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探索：60年来中国发展观的历史演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观论文,中国论文,艰难论文,年来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0)02-0045-06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是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共同课题，更是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从空间上来看，发展既有其共性，也有个性。中国作为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发展实践不同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发展观也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从时间上来看，发展是历史的，发展观也是历史的，不同时期的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时代主题特征、面临的主要矛盾不同，发展观念就不同。新中国成立60年来，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几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不断探索发展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各自理论内涵、特征、风格的发展观。诚然，各时代领导人都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探寻中国发展问题的解决方案，本身自有割不断的内在联系性和继承性。但不能以此混淆它们的特质，如把毛泽东提出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与科学发展观讲的以人为本等同起来是不合适的，邓小平提出的“植树造林”思想与江泽民、胡锦涛等领导人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在看到继承之处的同时，也应注意到其中的发展和创新之处，两个方面讲全了，才能体现研究的科学性。”[1]鉴于此，本文尝试梳理归纳各时代领导人发展观的核心特征。
一、第一代领导人的跃进生产观
新中国成立后，赶超先进，摆脱落后，冲破封锁，反对干涉，富民强国，是新中国发展的主题。探求中国社会主义的快速发展之路，成为摆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面前的艰巨任务，直接影响和促成了第一代领导人的发展思路和发展战略。毛泽东多次向全党和全国发出“在大约几十年内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号召。1956年，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上的讲话中说，“美国建国只有一百八十年，它的钢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万吨，我们比它落后六十年。假如我们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应该赶过它。这是一种责任。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像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所以，超过美国，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我们对人类的贡献就不大。”[2](P89)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中，他更加具体地指出：“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是不是可以搞得快点多点，是不是可以用一种更多更快更好更省的办法建设社会主义。”[3](P117)毛主席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还制定和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此指导下，新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和比较高的发展速度。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莫里斯认为，中国在物质资源最贫乏的基础上，在充满敌意的国际环境中和极少外援的情况下，在1/4世纪的时间内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主要的工业大国；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舞台上主要后起之秀的工业化过程中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4]
但这一时期中国在发展实践与理论上的失误和教训也是十分深刻的。在“大跃进”发展战略的指导下，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超英赶美”，“一天等于20年”，“全民炼钢”、“大干快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农业大办水利，工业大办钢铁……发展远离实际，“大跃进”式的发展遭到惨败。毛泽东转而重提阶级斗争，使生产斗争让位于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当作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种阶级斗争动力论导致极“左”思潮盛行，以阶级斗争为纲，不顾经济规律，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试图以革命为手段和基础来解决中国的生产发展问题。十年浩劫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在亚洲、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崛起之际错过了宝贵的发展时机。邓小平在1980年总结过去发展经验教训时曾说：“近三十年来，经过几次波折，始终没有把我们的工作着重点转到社会主义建设这方面来，所以，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得太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不快、不稳、不协调，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改善。”[5](P249)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由于缺乏经验和工作指导上的失误，没有能够形成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论”。[6]没有系统的、科学的发展理论并不是说没有发展理论，第一代领导人的发展思路可以概括为跃进生产观。毛泽东关注发展生产力，但在实践中却没有探索出发展生产力行之有效的办法，没有关注生产之外的分配、交换、消费等问题。这种跃进生产观“客观地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距离、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落后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以及低起点与高目标之间的落差，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初期探索的艰巨性与曲折性，饱含着开拓者的大无畏精神与超人的胆识。”[7]
二、第二代领导人的效率发展观
直到70年代末，发展才真正成为国家的根本任务和中心工作。邓小平首先在发展理论的特有含义上把“发展”这一术语引用到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来。[8]“邓小平理论是一种发展理论，即关于发展中国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理论。”[9]效率是邓小平发展观的关键词，是邓小平发展理论的中心概念。效率意味着大力发展、抓住机遇、提高速度、重视科技、尊重人才、消灭贫困……在改革开放起始时期，经过了“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苗”的十年浩劫，中国正处于“一穷二白三平均”的状态，大家不怕穷、不怕苦，就怕富、怕冒、怕资、怕修。效率才是当时发展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于是邓小平围绕着效率开始了他对中国发展之路的艰辛探索，形成了他富有开拓性的效率发展观。
1.“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发展总方针
邓小平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名言，他反复强调，“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发展是中国的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10](P265、3、219)发展也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5](P341)“最终说服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要靠我们的发展。”[10](P370、354、204)因此，发展是中国的头等大事、基本路线，“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这条路线是“中国的发展路线”。[10](P244、248、381)
2.先富带后富的发展路径
邓小平同志是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伟大的社会主义者，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10](P110-111)但在中国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如何实现这一进程？邓小平为此设计了通过“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方法路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0](P23、155)1977年到1978年，他先后14次阐述了应该从我国经济落后，发展不平衡的实际出发，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整个经济快速发展的设想。[10]在当时，根深蒂固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观念，极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邓小平提出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及合法经营先富起来，这一提法有力地冲击了旧的观念，有效地激发了社会活力。
3.台阶式跳跃的发展模式
什么是有效率的发展模式？“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在1992年南巡过程中，他对此更加确定，“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10](P368、377)他用“加速前进——跳上台阶——治理整顿——加速前进——上新台阶”的简明路线图，说明发展的非均质性、台阶式跳跃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否则当快不快，贻误时机，“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10](P376、377、369)事实证明，台阶式跳跃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腾飞的业绩。
4.速度就是效率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认为，发展要看机遇，要讲速度。不抓机遇，就会错失发展良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要是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10](P375)对于中国来说，大发展的机遇并不多。因此，必须做到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速度要保证。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只有保证发展速度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我们的社会主义才是“够格”的社会主义。“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10](P255)“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是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论断的进一步延伸说明，是从社会主义历史使命出发作出的一个在当时极富震撼力和针对性的论断。
邓小平破除了种种迷信和枷锁，从发展中社会主义落后大国的实际出发，在实践中进行了大胆探索，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发展的总体方针、具体路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构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邓小平的发展观非常强调发展效率，注重实效，讲求速度，看重结果，立足现实，强调“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5](P312)其突出的特点是现实主义，这与毛泽东发展思想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的效率发展观坚持把经济发展放在优先地位，发展不仅是硬道理，而且要有硬指标，要产生实实在在的效果，最终体现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增强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上。在发展策略上强调“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在发展政策上鼓励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在发展途径上，创造条件，实现台阶式跳跃发展，实现快速发展；在发展前景上，如果社会主义国家老是穷，是站不住脚的，效率决定前途和出路。这些都是他效率发展观的体现。效率发展观解决了中国当时最大的实际问题，让十几亿人口吃饱穿暖并开始致富，这是实践证明了的、正确的发展观。然而，随着中国最大的现实问题逐步得以解决，其他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有人说邓小平过分重视效率，忽视了公平；过分注重数量，忽视了质量；过分强调了经济，忽视了环境。这是以现在的眼光看待过去，以现实裁剪历史。发展观作为一种观念的存在，首先是以现实的存在为基础和根源的，有什么样的发展实践要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发展实践达到什么程度，发展观才能达到什么程度。每一个历史阶段有这个阶段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和思想倾向，这个阶段的发展观也就有其自身的特点、贡献和局限。邓小平的发展观是时代的产物，其内容是由那个时期要求解决的问题决定的。有人说如果从改革开放一开始中国就实行全面和谐、城乡协调、共同富裕、环境保护，就不会存在现在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了。这是一个没有意义的假设，那时的发展实践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理念，即使出现了这种超前的理念也是不符合当时实际的，也是要在实践中碰壁的，甚至会导致目前发展基础的丧失。
三、第三代领导人的创新发展观
20世纪90年代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开放进入与西方制度或国际体系短兵相接后的磨合时期，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对邓小平的发展观进行了调整和开拓。“创新”是江泽民发展观的核心关键词，研读江泽民的讲话和论述，可以发现“创新”是他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语。2000年10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结集出版了江泽民《论科学技术》一书，有关创新方面的论述，绝大部分收录其中。全书49篇文章中，几乎篇篇涉及创新，而直接出现“创新”这个概念的，据粗略统计就有37篇文章共351处。[12]在这本书中，江泽民先后12次反复强调“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这句话；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一书里“创新”这一字眼出现了343次，是他使用最多的概念；在十六大报告中又有95处提到“创新”。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创新对发展的作用、创新与发展的关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创新发展思想。
1.要创新发展思路
创新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成果，求得新发展的过程。因此，创新除了包括“新发明”、“新创造”外，还包括形成“新思路”、“新突破”。第三代领导人从中国发展中遇到的新问题出发，强调发展要有新思路、新突破，在发展结构上，注重协调发展，统筹区域发展；在发展方式上，提出要逐步从粗放型经济转变到集约型发展的道路上来，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发展内容上，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三个文明”一起抓；在发展目的上，把人当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在发展途径上，主张运用最新科技成果，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发展阶段上，提出要紧紧抓住21世纪头一二十年这一“重要战略机遇期”。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发展上的创新使中国不仅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站稳了脚跟，牢牢抓住了全球化带来的历史机遇，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意识到并开始纠正经济快速发展下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问题与矛盾，着手更新发展观念，调整发展思路，注重发展质量。
2.创新是发展的动力
江泽民认为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他把创新提高到国家强弱、民族兴衰、政党存亡的高度。“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世界在变化，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在前进，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在发展，迫切要求我们党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13]他在《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一文中详细论述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三大创新形式及其内涵。所谓理论创新，就是要使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分别从思想理论层面、生产关系层面、生产力层面论述了创新对发展的推动作用。理论创新是全部创新活动的灵魂和先导；体制创新是理论创新、科技创新的制度保证；科技创新是关键，最终解决发展问题还是要靠技术创新。
3.创新促进跨越式发展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应该更加重视运用最新技术成果，实现技术发展的跨越。”后来，他进一步指出“努力实现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跨越”，“能不能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主动、赢得优势的关键所在”。[14](P93)十六大报告更为明确地指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必须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推进关键技术创新和系统集成，实现技术跨越式发展。”江泽民的跨越式发展思路，就其本质而言，并没有否定邓小平台阶式发展，而是强调在新的条件和形势下实现科技水平更高、速度更快的高水平发展。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发展的根本症结在于经济发展不充分，而解决的途径在于加快发展，通过创新跨越发展是唯一可行选择和现实出路。
4.实施三大创新战略
江泽民的创新发展观具体落实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科教兴国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三大战略上。其一，可持续发展战略。江泽民明确指出环境与发展是正向关系，“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他多次强调创新就是要使发展从旧路子转到新路子上来。“我们既要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又要抓紧解决人口、资源、环境工作面临的突出问题，着眼于未来，确保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15](P461)其二，科教兴国战略。“科教兴国，坚持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及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昌盛。”江泽民把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落实于提高人的素质上。“各国之间的竞争，说到底，是人才的竞争，是民族创新能力的竞争。教育是培养人才和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础。”[15](P449)第三，西部大开发战略。东西地区差距不断扩大，越来越成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突出问题，不解决西部地区的发展，就不能很好解决当前全国范围的进一步发展。开发中西部，这是全国发展的一个大战略、大思路。江泽民明确指出：“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同时，必须不失时机地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否则“就会犯历史性错误”。[16]
综上所述，创新观点是江泽民发展理论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观点。从创新理论的提出到创新实践的开拓，从“发展才是硬道理”到“发展要有新思路”，从强调科技创新到重视理论创新、体制创新，从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到强调城乡共富、东西共富，从重视当代人的发展到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强调经济发展到重视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些都是江泽民创新发展观的标志性成果。有人认为毛泽东发展思想的关键词是革命，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关键词是改革，而江泽民发展观的关键词是创新。毛泽东十分强调革命斗争在推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事实证明这不是解决建国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方法；邓小平主张用改革的手段兴利除弊，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但当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旧的东西革除得差不多了，只有创造出新的东西才能进一步地激发释放发展的潜能。改革与创新都是指开拓性、创造性的思想或行为，但改革思想重在破旧、除弊，革除旧事物中非科学、不合理的东西；而创新思想重在首创，创立新生事物，用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四、新世纪新阶段中央领导集体的科学发展观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应了邓小平那句话，“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发展中涌现的各种问题日益突出。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把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理念正式概括为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是中国发展理论的最新成果，它刷新了一系列发展观念，是当代发展观的重大突破和创新。
1.重置发展目标
发展目标从单一到多元，由关注经济发展到关注政治发展、社会发展、文化发展、环境发展；由重量的变化到重质的改善，从只顾增长、贪大求快到统筹兼顾、又好又快；从关注发展的速度、规模、当下效应到强调发展的均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从关注发展结果到关注发展过程和发展方式；从关注物的发展到关注人的发展。
2.拓展发展内涵
科学发展观开阔了发展视野，拓展了发展内涵，将发展置于四个层面上：在个人层面，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国内层面，致力于社会和谐发展；在全球舞台，倡导世界共同繁荣普遍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坚持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国内与国际之间的和谐发展。
3.厘清发展思路
科学发展观站在对人类社会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注和世界各国能够永续发展的战略高度，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发展道路，引领人类走向科学发展、高效发展、节约发展、清洁发展、人文发展与和谐发展。
4.优化发展动力
以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把国内发展与全球发展的命运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和平发展道路，既利用好外部的有利条件，又发挥好我们自己的优势，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把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利用内资与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努力把国内改革发展和对外开放协调好、结合好。
科学发展观是全球化时代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长期实践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中得出的重要结论。新时期的发展理论与实践与以往相比，发展目标日益人文，发展内涵不断丰富，发展的动力不断增强，发展环境更加优化。这表明，建国60年来，中国的发展观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从表层到深层、从初级到高级、从朴素到科学的过程。
收稿日期：2010-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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