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厦倾覆与社会矛盾的合力作用——清前期对明亡之因探讨的再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明朝论文,合力论文,社会矛盾论文,大厦论文,作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1）11－0093－10
大凡改朝换代的初期，前代官僚士大夫等遗民似有一种情节，即痛定思痛，反思本朝兴亡的利弊得失，寄托一种哀思之情。而新朝君臣也格外重视前朝之鉴，以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以维系新生政权的长治久安。明清易代，也不例外，检讨明亡之因仍然是清朝一个较长时期的热门话题。而清人对此关注程度之高，不亚于历代王朝。换句话说，明史对有清一代影响深远。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建立的明王朝在元末红巾军起义的烈火之中诞生，发展壮大。历时276年之后，这座王朝大厦又在明末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焰里轰然倒塌，化为灰烬。明朝灭亡是一桩历史大事。清前期，人们探索明亡成因已成为一种显著的文化现象。其中主要有三部分人：（1）思想文化界学人，内含部分明代遗民等。诸如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李颙、唐甄等，解析明亡历史，以犀利的笔锋，痛斥君主专制之弊。他们的主张无疑具有民主思想的色彩。不少史家如谈迁、张岱、谷应泰、查继佐、傅维鳞、计六奇、全祖望、赵翼等考订史籍，探研明史，著书立说，多方揭示其亡的经验教训。（2）清代政界名臣。例如，魏象枢、魏裔介、汤斌、陆陇其等进谏之时，多举明朝案例，以便引起皇帝重视，巩固清朝一统天下。（3）清初列帝。他们对明朝历史尤为重视，除了用近百年时间编纂《明史》并钦定之外，圣祖玄烨、高宗弘历多次南巡，均拜谒明太祖朱元璋孝陵，盛赞功德，探析有益治道。康熙五十二年（1713）四月，圣祖特别叮嘱纂修《明史》之臣：“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史事，应详加参考，不可忽略。”① 可知此三朝的得失对满洲贵族政权巩固的价值。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弘历在养心殿存贮书内，检得明季寺人所撰的《明朝宫史》一书，认为此书“文义猥鄙，本无足观”，原不堪采登册府，因有明一代，“秕政多端，总因阉寺擅权，交通执政”，宦官“生杀予夺，任所欲为”，遂致“阿柄下移，乾纲不振”。他每当读到宦官流毒事迹，甚为痛恨，下令将此书交总裁官，照依原本，抄入《四库全书》，“以见前明之败亡，实由宫监之肆横”，以此“为千百世殷鉴”。② 清代君主以明亡为鉴，宗旨明确，就是拨乱反正，兴国安邦。
清前期，上自皇帝、官僚，下至学界文人，均从不同的视角审视明代“社稷沦亡，天下陆沉”之因。众说纷纭，概括起来主要有六种见解：（1）亡于流贼；（2）亡于宦官；（3）亡于朋党；（4）亡于皇帝；（5）亡于民穷；（6）亡于学术。兹就上述之因，再作解析如次。
一、农民军势如破竹，“宗社不守”
明朝覆亡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推翻的，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
起义初期，各路农民军主要在陕西、山西、河北一带，独立地同明军交战。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农民军履冰渡过黄河，将反抗斗争推向河南地区。明朝鱼烂土崩，不可复故。清人吴伟业指出，统治集团惊呼此为“渑池渡”，“此中原之所以溃，国家之所以亡也”③。这也标志着明廷围剿农民起义的失败。崇祯八年（1635），农民军十三家、十八寨、三十六营、七十二营等会聚河南荥阳，各路农民军共商作战大计，由分散的各自为战走上联合行动的道路，史称“荥阳大会”。这是农民起义军发展的重要转折点，从此农民军反守为攻，由被动变主动，集中力量重创明军，多次取得大捷。
明末农民战争起于陕西，横扫中原，席卷西南，威震东南。李自成、张献忠率众起义以来，明朝陷入窘境，“材（财）富绌于吴、楚，士马毙于荆、襄，民命涂于中野”。于是“瓦解土崩，一蹷而坏”④。清人谷应泰将此事比作犹如一人之死，张献忠絷其手，椹其胸；李自成刺其心，扼其吭。经过十八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李自成率领农民军以摧枯拉朽之力推翻了明朝。前代遗民多对亡国扼腕叹息，“然则颠覆之祸，固当责之庙算欤”⑤。明朝“宗社不守”，固然是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所为。但是，论者却说，明并非亡于“流贼”，而是亡于某某因素。这就表明识者透过历史现象，探究事务变化的本质。亦间接地论证，农民军的胜利正是利用了社会各种矛盾势力，才推翻了明王朝的腐败统治。
晚明农民起义的巨大威力，给入主中原的满洲贵族上了生动的一课。如何严加防范民众聚集起事，维护整个统治秩序的稳定，这是他们经常思索的一个问题。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四川陕西总督殷泰疏参纵容游民连直、不行查拏的地方官。圣祖指出，出于生计所需，允许小民跨省行医卖药。但对蓄意的奸恶之徒，越省游行，严行禁止。“若令其任意行走，结成党类，渐致人多势盛，即行劫掠，有害地方”。下令有司剪除恶乱之辈，不然“明代李自成即其验也，不豫为之计乎”？⑥ 乾隆二十六年（1761）十月，地处偏僻山区的闅乡县革退扑役马现龙，抢夺贾世锡银两，因不服县差拘讯，纠约刘建业等，持械拒捕，伤死差役数人。高宗闻知，对聚众滋事，格外重视。他指明，设任地方，庸劣有司，一切姑息，即可酿成事端。所谓涓涓不息，流为江河。“前明李自成等，独非裁汰驿卒乎”！“此所关于风俗人心者甚大”⑦。民众一有聚事，清朝统治者就敏感地与明末“流贼”造反联系起来，而李自成的名字在他们心中已经成为永远挥之不去的烙印。
二、宦寺操持大柄，“祸国殃民”
明亡于宦官之说，在清初十分流行。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宦官的管束十分严格，立铁碑于宫门为戒，宦官不许干预朝政。燕王朱棣发动“靖难”之役，得到南京宦官的支持。登基之后，他背离祖训，重用宦官。宣德年间，设立内书堂，由大学士陈山教授宦官识文断字。从明中期起，宦官团伙与官僚集团，交替执政。自英宗到武宗时期，皇帝不理朝政，宦官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专权；从嘉靖至万历时期，系权臣张孚敬、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掌政，他们也要拉拢宦官。例如，张居正入主内阁，得到宦官冯保的支持。万历二年（1574），冯保自建生圹，张居正为之书写《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⑧ 足见二者关系密切。宦官多能掌控内阁，二十四衙门之首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均握“批红”之权，成为皇权代表，皆力压内阁一头。同时还掌管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内行厂，打击迫害反对派。
宦官尚拥有监军权，并受钦差出使等。宪宗朱见深时宦官汪直，怙宠立威，大臣皆屈膝。时有谚语曰：“尚书叩头如捣蒜，侍郎折股似栽葱。”⑨ 小太监阿丑擅长于表演相声，讽刺他说：“今人但知汪太监也。”言外之意，不知有天子。武宗朱厚照在位十六年（1506—1521），依赖宦官刘瑾，北京城内外流传说，当朝有两个皇帝，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一个刘皇帝。万历年间，四处派出矿监税使，掠夺工商业，激起市民罢市。天启时，熹宗热衷木作，魏忠贤专权达到巅峰。熹宗“呼魏忠贤为老伴，凡事委之，己竟不与”⑩。朝官人等皆称“九千岁”。魏忠贤还设立“武阉”，尽掌内廷兵权。明代内监“冒滥名器，蟒玉盈廷；子弟亲族，盘踞窟穴；政府言路，凭借奥援；羽翼腹心，势焰熏灼，驯至不可收拾”(11)。足觇宦官势力的嚣张到何种程度。
清人谷应泰论道，明中叶，宠用宦官，“英、宪、武、熹乱者四世”，“非有王振土木之罪，汪直西厂之酷，刘瑾不轨之谋，魏忠贤闇奸之状，而潜窥意旨，驯致败亡者，无他”。(12) 宦官擅权，导致君臣关系日疏，内竖肆虐，加速朝廷衰落。清人张岱指出：“宦官之祸，种毒既潜，国与随尽。可不畏哉！”(13) 正如赵翼所言，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14)。
清入关后，满洲统治者对明代宦官专政尤为重视，从制度层面上对宦官严加限制，“内庭法制，尤为严密”。顺治十年（1653），世祖将明朝宦官二十四衙门，改设十四衙门，再改十三衙门。十二年六月，世祖福临命工部立内十三衙门铁牌，谕曰：
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镇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轨，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败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板，世世遵守。(15)
十八年（1661），复设准军事组织的内务府，将太监纳入上三旗管辖范围，收缴宦官权力，堵塞了他们擅政的渠道。
康熙五十三年（1714）六月，圣祖指出：明朝“平日太监等专权，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16)。乾隆四十七年（1782）四月，高宗指明，王振、刘瑾、魏忠贤之流，俱为司礼监掌印、秉笔太监，其“秩尊视元辅，权重视总宪”，以朝廷大政，付之刑余，“妄窃国柄，奔走天下，卒至流寇四起，社稷为墟”，并强调：“我朝家法，太监止供使令，从不许干涉政务。至于外廷臣工，尤当禁绝往来。若听其认识交言，实非善事。”(17) 满洲统治者将此纳入“家法”，告诫子孙世代恪守，以致有清一代没有宦官专权事件发生。
三、朋党相互构陷，“士气浇漓”
万历后期，神宗不问朝政，政务怠荒日甚。朝廷中枢机构官缺，长期不补。内阁只剩方从哲一人，帝以一人足办，不增补；六部堂官仅四五人，五十余员六科给事中止四人，十三道御史祗五人，都御史数年空署。“自阁臣至九卿，台省曹署皆空”，朝廷陷入“职业尽弛，上下解体”的窘境。(18) 神宗宠信郑贵妃，专横跋扈的郑氏皇亲充斥朝廷，宦官又多聚集郑氏周围。大臣们既敬畏皇帝，又畏惧国戚和宦官，依违其见，无所建白。部分中下级官吏在政治上受到排斥，对社会现状不满。例如，被革职返乡的吏部郎中顾宪成等，目睹了朝政的黑暗，预感到市民阶层的抗争，农民的反抗，必将威胁朝廷的统治。为了拯救朝政危机，社会名流汇集东林书院，聚众讲学，议论朝政，抨击宦官，形成一股政治势力，被反对派称之为“东林党”，并与非东林党的齐、楚、浙、昆等党进行论争。
东林党与非东林党之争，主要围绕着“争国本”、李三才入阁、京察大计等展开。“迨‘国本’论起，而朋党以分，朝堂水火矣”(19)。天启初年，“东林势盛，众正盈朝”，“中外忻忻望治”(20)。四年（1624），时局突发逆转，非东林党麇集在魏忠贤身边，官僚顾秉谦、魏广征等人也献媚迎合，举朝若狂，形成“阉党”。他们宣布“东林榜”，大肆迫害东林党人，以致宵人正人，“皆以不敢言党而党愈炽，党愈炽而国事不可问矣”(21)。正直的官吏遭到残酷打击，阉寺宵小，浊乱朝纲，政局黑暗。他们将正直官吏撰成《点将录》、《天鉴录》，并将明哲保身、不附逆奄者归入《选佛录》。(22) 世上所谓清流者，则被一网打尽，造成“士气浇漓”，臣心涣散。清人指出：这场党争，“指以朋比，斥为伪学，窜逐禁锢，殆无虚日”(23)。其结果是双方“精神智术俱用之相倾轧，而国事坐误不暇顾”(24)。
明末党争蔓延到清初政治舞台，出现所谓陈名夏与冯铨的“南北党争”，明珠与索额图的旗内政争，噶礼与张伯行、鄂尔泰与张廷玉等“满汉之争”，他们争权夺利，扰乱朝政。满洲统治者格外重视明末党争教训，倾力打击朋党。针对清初官员结党之弊，世祖福临命大学士王永吉纂修《人臣儆心录》八篇，以遏止朋党之乱，并御定其文。他在《御制序》中指出：“朕惟人臣立身制行，本诸一心，心正则为忠为直，众美集焉；不正则为奸为慝，羣恶归焉。是故心者，万事之本，美恶之所由出也。”他历数了谭泰、石汉、陈名夏等横行跋扈、目无纲纪、背德植交、蔑法罔上等罪过，明确地提出：“观诸近事，复炯鉴昭，然足为永戒。”(25) 索额图与明珠二人，结党相倾，圣祖已有察觉。康熙十六年（1677）七月，召索额图等至乾清门，斥责党祸危害，指出：
人臣服官，惟当靖共匪懈，一意奉公。如或分门立户，私置党与，始而蠹国害政，终必祸及身家。历观前代，莫不皆然。在结纳植党者，形迹诡秘，人亦难于指摘，然背公营私，人必知之。凡论人议事之间，必以异同为是非，爱憎为毁誉，公论难容，国法莫逭。百尔臣工，理宜痛哉！(26)
圣祖力陈朋党之患，以国法不容，训诫廷臣。
世宗即位之初，继续弹压“太子党”等。雍正元年（1723）四月，特谕满汉文武大臣等，以朋党为戒，指出：“朋党最为恶习，明季各立门户，相互陷害，此风至今未息……此朋党之习，尔诸大臣，有则痛改前非，无则永以为戒。”杜绝朋党，他要求“以君之好恶为好恶，然后人人知改其恶而迁于善。君臣一心，国之福也，传之万世，亦有令名”。(27) 次年七月，颁布御制《朋党论》一文，陈述朋党诸种劣迹，指出：“朕愿满汉文武、大小诸臣，合为一心，共竭忠悃。与君同其好恶之公，恪遵《大易》、《论语》之明训，而尽去其朋比党援之积习。”(28) 以此严加防范，重点打击。高宗继承父祖衣钵，严加防范朋党，多次指明，明末党争，“人所痛恨，可为炯鉴”。“将来朋党之渐，其为国家之患甚大”，并将世宗《朋党论》等，“朔望令教官宣讲”(29)。他还果断地解决了以鄂尔泰和张廷玉各为魁首的满汉之争，稳定朝政。由于清初列帝措施得力，遏止臣僚结党为乱，乃至清朝有“朋党”之名，却无“党祸”之实。
四、皇权旁落，“倒置太阿”
明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是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尔后列帝多平庸缺智，无所作为。宪宗在位二十三年（1465—1487），深居内宫，据说只接见一次朝臣，当大臣三呼万岁、万岁、万万岁之时，皇上已起驾回宫了。他宠恋比之长20岁的万贵妃，致使她肆虐后宫。孝宗朱佑樘在位十八年（1488—1505），接见了几次朝臣，官僚们已颇满意，称之为“有道明君”。武宗朱厚照私自出京，巡游山西大同等地；又出通州，经山东临清，游逛江南，为非作歹，骚扰民间。世宗朱厚熜在位四十五年（1522—1566），执迷道教，炼服丹药。神宗朱翊钧长期不临朝，不会见大臣，不批答奏章，致使大量奏疏“留中”。皇帝深居内宫，贪图安逸享乐，于是将大权交予内廷助手宦官，或外廷的帮手官僚，他们交替掌政，明争暗斗，乃至朝政混乱，局势不稳。张岱以明朝遗民自居，指出：嘉靖、隆庆二十年后，皇帝潜居不出，“百事丛挫”，又“贪呓无厌，矿税内时，四出虐民”。尤其强调万历四十六年（1618）前后，“池裂山崩，人妖天变，史不胜书”。他痛感“盖我明亡之征已见之万历末季矣”(30)。
康熙四十五年（1706）六月，圣祖明确地指出：明季诸帝，“俱不甚谙経史”，(31) 不学无术。“平日太监等专权，人主不出听政，大臣官员俱畏惧太监，以致误事”。他以前朝为诫，指出：“天下大权，唯一人操之，不可旁落，岂容假之此辈乎？”(32) 世祖、圣祖皆肯定庄烈帝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非亡国之君”。清人全祖望却认为，其性刚而自用，缺乏应变的灵活性，怙前一往，“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33)。高宗弘历在《国朝宫史·圣论》中云：“论者率谓，明亡，不亡于流贼，而亡于宦官。似矣。而朕不谓然。”他阐述道：
宦官之祸，汉唐来已然。顾其使宦官得志擅权，肆毒海内者，伊谁之咎也？明代皇城以内，外人不得入；紫禁城以内，朝官不得入。奏事者至午门而止，中外阻绝，判若天人。人君所与处者，若辈耳。凡监役、监军、要地、要务，非若辈弗任也，非若辈之言弗信也。导谀纵逸，愈溺愈深。中叶以后，羣臣有数年不得望见颜色者，而鬼蜮之计得行。遂使是非由其爱憎，刑威恣其燔炙，兵事任其操纵，利权归其掌握。倒置太阿，授之以柄，其失皆由于不与士大夫相接耳。(34)
从中期以来，明朝列帝蜗居内廷，骄奢淫逸，贪图享乐，不理朝政，皇权假借宠信宦官，倒置太阿，以致朝政混乱。高宗明确地提出：“伊谁之咎乎？”他解析道：
胜国洪武，草昧初开，未尝不得之艰苦。而中叶以后，罔念厥祖，若正德之荒淫荡佚，恬不为怪；嘉靖、万历、天启之昏庸逸乐，阿柄下移，以致权臣奸宦，相继而擅威福，乱政害民。此数君惟知蒙业而安，于国事懵然罔觉，虽未及身而丧，不数传而驯至灭亡。使有能奋然振兴，追念洪武之旧固，励精求治，未必不可挽回于末造。而宴安酖毒，终于不可救药，自覆厥宗。殷鉴甚近，尤足为炯戒耳。(35)
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明帝无作为，将大权假手于人，主要是君主的过失。高宗的论断正中明亡的要害。“干纲独断，乃本朝家法”(36)。清朝列帝事必亲躬，决不将大权假手于人。他们以前明败亡教训为戒，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南书房到军机处，不断强化皇权，也使二百余年的清王朝未曾出现过皇权旁落的现象。
五、闾阎之匮，“民穷而盗起”
明初的各项制度详严，成祖登基，发生了变故，出现宦官执柄，官僚掌政的局面。明朝礼部尚书冯琦说：“本朝之患，不在外戚，不在宦官，不在大臣，不在藩镇、夷狄。它日所为国家忧，惟在宫府之隔，闾阎之匮耳。”(37) 清人计六奇指出：明朝“取民之制甚烦，养民之制甚略”(38)。明清官员总结所言，农民、市民的贫苦化，是朝廷克扣百姓制度甚繁，人民难于休养生息。随着16世纪中叶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统治集团更加肆无忌惮地搜刮钱财，盘剥百姓。社会贫富日益悬殊，势必再现“民穷而盗起”的局面。
在北方，主要是皇帝、勋戚、王公、宦官兼并土地。皇帝亲自占田，成为私产，叫皇庄。(39) 成化时期，给事中齐庄曰：“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宪宗朱见深不听。(40) 正德年间，皇庄快速地发展到36所。(41) 同时，宦官打着黄龙旗，在北京设店房，招歇商人，征收商税，称“皇店”；放高利贷，谓“皇债”；卖盐谋利，叫“皇盐”；在房山与门头沟开煤窑，曰“皇窑”。此皆内臣提督，“正额进御前”。像明朝列帝这样大肆聚敛私财，在历史上是未曾见到的。上行下效，此时勋戚、功臣等以“请乞”和“投献”的方式，不择手段地侵夺民产，建立庄田300余座。针对这种状况，户科给事中李森率诸同仁揭露道，“畿内膏腴有限，小民衣食皆处于此，一旦夺之，何以为生”？“名为奏求，实豪夺而已”(42)。
在南方，主要是豪绅地主占田。所谓豪绅地主即以“笔杆子”功名起家的士大夫地主、以“锄头柄”发家的粮长地主以及退居林下的缙绅地主。他们在土地比较集中的江浙、福建、江西地区，广占田土，欺压乡民，为霸一方。正德年间，福建“郡多士大夫，其士大夫又多田产。民有产者无几耳，而徭则尽责之民。”嘉靖时期，(43) 严嵩的家乡在袁州分宜，该州四县的土地7/10被严家所占据。徐阶为江南松江人，徐家在松江的土地有4000顷。农民丧失生产资料土地，产生大量的流民；重敛矿税，剥夺工商业者，城镇市民罢市频发，由此造成全国统治秩序的动荡。
商品经济繁荣，白银进入流通领域，更加刺激了统治者贪婪，“溺志货财”。凤阳巡抚李三才已经深感问题的严重，多次上疏，反对矿监税使四出，掠夺工商业，危害地方。他尖锐地指出：
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今阙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则在溺志货财，臣请涣发德音，罢除天下矿税，欲心既去，然后政事可理。
闻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阙，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国敌，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44)
李三才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晚明财富高度集中于皇室、贵族、官僚和豪绅地主等少数人手中，贫富分化加剧，民不堪命，严重地威胁着江山社稷的安危。
万历天启年间，天下灾荒饥馑，疾病频发，“同类相食，人死如乱麻”。任职饷司的杨嗣昌奏报岁饥，指出，淮北居民“食草根树皮至尽，甚或数家村舍，合门妇子，拼命于荳箕菱杆”。江南“灶户之抢食稻，饥民抢漕粮”，所在纷纭。荒歉所致粮价腾贵，苏州、松江等地，斗米长至百三四十钱而未已。从北到南，“顾瞻闾左，民穷财尽”(45)。顾炎武以农商之业，分析了明代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指出：至正德嘉靖初，与以往不同，“出贾既多，土田不重”，“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相互凌夺，各自张惶”；嘉靖末隆庆间，更加异常，“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益富，贫者愈贫”；及万历中期，“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有九”(46)。天启时期，陕西“连年赤地，斗米千钱不能得，人相食，从乱如归，饥民为盗由此而始”(47)。李自成等领导的农民军从者日众，大多数为贫饥之民。
六、思想不清，“亡于学术”
明清之际是“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一批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李颙、唐甄等，深感君主专制是造成社会危机的主要根源，他们高举批判的旗帜，激烈地抨击君主专制，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48)，平衡君臣和地方权力；要求改善与协调君臣关系，共理天下。明朝后期，在学界内，陆王“心学”异军突起，“士人多皆阴弃朱子而从之”。从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门户水火，相互攻讦，长期不休。一时传统的程朱学术思想受到了严峻的挑战。
王阳明一派的“心学”在学术上的作用与地位是不容否定的。而后，王学末流空谈性命，且多出“狂放”之言，在社会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诸如李贽等人，蔑视孔孟的“绝对权威”，指出：“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矣。”(49) 并强调：“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耳。”(50) 他还尖刻地抨击尊孔潮流，“犹如一犬吠影，羣犬吠声，可笑之至”(51)。痛斥《六经》、《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则为“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52)。李贽的“敢倡乱道，惑世诬民”举动，既不为明廷所容，也难为士人所接纳。
清初一批名臣认为，学术的混乱不利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正如兵部给事中魏裔介所言，“自明季以来，风俗颓靡，僭越无度，浮屠盛行，礼乐崩坏”(53)。因此，他著有《圣学知统录》，极力倡言，大兴圣学：
圣人之治，圣人之学为之，圣人之心为之也。今夫衡平则轻重不易，鉴空则妍媸不爽，而况人主之心静乎，天地之大览万物之衡也。故心得其正，则天下万事万物无有不得其正者矣；心不得其正，则天下万事万物终无有得其正者矣……“圣学以正心为要”，此可谓得学之本矣……学之要在正心矣，而心之所以正者，非学不为功焉……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一正君而国定，正其心之谓也。(54)
熊赐履亦著《学统》等，阐述晚明社会风气衰退与学术不正有关。他们力谏朝廷大力弘扬“圣人之学”，明辨学术，以正人心。这些建策深得圣祖玄烨赏识。
康熙年间，玄烨“崇儒重道”，定程朱理学于一尊。他指出：“今人果能如宋儒言行相顾，朕必嘉之。即天下万世，亦皆心服矣。”(55) 因玄烨大力倡导理学，汤斌、熊赐履、魏裔介、魏象枢、李光地、陆世仪、张伯行等一批理学名臣应运而生，他们以卫道士自居，将批判陆王“心学”视为己任，把促进皇帝尽心儒学，作为“当今第一要务”，并在“经筵日讲”上扮演重要角色。这些护法大师在学术上并无创新之见，但他们从政治上着眼，将学术同政权巩固联系在一起，努力地为稳定清朝统治秩序服务，亦不无成绩。
从学术视角剖析明亡之因的当属名儒李颙和理学名臣陆陇其。陕西大儒李颙指出：“天下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天下之大肯綮，提醒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晦明。”(56) 他亲历明清变故，痛感明末“亡国”、“亡天下”是学术思想混淆不清所致。而陆陇其的主张更激进一些，认为，“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他甚至将明亡归罪于王阳明“心学”的滥觞。陆陇其指明：
自阳明王氏倡为良知之说，以禅之实而托儒之名……徧天下几以为圣人复起，而古先圣贤下学上达之遗法，灭裂无余，学术坏而风俗随之其也。至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天下之人，恣雎横肆，不复自安于规矩绳墨之内，而百病交作……故至于启祯之际，风俗愈坏，礼义扫地，以至于不可收拾，其所从来非一日矣。故愚认为，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57)
他认为晚明“荡轶礼法，蔑视伦常”、“风俗愈坏，礼义扫地”，是王阳明“心学”弊端造成的。(58) 简而言之，学术的偏颇酿成流寇、朋党祸起，导致明朝衰亡。陆陇其翻检历代注释性理之书不下数十家，认为诸多释义过于枝蔓，去其缪戾，采撷发明章句集注者，陆续纂辑《四书讲义》、《性理大全》、《大学衍义》、《读朱随笔》、《困勉录》，以及《松阳讲义》等书，这些理学著述在当时社会颇具影响。陆陇其站在维护社会伦理纲常的立场上，竭力地宣扬程朱理学，批判陆王“心学”。这些作法与满洲贵族为稳定统治秩序、推崇理学的举措，一拍即合。他从学术上总结明亡的教训，观点新颖，而其言词似有过激之嫌。但他确为清朝崇儒重道，提供了理论依据。因而清廷授予陆陇其殊荣，其死后，雍正二年（1724），从祀文庙。乾隆元年（1736），特谥“清献”，追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职衔。
七、社会矛盾的合力，大厦倾覆“而莫之救”
明后期，整个统治机制已病入膏肓，即使再下猛药，其病也难以治愈。魏裔介在《书流寇始末后》一文中总括道：
明亡于流寇，非流寇亡之，自亡之也。始以民饥，继以军噪，于是奸宄倡其萌，荷戈者比附，以张其焰。一时之为督抚者，方且优游坐视，调二三武弁，掠得子女玉帛，即以大捷报闻，甚至杀良冒功，滥叼爵赏。非无忠臣义士，欲为国家出死力者，以阻于赇赂，不得进用，徒呕血腐心耳。又况门户相攻，阉人用事，每将阘冗之夫，推为督抚将帅，借以报复私雠。社稷民生，听其荡坏。黠者慧者，袖手旁观。庚辰辛巳间，宇内连岁荒疫，大地为盗，正赋舞出，犹且严征，加派以资边饷。譬如久病之夫，元气尽耗，皮肤之间，百孔千疮，复委之至庸极愚之医，投以乌砒，绝其饘粥，焉有不死者哉？赫赫上天，知其君臣终不能拨乱为治也，而天命乃去之矣。(59)
他从军事、朝政、经济、灾荒等方面揭示了明亡是社会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久病之夫，元气尽耗，皮肤之间，百孔千疮”，“自亡之也”。其论极是。
从明中期起，各种社会矛盾就不断地激化。在百万流民此起彼伏的反抗斗争冲击下，明朝已初露衰败的征兆。万历时期，内阁首辅张居正已经感到危机四伏。他在《京师重建贡院记》一文中，将王朝意喻成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其中则蠹矣”。明兴二百余年，“纲纪法度，且将陵夷而莫之救，有识者忧之”。他们亟待把这座“将坠而未仆”的大厦，“振而举之”(60)。他深知如不扫除“浮言”，改易更张，“元末之事，可为殷鉴”，“衰宋之祸，殆将不远”。张居正通识时变，革故鼎新，以图“富国强兵”，力拯朝政的衰败。然而，其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愈加尖锐复杂，以皇帝、王公、勲戚、宦官和权臣、豪绅为主体的大地主集团更加腐朽。
清人或认为，明之所以失天下，其故有四，一曰外有强敌，二曰内有大寇，三曰天灾流行，四曰将相无人，“有其一亦足以乱天下”，“而君之失德不与焉。”(61) 事实上，明朝消亡是由多种社会因素促成的。其中包括经济上，土地兼并造成大量农民破产，酿成数量庞大的流民队伍，加上肆意掠夺工商业，加深农民、市民贫困化，加速了社会局势动荡。军事上，京营建制涣散，卫所制度遭到破坏，军队丧失战斗力，无法应对“南倭北虏”的挑战，也无力抗击建州女真骑兵的侵扰。面对来势汹汹的农民军以及崛起关外的建州女真，明廷战斗策略失当，颓势日趋明显。当然也不能低估导火线，即天灾人祸所产生的颇大作用。
晚明在政治上的黑暗腐败，尤显突出。这集中表现在“政以贿成”，纲纪无存。先说宦官，王振得势之时，每朝觐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当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62)。王振擅权七年，籍没家产，得“金银六十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二十余株，他珍玩无算”(63)。弘治时宦官李广用事，四方争纳贿赂，查没其家产，得到一本“名簿”，在许多大臣名下，书写“馈黄白米各千余石”。孝宗惊叹：“广食几何？乃受米如许。”左右侍从说：“隐语耳，黄者金，白者银也。”帝怒，下司法究治。(64) 刘瑾时，天下三司官员入觐，例索千金，“甚至有四五千金者”。科道官员出使归，天下巡抚入京受敕，都指挥使以下升迁，边将违律等，均要重金贿赂刘瑾。(65) 其值“一千曰一千，一万曰一万，后渐增至几千几万矣”(66)。他窃柄无过六七年，败没之数，“大玉带八十束，黄金二百五十万两，银五千万余两，他珍宝无算”(67)。
再说权臣，嘉靖初年，世宗将武宗宠臣江彬、钱宁罪磔于市，籍没江家，得“黄金七十柜，白金二千二百柜，他珍宝不可数计”；查抄钱家，获“玉带二千五百束，黄金十余万两，白金三千箱，胡椒数千石”(68)。陆炳为世宗乳媪之子，擢都督同知。御史弹劾他不法行为，其恐惧，“行三千金求解不得”(69)。严嵩为相二十年，“文武迁擢，不论可否，但问贿之多寡”；他秘密运输财产南归，“大车数十乘，楼船数十艘”；抄没其家产，“黄金可三百余万两，白金二百余万两，他珍宝服玩，所值又数百万”；严世蕃与其妻窑藏于地，“每百万为一窑，凡十数窑”(70)。而侵吞巨资的官僚为数不少。
宦官和权臣将政治权力变为疯狂聚敛钱财的手段，权势越大，贪贿财富愈巨。如同赵翼所说：“是可知贿随权集，权在宦官，则贿在宦官；权在大臣，则贿亦在大臣。”(71) “权门贿赂”是16世纪中叶商品经济发展在政治上的突出反映。晚明“政以贿成”的腐败之风，导致吏治大坏，纲纪法度废弛，无力应对内忧外患。刚愎自用的朱由检虽力图扭转时弊，但积重难返，已无力回天。已腐朽如此程度的明王朝大厦焉能不坍塌？
俗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清人检讨明亡之因，上述六种观点，只是强调在明朝的某一历史时段，其中一种因素曾对该朝的衰落起到促进作用。不过作用力的大小也不是均衡的，最终由某一、二种主要势力来完成其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此即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军，及崛起辽沈的建州女真，这两股势力对明亡所起的作用最为显著。崇祯十三年（1640），明廷修筑拱极城于卢沟桥，南北门额题有“顺治”、“永昌”字样。过了四年，门额字迹仍清晰可见，明朝却消亡了。时人论曰：“岂非天哉！”(72) 这或许是历史的一种巧合，但其中却蕴含着必然的因素。从明朝整体上考察，王朝大厦的倾覆绝非只是某一种力量所为，乃是长期社会各种矛盾合力作用的必然结果。
注释：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4“康熙五十二年四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②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③ 吴伟业：《绥寇纪略》卷1《渑池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7《张献忠之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⑤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8《李自成之乱》，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⑥ 《清圣祖实录》卷250“康熙五十一年四月戊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⑦ 《清高宗实录》卷647“乾隆二十六年十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⑧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7《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⑨ 《明史纪事本末补编》卷5《宦官贤奸》。
⑩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上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11)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圣论》“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12)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4《宦侍误国》，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13) 张岱：《石匮书》卷15《熹宗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4)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5) 《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辛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16)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17)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十七日”、“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18)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万历中缺官不补》，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19)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4《国运盛衰》，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0) 《明史》卷243《赵南星传》。
(21)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6《东林党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点将录》、《天鉴录》、《选佛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3)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66《东林党议》，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4)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4《门户大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5) 福临：《御定人臣儆心录》，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
(26)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27) 《清世宗实录》卷6“雍正元年四月丁卯”，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8) 《清世宗实录》卷22“雍正二年七月丁巳”，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29) 《清高宗实录》卷241“乾隆十年五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0) 张岱：《石匮书》卷13《神宗本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1)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四十五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2)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卷2《训谕二》“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3)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9《明庄烈帝论》，载《全祖望集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4) 鄂尔泰等：《国朝宫史·圣论》“乾隆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上谕”，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35) 庆桂等：《国朝宫史续编》卷2《训谕二》“乾隆四十二年九月一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36) 《清高宗实录》卷323“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7) 《清高宗实录》卷323“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38)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总论流寇乱天下》，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39) 皇庄一词，始见于明人沈榜《宛署杂记》第7卷《河字·黄垡仓》，其云：“今建仓黄垡等处，葢成祖龙潜时私庄也。永乐改元，有司请庄所属改称皇庄。”
(40) 《明史》卷77《食货一·田制》。
(41) 夏言：《勘报皇庄疏》，载《明经世文编（三）》卷202，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42) 《明史》卷180《李森传》。
(43) 《明史》卷230《欧阳铎传》。
(44) 《明史》卷232《李三才传》。
(45)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杨嗣昌奏岁饥》，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6)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9册《凤宁徽备录·歙县风土论》，上海涵芬楼影印昆山图书馆藏稿本。
(47) 戴笠、吴殳：《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1985年印。
(48) 顾炎武：《日知録》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49) 李贽：《焚书》卷1《答耿中丞》，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0) 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1) 李贽：《续藏书》卷2《序彚·圣教小引》，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
(52) 《焚书》卷3《杂述·童心说》。
(53)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1《兴教化正风俗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4)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14《圣学以正心为要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55) 《清圣祖实录》卷159“康熙三十二年四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
(56)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二曲先生窆石文》，载《全祖望集彚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7) 陆陇其：《三鱼堂文集》卷2《学术辨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8) 商鸿逵：《清初的理学界》，载《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59)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书流寇始末后》，参见《国朝文会》，乾隆时期选编，平河赵氏清稿本，现藏台北“国家图书馆”。此文中华书局2007年版《兼济堂文集》未录。
(60) 张居正：《张太岳集》卷37《京师重建贡院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61)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总明季致乱之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2)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3《总明季致乱之由》，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3) 《明史》卷304《王振传》。
(64) 《明史》卷304《李广传》。
(65) 《明史》卷304《刘瑾传》。
(66)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6《权奸黩贿》，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7)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68) 《明史》卷307《江彬传》、《钱宁传》。
(69) 《明史》卷307《陆炳传》。
(70) 《明史》卷307《严嵩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1) 赵翼：《廿二史札记》卷35《明代宦官》，王树民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72) 查继佐：《罪惟录》卷31《李自成传·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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