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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 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7）02—0101—05
本文所涉之北随园，乃清代直隶任丘诗人边连宝，他与同时的清代著名诗人袁枚号称南北两随园。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引《听松庐诗话》：“石农《题任丘边征君连宝诗集》云：‘一时南北两随园，各有澜从舌本翻。瀛海诗人工乐府，仓山仙吏富词源。’边随园固不为袁随园所掩也。”[1] 袁随园自然指袁枚，边随园即指边连宝，与袁枚有“南北两随园之目”[2]，“学者称北随园先生”[3]。可见，北随园在当时亦是北方诗家重镇。边连宝在清诗人中是名家，而非大家，其身后亦诗名不彰。但学术研究的价值与研究对象应是两回事，对边连宝及其诗歌的研究，有利于还原清诗史以本来面目，对于“史”的流程和清诗的完整景观是不可或缺的。以下尝试论之。
一、“高天厚地一诗囚”
边连宝，字赵珍，一作肇畛，号随园，晚号茗禅居士。直隶任丘（今河北任丘）人。生于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卒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历康、雍、干三世。
任丘边氏家族为当地的名门望族，自明以后“累代科第不断，故顺天乡试有‘无边不开榜’之谣”[4]。边连宝的祖上有官至户部者，曾祖曾任安庆太守，祖父边之铉曾任福州司马。父亲边汝元，“精音律，擅书画，诗以杜甫为宗，清苍雄健，与庞垲埒，又擅戏曲。着有《桂岩草堂诗集》及《傲妻儿》、《鞭督邮》杂剧”[5]。少随父宦游，十上棘闱而不售。年逾六旬，犹日率诸儿挑灯夜诵，寒暑不辍。他把自己一生没有实现的梦想，全部寄托在了儿辈的身上。边连宝十六岁时，边汝元卒。边汝元授书糊口，原本家境并不宽裕，边汝元既卒，情形可想而知。
这个家族的主要人物大都度过了读书、着书的生涯，并以科举作为谋取功名的途径。生长于这样的一个书香孝友，以科举为业的家族，而父亲却屡试不第，家境日益窘迫，边连宝想猎取功名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康熙五十八年（1719），边连宝补博士弟子员（生员）。在踏上了漫漫科举之路的开始，年轻的诗人仿佛看到了通天的大道，小有挫折亦并不挂怀，在《放歌行》中唱道“星河牢落青天高，长吟击节悲且豪。丈夫会应有变化，安得郁郁困蓬蒿”，大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气概。
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一个知识分子想做一番事业，即使是实现个人微小的理想与抱负，就不免踏入仕途，而科举又是进入官场的唯一门径。边连宝“初从事举子业，以古文为时文。学临川两大，又好桐城方望溪先生稿，目为国朝独出。有谓不利于科举者，辄斥之。既而屡踬场屋，持所守不少变。……尝言文道志而已。……故其率然有作，直吐胸中所欲言”[6]。正是这种倔强，导致他在乾隆九年（1744）放弃科举之前的十次应考和被举荐，皆无功而返。随着科举失败带来的沮丧，功名之心日减，归隐之志日增，而当年一闪而逝的豪情，再也没出现过。
在这期间，雍正十三年（1735）乙卯科试，边连宝受到学使钱陈群的赏识，拔之，贡成均。他“持其艺遍示在朝诸名公，声大震。廷试时，礼部尚书任兰枝与侍郎李祓司校阅，署第一，发视相贺”[7]。但次年，乾隆元年（1736）， “总督李卫荐应博学鸿辞，召试不中”[3]。戈涛《随园征士生传》说此次“为少司寇督畿学钱公陈群所举。既试放归”，则可能—是有钱陈群从中相助。
大概在乾隆九年（1744），边连宝在又一次乡试失败之后，自行结束了科举之路。戈涛《随园征士生传》说他“甲子后决然舍去，专力诗古文词”。可能与此同时，他也决定不再踏入仕途，不再抱涉足官场的念头。这种退缩有迫不得已的一面，他在《代书答芥舟》中自言：“昔者我下第，慷慨悲填胸。当筵情激切，泪下何淙淙。”可见他心中的痛苦与凄凉。但终老泉林的思想占了上风，主要原因还是主观上的决定，所以，几年后他又被荐举经学时，便毅然决然地放弃了。
乾隆十四年（1749），朝廷征经学之儒，钱陈群再举之。当时天下所举共三十九人，非笃老疾病不应这次荐举的独有边连宝一人。他的朋友戈涛“亦被荐，劝之行，且曰：‘君不尝应博学鸿词乎？”边连宝说：“然。博学鸿词，唐之科目，犹科举也。今特如汉伏胜、董仲舒者，吾乌可以斯未能信之学，矫诬干上以幸取哉？”[7] 这次的举荐与以往不同，实际上是给那些饱学之士而又科举不利的开方便之门。但此时的边连宝对功名已经看得很淡了。这次拒荐，“尝自言：‘……非恶富贵而逃之，自度不堪其劳耳。’其志趣高洁若此”[3]，因而给他带来了声誉，“天下士闻而高之”[6]。
钱陈群对边连宝诗文极为推重，乾隆十五年（1750）冬，钱陈群过任丘，感慨于边连宝拒荐经学，倍为惋惜，作《过任丘东边鸿博》诗云：
边生卧瀛海，相赏抵璠玙。好卖文园赋，曾怀光范书。雨中行旆湿，云外幽人居。执手终成阻，何因一起予。[6]
十二年后，钱陈群有《辛巳嘉平过任丘晤边肇畛征士赋有乌一篇为赠》，中有句云：“梦中携手三千里，月下来投十二年。鹤发尚书携旧履，鸡栖处士卧寒毡。”[8] 诗中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又可见钱陈群对边连宝贫寒境遇的同情。后钱陈群过河间，有寄怀边连宝、李中简、边继祖（系边连宝族侄）、戈涛、纪昀等七人的诗，云：“非予树桃李，此郡本芳菲。诸子骧皇路，边生隐少微。偶然成出处，终减受恩深。圣主怜衰病，劳人暂息归。一从叨祖席，且自赋初衣。镜识吟诗瘦，心知得道肥。”[6] 诗名为寄怀七人，实是为边连宝而作，有对他的安慰，更有对他的誉赏之词。
放弃仕途之前，诗人一边授馆糊口，一边忙于科举，此后则无意仕进，以授馆为业，自称“三家村里老教书”，专心致志地作一诗人了。
边连宝中年以后，自号茗禅居士。戈涛《随园征士生传》说他“少嗜酒，中年易为桑苎之好，因号茗禅居士。方四十，头童如髡，一日趺坐书斋中，闭目垂首。予自外窥之，兀如入定老僧。因叹息殆所谓宿根非邪”。蒋士铨《随园征士边君传》说他“随身一茶铛，晚号茗禅居士。空斋晏坐，宛然一老僧，然不好释氏书”[8]。古来倜傥不羁之士，晚年往往逃归禅宗。边连宝的《随园诗草》八卷之后附《禅家公案颂》一卷，卷首云：“冬夜岑寂无聊，因取《指月录》读之。”在他的诗中，参禅悟空的句子时有所见。可见他虽“不好释氏书”，而禅悦的境界则是他追求的。他的品茗也是为了寻禅，《梅蜇庵为余作〈茗禅图〉以长句酬之即题图上》诗云：“……茗中元（玄）味妙寻禅，定后神光化作水。”
乾隆十六年（1761），边连宝充任丘县桂岩书院山长兼摄志书馆事，撰修县志。对有司的提举，他颇为感激，《桂岩书院兼志书馆题壁》说能有微薄的廉俸，是“大尹应怜范叔寒”。而自己一生业儒，终于有了一点用武之地亦稍感满足。
边连宝任桂岩书院山长只两年，此后又开始四处飘泊的授馆生涯。范围据诗中所记，多在任丘境内及周边的雄县、献县等地。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六十七岁的边连宝来到新安（今河北安新）授馆。这次至第二年止，此后几年，他大概居家，再也没有出去。三十三年（1768），边连宝的九兄之子廷抡出守徐州。同年，至友戈涛因病去世，对边连宝刺激很大。第二年，作《哭芥舟十七首》。蒋士铨《随园征士边君传》说：“涛既死，君屏交游，惟与兄竹岩（九兄号）诗酒唱酬而已。”
边廷抡授两淮都转运使转官扬州后，乾隆三十六年（1771），九兄就养扬州，边连宝应兄侄之邀，于此年秋梢同九兄往游江南。时边连宝七十二岁，自谓“生平足迹未出千里之外……年逾古稀，老病侵寻，不谓翻作壮游也”。九兄七十五岁，两位古稀老人，“穷大江南北名胜，箯舆画舫中二老歌吟弗辍，旗亭僧壁传写殆遍”[8]。一年之中，边连宝所作诗集中存百五十余首，仅游平山堂就不下五次，可见他的兴奋之情。这次壮游，他和九兄“都为《南游埙篪集》一卷，一时传为佳话”[9]。边连宝之《南游埙篪集》一卷，当为其《随园诗草》之第八卷。
当时，蒋士铨主讲永安书院。他与边连宝同为钱陈群的门下士，又与边廷抡会试同年，两人一见而引为知己，并多有唱和。蒋士铨对边连宝的人品诗文甚为服膺，其《随园征士边君传》云：“君虽以韦布老，而文词斑然耀于世，安可谓之不幸哉。呜呼！”陶梁《国朝畿辅诗传》引《红豆树馆诗话》亦曰：“今《随园诗草》八卷，皆经心余太史甄定，而霁峰（边廷抡字）都转所刊行也。《忠雅堂集》中有用东坡《歧亭》韵与先生唱和诗。其《题随园无双谱诗后》七古一章，推服尤至。”[1]
这次壮游，边连宝已是龙钟老态，百病缠身，“裹帽防头冷，升车倩人扶。严霜点须鬓，一色总无殊”（《二十里铺早发》）。行前有诗云：“金焦真到手，便拟了浮生。”南游一载，归后便大病不起，前诗竟成谶语，又越一载，真的了了浮生。乾隆三十八年（1773）秋，卒，年七十四。归后一年中所作诗，集中收12首，并注为绝笔诗。这些诗或摅写情怀，或遥别亲朋，或述身后之情状，颇为凄惋，然于生死事又至为旷达。“（卒）前一夕，尚作诗，有‘衔杯直到盖棺后，搜句不忘属纩时’句。又口占寄别竹岩（九兄号）有‘百年终有限，一面已无期’句，逸情至性可概也。”[8]。北随园就这样吟诗一生，又在自己的吟唱声中走完了一生。边连宝的一生完全是诗人的一生。他是一个比较纯粹的诗人，诗于他既是人生的目的，又是手段。他的思想是正统的儒家思想。儒家最理想的人格境界是内圣外王，这种价值取向经过历史沉淀，泛化为普遍的社会心理，在文人士大夫中表现尤为突出。外王即谓“达则兼济天下”，内圣即谓“穷则独善其身”，后者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边连宝走的就是后一途径。而在这方面，诗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个事无营争得过，闲窗抱膝日长哦”（《论诗》之一），也是支持其生命的骨骼，《问君》云：
问君抵死欲何求，不盖棺时不肯休。暮咏朝吟真作病，行间字里总生愁。枯肠乍可逢稠粥，孱骨应难避老裘。七字符郎如我赠，高天厚地一诗囚。
“高天厚地一诗囚”是元好问评孟郊的一句诗，诗人以之自比。他的创作态度亦极其认真，几近于“苦吟”。这不仅从他的诗作本身可以看出，而且在诗中多次提及。《自笑》云：“一字未安芒在背，千篇已就雪盈头。”《对菊有感》云：“皇天不放苦吟身。”
诗人一生愁苦，《问君》诗云：“问君近日底支持，两字随缘可尽之。不得已时先去酒，未如何处且吟诗。”广而言之，诗人的整个一生也是这样支持过来的。
二、“清矫冷峭”之诗风
关于其清矫冷峭诗风，前人早有定评，如徐世昌《晚晴簃诗汇》称“随园诗以清矫胜”[9]（卷七十五），又称其“诗以冷峭为主”。清矫冷峭也确实是随园诗的总体风致。
从取材造境看，诗多作于秋冬，取萧条清寒之景，抒苦寂愁闷之情，造境严冷，是清矫冷峭诗风形成的主要原因。从节令气候看，诗人偏爱秋冬。他的诗中很少有花团锦簇的烂漫春色，夏天在他也多为霪霖苦热。而秋天之高旷，秋景之淡泊，秋月之清冷，秋木之萧瑟，秋水之澄碧，甚至冬天的凄枯孤寂，都成为诗人抑郁愁苦心境的寄托，于是无不可以入诗了。历来诗人多喜秋天，而且多悲秋之情结。万物凋零的死之征兆，常引发诗人的身世之感，使他们敏感而多痛苦，而痛苦又磨砺着那敏感的神经。对于诗人敏感而又纤细的心灵来说，痛苦并不是奢侈品，而唯有痛苦，才能深化诗情，净化心灵。边连宝自己也说“诗思逢秋健”（《诗思》）。
一个诗人有没有独特的风格，或说是否能自成一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否建立了自己独特的意象群。从意象看，随园诗的自然意象多萧瑟孤清，多冷色调，少暖色调，像“疏星淡月”、“孤村灯影”、“败叶”、“秋蝉”、“寒蛩”等等，以助成清冷苦寒的意境。这一方面可能是从孟郊、贾岛等人之诗悟来，更主要的是这些意象最契合于诗人的内心。
诗中多有句子写清冷之景。如：
夕露候蛩吟砌晚，斜阳秋草闭门深。（《初秋咏怀》）
川摇秋练白，鸦点暮痕青。（《年华》）
啼鸟哑哑催病叟，新月胧胧挂寒村。（《日落》）
孤灯昏挂壁，斜月冷侵门。（《冬夜》）
风传凉笛惊秋梦，月散高槐踏夜冰。（《新秋夜起》）
半明半灭壁灯暗，乍断乍续檐蛩吟。（《秋夜苦雨》）
鼠黠欺灯晕，鸡寒惊月芒。（《冬夜》）
诗句中的形容词如深、白、青、昏、冷、暗、寒；名词性复合词如夕露候蛩、斜阳秋草、寒村、孤灯、斜月、凉笛、夜冰等意象组合在一起，相互映照，便营造出清寒冷峭的意境。诗人造清寒冷峭之境，是为了抒发寂寞愁苦的心怀。境生情，情寓于境。
生活意象及所造之境亦是如此，凄冷悲凉，而更加了些苦寒的味道。如《饮酒》：
垒块殊难遣，樽罍强自宽。戟喉村酒辣，沁齿老齑酸。鸳瓦霜应遍，泥炉火亦寒。杜陵邀酹汝，吾道果艰难。
诗人借酒以自宽，但劣质的村酒辛辣刺喉，久渍的咸菜酸透牙齿，屋外霜落遍瓦，屋内微弱的炉火挡不住寒气。“辣酒”、“酸齑”、“瓦霜”、“寒炉”，几个意象，有触觉，有味觉，都给人强烈的不舒适感。贫寒凄冷的境地令人不寒而栗，难怪诗人不禁想起了有过同样经历的杜甫。又如《头衔》所道：“粟起寒肌思薄酒，棱生布被欠无盐。”
诗人爱静，爱冷，爱黄昏，爱深夜，爱冬秋。黄昏深夜是静的，冬秋的黄昏深夜则既冷又静，故诗人写冬秋黄昏深夜的诗甚多，仅就以其冠题的诗即不可胜数，如《冬夜》、《暮冬》、《秋晚》等等，试看《秋夜》：
人寂扉初掩，钟鸣市不哗。西风吹老屋，秋梦入黄花。霜损全干叶，枝摇欲睡鸭。参旗与斗柄，约略已横斜。
这些诗的意象和境界是如此典型而色调统一，几乎使人怀疑诗人并不是在写身边景，身旁物，而是采用缘情布景的表现手法，是在为情造境。其实不然，正如刘勰所说的“物以情观”[10]，王国维亦云：“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11] 是心理机制决定了审美投射。春花秋月，夏风冬雪，良辰美景四时各具，并不是物皆清冷，而是诗人的内心情感决定了进入他审美视野的景物。边连宝愁苦的心境，使他多对清寒孤冷的景物心领神会。他的一组咏物的“古字”诗最能体现这一点，包括《古书》、《古剑》、《古琴》、《古鼎》、《古碑》、《古寺》、《古树》，都写得古冷。这种取材造境，决定了他清矫冷峭诗风的形成。
诗风的形成与诗歌所表现的题材内容和诗人的个性才情不可分。题材具有决定诗人情感类型的作用，而诗人的个性才情又影响着他对题材的选择，徐祯卿在《谈艺录》中说：“行旅迢遥，辛苦各异；遨游晤赏，哀乐难常；孤孽怨思，达人齐物；忠臣幽愤，贫士郁伊。此诗家之错变，而规格之纵横也。”诗人自己亦云：“人言穷极乃工诗，此理于今信不疑。纨绔原非风雅料，勋名但作鼎钟资。孤臣孽子怀君父，思妇劳人念别离。约略都从穷里得，千秋一刻更奚辞。”（《论诗》之三）随园诗清矫冷峭诗风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诗人一生郁郁，贫寒愁苦的生活境遇无疑是首要因素。诗人曾在《秋夜起》诗中云：“新诗饶有寒酸气。”对于自己的穷愁酸涩之音，诗人有自己的解释。诗人常以孟郊自比，如《读东野诗》云：“人皆病苦涩，我颐独为朵。其味美于回，诵如咀谏果。郊寒而岛瘦，故与时相左，寒瘦厌不为，肥热亦云伙。”诗中自注苏东坡读东野诗云：“奈何将两耳，听此寒虫号。”诗人颇不以为然，说“幽幽鸣秋虫，正以寒入妙。我笑苏子瞻，两耳无聪窍。”（同上）《秋日杂诗》又云：“清啇沁骨髓，发为酸楚吟。物理有推激，欲制难可禁。金匏虽异族，笙磬乃同音。孟郊死已久，谁当知我心。”不是不想为别音，而是迫不得已。此语颇能道出个中滋味。然而诗人在贫寒不遇的境况下，仍坚守“独善其身”之道，处于贫富交战之中，使其诗于“冷峭”之外，又多了几分清矫。戈涛在《随园诗草序》中云：“即其晚年深造自得，其刚果之气不能自没于冲夷淡寂中。此随园之真也。”盖指此云。可以说，特定的生活环境和人生际遇决定了随园诗的题材和情感取向，同样也决定了他的诗风。其次，诗人简介淡寂的个性也是其诗风形成的一个原因。戈涛《随园征士边君传》载他“为人修干朗眉宇，有须无髭。性狷简，不能依阿流俗。有不可持
，非其所与，竟日对，可不交一言。香树先生谓为多山林之气”。又载“君雅不喜读释氏书，而气若与近。……方四十，头童如髡。一日跌坐书斋中，闭目垂首，予自外窥之，兀如入定老僧。因叹息殆所谓宿根非邪”。诗人中岁以后自号茗禅居士，好禅爱静。这种狷介冲冷的个性，渗入其诗，深刻影响着他的诗风。
诗人抒发自己及朋友愁苦的诗篇风调孤冷。而描摹山水，游心自然等带有闲适情怀的作品多淡雅、幽静、清新、明快，也表现了其诗“清矫”的一面。如《晚景》：
斜阳映水水明楼，杨柳阴中系钓舟。两岸小鬟齐唤鸭，一塘风露藕花秋。
这类诗的典型意象是缔盟鸥鹭。他把自己视为自然生灵的一部分，视为心灵安栖的所在。这个意象代表着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关系，更具有清矫自然的色彩。如《赴新安馆》二云：“鸥鹭遵枉渚，凫鹥散回汀。心赏缅忽远，目遭趣已生。回首念初服，原同渠辈盟。”
综上所论可知，诗人的创作风格确以清矫冷峭为主调，抑郁苦闷时多冷峭，淡泊闲静时多清矫，并且这种风格又与其生活境遇、个性才情及其在两者基础上形成的诗歌创作的取材造境偏好一起，构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
与袁枚比较，南北随园迥然不同。二人论诗与创作均主性情，但性情的内涵却大不相同。袁枚的性情更具离经叛道的世俗平民性、自由个性化色彩，映出了封建时代新鲜的光泽；边连宝的性情则多限于儒家的道统之内，更具传统色彩。袁诗于大胆清新中，时流于庸俗浮华；边诗则于清寒冷峭中力归于雅正。
南北随园之别体现了南北之别。中国在地理环境和由其而生的人文风俗上历来有南北之别，如《北史·文苑传》云：“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顾炎武之《日知录》亦云：“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河北之人，斗狠劫杀。”南北随园的区别正体现了这一点。北随园之诗，清寒苦愁中有自省与自励，正如戈涛《随园诗草序》中说的“刚果之气不能自没于冲夷淡寂中”。
总之，边连宝以清矫冷峭的诗笔，抒写了一个失意文人内心的真实感受，虽和清代的宗宋的诗学大气候分不开，有着以文为诗，以学问为诗的倾向，但和稍前或稍后的神韵派、格调派、肌理派、性灵派、桐城派等相比较，有其自成一家的特色，可以说是唱出了那个盛世的不和谐音。因此，与南随园袁枚并称，号称北随园的诗人边连宝，在清代诗歌史上理应占有一席之地。
收稿日期：2006—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