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中国当代论文,半世纪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已有近50年的历史。对它的探讨，最早可追朔到王瑶出版于1953年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的附录《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在此书内容提要中，称这本“文学史”下限叙述到“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为止”。由此可推定王氏的写作实践是将中国现代文学的下限定为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首届文代会。也就是说，新中国文学的上限不应是王氏在“附录”中括号注明的1949年10月，而应推前3个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虽没宣告成立， 但这次会上周扬所作的解放区文艺报告，已规范了当代文学的性质、特征。尤其是这次会上所确立的文学评价体系和为工农兵服务、为政治服务的总路线，差不多指导了当代文学的整个行程。其次是王瑶把新中国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附属，这主要是新中国文学只有短短的几年行程，这亦体现了新中国文学研究草创期的特点。三是王瑶认为新中国文学是可以写史的，故他的“附录”部分写到“全书脱稿”的1952年5月。
对新中国文学研究真正形成高潮是共和国成立的第一个10 年， 即1959年，研究的力量主要集中在高校，代表作有华中师院集体编著、科学出版社内部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稿》，另有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和部分青年教师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部分纲要》，还有山东大学中文系1960年正式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册。这些论著，首次以著作形式使用“当代文学”概念，并明确指出“当代文学”不仅是时间的划分，在文学性质上它属“社会主义文学”，从而和属“革命民主主义文学”性质的“新文学”区别开来。
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当代文学史的研究，比较有特色的就是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组织的庆祝建国10周年取得的文学成就所写的文章。这组文章的特点在于把文学现象当作科学来对待，而不把当代文学史与政治史、思想史完全等同，并对当时刚开展过的文学运动、文艺批判保持一定的距离。如毛星《对10年来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些理解》、《文学知识》编辑部发表的《欢呼新中国文学的重大成就和发展》、何其芳的《文学艺术的春天》，就表现了这一倾向。这些文章对新中国文学10年来的成就持肯定、“欢呼”的态度。
周扬是当代文学运动的领导者。他在首届文代会所作的报告及后来发表的《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所确立的当代文学发展方向、道路的叙述模式，成了“十七年”时期当代文学研究工作者的指导文件。
进入新时期后，激进主义的叙述策略被逐步消解，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也迎来了思想解放的春天。
在新时期出版的近40部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北大出版的《当代文学概观》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上、下册《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另有华中师大的三卷本、上海文艺版《中国当代文学》。这些著作总结反思前30年的经验教训，确立了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探讨了性质和分期，还对有影响的作家作品作了历史定位，使“中国当代文学史”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附属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新的中国文学史分支学科，其功不可没。
在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的当代文学研究中，分类史、专题史的研究成果更引人瞩目。这以朱寨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和洪子诚、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新诗史》为代表。这两本“史”不属“教材型”，而属“学术型”，“思潮史”以翔实的史料和条分缕析的叙述，勾划了当代文学30年艰难曲折的进程，填补了当代文学研究的一段空白；“新诗史”通过多元化的叙述策略，再现了当代新诗40年所走过的曲折道路，对新时期诗歌流派的划分和把台湾诗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均显得有创意。
作为“十七年”文学淡出，新时期文学凸现。取得最突出成绩的单位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他们采取双轨并进的策略：个人化写作和集团化写作同时进行。前者以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为代表。这是一本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著，有明确的“当代文学”学科的概念。在具体章节的安排上，彻底打破了作家作品论组合方式，把主要篇幅让位给文学现象的出现及其变迁的阐述，并讨论了“规范和控制”这类过去很少人涉及的敏感话题，不愧为半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史”学科最有创意的著作。集团化写作成果体现在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中。“总系”不仅集合了一支国内北大出身的研究精英队伍，显示出当代文学研究后继有人，而且在当代文学史研究领域首创了一种散点透视——通过一个有代表性的年代来展现一个时代的风貌的评论模式。全书既有统一的设计和要求，又注意凸现每本书执笔者的学术个性。“文革”时期还单独写了一本，不愧为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但洪著和“总系”的缺陷是相同的：没有把台港澳文学包括在其中，这体现了北大也是大陆不少名牌大学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弱点。
我们确定一位学者是否属当代文学史专家，一个重要标志是看他在这个领域是否有独特的理论建树。这建树主要是通过论著表现出来的——尤其是以个人名义出版（而非论文汇集）的专著表现出来。如果用这个标准来衡量“当代文学史家”的话，洪子诚倒是较合适的人选——虽然他在当代文坛的知名度远不如谢冕，但他毕竟出版了自成一家的且很具创意的当代文学史研究专著。必须看到，“当代文学评论家”与“当代文学史家”的内涵有重迭的一面，也有不同的地方。即后者不侧重于跟踪当前的创作，而着重“史”的线索梳理和把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做系统化的研究。在学科分工越来越精细的今天，“评论家”与“文学史家”一身而二任而且“任”得很出色的学者似乎越来越难找到。当然，这里不应遗漏另一个北大出身的著名学者张炯。张炯的写作路线尽管与谢冕不同，但就评论家身份大于文学史家身份来说，则体现了以宏观研究著称的学者的共性。论著作的数量和知名度，张炯无疑远远超过洪子诚，张炯还参与主编过多种当代文学通史、分类史、专题史，有些专题史也很有份量——如他与朱寨共同主编的《当代文学新潮》。
北大学者的贡献还体现在80年代前期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引起大陆乃至台港地区学者高度重视的文学概念。这一概念为现、当代乃至近代文学由分到合的研究打开了新思路，开拓了新领域。这个学科概念的提出者当时思想较单纯，也过分自信，后来随着西方现代化模式的种种神话破产和“西方中心论”的颠覆，他们——无论是留在北大的陈平原、钱理群还是走出北大的黄子平，思想均变得复杂起来，脑子里打满了各种问号，陷入了“丰富的痛苦”之中。但受了这一观念尤其是上海两年轻的学者提出的“重写文学史”的口号的鼓舞，一些学者仍念念不忘“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崭新的文学史研究的格局，先是有湖产的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问世，后又有山东的孔范今、广东的黄修已主编的两本同名的两卷本《20世纪中国文学史》。这种尝试很有意义。
在“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中， 后来居上的是由杨守森主编的《20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此书以开阔的视野、博大的见识和生动的文笔，从“作家的心态”这一新颖的视角切入，揭示出百年中国文学发展的某些奥秘，弥补了现有的当代文学史与思潮史的不足，为当代文学史的研究增添了亮丽的一笔。
回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历程，它和共和国走过的道路一样充满了艰难曲折，有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反思。今后如要写新的当代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须把更新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目前，仍有不少研究者热衷于把当代文学放在20世纪文学大格局中进行。这里要强调的是，“20世纪”不能光看作是一个时间概念，以至认为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就是在时间的跨度上向前推进几十年，另增加一些作家作品而已。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应着重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及内部规律，阐明当代文学从哪里来又将走向何方，还要处理好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雅与俗、新与旧的文学关系，以及当代文学中心与边缘、主流与非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大陆文学与台港澳文学的关系。不能光研究作家作品，还要研究文艺政策、文学团体、文学出版、文学翻译、作家心态、读者接受诸问题。
其次，应强调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历史学科，其论述一定要建立在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即通常讲的论从史出，而不是以论带史。坊间流行的某些当代文学史，大都是文学评论的汇编，史的线索不明显，提供的史料也少得可怜。为了克服这一偏向，必须高度重视当代文学史学的建设，纠正整理史料“不算学问”的偏见。在这方面，近年已有李辉的“沧海看云”系列及张光年的《文坛回春纪事》、韦君宜的《思痛录》，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当代文学一些重大事件的内幕，为研究当代文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三是要提倡私家治史。当代文学行进了50年，不少学者追踪它也已近半个世纪，积累了丰富的史料和治学经验，私家治史应是有条件的。个人独撰，学术个性较易体现，而多人乃至几十人编写，必然会有些篇章写得好，有些篇章写得差，质量上难以保证。当然，当代文学领域宽广，许多作品读不完，靠个人单干难度较大。目前，为庆祝建国50周年，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开展“共和国文学史”或中国当代文学学科史的研究工作。这些新著采取的又是集体攻关的方式。这自然不失为一种应急的方法。但有质量的学术著作，在赶进度之余，还要强调质量，至少在史料上应力求准确，以尽可能减少“集体工程”难以避免的毛病。在建国50周年来临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有一批高质量的研究当代文学史论著的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