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审美文化批评视野中的“现代性”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视野论文,当代论文,批评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要坚守“现代性”的立场，在批判与重建过程中致力于当代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建构。然而，“什么是现代性”及“现代性是否可能”的问题，却又是一个值得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认真深思的话题。特别是在一个“后现代”思潮叠起的多元复杂的文化时代，坚守“现代性”不仅要求有一份勇气，更需要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上廓清“现代性”的新的诠释前景。
一、“现代性”的启蒙话语
“现代性”（Modernity）的问题，从始至终是与启蒙、理性、主体性等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这么说，所谓“现代性”的问题，其实正是启蒙、理性、主体性等所遭遇的自身意义与价值问题。而所有这些，至少在知识学层面上，是西方文化自启蒙时代以来便一直没有真正化解的：面对理性与感觉经验的对立，关于思维与存在如何同一或人类知识的来源及可靠性，一直困扰着人们对文化、历史过程及其价值判断的具体把握。当经验主义者们以经验归纳所建立的综合判断知识为“真知识”时，理性则以其抽象演绎的可能性对此提出质疑；而当理性主义把“真知识”当作为抽象思维原则所建立的分析的知识时，经验则以其具体的直观性不断否定着这种思维逻辑的客观性。只是到了康德那里，人类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终于演变为一场感觉经验和先天认识能力的综合运动：在认识活动中，人运用自己先天的认知能力去整理感觉经验，从而形成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科学知识，“一切现象，就其应当由对象给予我们而言，必须遵守一些把它们综合统一起来的先天规则，只有遵照这些规则，它们在经验直观中的关系才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它们在经验中必须依靠统觉必然统一的那些条件，正如在单纯的直观中必须依靠空间和时间这两个形式条件一样；只有凭借这两项条件，一切知识才成为可能的”。[①]理性的地位最终被确定为替知识立法；理性与感性的关系在人类认识的可能性进程中就此被规定了。
这样，对于文化实践中的人类而言，人类知识及其实践能力的获得与进步，必定同人的主体理性能力相关，而主体理性在“现代性”的文化设计中，又被规定为“启蒙”的义务和责任。必须承认，这是西方自近代以来启蒙思潮的文化主线，同时也是关于“现代性”话题的实质内容：“现代性”的文化意图通过启蒙性而实施着自己的价值要求，而“让理性当家是高度文明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②]
那么，何谓“启蒙”？用康德的话来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能力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代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③]
显然，在这里，康德是把理性对于理性自身（理智）的自觉自性，当作为启蒙的中心本质；启蒙的前提就是人类先天存在的理性能力，而启蒙的过程是理性被发掘及理性运用自身权力的活动。不仅人类知识——判断自然与社会的认识内容——必须依靠主体理性的自觉，而且人类一切实践性的历史／文化活动也无不是运用主体理性的过程。于是，启蒙的主题，便成为理性重新确立自身的内在运动；启蒙产生了人类对理性权威的自觉认识和理性的权威实践。一切启蒙话语无非是理性话语。
由此，文化的“现代性”，也无非是一个由启蒙而导致的理性权威化运动；一切“现代性”的文化设计意图，也无非是理性意图的自我展开。而且，归根到底，理性及理性的可能性，由于总是与人的主体性的完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启蒙——理性——主体性，就成为“现代性”的一条贯彻始终的文化纲领。“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们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设计含有他们按内在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的努力。同时，这项设计亦有意将上述每一领域的认知潜力从其外在形式中释放出来。启蒙哲学家力图利用这种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④]通过启蒙及启蒙自身，理性为“现代性”的文化设计安排一种可能的社会秩序；以开发人的主体自觉理性能力为目的的启蒙话语，在“现代性”发展中充当着权威的身份。自此之后，在“现代性”的历程上，“各式各样的理性化早已存在于生活的各个部门和文化的各个领域了；要想从文化历史的观点来说其差异的特征，就必须明了哪些部门被理性化了，以及是朝着哪个方向理性化的。”[⑤]
二、“现代性”的遭遇
诚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西方意识里一直存在着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意志、理智与本能间的冲突，这些都是人的驱动力。不论其具体特征是什么，理性判断一直被认为是思维高级形式，而且这种理性至上的秩序统治了西方文化将近两千年。[⑥]然而，以启蒙理性为标志和内容的“现代性”文化设计，从一开始就暗含一个很大的漏洞，这就是：理性权威的自我确立，并没有真正克服人类异化的疯狂过程——当人们打着“正义”和“信仰”的旗帜，进行着一场又一场以牺牲人的生命为残酷过程的“战争游戏”时，这难道能说是人的“成熟状态”；正是在人们指望用理性扫除粗鲁野蛮的狂热保持一切事物的合理性之际，理性权威的“合法化”却出乎意料地导致人生产出来的物质财富开始反过来奴役人自身；知识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象征，而并没有像它希望的那样使人真正变成世界和自己的主人；理性承诺的“自由”不仅没有像它所承诺的那样真实地实现，反而却排斥了自由的主体。于是，现代以来，对理性的怀疑又始终是人们质疑“现代性”根据的一个基本出发点，“理性注定了必须服从逻辑、服从共同的法则，这样才不失去工具性和明晰性、真实性。究极而言，理性并不对任何事情做判断，它也不能对任何幸福加以承诺，它与自由是格格不入的”。[⑦]这一批评也许过于严厉了，但它却也道出了几分实情。
于是，“现代性”及其文化设计遭遇了危机。从根本上讲，这一“危机”也就是理性的危机本身。而作为“现代性”的旗帜的启蒙，则在理性话语的危机中暴露了自身的不足。这一“危机”日益表现了：理性话语无限的扩张运动，最终带来了理性权威力量的分裂性矛盾。这里，一方面，近代以来理性主义的绝对化，在人类近百年历史的灾难性面前产生了自身“合法性”瓦解，“以前，现实与理性相对立并面对理想，这种情况是由想象的自主个人逐渐造成的：现实应按这种理想来塑造。今天，这样一些意识形态将被进步的思想所放弃和超越，这种情况因而不知不觉地促使把现实提高到理想状况的高度。因此，适应变成了一切可以想象的主观行为的标准。主观的、形式化的理性的胜利也是面对作为绝对、强大的主体的现实的胜利”。这种理性绝对性的主观化、形式化的后果，是“正义、平等、幸福、宽容，以及所有在前几个世纪就该是固有的成为理性所认可的概念，都已经失去其理性基础。虽然它们仍然是目的，但并没有得到认可的理性力量去评价它们，并把它们同客观现实联系起来。”[⑧]也因此，作为理性的自我自觉运动，“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启蒙的世界却充满着巨大的不幸”。[⑨]
另一方面，也是更根本的方面，由启蒙所开启的主体理性，在陷入“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裂与对立的同时，走向了对“工具理性”的全面投降，并使得近代以来关于“现代性”的启蒙话语的理性权威性异化为单纯科技力量的片面胜利，并最终导致人的主体自主性的牺牲。对此，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作了很敏锐的分析。在他们看来，启蒙精神在自身发展只分化为“人文理性”和“工具理性”两类：前者以人类精神价值的创造和确立为目的，并力图改变人类被奴役的状态而进入理想之境；后者则使人陷入计算、规范并以度量厘定世界和驯服自然。在早期启蒙运动中，“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是和谐统一的，表现为对自由、理性、平等和自然秩序的追求；但是，近代以来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却破坏了两者的和谐形式，导致了一种以科技为导向的“工具理性”的急剧扩张。这种“工具理性”绝对地压抑了“人文理性”，突出了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和整体化，以“精确性”为唯一标准垄断了社会生活和人的文化的各个方面，造成了冷冰冰的非人化的现实，“甚至当技术知识扩展了人的思想和活动的范围时，作为一个人的人的自主性，人的抵制日益发展的大规模支配的机构的能力，人的想象力，人的独立判断也显得缩小了。启蒙精神在技术工具方面的发展，伴随着一个失却人性的过程。”“由于放弃了自主性，理性已经变成一种工具。”科技的巨大力量取代了启蒙话语的绝对真理之声，理性已堕落为人间可检验的技术操作的文明规程，其存在仅仅是为了能够被操纵、加工和消耗。因此，在“现代性”的历程上，启蒙话语的理性法则使人脱离了蒙昧却又陷入了“工具性”的制度化专制；启蒙话语成为一则理性的“神话”，科学却在“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中为这一神话制造了新形式。所以，虽然启蒙话语的绝对理性功能抬高了人统治自然的力量，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的异化，“人们以他们与行使权力的对象的异化，换来了自己权力的增大。启蒙精神与事物的关系，就像独裁者与人们的关系一样。独裁者只是在能操纵人们时才知道人们”。[⑩]最终，曾经以平等、自由、社会公正为开路大旗的理性启蒙，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工具理性”的统治权力及其无处不在的“话语暴政”，使人类以内在精神的沉沦去换取外在的物质丰厚，“理性本身，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经济结构的单纯的协助手段。理性成了用来制造一切其它工具一般的工具，它为固定的目的服务，它像生产也对人毫无用处的产品的所有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厄运重重。”[(11)]理性基本上变异为“非理性”，而启蒙为“现代性”所进行的设计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拆解。
正是在“现代性”遭受危机的过程中，“后代现性”（Post-modernity）及后现代文化（Postmodern Culture）思潮浮出海面，加速着启蒙／理性／主体性的消解。
问题是：“现代性”在原有的启蒙话语形式上的种种“危机”，是否已经真的表明“现代性”的文化设计彻底过时或失效？在当代审美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现代性”理论前景又在哪里？
批判——重建：“现代性”前景
我们曾反复指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就是要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层面重塑“现代性”的文化旗帜，追求当代文化／历史、当代人生存状况的批判／重建。这一设想在“现代性”遭遇危机的今天，是否只是再生了一种审美的“乌托邦”呢？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于：对于“现代性”应该如何加以重新理解？
也许，哈贝马斯所强调的“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现代性”向未来敝开且远未终结，这一观点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在我们看来，“现代性”及其在启蒙话语上所遭致的“危机”，根本上是一种“理性绝对性”的危机，而并不能反映出人类理性本身的全面终结——理性的失效与理性主义的绝对权威意志的失败，这原本是两个不同的命题。事实上，“现代性”的文化设计在启蒙理性的自身范围内，其在具体实践中一度出现的偏差，主要表现为：第一，理性未能真正并始终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出自身的合理性。换句话说，对于“科学语言、道德理论、法理学以及艺术的生产与批评都依次被人们专门设立起来”，这一文化“现代性”所应该遵循的自律规则，启蒙的理性并未予以坚定地守护，从而导致了理性作为世界主宰的绝对性权力话语的泛滥。而当我们的生活／世界、文化／历史越来越为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所控制时，“理性绝对性”的分裂便来了传统启蒙话语的失效和“现代性”设计的困厄。第二，由于作为知识的唯一裁决者的理性无限制地扩张自己的边界，因而，当传统启蒙话语对于生活幸福、公平、自由的许诺为现实生活／世界的残酷性和科技的暴政所摧毁之时，原来那种超验意义上的全知全能的理性（“上帝”）彻底失落了；理性不再具有超越人类生活的主宰意义，不再可能成为绝对真理的唯一决定者，而由其“可误性”和“不完全性”决定了启蒙的“神话”功能的丧失。必须承认，这正是“现代性”危机最致命的地方——当启蒙话语奉理性为唯一绝对的人类生活／世界／、文化／历史主宰时，在“人文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灾难性分裂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出理性权威化过程中人的主体性衰败和文化的变异，“它扩大了物质文化的范围，加速了获得生活必需品的过程，降低了安逸和豪华生活的代价，扩大了工业生产的领域——但在同时，它却又在维护着苦役和行使着破坏。个体由此付出的代价是，牺牲了他的时间、意识和愿望；而文明付出的代价则是，牺牲了它向大家许诺的自由、正义和和平”。[(12)]
于是，在我们理解中，“现代性”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的前景，便只能是：
（1）从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层面、艺术和艺术活动的文化可能性出发，当代审美文化理论行使文化批评过程中对于“现代性”理解，依然标识着启蒙的要求。然而，对于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来讲，由艺术和艺术活动、人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层面所践行的启蒙要求，是在当代文化的现实可能性中，尤其是大众时代的具体语境中，不断把对当下文化／历史的批判性反思确立为“现代性”展开的内容。换句话说，“现代性”之于当代审美文化，主要是一种态度、一种特质，而不是一个理性的绝对性概念，也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空间范畴。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启蒙的过程是对现行秩序和被“合法化”的文化制度的批判性审查，以便由此向人们展示突破现实有限性的文化前瞻姿态；对于日常生活的审美实践而言，启蒙则要在批判中重新找回人的失落的自主性、人性的完整性，在反抗科技主导的“工具理性”的同时，恢复人的自主选择性及其实践，恢复理性生活与感性可能性之间的统一。所以，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层面，启蒙意味着一种批判性实践能力的增长，“文化批评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理论捍卫自身启蒙力量的主题形式。”
（2）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来理解“现代性”问题，不是把绝对理性奉作至上的权威和主宰，不是把启蒙当作为现代神话来加以扶持。当代审美文化理论所确立的文化批评姿态，恰恰是要在反抗以往时代理性的唯一绝对性过程中，重建新型的理性与感性统一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启蒙的任务是引领价值领域重新回到人文世界中，使启蒙成为人文世界中的价值重建活动，而不是为人们制造新的精神霸权。
总之，在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中，“现代性”的展开依然是一个重要问题，因而，启蒙依然是一个不断“敞开”的过程。只是在这一过程中，理性已不复具有其过去的那种绝对性和唯一性，而成为当代文化“现代性”进程上交流／对话的一极。这里，我们有必要重新理解康德所说的“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当代审美文化理论及其批评实践的现实追求，至少是在现实文化活动的日常生活层面和艺术层面，对“现代性”及其内部关系的新的确认方式，通过批判／重建的文化实践，来逐步实现人与人的文化的真实审美原则。
注释：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97—110。见《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298页。
②克莱夫·贝尔：《文明》商务印书馆，第80页。
③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
④哈贝马斯：《论现代性》。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7页。
⑤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年，第15页。
⑥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第85页，三联书店，1989年。
⑦王岳川：《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51页。
⑧霍克海默：《理性的黯然失色》纽约，1974年，第95—96页，第23页。
⑨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页。
⑩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1页。
(11)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7页。
(12)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