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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11月7日，是一个似乎已经被许多人淡忘了的日子， 但却唤起了另一些人对80年前这一天所发生的惊天动地事件的思考。
80年前的11月7日即俄历10月25日，列宁领导俄国的工人、 农民以及士兵举行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建立起苏维埃政府即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自那时起，世界上无论是赞颂俄国十月革命的人，还是诅咒它的人，都不能不承认俄国十月革命对人类发展史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它的影响之巨大不仅表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欧和远东地区相继出现了一批仿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还表现在当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已经解体，镰刀斧头红旗已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飘落下来之后，仍有人在坚持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仍有人在探讨它的起因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俄国十月革命是不朽的。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80周年的前前后后，世界上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人们都在纪念这个日子。痛恨十月革命，欲借苏联的解体而为十月革命精神敲丧钟的人们，也在利用十月革命80周年纪念日来点评指斥这一历史事件，或从中汲取教训，以警效尤。总而言之，十月革命这一20世纪内的重大历史事件，在20世纪接近尾声时再次成为国内外理论界关注的焦点。
自1997年初开始，从东方到西方，许多国家举办了以俄国十月革命为题的各种类型研讨会。今年3月初，在德国召开了以“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为题的国际学术会议，来自德国、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以色列、中国等国的30几位学者与会。11月14—16日，在法国马黎，由法国“马克思园地”等多家研究机构倡议召开了以“十月革命产生的原因、带来的影响和造成的后果”为主题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者有80多人。俄罗斯的左翼学者在早今夏就召开了纪念十月革命的学术会议，会议论文已陆续在有关杂志上刊出发表。11月7日前后， 俄罗斯以及独联体国家的20几个城市举行了纪念十月革命胜利80周年的集会和示威活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及其他左翼政党和组织于11月7 日冒雨在莫斯科举行纪念集会，参加者达2—3万人之众。上述种种情况表明，十月革命并未因苏联的解体而被人遗忘。相反，却使人们在今昔的对比之中更加怀念十月革命。
80年代末90年代初，当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使长期陷于僵化境地的苏联理论界再度活跃起来的时候，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的政治、经济、民族和文化等方面诸多问题的交互作用，原来死水一潭的苏联突然活跃过度，被卷入了动荡和解体的旋涡。
苏联解体前，苏联国内围绕着“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还是悲剧性的错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苏联解体后，国际上又有一些人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失败归咎于十月革命，攻击十月革命是尔后一切形式社会主义革命的“原罪”，并断言20世纪的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共产主义已经“终结”。
我们中国目前仍在遵循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勇敢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探索与实践。我们的党史书中依然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正在黑暗中摸索、欲救亡图存的中国先进分子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可见，如果十月革命是“原罪”，则中国共产党76年的历史也将是漆黑一团。因此，如何评价十月革命，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研究问题，更是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伴随着“新思维”和苏联解体而在国外尤其是俄罗斯展开的关于十月革命正确与否及其历史地位问题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也还没有统一的结论。但我们了解一下这场争论的内容，对我们今天深入探讨苏联解体的原因，正确总结苏东剧变的教训，是很有助益的。这对我们深入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坚持邓小平的理论，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胜利地推向21世纪，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准备从“国外关于十月革命争论的背景”和“争论的主要问题”这两个方面入手，就这场争论作一点介绍，以供国内学者参考。
一、争论的背景和经过
众所周知，十月革命这一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自其发生之日起，即成了东西方政治家、历史学家关注争论的焦点。在十月革命的故乡俄国，当初，无论是试图复辟沙皇制度、拥护君主立宪制的俄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还是主张在俄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的改良主义小资产阶级，都是极力反对十月革命的。因为它们凭着直觉判断出，十月革命作为一个新生制度的催生婆，将给人类历史带来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全新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十月革命的爆发，他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又企图将之扼杀在摇篮之中。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乃是一次政变。而从左翼政党的分歧角度来说，十月革命前，在要不要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有争论。当起义胜利后，在俄国走什么道路、是先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之间也存在尖锐分歧。列宁在其《十月革命四周年》和写于1923年1 月的《论俄国革命》等文章中明确地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同时也对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进行了驳斥。
至斯大林时期，苏联马列主义研究界和史学界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关于十月革命的统一观点，或曰正统观点，这些观点在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时期受到第一次冲击。1967年，即十月革命50周年时，苏联史学界出现了研究十月革命的高潮。苏联科学院历史分部成立了由伊·伊·明茨院士领导的专门学术委员会，负责规划和协调十月革命诸多问题的研究。仅这一年，苏联就出版了2000多种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集和专著。当时的口号是“回到列宁”，即恢复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评价，抛弃斯大林的解释。第一次冲击波的总体倾向是肯定十月革命本身，而否定斯大林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987年，即十月革命70周年时，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实行“公开性”的背景下，苏联马列主义研究界和史学界再次对十月革命的传统观点提出疑问，开始进行重新评价。这可视为第二次冲击。帕·瓦·沃洛布耶夫通讯院士（现为院士）接替了明茨的职务，主管苏联科学院“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现为俄罗斯科学院“俄国革命史”）学术委员会。沃洛布耶夫首先主持拟定了新的课题研究规划，并为此召开多次圆桌会议，从不同侧面重新评价十月革命。会议纪要及专题论文集陆续出版。沃洛布耶夫再次提出“回到列宁”的口号，呼吁马列主义研究人员和历史学家坚持历史主义原则，摒弃把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做法。这实质上是主张将十月革命研究非意识形态化，即用不掺杂任何政治观点的“客观态度”去评析十月革命之得失。然而事实上，围绕十月革命问题展开的新一轮争论的本身就有着极其深刻的政治背景。理论争论本身其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改革的前奏。
在理论家和学者们的争论日趋激烈之时，社会上一场以攻击十月革命及领导这场革命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目标的政治战争也悄然打响了。加夫里尔·波波夫开了第一枪。他在《科学与生活》杂志1989年第7期上以《斯大林所遵循的纲领》为题发表文章， 最先对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挑战，指出“十月革命不是合乎规律的历史事件，而是布尔什维克冒险主义的结果”。步其后尘，一些政论家、作家、新闻记者、诗人等也纷纷把20年代西方和流亡国外的沙皇俄国政治家诽谤谩骂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陈词滥调再度祭出，在刊物上和报纸上制造舆论，引导社会重新评价或曰否定十月革命。苏联当时的《星火》、《莫斯科新闻》、《莫斯科共青团员》、《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等刊物在这场论战中充当了急先锋。而这场论战的总导演、总指挥则是被今天的俄罗斯左翼学者称之为“国家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总思想家”的亚·尼·雅科夫列夫。今天的俄罗斯左翼人士认为，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总统顾问雅科夫列夫利用大众传媒，发起了“对社会主义的全线进攻”，“为1991年8月的政变进行了舆论准备”。 一时间，社会舆论对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攻击和斥责如排山倒海，盖过了传统的教科书观点，谩骂和人身攻击之声也不绝于耳。面对社会上这种否定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思潮，连主张用不掺杂任何政治观点的“客观态度”去评析十月革命之得失的沃洛布耶夫也不得不大声疾呼；一切有良心有责任感的历史学家都站出来，依据历史事实，“捍卫十月革命”，“捍卫列宁”。一场维护和反对十月革命的激烈论战在苏联展开。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91年底，即至苏联解体始告结束。
随着苏联的解体，在1992—1995年间，俄罗斯舆论界关于十月革命问题的评价基本上呈一边倒趋势。如果说1987—1991年间攻击十月革命的浪潮虽来势凶猛，但维护十月革命的呼声也不能不说是水涨船高的话，那么在苏联解体后的这几年里，维护十月革命的呼声相形之下就显得微弱得多了，肯定十月革命的纤纤细语几乎为公开反对十月革命、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高声叫喊所淹没。
1991年11月6日，俄罗斯《文学报》以“1917年10 月发生了什么？”为题发表访谈录，叶利钦总统的政治顾问、民主制的鼓吹者C ·斯坦克维奇把十月革命说成是“俄国历史上骤然发生的政变，其结果是把俄国推向苦难的边缘”，声称只是到了现在，即8月事变后， 俄国“才开始走上自然发展的道路”。历史学博士，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尤·阿法纳西耶夫也说，十月革命“对俄国以至整个世界的运动都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诗人B·科斯季科夫、作家B·索洛乌欣、B·瓦西里耶夫、C·扎雷金、B·阿斯塔菲耶夫等纷纷利用《星火》、《消息报》、 《祖国》等刊物发表作品，以文学形式对苏联历史进行否定。此外，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以攻击十月革命、列宁和社会主义为主题的书籍。哲学博士M·卡普斯京的《空想的终结：过去与未来的社会主义》（33印张， 发行10万册）、德·安·沃尔科戈诺夫的关于斯大林、列宁、托洛茨基的“三部曲”、A·拉特舍夫的诗集《秘密公开的列宁》等。
1994年11月5日，俄罗斯由官方组织召开了一次以“1917 年的十月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的实验”为题的“科学—实践会议”。这次会议完全不似以往苏联那种纪念十月革命的会议，而是一次对十月革命、列宁和苏联共产党进行清算和声讨的大会。沃洛布耶夫等人要求对十月革命持科学和客观态度的呼声几乎被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此时是叶利钦的军事顾问）和谢·亚·菲拉托夫（当时任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人对十月革命、列宁和苏共的攻击和谩骂声所淹没。
一年之后，雅科夫列夫在俄罗斯政府1995年11月29日的《俄罗斯消息》报上公然要求把布尔什维克送上法庭，其罪名是它“是俄国法西斯的变种”，它“在人民面前无法脱逃1917年实行非法暴力政变的责任”，布尔什维克“发动了自相残杀的国内战争”，造成1300万人的损失，因此“应当受到审判”。
尽管如此，当人们在经历了几年苏联解体后的生活体验，尝试了资本主义俄国的“民主”和“自由”之后，他们对十月革命的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对比前后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他们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功与过、是与非又进行了新一轮的认真思考。从1996年起，重新评价十月革命的专题文章又开始见诸报端。
随着十月革命80周年的到来，俄罗斯关于十月革命的讨论再度活跃起来。人们关于十月革命的研究趋于冷静，较之前几年少了一些激动和感情色彩。当然，持不同政治立场的人，对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左翼学者在有关杂志上发表经集体讨论的提纲或署名文章，赞扬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对苏联70年社会主义实践和成就与失误进行了总结，同时对近年来社会上流行的种种攻击十月革命的言论一一予以驳斥。一些史学家引证大量史料，以事实说明十月革命的爆发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布尔什维克赢得政权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右翼势力则坚持认为十月革命所带来的是民族灾难，散布“革命已达极限”，意即如今再搞革命，势必会把俄罗斯重新引向国内战争。俄国政府为稳定政局，避免左翼党派在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策划不利于政府的举动，先发制人地把1997年定为“和谐和解年”，把11月7 日定为“和谐和解日”。11月7日叶利钦亲自发表电视讲话，一方面称11月7日是“日历中最红的一天，这一天在80年前载入了世界史册”；另一方面又说“革命带来了灾难和不幸”，“燃起了社会内部冲突，使俄罗斯人在国内战争中互相残杀”，使苏联“长期脱离国际社会，成了其他国家和人民害怕的怪物”。在他看来，11月7日首先是“历史的教训”。 他呼吁俄罗斯人实现“和谐和解”并宣布他已签署命令，要建立一座国内战争牺牲者纪念碑，既纪念红军，也纪念白军。
在西方，从20年代起至今，代表西方官方反共意识形态的自由派始终否定十月革命，把十月革命看成是布尔什维克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搞的一次政变。同时，无政府主义派从极“左”的立场出发，认为十月革命原本是人民群众试图掌握自身命运的一场革命，但由于受布尔什维克的操纵而未能实现革命的最初目标。从60年代起，一个新的流派——重新评价派开始在西方兴起。重评派以“下层群众”在革命中的心理活动、思想变化和行动目标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群众运动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此证明十月革命是一场必然要发生的社会革命。重评派在70—80年代纷纷著书立说，以大量事实材料对西方自由派以及无政府主义派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当然，这并不是说重评派的观点已在西方十月革命问题领域占了上风，长期以来不承认十月革命客观历史必然性的西方官方观点始终在社会舆论中处于主导地位，苏联解体后更是如此。例如在西方比较有影响的苏联学学者理·派普斯在其1993年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制度下的俄国》一书中仍称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是知识分子的政变”。
值得一提的是，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关于十月革命的观点陆续被介绍到苏联，从那时起，在苏联以至后来俄罗斯学者的文章中和言论中时常可以看到西方观点的影子。西方的思想渗透到苏联以及俄罗斯学者的研究方法和取证论述之中。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重评派学者对十月革命一些基本问题的看法没有发生变化，相反，苏联及后来俄罗斯的相当一些学者的观点却发生了逆转，有些甚至完全转到西方自由派的立场上去了。
二、争论的主要问题
1.十月革命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是人民的革命还是少数人的政变？
如上所述，西方的自由派和20年代流亡国外的俄国政治家一直不承认十月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而对于苏联的史学界来说，十月革命是历史的必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立论是无可争议的。然而从80年代末起，苏联的某些政论家、新闻记者开始对十月革命发难，他们重弹西方自由派和俄国流亡政治家的老调，从根本上否认十月革命。苏联解体后，以雅科夫列夫、沃尔科戈诺夫、菲拉托夫为代表的少数俄罗斯的右翼政治家则更是公开谴责十月革命。他们认为，十月革命是各种偶然事件巧合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反常现象，是以贪权的列宁为首的一小撮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是布尔什维克搞的政变。在他们看来，本世纪初俄国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异常尖锐，但俄罗斯帝国还不是不可救药。布尔什维克利用尖锐的矛盾和复杂的形势实现了“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结果给民族带来了灾难。
对上述这种无视历史事实、否认革命的社会性的论调，绝大多数俄罗斯学者以至一些严肃的西方学者都据理进行了反驳。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帕·瓦·沃洛布耶夫、英国的十月革命问题“重评派”学者爱·阿克顿、美国的俄裔十月革命问题专家亚·叶·拉比诺维奇等都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初俄国客观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的结果。十月革命的爆发是人民群众对和平、土地和面包的渴求在政治上的反映，“全部政权归苏维埃”是人民作出的选择；布尔什维克党顺应历史潮流，不失时机地领导人民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工农政权，这是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的。因此，十月革命是一场必不可免的伟大的人民的革命，是反对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而不是少数职业革命家搞的“阴谋”或“政变”。
2.十月革命使俄国误入歧途，还是挽救了俄国？
西方和俄罗斯的某些学者如派普斯和菲拉托夫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已经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阶段，如果沿着资本主义的模式发展下去，俄国会跻身于繁荣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列。在他们看来，十月革命中断了俄国向工业化民主社会发展的进程，使俄国误入歧途。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罪过是在俄国尚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就强加于它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制度。
沃洛布耶夫等许多学者驳斥了上述观点。他们认为，俄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确得到很大的发展，但俄国并没有解决工业化这一任务，俄国仍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农业尚未进行资本主义的改造，甚至残存着农奴制。战争期间，俄国资本主义承受不了战争的重负，陷入全面的危机，整个国民经济体系土崩瓦解。因此，1917年俄国已经面临全国性灾难，俄国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二月革命后，历史曾给俄国资产阶级提供了一次用和平渐进的改良主义的方式加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对社会进行民主主义的改造的机会，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而没能抓住这次机会。因此，在国家处于军事、经济和政治崩溃、政权完全丧失统治能力的情况下，十月革命就是保护民族生存的唯一机会。在俄国革命形势已经成熟的情况下，列宁不拘泥于历史发展的一般顺序，提出先用革命的手段推翻不能保证国家进步的资产阶级、建立工农政权，然后在这一政权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构想，并且付诸实施，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不仅挽救了俄国，而且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学说，为俄国指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通往现代工业文明的道路。
3.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还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以往在苏联，人们在谈到十月革命时，都是将之称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然而现在这样说的人却不多见了，甚至围绕十月革命的性质以及苏维埃国家的性质问题展开了争论。关于这个问题国外学者有这样几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西方学者尼·哈丁、俄罗斯学者阿·伊·福明以列宁的《四月提纲》为依据，认为十月革命是二月革命的继续，即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第二阶段；十月革命中诞生的苏维埃国家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换言之，它没有在社会形态上发生突破。因此，在他们看来，把《二月提纲》说成是列宁对社会主义革命方针的论证，进而把列宁说成是二月革命后社会主义选择的倡导者，这都是后人制造的神话。他们认为，列宁在1917年构想的革命，是“以最激进的方式完成民主革命，从而为随着西方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全世界的展开而进一步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最有利的环境”。至于十月革命未能坚持住这一历史范畴则是另外一回事。面对敌人的重重包围，在工农群众的压力之下，布尔什维克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而当采用战时共产主义引导俄国迈向社会主义的尝试失败后，列宁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新经济政策是使十月革命退回到它起始的历史范畴中去、同时又不放弃国内战争时期已牢固确立的社会主义模式的独特尝试。
另一种观点认为，十月革命是亚洲型社会革命。如俄罗斯学者E ·博罗金认为，俄国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特征的东方国家。它的资本主义是在国家的保护下发展起来的。因此，与西方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不同，俄国的资本主义是以国有制为基础的亚洲型资本主义。十月革命是亚洲型社会革命。这一革命的目标是反对衰落的亚洲封建主义和正在崛起的私有制资本主义，为农民同生产资料彻底分离并在国有制经济基础上建立社会化生产创造条件。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尽管主观上追求社会主义目标，但他们的许多战略和策略方针客观上都是与发展起来的亚洲社会革命的要求相一致。俄国革命不管以什么形式结束，其最后的结果也只能走向国家资本主义。列宁后来认识到了这一点，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搞集体化、没收富农财产、实行镇压，都是要维护国家资本主义。斯大林现象就是独特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一定发展阶段的亚洲型资本主义。
第三种观点仍然坚持认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沃洛布耶夫看来，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的性质体现在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上和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阶级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上。俄罗斯Ю·普列特尼科夫等学者则明确指出，十月革命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工人农民第一次胜利的革命。苏维埃国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多民族的劳动人民的国家，它实行的是最初的社会主义。尽管这种社会主义还不完善，但却在人类历史上首次体现了社会平等和社会公正的理想。
4.一党制是十月革命的必然产物还是特殊形势发展的结果？
少数学者指责布尔什维克从夺取政权的一开始就拒绝与其他社会主义倾向的政党实行联合，选择一党执政体制。如俄罗斯学者柳·谢缅尼科娃认为，苏维埃的选择导致了血腥的、旷日持久的国内战争，导致了持续几十年的极权主义统治。沃尔科戈诺夫等人则公然诬蔑列宁是“阴谋家”、“暴君”，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欺骗人民，在十月革命后抛弃了革命前的许诺，迅速把苏维埃变成一种装饰，用来掩盖一党军事官僚专政。
许多学者批驳了上述观点。俄罗斯学者弗·捷·洛吉诺夫指出，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并没有提出建立一党政权体制的问题。“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实质上意味着将政权转到多党的机关手里，因为当时参加苏维埃的不仅有布尔什维克，还有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及无党派人士。布尔什维克的一党统治是在一定条件下革命特殊发展的结果。在国内敌人和国外武装干涉者的重重包围之中，布尔什维克不得不改变策略。这是斗争的残酷逻辑决定的。美国学者罗·丹尼尔斯也认为，列宁在革命前从未说过一党专政是革命后的统治制度。国内战争给共产党的心理和方法上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在这场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为了获胜，一切强制和恐怖手段都合法化了，列宁开始把一党专政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认为不这样便不能实现无产阶级专政。英国学者蒙·约翰斯通也认为，俄国一党制不是在1917年10月建立的，而是从1917年到1922年经过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逐渐形成的。这几年苏维埃国家面临一个又一个危机，布尔什维克为消除来自国内外的实际威胁而认为诉诸专政措施是必不可免的，直至最后实行一党制。
5.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最大悲剧，还是重大的历史事件？
在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的评价上，国外学者也有两种截然对立的态度。少数人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最大悲剧。如菲拉托夫公然提出，十月革命是对俄国社会进行最严重的革命破坏的开始，布尔什维克的实验是人类近代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极权主义社会实验。布尔什维克在其执政期间非但没能解决俄国社会在20世纪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反而引发了经济、政治、精神及对外政策等危机。因此，十月革命是本世纪最大的悲剧性错误。
然而，沃洛布耶夫、福明、普列特尼科夫以及西方、东欧的许多学者都认为十月革命是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对俄国而且对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们看来，一方面，十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解决了全民族的任务，这包括实现国家的工农业现代化、建立先进的科学和现代教育。虽然苏联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一切为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使苏联在很长时间里成为世界上第二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十月革命对本世纪整个世界的历史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它促进了亚、非、拉各国解放事业的胜利，加速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苏联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它给国际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树立了榜样，带来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苏联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所取得的惊人成就，不仅标志着东方落后国家要赶上西方先进国家的潮流，而且是寻找替代资本主义社会模式的英勇尝试。苏联作为资本主义对抗力量的存在，使资本主义世界受到了威胁，迫使其借鉴社会主义制度的经验进行自身的调整。总之，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推动了历史的进程。尽管近年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了挫折，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已不复存在，但十月革命这一20世纪的重大历史事件将永载史册！
除上述这些主要问题外，国外学者的争论还涉及“列宁在决定进行十月革命时是否把希望寄托在欧洲革命上”、“国内战争的起因何在”等问题。限于篇幅这里不一一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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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近年来国外学者对十月革命问题的研究趋势看，80年代末90年代初，即在苏联解体前后，人们对十月革命的诘难、非议颇多，感情色彩鲜明的论战体现了攻击与维护十月革命的两派力量的尖锐对立。而近一、二年来，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共产党由执政党下降为在野党，维护十月革命的理论体系由正统派变为今天俄罗斯的异端邪说，俄罗斯学者们的研究开始趋向理智的分析，其重点是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分析苏联解体的原因、探寻俄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等问题。越来越多的俄国学者提出，不能对历史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完全抛弃苏联时期产生的具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文化和社会遗产，对俄罗斯来说将是断送社会潜力的一条死路。
由国外、特别是前苏联和俄罗斯理论界关于十月革命讨论的倾向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评价，总要受到人们社会存在的影响，是与非，对与错，真理与谬误，在不同人群那里常常是相互颠倒着的。但历史并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是客观事实。权力和压力可以改变一些人对于历史的认识和说法，却无法改变历史事实本身。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挫折使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变得更为曲折和艰难，但教训和危机令一些人更为清醒。一切关心社会主义命运的人，尽管处境不同，但都在理智地思考社会主义面临的问题，探索发展社会主义的途径。在中国，邓小平的理论就是这一探索的结晶，它是在总结我国和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从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伟大变革。十几年来，中国以其令人瞩目的成就已向世人宣告：伟大十月革命所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仍在继续，十月革命的道路没有中断，也不会中断。西方学者称19世纪为“英国世纪”，20世纪为“美国世纪”，21世纪为“亚洲世纪或中国世纪”，其实在我看来，20世纪是“十月革命的世纪”，如果21世纪是“中国世纪”的话，那也仍将是“十月革命的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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