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比较：处境分析与方法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西论文,处境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8)11-0125-05
一、“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
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中西哲学比较可以分为“隐性比较”和“显性比较”两种基本类型。在西方哲学成为话语霸权的背景下，作为知识基础和价值底线的隐性中西哲学比较，中国哲学界都在用，从梁启超1902年第一篇介绍康德的批判哲学（他称之为“检点哲学”）并以佛教的概念、观念诠解康德开始，到1919年胡适用西方哲学的方法撰写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再到冯友兰早年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和晚年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一直到目前中国哲学界（狭义的，指专事于中国本土哲学研究）从业人员所普遍使用的话语形式、分析方法、结构叙事，乃至最底层的观念支撑，都属于中西哲学比较的范围。尽管如此，但是，大家未必都能自觉意识到自己已涉足中西哲学比较，有的学者搞了一辈子的中国哲学研究，但就是不知道自己所使用的方法、手段来源于西方哲学，因为他从来不去反省自己的研究方法和学术背景。而即使能够自觉意识到的，也未必都能坦坦荡荡地大胆承认自己所使用的研究方法、自己所依赖的学术背景属于中西比较范围。因为目前哲学界仍有一股很强大的势力在反对、排斥、拒绝乃至彻底否定中西哲学比较的可能与方向。
而所谓“显性比较”，财主要指能够明确把“中西哲学比较”当作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方向、学科建制或一种学术存在的一切努力。关于中西哲学的显性比较，早先是没人敢碰的，后来才逐渐有人去做。自西方哲学大规模进入中国的一百多年间，能够进行真正的中西哲学比较的学者，数量极为有限。随着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理解的加深，显性的中西哲学比较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在许多哲学人那里，显性的中西比较已作为正式的问题与课题被提上研究日程。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国内热衷于中西哲学比较的，往往是那些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中国学者，见之于专门论著的如张庆熊、张世英、张祥龙、王树人、叶秀山、邓晓芒、倪梁康、王庆节、李幼蒸、韩林合，其实更早的前辈也是这样，如金岳霖、贺麟、沈有鼎，他们的热情要远远高于只从事狭义中国本土哲学研究的学者们。个中原因可能在于，前者已经获得了一种异域的理论视野，在积累西方哲学知识、熟悉西方思想方法的基础之上，有能力、并渴望对自己的本土文化进行一种跳出中国看中国的超越性反思。
二、中西哲学比较的处境分析
中西哲学比较如果要作为一门特殊的学问方向，就必须被当作一种显形的比较，但它目前的存在境遇无疑是非常尴尬的。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
1.学科建制举步维艰
在中国现有教育和研究的体制结构中，中西哲学比较是没有身份、没有地位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所确立的哲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八个二级学科中，根本就没有“中西哲学比较”。所以，大学教育、研究机构的系所设置一般都不可能予以考虑。但这一情况近十年来稍有突破。1995年，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招生率先在“中国哲学”专业下设立“中西哲学比较”方向，尽管每年都有新的博士生毕业，但真正敢于做哲学比较研究方向选题的博士论文，寥寥无几，他们所涉及的内容大多仍在传统的中国哲学范围内。上海社会科学院先后于1994年、2005年出了两本哲学比较的论文集，并于2003年将“中西哲学比较”设立为特色学科。2004年武汉大学成立了“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心”，为校级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委员会于2005年才在“哲学”一级学科之下增列出“中西哲学比较”，作为九个二级学科中的一个条目。
2.话语转换困难
中国与西方（泛指欧洲与北美洲），属于不同语言区。一个是汉藏语系，一个是印欧语系。两大语系之间的翻译本身就存在着许多障碍与阻隔。汉语世界里的许多词汇和事物无法准确转译成印欧语系里的语言称谓，反之，西方哲学里的许多概念、习语也无法被准确地翻译成汉语文字。“哲学”概念原本就不是中国文化中的固有之物，而是来源于西学的，仅就“哲学”的翻译、学科的确立、内部思想观念的对应就足以在中国哲学界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大致开始于2001年，直至今天仍未完全结束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讨论已经说明中西哲学之间实现从语词、概念到思想观念层面的转换的巨大困惑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
即便同一个名词、概念，譬如，道、仁、礼、义、物、气、理、形、超越、超验、存在、是、本体、直觉之类，在中、西哲学各自的语境中，都各有不同的含义与内容。而在中、西两边不同的哲学家那里，在同一个哲学家的不同思想阶段，同一个概念的含义都有严重的分歧。如何在它们之间进行比较、沟通，显然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中、西哲学之间话语转换的难度丝毫不亚于中医与西医之间的结合与过渡。
现代化运动以来，伴随着船坚炮利和资本扩张，西方的思想、文化及价值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渗透、蔓延。今天，西方哲学已经处于绝对的话语霸权的态势。于是，对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直至思想观念，作为弱势民族和落后国家的我们，到底是毫不犹豫地拿来就用，即直接让西方文化覆盖本土传统，因而完全屈服，还是力挽狂澜、奋起抗争，坚持民族自己的文化呢？或者是兼及二者？自清末张之洞提出“中体西用”以来，到1980年代李泽厚的“西体中用”，中国人一直没有在理论上予以根本解决。其实，也不可能仅仅从理论上获得真正的解决，因为问题本身始终与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密切联系在一起。它绝不应该只是书生的一纸议论，而毋宁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一个涉及社会生存层面的大问题。
3.学术素养要求非常高
关于中西哲学比较的素质要求，曾有学者调侃地指出： “中国哲学需要学习一辈子，西方哲学也需要一辈子，第三辈子才可以搞比较。”尽管思想的创新并不完全等同于知识的机械积累，因为任何一个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都不是等到把所有的书都读完了之后才开始有所创造的，读死书的人永远都只能做知识的蚂蚁和奴隶，但这句话却从一个侧面强调了对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基本素质要求。从学术经历与思想旅程上看，中西哲学比较往往发生在哲学研究的最高、最后阶段，而不可能在哲学的入门处。换言之，只有当一个哲学工作者对哲学之为哲学有所感悟、有所领会之后，才有在不同哲学板块之间进行比较、交流的冲动和欲求，最终达到沟通、融合的思想境界。所以，对于一个哲学工作者来说，作为一种严格意义上的“中西哲学比较”，最早也得在博士后阶段出现，或者更晚的研究阶段，角色进入过早，其基础显然是不牢靠的！
尽管目前从西方哲学的路径进入中国哲学所形成的许多认识与理解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不乏严重的走样、跑调，但这应该是中国哲学再生过程中可以宽容、可以敉平的缺憾。“西而优则中”、“中而优则西”都是一种必然，只是目前许多从事狭义的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没有能够真正走出传统经学自身。而在真正的哲学家那里，儒、佛、道之间是无隔的，赫拉克里特、柏拉图、康德、海德格尔也应该是可以走到一起去的。当哲学的素养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显形的哲学比较总是不可避免的，中西交融、会通的问题肯定要拿到桌面上来。
4.哲学比较界内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
首先，哲学比较界相互之间的交流非常少，各有一套，自立山头，各搞各的，没有共同话语，对话难，沟通难，甚至还出现相互诋毁、互不买账的现象。缺乏前瞻性的、统揽全局性的宏观课题，也缺少学者相互之间的横向协作。这些都充分表现出哲学写作活动的个人性、特殊性与自由性。其次，哲学比较的问题域还没有获得展开，甚至也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特定地盘，作为学科建设所必要的普遍性问题、研究对象、学术方法、内容规定和路向指引，几乎没有被认真讨论过。最后，中西哲学比较的队伍散乱，无法统一集中，研究者多将哲学比较当成自己主业之外的一个副业，哲学比较方面的论作多属于从主业中衍生出来的次生产品，并且，也没有申报和形成一个全国性的专业学会组织，更不可能组织和开展定期、不定期的学术活动。
5.学界认同度很低
目前中国哲学界对于中西哲学比较的基本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第一种态度是，明确不承认，抵制与排斥中西哲学比较，认为哲学只有一个，不分中西，也不分古今，不能人为区分出一个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然后再去做生硬的比较。许多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都持这一种看法。第二种态度是，许多从事中国古代哲学和传统文化研究的学者干脆拒绝比较，甚至连“哲学”一词都不能提，因为它来源于西方，而主张直接回到中国古代的源头去，试图“汉话汉说”、“回到经学”、“回到思想史”。第三种态度认为，正因为哲学只有一个，所以中、西哲学才可以真正走到一起去，实现融合与会通。尽管有困难，但事情总得有人做，还是可以摸着石头过河的，走一步算一步，先比较起来再说，慢慢会通。第四种态度是，从来不愿意、也不敢打出中西哲学比较的旗号，但随时都在用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从事自己的本行研究，并从中获益。而对于明确的中西哲学比较，则不介入、不参与，不积极也不抨击，隔岸观火。第五种态度则从内心瞧不起中西哲学比较，认为这不是真正一流哲学家所做的事情。因为中西哲学比较的结果只能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两头靠不住，双方不沾边。搞出来的结果，在中国人眼里像西方哲学，在西方眼里像中国哲学，最终落得中国人不愿意看、西方人也不愿意看的可悲下场。作为学者，谁愿意把自己的一辈子都耗在这种不伦不类的学问上呢！
这五种态度，有时还相互交叉，叠加作用，共同限制着哲学比较研究的存活空间。目前学术期刊每年所发表的中西比较哲学文章，数量少得可怜，质量也令人担忧。许多期刊的编辑看到中西哲学比较方面的稿子，一扫标题，就立即给否定了。这深刻地反映出中西哲学比较学科目前所处的学术困境。目前中国哲学界不认同、更不赞许人们脱离历史与发生境域，横刀切割地去做思想与形上层面的研究，而似乎更欣赏和习惯于纵向的、谱系式的学问方式。两千年间形成的我注六经式的学术传统仍然显得非常深厚，学者们多善于替死人说话，而不会为活着的自己说话。
三、中西哲学比较的方法超越
清醒地了解中西哲学比较的困难处境之后，则应该面对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应该怎样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的问题了。然而，中西哲学比较也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也曾经历过挫折与失败，并由此逐步摸索出正确、可行的方法、渠道。比较本身就已经呈现为它自身发展的历史过程。
1.汲取人物配对、机械比附的教训
1980年代开始，中西哲学比较的基本套路往往是以中西之间人物与人物、流派与流派、断代与断代为中心的机械比对。所见论作中，将孔子与亚里士多德、孔子与苏格拉底、老子与赫拉克里特、康德与王阳明、朱熹与黑格尔、尼采与庄子、周易与康德、庄子与萨特、周易与怀特海进行比较的，大有人在。这种比较虽然具有一定的开创性功绩，但是，也时常充满错误和曲解，夹生的内容很多，许多著作文本于中、西哲学两边的学理都很成问题，隔膜太厚，所使用的概念范畴也没有作起码的清洗与约束，总体上看是很不成功的哲学比较研究。这种手法具有很强的机械性和人为拼接成分，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中西哲学比较的声誉，负面影响远大于收获成效，相对于今天的比较研究来说，只能提供反面教训，必须加以抛弃。
2.从追寻观念的发生背景入手、以厘清基本概念为出发点
哲学比较最为真切的基础应该建立在对产生哲学观念的时代、社会政治活动、经济背景正确了解之上，通过相关性研究而挖掘观念所赖以存在的历史因素与人文价值支撑，而不能孤零零地从观念到观念地进行比较，其实这也应该是研究哲学的基本方法与路径。哲学比较的首要关注点应该是中西哲学的发生土壤的异质性，唯有发现并尊重彼此之间的差异，交融之后的互补、共生才是可能的。
概念是哲学的细胞，没有概念就没有哲学。于是，基本概念不清楚，或者，基本概念的边际限制不严格，约束不规范，那么，哲学的机体就会散漫、松软而乏力。中西哲学的概念类型是不同的，中国古代思想家并不太关注于概念的清晰性，而总喜欢在具体的境遇中作具体的、描述性的交代。这便为与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的沟通带来一定的困难。所以，比较研究最终的希望便只能落在思想沟通的层面上。应该说，对已经使用的中西哲学概念进行清洗、厘清是一项很重要、也很艰苦的基础性工作，很微观、很细致，需要投入相当长的时间和大量的精力，值得有兴趣的学者竭尽心思去做。
3.倡导一种以思想为中心、以问题为进路的中西哲学比较
然而，纯粹从概念的进路去进行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注定是走不下去的，因为概念本身只是思想的外壳和元素。一个话语系统中的概念只能在另一话语系统中找到类似、相近的概念，而两者在本质上是不可能完全通约的。而仅仅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辩证法、历史观、道德学等大的层面进行哲学比较，仍属一种粗线条的研究，显得过于宽泛，因此也难免落入空洞无物的宏大叙事，而丧失哲学所必须具备的深度与穿透力。那么，哲学比较研究的根本出路只能是具体的思想内容和问题展开两方面。
尽管哲学的形态可以有多种多样，可以有中西分别，但不同哲学形态，最后所通达的境地却只有一个，即道。所以，哲学应该是一门通学，并不分南北东西。中国人、西方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思想与思想之间定可以走到一起，问题与问题之间定具有可比较性。这不仅是一种信念，而且更是一个事实，人类文明史不乏先例。哲学比较的任务就是要挖掘出掩盖在不同话语形态下可以交流、沟通的思想内容与问题域，通过生活理解与意义阐释，融入当下人群的生存状态。
4.后现代视野的获得
在强调思想、问题进路的哲学比较可以为中西哲学的交汇融合、不同文明之间彼此吸纳涵摄提供真实基础的前提下，中西哲学比较还必须获得一种后现代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现代层面，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是难以糅合在一起的，因为属于现代哲学的许多鲜明特征不可能在古代中国哲学身上有相应的发现。但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使得现代性一直处于被消解和突破的过程中。
尽管后现代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始终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但是，后现代思想的登台毕竟在客观上为中国传统哲学在后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获得新的生机开启了一条崭新的阐释维度。后现代哲学对普遍性、宏大叙事、认识论话语的突破，对生存论、存在问题的关注，对身体、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重视，对物的有机论解释，对基础主义、本质主义、逻格斯中心论的反叛，对本体论的消解，在总体方向上切近了中国哲学的问题域。尤其值得强调的是，20世纪以来，富有远见的西方思想家们已经对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与主客二分式思维日益淡漠，甚至已经到了非常厌倦的程度，纷纷批评其祸害弊端，而主动把目光投向东方，投向中国古代，尽管离真正吸收和消化中国的思想还很遥远。面对后现代，中国传统哲学何去何从？是固守天人合一的传统，拒绝西方的主体性原则与主客二分式思维？还是亦步亦趋地先走完西方现代哲学主客二分的道路，然后再走入后现代哲学？或者吸收、消化后现代的智慧？对这类问题的深入思考与准确回答关系着未来中国哲学的重构与创新。显然，经过一百多年西学东渐后的摩擦、冲撞，今天及未来的中国哲学既不可能重蹈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覆辙，也不可能死守中国固有的旧学典籍。中国哲学的未来必须走出两个低谷，即既要摆脱已经与时代发生断裂的中国传统经学危机，又要走出已经举步维艰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想困境。否则，中国哲学就难有新生的希望。
所以，我们似乎应该致力于通过后现代哲学的话语阐释，激活那些埋藏在古老典籍中的概念、范畴与思想命题，深挖义理，格出新知，引领它们进入哲学并回应后现代，从而彰显出传统智慧的精彩。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中国民族应该拥有接受、吸纳和消化全世界各种文化馈赠的气魄与能力。包括哲学人在内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当秉承这种海纳百川的气魄，并将之延伸进更为开阔的历史空间，只有这样才能无愧于我们的祖先。
5.以中国哲学的再生、本土化叙事为基本路向，为当下中国人提供生活指引
第一，中西哲学比较的切入点不应该仅局限于一种学术理论或一种学科建设，而应该直接融会于当下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不要总抱怨中国的现实既非西方社会，又远离纯粹的中国传统，你所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哲学从业者不应该只满足于对丰富社会生活的现象描述与平面化的诠释，而更应该从中提炼、总结出时代精神与主流的价值理念。
第二， 当代学者的一切学术努力都应该首先满足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生活、思想生活的需要。中西哲学比较并不为了凸显高下、优劣之分别，而毋宁始终关注并叩入国人的生命脉搏。
第三，哲学比较的手法可以是中立的、客观的，但其根本立场必须是中国的，为中国人服务，由理论的、学术的、平面化的比较进入人们现实的生存状态，增强问题意识。一切理论的最终归宿都应该回到当下中国。中国的学者必须具有担当意识，以理论的方式处理中国的事务，解决中国的问题。不可为比较而比较，或者沉醉于纯粹的比较。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中国思想家的理论创新，比较本身并不是目的，诠释只是过程性的方法，唯有文化创新、哲学再生、本土化叙事的完成才是我们的理想。中国传统的自我超越是当代中国学者不可推卸的文化使命。
第四，实现从静态的理论分析到动态的精神生成。哲学比较并不只是一种静态的现象描述或平面的学理分析，而应该与人群、民众同呼吸，与时代生活相终始，在实践中不断充实鲜活内容、不断呈现新的理论形式，所以便不可能是一劳永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