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与构建和谐社会的再认识_劳动关系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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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3)11-0064-08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两大主题,只有在社会和谐的基础上才能持续发展也已形成共识。在人类工业文明的初期,资本主义曾经历过劳动关系的极端对立与激烈冲突阶段,这种不和谐劳动关系曾经几乎葬送和中断了人类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然而,一个多世纪来,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关系适应社会生产力的调整,资本主义劳动关系逐渐进入合作、稳定发展的历史时期,理论与实践出现反身发展。当代中国,劳动关系也处在市场经济初期的不稳定发展时期,为防止和避免中国市场化改革为私有制付出过大的成本和代价,推动中国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根据中国市场经济及劳动关系的现状,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挖掘和发现该理论体系蕴涵的关于实现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的科学内容和积极成果,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人的重要使命。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作为一种结合技术关系讨论收入与劳动关系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经济学独树一帜,为后人在该领域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及方法论基础。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在受到来自主流经济学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挑战的同时,也得到继承和发展。针对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新剑桥学派坚持认为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只从经济技术角度阐述,由所有制形成的经济关系仍然是说明分配关系的核心原则,论证并坚持了马克思的阶级冲突理论。但是,“在新剑桥学派的理论中也并不能完全排除技术因素对利润的影响,事实上,新剑桥学派是用经济权利关系与技术关系的双向分配理论替代了新古典的边际生产力的收入分配理论。”[1](P351)在当代,还有许多国外经济学家继承了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发展了“阶级冲突中的剩余价值理论”。斯拉法在《用商品购买商品》的著作中,提出剩余分配不受生产条件的支配,即独立于价格决定之外,但又按同一机制与价格同时决定,这表明斯拉法也认同了技术关系的影响和作用。20世纪中后期,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其分配与劳动权利关系开始发生一系列新变化,劳动关系由早期对立、对抗性质发展为以合作与联盟为主导关系的格局,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应用现代经济学方法对资本主义劳动合作关系展开了多视角的分析与探索,尤其在长期视野下对“阶级合作”关系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推动了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研究的新进展。然而,这些理论成果多偏重于纯粹技术关系层面的实证分析,缺乏对变革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技术与经济关系相统一基础上的分析与说明。

就收入分配与劳动关系而言,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强调所有制关系的主导与决定作用,但在方法上,马克思经济学并不完全排斥技术关系对经济关系的影响作用,并且,技术关系始终是马克思经济学关注的重点。比如,马克思在考察劳动力的价值决定时,就明确指出“历史与道德”因素的影响作用。今天,当我们面对时代新问题与挑战时,重新审视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劳动力商品理论,尤其是劳动者“受教育与训练”的要素质量分析理论时,认识并理解到马克思经济学关于技术关系作用于经济关系、技术与经济关系相统一的新的研究领域与视角,沿着马克思经济学的这个视角深入分析,可以探寻马克思经济学关于劳动合作、和谐思想的理论脉络与基本观点。事实上,技术的发展与进步总是通过劳动者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集约化生产方式的建立对劳动以及收入分配关系产生影响,从而使经济关系格局在既有权利结构下获得合理的调整,并逐渐从合作关系走向和谐。由此可以肯定,劳动关系的矛盾、冲突与合作、和谐应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两个不同层面:即对早期资本主义劳动不平等及对立关系的研究和在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方法论基础上,对商品、市场条件下劳动及分配关系的一般分析与研究,这种研究不仅包括对劳动不平等及极端关系的研究,还包括劳动合作、和谐关系的一般研究。

由于对早期资本主义劳动不平等及极端关系的研究,马克思狭义剩余价值理论无疑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经济关系的研究传统,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对劳动合作与和谐经济关系的广义研究,则蕴藏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及唯物辩证法的理论的方法中,并通过对商品、货币关系的一般分析,通过对劳动者“要素质量”的经济权利与技术关系的统一分析,以及对生产力系统的协调均衡发展的理论观点中体现出来。当我们从世界观方法论的角度重新学习和领会《资本论》的精神实质时,马克思经济学向我们展示了分析和研究劳动及收入分配关系不平等、对立与合作、和谐发展的两个不同层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该问题的广阔研究视角与方法。事实上,由于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一般合作性质,合作、和谐劳动关系自然成为资本主义不平等及对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与基础,应而也成为马克思广义剩余价值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经济学包含着丰富的劳动合作与和谐思想。当然,劳动关系的健康良性发展是一个由基本合作关系到长期和谐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关系的调整和生产技术进步都是重要的。

超越性与现实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根本特征。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和出发点,既要在批判、超越性的视野下,承认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不平等、不合理关系的现实性,又要从落后生产力的实际出发,肯定并积极探索合作、和谐劳动关系的社会及历史条件,这是马克思经济学剩余价值理论的根本方法。在当前,针对当今中国劳动关系的现状,积极探寻权利不平等前提下的劳动关系相对平等与稳定发展的制度基础、社会及技术发展条件,以期推动劳动关系的合作、和谐发展以及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

一、崇尚劳动创造是构建合作、和谐劳动关系的理论基础

分配及劳动关系,既属于生产关系层面实质性内容,又涉及生产力系统的资源配置及总量平衡问题,该问题决定并影响着价格关系的长期走势以及消费关系的状况,调整、处理好该关系对于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与社会和谐意义重大。需要明确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在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实现有效竞争的同时,也为实现劳动及社会关系的合作与和谐发展奠定了体制基础。一般来讲,合作、和谐的劳动关系既是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生产与交换、消费统一关系为基础的、在保障劳动者基本权利以及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条件下,劳动与资本之间相互依赖互利双赢的协调平衡和互动关系。这种协调平衡关系具有稳定发展的特性,并通过劳动关系的矛盾运动呈现出从低级阶段的合作发展,逐渐发展到长期互利双赢的和谐阶段,各阶段的发展与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相互促进。

图1 经济关系与技术关系相互影响

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的体制及经济驱动力基础即是:首先,商品经济为合作、和谐发展的劳动关系奠定了体制基础。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商品、货币一般理论不仅讨论了劳动创造价值的思想,同时也探寻了合作劳动关系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在历史层面,马克思经济学认为,由于不存在剩余劳动,以劳动者所有权为特征的劳动合作关系是商品经济的基本起点。其实关于商品经济的劳动合作性质,马克思经济学狭义剩余价值理论展开了进一步具体分析。在关于剩余价值生产过程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价值形成过程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基础,而雇佣工人的“必要劳动”构成价值形成的边界,工人“必要劳动”付出的必须性与现实性,不仅针对资本家,同时也针对工人自己。由此可以肯定,工人的“必要劳动”,以及以“必要劳动”为边界形成的劳动力价值标准构成劳动基本合作关系的前提和基础。尽管马克思经济学关于价值形成过程及“必要劳动”范畴的阐述是一种理论抽象,但也是对现实经济关系的合理抽象。我们有理由认为,建立在“必要劳动”范畴基础上的劳动力价值的形成与实现应成为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的底线“均衡标准”,而由“劳动者正常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即马克思所说的工资本质其实决定着合作劳动关系的基本格局与长期和谐发展的基础。问题是,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家常常将劳动者的工资压低到劳动力的价值以下。因此,推动劳动关系合作发展,不仅要确立这个底线“均衡标准”,还要有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的制度建设,这些权利的建立对于文明社会形成是基本的、也是基础性的。尽管这个基本的“均衡标准”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变动而不断变动,不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提高,也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破坏而降低,尤其在经济危机等一系列生产力破坏性灾难来临时,劳动力价值标准应有适应性低位调整。

其次,马克思创造性劳动价值的理论在成为经济技术发展根本驱动力的同时,也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保障。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提出了“劳动本体”的经济学思想,为实现劳动关系合作、和谐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劳动价值理论以劳动、价值、货币、资本的逻辑层次展开,揭示了劳动作为一般简单劳动的价值源泉与资本生成基础,说明一般简单劳动之于资本的形成、积累、发展壮大之间的内在的统一性与本源关系。并且,一以贯之地说明没有劳动,资本不过是“不变资本”,即是单纯的货币、机器、厂房、设备而已。马克思经济学本体价值理论,从深刻的人文关怀出发,以最大的普遍性和最透彻的社会存在本体为特征,阐述了一般简单劳动作为经济学规范分析理论的价值基础与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劳动创造价值”思想应该称为规范经济理论的第一原则和定理。至于价格与工资,马克思经济学则认为价值最终“决定着价格与收入分配的长期趋势与走向。”[2](P14)而“劳动创造价值”经济学规范理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性劳动”范畴的科学界定,也将弥补科学的“经济技术理论”的某种不足,并为以价格、国民生产总值导向的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理论、为以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为特征的分配理论,提供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渗透人文主义价值观的、科学的、规范经济学的理论支撑和补充,进而有希望和可能改善即使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也无法避免的经济结构与收入分配的失衡问题,克服由此导致的现代市场经济的“结构性危机”与“收入及劳动关系的社会危机”,实现经济学研究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高度统一。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所体现的崇尚劳动创造的基本思想为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合作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一般简单劳动作为价值源泉,其功能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也是世界观方法论意义上的,该理论应与马克思哲学实践论观点共同构成经济学研究基本的价值观和方法论。

再次,基于现阶段社会生产力的状况,在强调劳动相对于资本的本源性和创造性的同时,还必须承认资本积累的必要性和先在性,以及劳动相对于资本的现实的妥协性和包容性。相对于主流经济学的货币名目论,马克思经济学在强调货币的一般劳动内涵与基础的同时,着重分析了货币的价值形式特性:即作为一般劳动的表现形式,货币、资本相对于劳动和各种物质资本更具一般性与先在性,进而使个体劳动者相对于货币、资本具有现实的依赖性与妥协性,劳动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于资本的积累。马克思货币理论分析了货币从特殊等价物、一般等价物到货币形式的历史演化过程,也将货币、资本等本该属于人的本质东西如何一步步演化为人的外在物、演化为现实世界拜物教形式并与人相对立的过程。不仅如此,马克思对货币产生的历史进行考察的同时,还揭示了交易个体,从与特殊等价物的对等关系发展到与一般等价形式的对立与依赖——乃至在极端历史时期货币、资本对劳动的统治与戕害过程。而在货币转变为资本的分析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总公式的分析,分析了货币作为生产过程第一驱动力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资本积累之于技术进步与再生产过程的重要性。当然,马克思也深刻揭示了这一过程劳动与资本及实体要素的手段与生产目的性之间的颠倒的现实关系;揭示了现实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统治与劳动对资本的依赖性、不平等性关系的本质。在这里,马克思也指出了人类社会特定阶段合作劳动关系的历史局限性,并认为这在人类一定历史阶段是无法超越的。

二、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前提

围绕所有制关系建立的经济与权利关系是马克思经济学讨论经济问题的重点,据此在现有所有制结构的条件下,保障与完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对于合作、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至关重要:第一,应重视基于劳动者基本权利的建设,改善劳动与资本权利不平等现状,提升劳动者经济地位。马克思所有权思想表明,要将不平等劳动关系转变为事实上的合作与和谐关系,还必须通过建立劳动与资本相对平等的权利结构关系实现,并通过建立和完善一系列保障劳动者权利制度体系实现。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关系实质时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的劳动交换关系是价值关系的本质,商品经济“是天生的平等派”,并且,马克思把这种平等关系看做是资本主义劳动关系的现实的前提和基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弱势经济地位只有通过保障和完善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来实现。这些权利应包括:劳动者参与收入分配、与资本平等博弈权力、劳动基本条件的改善与保障等权利、劳动者受教育与训练的权利、将“历史与道德”因素作为工资的考量因素的权利,等等,这些权利都是劳动者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权利,这个领域费用的支出构成劳动者基本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实现劳动关系合作发展重要的底线收入“均衡标准”。第二,重视和保障劳动者受教育与训练的核心权利,推动基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双向互动的积累活动,提升劳动者的专业与人文素质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途径。其实,一般人类劳动仅仅是马克思劳动价值思想符合逻辑意义上的表述而已,价值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劳动创造的价值源泉作用,而从事价值创造的劳动必须是“经过专门教育和训练的劳动”。[3](P243)在这个思想基础上,马克思正确地区分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强调复杂劳动的积极意义以及在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提出并详尽阐述了“超额剩余价值”重要范畴,分析了超额剩余价值的来源问题。劳动,由简单一般劳动发展为具有资本功能、知识、技术密集的劳动,是实现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根本条件。在这个过程中,劳动者才能获得了与资本的“自然平等权”,即一种确定的、真正的与资本平等的权利。人们“片面地将资本家看做是唯一的投资者,没有看到工人其实也是投资者,工人是重要的人力资本的投资者。只表达了工人长远利益对企业的依赖,没有说明企业家对工人的依赖。”[4](P147)

在创造性劳动日益成为倍增价值、可持续发展驱动力的今天,人力资本成为决定各国国际竞争力的核心元素。企业只有实现了基于物质、人力双重资本积累,实现技术与劳动关系的同步发展,劳动关系的基本状况才有可能改善,才能完成由零和博弈向互利双赢长期合作关系的转变。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者实现了由简单劳动向技术、智能劳动的转化,并获得“分享剩余”权利,从而达到劳动关系的真正和谐。劳动者拥有技术、智能劳动能力并依此“分享剩余”,这是劳动关系和谐发展的“均衡标准”。这个标准既相对于劳动者自己,也相对于企业,毕竟在马克思看来,企业除了使用劳动力以外,还必须造就劳动者,通过支付他们受教育和训练的费用,推动劳动者由简单劳动向复杂劳动的转变。事实上,从劳动与资本互为前提的现实关系看,即使在一个资本驱动的生产体系里,就价值创造活动而言,要求资本活动与生产劳动的和谐一致,即投资活动与生产活动的协调统一,资本家的投资活动依赖于劳动者生产活动的质与量;而劳动者生产活动则依赖于资本活动的有效性:不仅是资本配置上的,也是资本使用上的;不仅包括资本选择的合理性,更包括对生产过程的和谐关系营造以及互利共赢劳动关系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动关系的合作与和谐是资本竞争力的一部分,也是企业永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图2 由劳动合作到劳动和谐的发展

第三,建立和谐的劳动关系,不仅要强调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也应重视资本积累与利益实现。为此,企业必须灵活、审慎地处理劳动分配关系,尤其要科学确定特定时期工资与利润的分割比例。一般而言,在健全企业内部劳资谈判机制的前提下,企业应根据“历史与道德的因素”在满足工人“正常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前提下,考虑增加投资与资本积累;而工人也应该在满足资本的投资意愿和利润预期条件下,酌情提出自己利润分享的权利,将自己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相结合。从长期看,在保障资本获得平均利润的同时,应根据企业发展的不同时期及时调整利润与工资的分配比例,在公平分配与增进效率之间找到现实的均衡标准。一般来讲,成长中的企业可以适当提高利润与积累的比例,而成熟企业则可以将收益更多用于分配,在劳动者专业素质不断提高的条件下,逐步通过劳动者参与“分享剩余”方式,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以改善工人的生存与受教育状况,为产业的进一步升级创造条件。因此,微观层次的分配关系总是要在保障劳动者最低工资收入和资本家投资意愿之间找到一个“合意均衡标准”,这是一种现实的、不断变动的、能够发挥经济激励和满足公平意愿的“合意”的均衡点。普莱沃斯基用数学模型表明,在人们的特殊偏好和投资占利润的特殊比率给定的条件下,在一个特定的时期,有一种工资占有剩余价值的最佳比例。当工人要求的工资在利润中占有过大的比例时,短期工资增加的好处就会大于长期工资的损失,因为以后只有较少的资本被用于可以组成工资增加的投资了。[5](P237)在宏观层面,首先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以及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的状况,确定科学合理的劳动分配率和增税总量,调整好国家税收与企业分配的关系。同时,积极发挥税收、转移支付调节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根据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情况,确定一定时期科学化合理的劳动分配率。而任何非真实性劳动生产力提高情况下,工资上涨只能导致名义工资的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发生,同时,粗放式经济扩张的结果必然是经济与收入增长的不可持续。劳动分配率的变动不仅要考虑劳动生产率的情况,还要考虑经济发展阶段。

三、和谐劳动关系是生产力系统的协调性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尽管存在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可能性,但其现实性条件必须在生产力体系的协调性基础上加以说明。在马克思经济学看来,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分配、交换及消费过程相对于生产环节,不仅仅在于说明国民消费相对于整个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终极目的性,更在于强调生产与交换、消费关系的统一协调及均衡性。

收入分配及劳动关系既属于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的中间分配环节,关乎资源配置与经济总量的平衡问题,又构成社会生产关系核心层面。如果考虑到充分就业与经济结构合理等因素,劳动关系,从分配及多层面特性看,其利益关系特点及合作、和谐的要求完全是由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即生产力系统内部的协调统一决定的,是生产力系统技术关系的客观要求;反过来,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又制约和影响着生产与市场、消费关系宏观经济的协调统一性的实现,进而直接影响和制约着社会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物质资料生产领域的分配及劳动关系的合作与和谐性质完全是由生产力系统的协调统一性决定的,和谐劳动关系是实现经济总量平衡的要求与必要条件。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全面阐述了物质资料生产总过程各阶段的统一性及相互制约的关系,正是基于对该问题的科学认识,才导致了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及体系的革命性变革和马克思经济学的产生。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总结出劳动关系合作与和谐性的要求及变化的基本规律:即劳动关系的合作与和谐是市场供求关系协调统一性的本质与要求,一方面,劳动关系的和谐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市场供求关系及价格的长期走势与变动;另一方面市场供求关系及价格水平又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和影响着合作、和谐劳动关系的实现。劳动和谐关系与市场供求均衡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与统一性。宏观经济总量平衡还应包括劳动关系的谐调与稳定。

其实,上述宏观经济规律的发生与作用还必须以充分就业与合理的经济结构为先决条件。因为在短期经济增长、宏观总量平衡,完全可以在收入分配两极分化与劳动关系的紧张与不协调的条件下实现,尤其在经济发展初期,这种负相关关系非常明显。但在收入关系扭曲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常常是不可持续的,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总量关系的协调与平衡,必须以经济结构的合理、充分就业为前提,与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相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的有效积累与充分就业构成了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条件。同时,劳动关系与宏观总量关系的一致性还必须以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为前提。当一国经济过度依赖外部市场时,在长期必然导致本国经济结构与劳动关系失衡,反过来经济结构与劳动关系的严重失衡又会进一步加剧对外部市场的过度依赖,由此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进而使本国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因此,在结构合理与充分就业条件下,劳动关系的和谐成为总量平衡的重要条件和组成部分,同时也构成一国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目标,劳动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对于经济长期增长至关重要。

充分就业是建立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因素,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条件下,劳动和谐关系是无法实现的。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失业陷阱的客观存在,以及由此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过渡性。当人类社会生产进入后工业时代,失业问题仍然困扰着当代资本主义,尤其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结构失衡条件下,当代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不可避免性与周期性缓解交替发生作用。拓展式资本积累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重要保障。就运行机制而言,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虽然讨论了就业与技术进步的负相关关系,即伴随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出现的机器排挤工人的必然趋势,但这只在早期技术进步条件下必然如此。当知识经济的到来为创新经济的发展提供条件时,产品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导致产业拓展及就业增加时,就业与技术进步固有的正相关关系就会突显出来,资本主义失业问题就能获得周期性的缓解。而二次产业革命导致的技术进步推动的工艺过程创新与产品创新相结合,企业实现由福特式大规模生产方式向熊彼特生产方式的转换,而产品创新导致新产业层出不穷,出现了单个产业就业率下降,而整个社会就业率上升的趋势;出现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与就业绝对量增加同时并存的新趋势,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固有的失业顽疾。二战后,资本主义产业扩张趋势更加明显,几乎每隔20年就有新的产业部门孕育而生,带动了整个社会就业量的增长。

图3 劳动和谐与总量平衡相辅相成

四、和谐劳动方式是实现和谐劳动关系的根本途径

劳动方式是实现劳动关系和谐的重要途径。大量国外最新研究证明,在当代,导致劳动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是劳动强度过分加大、管理方式的粗暴及其他非人性化管理。加大劳动强度的方式是各式各样的,既包括体力的、非技术形式的,也包括脑力的、技术形式;既包括显性的,也包括隐性的。因此,构建和谐的劳动方式,除了合理的收入分配外,推动和谐劳动方式的实现至关重要。

所谓和谐劳动方式即是指适度劳动强度、集约化生产方法与人性化管理相结合的劳动方式。鲍利斯和吉尼蒂斯的研究表明,资本家总是按照一定时期平均的劳动强度购买和使用劳动,按照劳动的贡献支付工资,利润的产生和大小与工人的劳动强度有关。而劳动强度与阶级冲突密切相关,为了获得高额利润,资本家总是要竭力加大工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的劳动强度,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利润的重要来源。[4]就适度劳动强度问题,马克思经济学在讨论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时,强调了关于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两个界限:即生理界限和社会界限。马克思认为,就生理界限而言,工人的劳动时间不可能是24小时;就社会界限而言,工人要有读书、看报纸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并且,围绕这两个界限所体现的劳动强度合理性标准具有相对性,常常会随着劳动生产率、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情况不断变化,尤其是关于劳动时间长短的社会性规范更是如此,在不同的国家以及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时代,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的合理性标准都是不同的。一般来讲,经济、社会越发达的国家,劳动时间较短且劳动强度也低;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劳动时间相对较长,劳动强度也大,但无论多么发达的国家,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仍然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上线,以此来保障企业的利润和效率实现,突破了这个上线经济衰退和危机在所难免。

而集约生产方式则是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驱动利润增长的生产方法。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理论阐述了该方法的核心内容。在内涵式经济增长方式下,无论是工艺过程创新还是产品创新抑或差异创新;无论是持久性技术改进还是突破式技术进步,都必然导致增长模式的改变,令增量经济出现超额的利润收益,在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的情况下,劳动与资本的利益都获得增进,从而使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了调节和缓冲的余地,从而实现劳动关系的互利双赢与和谐发展。普莱沃斯基等指出,正如资本的所有者可以从提高工资中换得的工人愿意将一部分本该属于自己的剩余价值给他获利一样,工人也可以从资本的积累中获得利益。如果工人和企业家都自愿做出必要的让步,就可以在互利的基础上保持企业自由雇佣制度。如果更多地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就可以变成非零和的关系。[5](P437)

劳动过程的人性化管理即是去血汗劳动方式的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基本确立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以调动劳动者自觉性、创造性为管理的根本,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马克思经济学在讨论工资问题时提出了血汗工资的范畴,揭示了该生产方法的非人性、非科学性的本质,马克思尖锐指出了这种生产方法的本质,即依靠工艺流水线改造和生产能力极度提升,将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到生理极限的水平,这是一种利用技术进步对工人劳动极度榨取的生产方式,也是一种野蛮、垂死的生产方法,其结果必然导致劳动关系极度紧张,劳资冲突频发,构建和谐的劳动关系必须坚决避免这种非人道的管理方式。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不但揭露和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本质,而且也探索了人的解放和人类社会走向繁荣和谐的一般规律。在以社会和谐与发展为主题的全球化时代,我们应当积极探索和发展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中的和谐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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