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话语论文,电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被誉为文化研究灵魂人物的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是一位具有高度学术整合力的理论家，其研究范围除了对文化研究基本理论资源的挖掘与阐释外，更多的是通过学术话语实践参与到对现实文化政治议题的干预之中，范围涉及移民、种族、犯罪、流行文化、新闻传媒、政党意识形态等诸多领域。根据台湾学者陈光兴于1994年编撰的霍尔著作目录，从1950年代末起，霍尔先后发表各类著述共计200多项。①如果把1994年后的著述纳入进来，那么其著作数量必然更为惊人。 但长久以来，中国新闻传播研究界对霍尔著述的了解主要局限于他的《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一文(下文简称《编码与解码》)，对其他著作的了解和接受有限。在一般新闻传播理论教材中也会将该文提出的编码/解码模式作为传播学批判研究范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来讲述，而对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在整体上的理论视野和历史语境则涉及不多。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文献在英语世界传播研究教科书中被反复提及，从而使其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界获得较高知名度。②另一方面，由于霍尔大多数论著以论文或合著形式发表，中译本有限，且大多局限在文化研究的入门教材，因此影响了中文传播学界对其主题广泛的其他重要著作的了解。③ 然而，即便是《编码与解码》这样一篇已被广泛传播的理论文献，国内传播学界对它的理解也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中译文本。④有不少作者将编码/解码模式完全脱离了原文的问题意识和理论逻辑，以十分牵强和庸俗化的方式直接移植到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话语中，造成理论的误用。⑤有学者对这篇文献的处理方式倾向于将其简化为与其他传播模式并列的编码/解码模式，着重点是比较它与主流传播范式的差异，但文献背后丰富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脉络，以及霍尔在该文最初版本中提出的问题意识和方法逻辑则基本被忽略了。例如，黄顺铭的《一个诠释典范：霍尔模式》是国内新闻传播学界最早引介编码/解码模式的文献之一，它主要分析了模式来源、三种解码立场以及莫利对霍尔模式的检验，并对这个模式进行了评价。但该文参照的同样是依据1980年版译出的中文译本，其分析也没能够脱离传播学中心主义的视角，对霍尔写作此文的语境和学术脉络，特别是论证过程基本没有涉及。⑥这种去语境化倾向近来有所纠正。例如，陈力丹和林羽丰的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对该文英文本进行深度解读的论文。他们采用逐段细读的方式，认为霍尔在此文中对结构主义方法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进行了“继承与创新”，超越了文本中心主义和简单经济决定论的局限。⑦不过，该文同样没有回到最早的1973年完整版原文，同时对符号学与结构主义方法的复杂性以及《编码与解码》隐含的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决定论(determination)问题的不同理论立场没有给予重视，对霍尔在1970年代特定时代和学术背景下所调用的复杂思想资源也没有加以梳理。 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有必要结合《编码与解码》的版本流变及其学术和历史语境，以深度细读的方法重新回到霍尔写作此文时的理论方法和现实关切，并理解这些关切是如何体现在他的论证逻辑之中的。以此为基础，我们试图重新评估《编码与解码》对传媒文化研究的理论方法产生了何种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对当下传播研究可能具有的参考价值。 二、关于《编码与解码》的版本流变 西方学界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编码与解码》不同版本的差异及其所处的复杂语境。例如，古列维奇和斯坎内尔追溯了该文从1973年以油印论文形式非正式发表到1980年首次以公开出版物形式(1973年文本的删减版)发表这一持续了七年的时间过程，尤其是文本的转变所处的不同事件和语境的转换以及这些变化所传达出的信息。在他们看来，“该文之所以重要，并不仅仅体现于内涵，更在于它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一系列焦点问题与社会责任伴随而来，促使霍尔不断对文章作出修正与增补。”⑧但他们并没有详细说明何种“焦点问题与社会责任”导致了不同版本的流变，因此没能为我们提供文本谱系的社会语境史说明。 《编码与解码》最初发表的特定语境是1973年9月在莱斯特大学召开的欧洲委员会“电视语言批判解读养成”主题对话会，原文标题为《电视话语中的编码与解码》(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⑨1980年，霍尔对1973年版原文进行了大幅删改，以《编码/解码》(Encoding/decoding)为题，发表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手稿文集，⑩这是该文自1973年诞生以来第一次以正式出版物形式发表。与1973年版对比，1980年版最醒目的变化是删去了几大段关于西部片类型的符号学分析，淡化了专门针对经验功能主义范式的辩论气息，并去除了1973年版中关于传播和文化政策的政治性批评。此后各种出版物对此文的载录悉数以1980年版为蓝本，包括目前通行的中译本。直到2007年出版的两大卷《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手稿文选》(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11)才在第二卷中完整收录了1973年油印版全文。这是时隔34年，《编码与解码》一文以无删改的原始版本形式首次正式公开发表。 上述不同版本的流通历史，反映了特定学术语境的变化：1973年版手稿诞生之时，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正处于早期上升期，还远非一个已取得广泛影响力的主流学术领域。当时，经验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在传播研究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新兴的带有左翼色彩的文化研究及其所倡导的阐释主义方法和社会批判立场，依然处于十分边缘的位置。从1971年开始的CCCS研究手稿计划，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展开对各种理论资源的探索和对主流文化分析范式的批判，目的正在于“将文化研究纳入学术研究的版图”。(12)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正是在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兴学术领域开始挑战正统经验功能主义文化分析这样的范式之争背景下出现的，其中出现的大量针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批评可以理解为这一时期文化研究学术论争风格的体现，其突出的范式针对性体现了文化研究意图“开疆拓土”的学术雄心。 到1979年霍尔离开CCCS为止的将近十年的时间内，以霍尔为首的研究团队在手稿基础上发表了大量如今人们耳熟能详的CCCS文化研究的经典论著。文化研究作为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到1980年代也已在英国站稳了脚跟，并在澳大利亚、美国、拉美等地的学术版图中取得了一席之地。(13)此时，与经验功能主义文化分析的范式之争已不再是迫在眉睫的问题。因此，1980年发表的《编码/解码》，从1973年版聚焦于电视话语的符号学特征和社会文化政策分析，转变为普遍意义上的传播话语问题，去除了很多具有特定针对性的内容，并对一些术语的使用作出了进一步说明，从而使得文章提出的基于表达/结合理论的传播话语理论具备了更一般意义上的理论指导价值。更为醒目的是，1980年版在文章最后还删去了1973年版文末所强调的社会政治批判立场，而只以修正后的三种受众解码模式作为结尾。这使得1980年版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受众民族志研究的理论指南，而不再具备1973年版的文化政治批判色彩。 归纳而言，与后来广泛流传的1980年删改版相比，1973年版有着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意识，其主要目的不只是为了确立学术新范式，更在于对经验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方法的理论缺陷和政治后果进行批判，展现出早期文化研究所具有的强烈反叛性。将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进行简化、模式化、去语境化，使之成为一个具有学科标本意义的指导性模式，是1970至1980年代一系列复杂的学术思潮、机构历史、学科化以及学术话语的跨范式挪用的结果。1980版的简短结论之所以能够广泛流传，可能是因为这种归纳与各种形式的社会发展本身产生了最大限度的对应关系。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撒切尔主义的强势地位持续了几十年，传统左翼激进政治陷入低潮。另一方面，近几十年来新信息技术的革命性演进加速了传播社会化的过程，导致编码本身的操作范围和程序成为越来越难以界定的对象。霍尔等左翼批评家难以想象的是，当信息技术越来越个人化时，编码的社会性质日益商业化，从而演变成今天引领英国和西方国家经济转型重要驱动力之一的文化创意产业。 不过，鉴于文化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日益受到来自传播政治经济学等不同学术阵营的所谓“批判性淡化”和“修正主义”的批评，(14)我们认为依然有必要回到1973年版的《编码与解码》，准确把握该文的问题意识和论证逻辑，从而为今日传媒文化批判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三、《编码与解码》的问题意识与论证逻辑 基于上述讨论，下文将回到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对文章进行深度细读，全面梳理霍尔最初撰写此文的问题意识和论证逻辑。 在文章伊始，霍尔即明确指出，经验功能主义传播研究试图达成纯粹无障碍的透明传播效果的工具理性追求，反映在文化政策上，是要通过教育或更有技巧的传播手段确保受众更有效地接受主流传媒机构传播的内容。针对这一问题，霍尔认为，以传播过程中的编码和解码时刻(encoding/decoding moments)为基础，当今社会从事传媒生产的精英群体和受众之间的传播过程必然是一种“系统扭曲的传播”(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形式，主流传播研究提出的“透明传播”不仅不可能实现，而且从文化政策的角度看是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为了证明这一核心观点，霍尔采取了一个把符号学视角的文化形式分析与社会经济结构视角的文化政策批判相结合的分析框架。文化分析“必然包括对传播过程的‘社会关系’的关切，特别是运用这种语言所需要的各种‘能力’(competences)(包括生产和接受两端)的分析”。(15) 霍尔接着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个分析框架的基本思路。他从传媒“产品”的符号属性出发，指出：与一般物质产品不同，电视等传媒系统生产实践及其结构处理的“对象”是讯息(message)。具体而言，媒体讯息的本质是在横向组合关系链条(syntagmatic chains)的话语体系内通过符码运作生产出来的特定类型的组织化符号—载体(sign-vehicles)。虽然讯息生产依赖于特定的物质条件和组织结构，但它同时也必须遵循特定的“语言”规则。因为原始事件无法以本来面目进入媒体流通的渠道，而必须经过特定语法规则的改造，因而必然受制于表意符码的复杂形式规则。因此，事件进入和脱离“讯息形式”的转换过程不是任意的：“在变成一个传播事件之前，事件首先必须先变成‘故事’”，“讯息的象征形式在传播交换中居于一个优先位置；而‘编码’和‘解码’时刻，虽然在整体的传播过程中只具有‘相对的自主性’，但却是具有一定程度的决定性意义的时刻”。(16)编码和解码作为传媒表征运作体系中的两个关键性的“决定性时刻”被凸显出来，并成为霍尔这篇论文的两个核心术语。 在分析传播讯息生产交换过程的基本要素时，霍尔借鉴了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论中的生产分析框架，特别是马克思关于生产、流通与消费的循环模式的分析。(17)在马克思的分析中，虽然生产与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并不是完全等同的，但生产范畴始终具有决定性地位。“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在这个总体中，相对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环节处于次要的地位。(18)霍尔承认，传播讯息的生产交换过程不可避免地要依赖于组织和制度性结构(包括网络和制度结构、组织常规、技术设施等)，生产环节因而成为启动讯息生产、流通和消费循环的起点。但他也强调，文化生产过程不只是对经济资料的组织过程，这个过程也受制于意义和观念体系，即关于常规、技能、专业标准、制度，以及关于产品接受者的假设等各种形式的知识体系。更重要的是，由于讯息产品与一般物质产品的属性差异，虽然讯息生产依赖于生产结构，但这个结构并不是封闭的，它需要不断从广阔的社会政治系统汲取话题、策略、议程、受众图景以及“对情景的定义”等意义资源。 另一方面，虽然讯息消费是讯息生产链条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是完全同一的，“它们是作为整体的传播过程总体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19)在这里，霍尔从阐释的角度强调了文化产品消费的特殊性。无论是使用普遍意义上的“效果”，还是“用途”或“需要的满足”等主流传播研究的概念来理解观众的消费过程，都是将复杂的文化过程简化为纯粹的行为逻辑。文化生产的制度社会关系通过特定语言方式产生了以有意义的话语形式存在的编码的讯息，但这一讯息要产生“效果”或“效用”，“首先必须被理解成是有意义的话语，并以有意义的方式被解码。正是这种被解码的意义‘产生了效果’、影响、娱乐、指引或劝服，从而产生复杂的、知觉的、认知的、情感的、意识形态的或行为的后果”。(20)换言之，在一个特定的规定性时刻，社会和生产组织结构借助符码产生了讯息，而在另一个规定性时刻，讯息通过解码又进入了语境化的社会和组织结构之中，并被转化为特定的行为和意识。(21)“效果”不是简单的信息刺激的行为反应的结果，而是复杂语义结构和语境下主体根据解码得出的阐释性意义做出的有意义的文化实践。 上述内容构成了著名的编码/解码模式的核心内涵。以这个框架为基础，霍尔在下文针对美国主流传播研究中的暴力涵化效果研究，以好莱坞西部片这一特定电影类型为例，详细说明了“意识到电视作为一种话语、一个传播事件，而不只是一个行为过程，将对传统的电视/暴力关系研究产生何种影响”。从符号分析入手，他指出，西部片的叙事结构中存在一套极度固定的编码规则，从而使得特定可识别类型的故事内容和结构可以很容易地以西部片的形式被加以编码。这种程序化的编码规则被制作者和观众系统地共享，从而使得观众的解码方式与制作者的编码规则高度一致。这种符码的互惠性(reciprocity of codes)产生了格式化(stylization)或常规化(conventionalization)，构成了所谓的类型(genre)。虽然西部片的叙事类型与历史上真实的西部有关，但西部片叙事模式已经将这种历史真实进行了神话化处理，将其转化为一个神话性西部，从而构成了关于美国人的原型或典型叙事模式。(22)在这种叙事中，暴力元素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依据符号学的组合关系概念，霍尔指出：“简单结构的西部片叙事结构中的暴力要素，和其他任何结构化话语中的语义单元一样，不可能只依靠自己来实现表意。它只能在作为整体的讯息的结构化意义层面上发挥表意功能。暴力要素的表意功能依赖于它与其他要素或单元的关系。”(23)对暴力元素意义的理解离不开正义行为的在场或不在场，西部片中的暴力元素只能在严格组织好的道德经济学框架里出现和发挥表意功能。而对剧中暴力的行为主义式解释，混淆了暴力和关于暴力讯息的区别，忽略了这些讯息是按照特定格式和规范被组织起来的，这些类型规范体系是符码的符码(code-of-codes)或元符码(meta-code)。其作用是使得外延意义中立化，而使得内涵意义处于流动之中，同一个外延意义单元可以从一个参照符码体系置换到另一个，与不同的内涵意义产生情景化的结合关系。这构成了霍尔所谓的替代性内涵式“解读”方法(an alternative connotative "reading")。这种方法要求对媒体暴力内容的理解必须摆脱行为主义的表层解读，它不再具备只会被解读为暴力的唯一可能性，而是呈现出多样的语境化内涵解读的可能性。比如，被理解为很“酷”的专业英雄主义能力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西部片中的暴力元素在本质上不在于暴力内容本身，而是关于行为准则的一系列话语建构。(24) 与西部片暴力表征的外延和内涵差异类似，电视的视觉符号表意机制呈现出同样的特征。霍尔指出，与文字符号不同，电视符号作为一种皮尔斯(Peirce)所谓的类像符号(iconic signs)，其能指复制了所指的部分属性，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复制了观众的感知条件”。这使得类像符号在外延层次上比语言符号更具有传播的普适性。但本质上，视觉符号依然是一种内涵符号。与外延符码相比，内涵符码通过特定结构来发挥表意功能，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特征。以电视广告为代表的视觉传播几乎完全依靠内涵式符码运作的方式来完成。而内涵意义的生成与文化意识形态、历史和日常文化实践过程有关，正是通过内涵符码这一语言学手段，日常生活、文化划分、权力和意识形态才能够产生实际意义。(25) 以外延和内涵二分框架为基础，霍尔回到文章一开始提出的讯息传播过程中的“透明”传播的障碍问题。他指出，外延层面上的信息误差只要通过表层符号的结构分析即可解决，但单纯的符号学分析或修辞改造无法解决内涵意义上的“误解”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基础不是传播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在讯息层面上，它们反映的实际上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结构性冲突、矛盾和协商过程”。(26)内涵意义的构造方式受到主导社会关系结构的制约，同时又依赖语境化的社会过程，因此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开放特征：“传播过程不是由一些已经在事先安排好的符码体系中被固定了位置的视觉元素构成，而是由各种表现规则(performative rules)构成，即运用可用逻辑的能力规则，这些规则试图将某一特定的语义领域置于其他领域之上。”(27)换言之，外延层次上的传播效果误差问题可以理解为技术问题，而内涵层次上的“误解”则是一个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政治问题。 在上述符号学分析的基础上，霍尔最后借鉴葛兰西(Gramsci)的“霸权”(hegemonic)和“法团”(corporate)意识形态生成概念，以及社会学家帕金(Parkin)的意义系统类型理论，提出了著名的四种解码类型假说，以此来引导对内涵层面的不同意义生成类型的分析，包括主导性或霸权符码(dominant or hegemonic code)、专业性符码(professional code)、协商性符码(negotiated code)，以及对抗性符码(oppositional code)。(28)对霍尔来说，这些符码方式并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可能在符码运作的各个层次发生关联，对意义建构的控制和争夺是一个葛兰西意义上的众声喧哗的文化霸权战场，而“在这一战场里，没有永远的赢家，有的只是会被得到和失去的策略性位置”。(29) 在文章最后，霍尔回到一开始提出的文化政策问题，对行为主义传播研究的“去政治化的政治”提出批评：“如果教育者或文化政策制定者都把实际存在的冲突和矛盾理解为仅仅是传播链条中的一些扭曲或障碍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在扮演一个极度具有政治倾向性的角色。外延错误在结构上并不是十分重要，但内涵或语境性的‘误解’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把对在社会传播的系统性扭曲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那些要素理解成只是一些传输过程中的技术性错误，就意味着对一个表层现象的深层结构过程进行了误读。”(30)主流的传播研究试图通过干预手段来保证主导精英的霸权性符码变得更加有效，从而增加大众传播的透明性。在霍尔看来，这种学术立场本质上不是一个技术的中立立场，而是一个具有鲜明倾向的政治抉择。将政治性问题“误读”为技术问题，反映了主流行为主义社会科学研究者与主导政治经济利益的共谋关系。 四、《编码与解码》的理论和方法贡献 从上文对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的文本细读可以看到，该文在理论和方法上均对主流传播研究提出了挑战。霍尔创造性地整合了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文艺批评等不同领域的理论方法，将许多当时最为前沿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传播研究的视野，充分体现了他博采众长的理论整合力，在多个方面对传播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做出了贡献。 首先，《编码与解码》十分鲜明地对主流传播研究的行为主义方法缺陷和实证研究价值无涉原则的去政治化逻辑提出了批判。同时，从文中对符号学分析与社会语境有机结合的强调也可看出，霍尔对以结构主义方法的形式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倾向保持警惕。虽然《编码与解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结构主义语言学和符号学方法的影响，但从其初步具备的后结构主义倾向来看，它是对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双重拒绝。 一方面，正如前文已反复指出的，针对行为主义的线性或封闭循环的传播研究，霍尔的疑问在于，信息的“接收在传播链条的另一端并不是一个无尽头的、完全透明的事物”。(31)效果取向占主导地位的主流传播研究，把作为语义表征建构过程的传播理解为去语境化个体或群体行为的因果机制，从而对信息传播作为一个权力生成的网络结构视而不见。复杂的权力关系和社会斗争语境被简化为一个变量，或直接被处理为一个技术障碍。对霍尔来说，这种过度简化的模式没有看到信息传播实际上预设并在象征运作中形成了一系列观念的建构，而这些观念与社会统治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霸权是紧密相关的。霍尔主张，必须对这种实证主义逻辑谬误和政治遮蔽加以批判。 另一方面，作为霍尔所谓的与文化主义并列的两大范式之一，(32)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传播效果就是社会行动者被不可抗拒的结构和意识形态质询为主体的过程，文本的意识形态效应同样是透明的、直接的。(33)结构主义与精神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则成为解剖文本和主体位置形成机制的主要手段，而无需对文本解读和主体身份形成的语境化过程进行经验考察。但正如莫利指出的那样，“语言主体的形成和具体主体通过质询程序被征用于话语形成的主体位置”之间是有区别的，必须坚持“质询并不是给定的和绝对的，而是有条件的、临时的”，必须认识到“彼此矛盾的质询的可能性”。(34) 在《编码与解码》中，霍尔意图借助结构主义，特别是严格的语言学和符号学分析方法对文化主义的反理论倾向作出纠正。但从他对形式主义语言学方法的批评又可以看到，霍尔对结构主义把主体位置绝对化为语言结构的产物，从而使得文化分析脱离主体身份形成的社会语境的文本决定论倾向是不满的。通过对解码和阐释多义性的强调，我们可以看出霍尔在人文主义的立场上坚持了英国文化主义对人的主体能动性的重视。尽管在理论上存在许多困难，他依然试图借此调节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之间的矛盾。(35) 其次，霍尔对马克思的生产和消费理论进行了重新解读，就决定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见解。通过对马克思1857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解读，霍尔试图对阿尔都塞对马克思主义过度结构主义化的处理提出质疑。虽然霍尔受到了阿尔都塞多元决定观(overdetermination)的影响，但他认为，马克思著作中不存在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方法所强调的那种绝对主义。同时，马克思的理论也不是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是一种绝对的经济决定论逻辑。相反，马克思关于生产和消费的理论是以生产的循环模式为基础的。虽然在这个模式中，生产具有优先地位，但马克思从来没有明确提出生产或经济基础以一种绝对的方式决定了其他一切环节。(36) 从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早期文化研究者并不认为人们的行动和社会变化以一种简单机械的方式完全取决于经济基础的状况，而是强调这种行动和变化必须是在这种经济条件的制约下进行，只是相对于其他社会条件，经济条件具有更加重要的基础性地位。霍尔认为，这并不意味着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是一个纯粹线性模式。这为他的编码/解码的循环模式提供了理论依据，解码(消费)变成了表征循环的一个环节，是生产、流通、消费、认同等诸多环节构成的复杂网络的一部分。(37)这是一种软性决定论，即坚持多元决定的视角，对机械的一元决定论提出批判，但同时又强调多义性不等于多元性，强调多义性内部不同的解读方式是等级化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主导意识形态和结构性要素的作用。 最后，基于对行为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批评，以及他对马克思理论的重新解读，霍尔在《编码与解码》一文中试图提出一个新的具有人类学特征的分析路径，并强调了这种新范式的文化政治批判视野。这主要是通过语言人类学思想和葛兰西的政治理论来实现的，从而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学术方向：以莫利的“客厅政治学”为代表的将宏观语境、社会结构与日常意指实践的权力网络结合起来的微观阐释研究，以及霍尔本人所领衔的亚文化民族志研究、政治危机与文化霸权重构机制分析的宏观社会政治历史批判。 一方面，霍尔对“传播”(communication)这一概念的理解受到语言人类学家海姆斯(Dell Hymes)的“交流民族志”(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思想的启发。海姆斯对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将语言能力与语言实际运用的表现层面分离开来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后者的理论无法解释实际语言运用的多样性。在特定社会关系矩阵中人们所获得的语言使用的文化规则体系是“沟通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的构成要素，他试图以此概念来取代乔姆斯基的“语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即人生来具备的掌握语法生成规则的能力)概念。(38)交流民族志认为，人们并不是简单受制于语言结构的规定生产出正确的语言形式，而是还在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遵循特定的社会结构规范以适当的方式进行言语活动。语言被理解为一套可供使用的表达方式，而不只是一套结构化的抽象语法规则。因此，言语活动涉及可供使用的言语工具(means of speech)，以及言语者参与其中的“言语经济”(speech economy)两个方面。与个体运用生产工具来生产商品并进行市场交换一样，言说者也是用他们能够获得的言语工具来生产话语，并在特定的言语经济体系中进行话语意义的交换。(39)这种文化人类学视角必然要求打破各种形式的机械决定论式的传播观，转而将传播行为视为高度情景化的文化意指实践，是主体行动与结构相互构成的产物。以“编码/解码”模式为指导，以语境化语义生产为核心的新受众研究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与主流的行为主义受众研究不同，这些研究采取民族志的“深描”方法，对受众的情境化解读进行深入观察。这些研究不仅对主流范式提出批判，丰富了传播研究的方法，而且深化了霍尔的理论模型。其中，尤以莫利的《全国新闻》和“家庭电视”两项研究最为著名。(40) 另一方面，霍尔在《编码与解码》中明确提及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并以此为基础提出解码的不同符码类型，成为“葛兰西转向”的最早理论尝试之一，对1970年代中后期和1980年代的亚文化研究、文化政策分析和政治危机的意识形态转化研究产生了重要引领作用。从葛兰西的理论出发，意识形态问题由传统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意识欺骗问题，转变为具有广阔社会背景的意义协商并建立共同信仰的问题。“葛兰西转向”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结合(articulation)理论的提出，并以此为基础深化了《编码与解码》中所提出的决定论和主体问题。结合理论的核心问题是，“一个意识形态如何发现它的主体，而不是主体如何认定属于他的必然的且不可避免的想法；它使我们思考一个意识形态如何给人们以力量，使他们开始对自己所处的历史境况有所意识或理解，而不会把这些理解形式化约为他们的社会—经济或阶级位置，或者是社会地位。”(41)从结合的概念来看，第一，“文化文本并不是被嵌入意义的，意义必须被表达出来，也就是说，意义是被制造出来的。这就是作为表达的结合”。第二，“意义通常是在一种语境条件中被制造出来的。这是作为连接的结合”。文化因此是一个“结合/表达、解结合/表达和再结合/表达”的无限循环的过程。(42)对意识形态霸权来说，关键在于它的表达能否与特定语境产生有效的结合，从而结成一种稳态的语义联盟。各种社会力量只有“经由把自身建构成某一统一的意识形态内部的一个集体主体”，才会成为一股统一的力量。不是经济地位预先决定了统一的阶级利益及其统一的意识形态，事实正好相反。“社会势力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完全是辩证的。当意识形态的幻象浮现，团体也同时出现。”(43)因此，从研究方法上来说，将阶级与意识形态机械对应的做法必须被抛弃，应当把思考的范围拓展到更为广阔的实践领域和主体间的非必然的结合关系，考察这些结合的具体社会历史条件。 可以说，霍尔在理论上的一个重要创新就在于通过结合概念实现了意识形态的方法论创新，其核心要旨在于说明，当一种“主义”逻辑的思维难以形成社会品质的时候，如何从结合的视角去重新阐释意识形态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把文化形式分析与现实政治情势相结合的社会批判立场正是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一文的重要特征之一，同时也是早期文化研究不同于主流文化分析方法的重要特征之一。以《编码与解码》为先导所开辟的这条文化政治批判道路，在20世纪70年代由霍尔领衔的一系列有关道德恐慌和撒切尔主义文化霸权机制研究中进一步得到巩固。它们与整个20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与英国社会发生的福利国家的共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随后政治的保守和右倾转向紧密相连，是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左翼政治困境进行的双重回应。从对青年亚文化的仪式抵抗所引发的道德恐慌，(44)以及越轨行为所表征的国家对“危机”的意识形态管控的研究(45)开始，霍尔开启了他对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里根主义的保守政治进行持续批判(46)的序幕。而《编码与解码》一文借由范式之争和方法论证所表达的文化政策批判立场，可以说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中最早的纲领性文献之一。 五、结语 《编码与解码》一文自从1980年以节选形式公开发表以来，已经成为文化研究和媒介研究领域最著名的论文之一。作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油印论文手稿之一，这篇论文也具备霍尔早期文献中常见的模糊性和矛盾性。特别是霍尔在文中试图将诸多不同的理论方法整合在一起，同时又无法在有限的篇幅内对理论间的逻辑方法冲突予以充分的辨析，因此留下了许多可供讨论的空间。许多学者认为他的编码/解码模式过于笼统，特别是对编码和解码的概念缺乏辨析，(47)因而不少人对相关这个模式的细节进行了细化和完善。(48)霍尔本人也承认，相对于对编码部分的符号学分析而言，他对解码部分的讨论还很不完善。(49)除了针对编码/解码模式本身所涉及的概念范畴的技术性批评之外，还有学者对霍尔在此文中没能详细阐述编码和解码过程中主体和主体位置的生产与文本本身的关系提出批评。(50)但无论如何，没有人否认《编码与解码》一文作为当代媒介研究经典文献的地位，特别是它在开创阐释主义传统的传媒研究方面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以及提出的将文本分析、话语研究、民族志考察和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批判相结合的综合路径，对今天的传播研究依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考虑到中国语境下传媒研究学术性和问题意识的内在紧迫性，我们认为重读1973年版《编码与解码》具有理论方法和现实指向的双重价值，特别是霍尔所主张的形式分析与社会政策分析相结合的整体研究方法值得我们重视。传播研究应当摆脱中心化的研究思路，把对传媒系统、文本结构、话语生产和消费的微观和中观研究，与广阔的社会历史制度分析和政治经济批判结合起来，从而凸显学术研究的社会批判价值。另一方面，结合网络时代传媒技术变革对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影响，特别是以社交媒体平台为基础的去中心化信息传播格局和产消者(prosumer)文化的兴起，重新审视霍尔基于电视话语的分析模式，探索在新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条件下，重构编码/解码模式的可能性，从而再度挖掘《编码与解码》一文在新语境下所具备的理论潜力。 注释： ①Kuan-Hsing Chen,"A Working Bibliography:Writings of Stuart Hal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vol.10,no.2,1986,pp.125-129. ②在各类被广泛采用的知名传播学经典文献读本中，大多会收录霍尔的这一文献，例如，McQuail,D.(ed.),McQuail's Reader in Mass Communication Theory,London:Sage,2002。 ③例如，[英]斯图亚特·霍尔等：《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英]保罗·杜盖伊、斯图亚特·霍尔等：《做文化研究：索尼随身听的故事》，霍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④霍尔此文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罗钢、刘象愚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依据1980年公开发表的删改版译出。 ⑤这里仅举几个理论误用的典型例子，例如，吴理财的《编码与解码视域中的公共文化服务》(《江汉论坛》2012年第1期，第141-144页)、张敏的《全球化语境下赵本山小品跨文化传播困境与对策——以“编码/解码”理论为据》(《读与写杂志》2013年第11期，第35-36、42页)、赵新艳的《基于霍尔编码解码理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差异化传播研究》(《新闻传播》2012年第9期，第78-81页)。这些文章对霍尔理论的应用完全背离了霍尔原文的核心旨趣和方法逻辑。 ⑥黄顺铭：《一个论释典范：霍尔模式》，《新闻大学》2002年冬。 ⑦陈力丹、林羽丰：《继承与创新：研读斯图亚特·霍尔代表作〈编码/解码〉》，《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8期。 ⑧[美]迈克尔·古列维奇、[英]派迪·斯坎内尔：《赢得经典？斯图亚特·霍尔的〈编码/解码〉》，载[美]伊莱休·卡茨等编：《媒介研究经典文本解读》，常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42-258页。 ⑨1973年CCCS油印版扫描本见http://www.birmingham.ac.uk/Documents/collegeartslaw/history/cccs/stencilled-occasional-papers/1to8and11to24and38to48/SOP07.pdf。 ⑩Hall,S.et al.(eds),Culture,Media,Language: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1972-1979,London:Routledge,1980. (11)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1 & 2),London:Routledge,2007. (12)Schulman,N.,"Conditions of their Own Making: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vol.18,no.1,1993,http://www.cjc-online.ca/index.php/journal/article/view/717/623. (13)Ferguson,M.&Golding,P.,"Cultural Studies and Changing Times:An Introduction," in Ferguson,M.&Golding,P.(eds),Cultural Studies in Question,London:Sage,1997,pp.xiv-xvii. (14)黄典林：《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文化研究的分歧与整合》，《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15)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86. (16)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87. (17)Stuart Hall,A "reading" of Marx's 1857 introduction to the Grundrisse.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02页。 (19)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87. (20)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p.387-388. (21)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88. (22)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89. (23)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90. (24)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92. (25)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93. (26)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96. (27)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394. (28)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p.396-397. (29)Hall,S.,"Notes on deconstruction 'the popular'," in Samuel,R.(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1,p.233. (30)Hall,S.,"Encoding and decoding in the television discourse," in Gray,A.et al.(eds),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s(vol.2),London:Routledge,2007,pp.397-398. (31)Hall,S.,"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Cruz,J.&Lewis,J.(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Boulder,CO:Westview,1993,p.254. (32)[英]斯图亚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载[英]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克里斯·纽博尔德编：《媒介研究的进路：经典文献读本》，汪凯、刘晓红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33)[法]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载陈越主编：《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34)[英]戴维·莫利：《媒体研究中的消费理论》，载罗钢、王中忱主编：《消费文化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72页。 (35)Procter,J.,Stuart Hall,London:Routledge,2004,p.72. (36)Hall,S.,"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Cruz,J.&Lewis,J.(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Boulder,CO:Westview,1993,pp.254-255. (37)[英]斯图尔特·霍尔编：《表征》，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页。 (38)姚小平：《西方语言学史》，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1年，第405页。 (39)Johnstone,B.& Marcellino,M.,"Dell Hymes and the Ethnography of Communication," in Wodak,R.,Johnstone,B.& Kerswill,P.(eds),The Sage Handbook of Sociolinguistics,London:Sage,2010,from http://works.bepress.com/cgi/viewcontent.cgi? article=1052&context=barbara_johnstone. (40)Morley,D.,The "Nationwide" Audience,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80; Morley,D.,Family Television:Cultural Power and Domestic Leisure,London:Comedia/Routledge,1986. (41)Grossberg,L.(ed.),"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Morley,D.& Chen,K.-H.(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p.141-142. (42)[英]约翰·斯道雷：《文化研究：一种学术实践的政治，一种作为政治的学术实践》，载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精粹读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89页。 (43)Grossberg,L.(ed.),"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Morley,D.& Chen,K.-H.(eds),Stuart Hall: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Routledge,1996,p.144. (44)Hall,S.& Jefferson,T.(eds),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London:Hutchinson,1976. (45)Hall,S.et al.,Policing the Crisis:Mugging,the State,and Law and Order,London:Macmillan,1978. (46)Hall,S.& Jaques,M.(eds),The Politics of Thatcherism,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83. (47)例如，Fry,V.H.& Fry,D.L.,"Reconceptualizing the encoding and decoding 'moments' of the mass communication process," Research on Language and Social Interaction,vol.20,no.1-4,1987,pp.221-242; Ross,S.,"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 Revisite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Boston,MA,25 May 2011. (48)英语学界关于修正霍尔模式的论文数量很多，这里无法一一列举。其中最著名的完善者之一是霍尔的学生大卫·莫利。相关讨论参见[英]戴维·莫利：《电视、受众与文化研究》，史安斌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第143-145页。 (49)Hall,S.,"Reflections upon the encoding/decoding model: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Cruz,J.&Lewis,J.(eds),Viewing,Reading,Listening:Audiences and Cultural Reception,Boulder,CO:Westview,1993,p.264. (50)Pillai,P.,"Rereading Stuart Hall's Encoding/Decoding Model," Communication Theory,vol.2,no.3,1992,pp.221-2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