其人性论的基本根据就是人的自由。问题在于：自由是属于个人的，但属于个人的自由如果不在个人之间存在，它就只能是虚幻的。由此产生了个人自由的必要性与它就其自身而言的不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单纯的个人自由所能带出的只能是霍布斯所谓“人对人像狼一样”的世界，这是一个在逻辑上和现实中都不可能的世界。这就引出了社会秩序的问题。一个没有起码的社会公共秩序的世界无论从历史上或是从逻辑上都不可能存在。那么，秩序从何而来？西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等人认为秩序是自由或市场“自生自发”的结果。果真如此吗？单纯的市场或竞争能自生自发地产生出秩序吗？只要我们把目光稍微转向现实的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就会作出否定的回答。从理论上讲，就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也明白自由竞争达成社会秩序所具有的方法论假设意义，在一个存在外部性、垄断、交易费用、信息不完全和公共产品的现实世界里，仅靠自由的市场竞争本身是生长不出秩序、和平与公平的。这在现实中和逻辑上都存在着一个不当的巨大跨越。所幸的是人类自其产生时起就找到了联通自由与秩序的路径与桥梁，这就是制度。
问题当然还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秩序对自由的压制，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就存在的。马克思说过，人类社会的“规则和秩序，正好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社会固定的形式，因而是它相对地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单纯任意性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的停滞状态中，一种生产方式所以能够取得这个形式，只是由于它本身的反复的再产生。如果一种生产方式持续一个时期，那末，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5]。在此，秩序对社会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它是自由的条件，同时它又是社会停滞的原因，关键就是秩序所具有的内在的固定化倾向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压抑。因此对人类来说，没有起码自由的秩序同没有基本秩序的自由一样，本身也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通过什么来达至此种平衡？答案是良好的制度。
良好的制度从何而来？——来自自由与秩序的紧张，自由与秩序的张力构成了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动力。因为，所谓制度，简而言之就是“集体行动抑制、解放和扩张个体行动”[6]。个人行动的充分自由与社会（个人间人际互动）完美秩序的达成，都只是在制度的框架中才成为可能的。制度的一端联结着个人的自由，它是自由的可能条件，离开制度的自由只能是“单纯的偶然性”或“单纯的任意性”。正是制度使个人抽象地具有的自由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的机会空间，制度既为自由勾画出限制性边界，同时又为他（她）确立了他人不得干涉的自由空间，在其最严格形式下还用法律确定下来（在法律之下还有宗教、道德、习惯、风俗、传统等非正式的形式发挥着相似的功能）；制度的另一端联结着秩序，它从总体和宏观上以建立社会的秩序与和平为其存在的基本根据和追求目标，为此它必须维护基本的社会公平和正义，没有制度维护和保障的秩序对个人来说是不可依靠、不可预计的，同时它又从微观上为个人构建其内在的“心之秩序”即“爱之秩序”（马克斯·舍勒语）提供了基本保障。因为制度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是通过对人际自由边界的划定来进行的，何况任何外在的制度规则都只有被个人日常化地变成习惯性行动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四、关于制度的人学研究与中国的制度建设
中国20年来社会发展的经验表明：社会发展的条件是主体能动性的充分发挥（自由）和社会的基本稳定（秩序），为此必须进行制度的变革和创新。这正是我国改革成功的关键。这为理论提出的问题是：我国的改革作为“体制”(system)改革与制度建设（制度的变革和创新）是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制度有三个层次：基本社会制度（以宪法制度为代表）、具体的制度安排（涉及“如何”实现宪法制度的具体性制度安排）、规章制度（以纪律为代表，其目的是对个人进行“肉体”的“规训”（注：福科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指出：作为对个人进行规训的技术，纪律的发明与完善的目的在于“把单个力量组织起来，以期获得一种高效率的机制”。特别是以泰勒制为标志的现代管理技术的出现，作为规章制度的激烈成为“一种支配人体的技术”，其目的是要把人体“变得更顺从，或者因顺从而变得更有用”，福科对微观制度即纪律的研究是十分深刻的。）[7]）。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都主要是在具体的制度安排领域中进行的，对社会主义制度始终不渝地坚持，对具体的规章制度则放手让企业或地方去制定，国家和政府体改的范围和对象则是“体制”，其目的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建立与社会基本制度相适应的“运行机制”及相应的规则体系，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在给予行动者更大自由空间的同时，达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总结我国从建国后到改革前这段时期制度建设的经验教训，可以反证我国制度建设定位在体制改革上的正确性。“大跃进”的基本思路就是从共产主义理想出发，试图通过基本制度的不断“革命”，快速推进，以直抵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彼岸”。其基本教训是忘记了制度的基础是特定的权力结构（马克思所谓“统治——服从”关系或生产关系，韦伯所谓“命令——服从”结构），这一权力结构是客观的，它以客观的物质力量——生产力为基础。奠立在这一客观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制度就是上层建筑；脱离这一基础的制度在技术上和方法论上是可能的，这就是西方产权学派的制度安排或法律意义上的制度，但在事实上它不过是“本本上的法律”或制度。“大跃进”无视作为上层建筑的制度的客观权力基础，试图按照共产主义的理论构想，直接通过制度的推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实质上是从“本本上的制度”出发对社会实行制度化。从对“大跃进”的反思中我们可以得出有关制度建设的两点结论：(1)制度建设必须以特定的权力结构为客观基础，其任务是在这一权力结构基础上通过对制度运行机制的变革和创新，促进客观的权力关系结构化(structuration)、合理化、秩序化；(2)任何社会的制度都是形式合理化的规则体系，是特定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和法权关系，它既为得以奠立其上的权力结构服务，同时也致力于使制度规则体系形式化、普遍化，力图建立起使这一规则体系具有充分效力的运行机制，以便促进特定权力结构朝着有利于生产力和社会全面发展的方向变迁和重构。
我国社会的发展中心或发展取向，动态地确定了制度建设的目标：首先，确立行动者的自由资格，为行动者划定一个自由行动的空间，并使这一空间最大化；其次，创立自由行动者得以自由行动的基本秩序，为此就要创建基于实质合理性的形式合理化的规则体系及相应的运行机制；再次，自由与秩序是一种张力关系，制度建设的任务就是要设法使自由与秩序之间的张力，转化为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动力；最后，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创立中国特有的制度模式。制度建设的作用是巨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边界，制度并不能解决人的生存和人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一切问题。面对自由与秩序的矛盾，制度建设大有作为，但它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还必须有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等等作为它的补充。
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问题的困难性。与西方学者所面对的制度问题的相同之处是，我国社会面临着西方社会曾经面临过的制度变迁和制度重构过程。就此而言，西方有关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大量成果，都是我们可以大胆借鉴的材料。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社会处境和条件的特殊性以及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首先，中国制度建设有其特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前提和目标模式；其次，中国有几千年悠久文化传统作为其制度建设的文化前提，无论其优与劣、好与坏，都是我们所无法绕过、也不应该绕过的事实；第三，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及历史处境、国内及国际环境，在当今时代的世界中有其特殊的时空定位。这些特殊性使得中国绝对不可能直接套用西方理论来解决中国问题，也意味着在西方学术界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并不一定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学术界就是定论。中国制度建设所面对的问题就不像西方那样比较单纯地表现为从自由到秩序这一个主要方面，除此之外它还有一个从秩序到自由的问题。若要能够在面对这一两难问题困境时找到出困之路，我们就必须重新考虑西方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还必须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利用马克思的人学思想方法，对我们自己所面临的问题作出惟有我们自己才能作出的理解和研究。这对我们的确是巨大的挑战，但又确实是我国学术界所遭遇到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是需要也值得我们经过不断的摔打和磨炼去迎接和把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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