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统一后的对欧政策评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国论文,统一后论文,欧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851.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871(2008)03-0026-05
自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体化启动以来，德国的国家利益已越来越与欧盟的发展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德国是欧盟的创始成员国，也是欧洲一体化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轴心。德国的对欧政策不仅直接反映了德国政府对欧洲事务的战略与态度，也体现着德国的根本国家利益，成为德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和基本支柱。德国统一后，由于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的变化，德国政府的欧洲政策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基础上，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内在动因、具体目标和实际政策都进行了相应调整。
一、德国统一后新的国际国内背景
1989年东欧国家发生系列巨变，1990年德国完成了重新统一的历史使命，1991年苏联走向解体，这些重大事件意味着二战后长达40多年的东西方冷战宣告结束，国际政治发展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德国对欧政策的制定与调整也面临着新的国际背景和国内环境。
首先，国际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质的改变。冷战结束后，国际结构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维持了40多年的美苏两极格局彻底瓦解，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在此基础上欧洲的权力分配和安全格局也发生了改变，欧洲的一体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取得了重大进展，欧盟逐渐成为国际政治舞台上一个形式特殊而影响力巨大的行为体。作为国际体系和欧盟的重要成员，为了适应新的形势，在欧洲乃至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更重要、更独立的作用，德国必然重新评估自己的国家利益，制定新的欧洲政策。
其次，欧洲结束了两极分化和政治上的东西方对立，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随着华沙条约组织的解散，西欧国家从苏联的军事威胁中解放出来，从而也相应地降低了在军事和政治上对美国的过分依赖，为西欧国家的一体化进程由单纯的经济合作向政治等领域合作的突破性发展创造了背景条件。自1991年4月华约军事机构正式解散以来，驻扎在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数十万苏联军队先后撤回，中东欧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空间。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中东欧国家选择了“追随西方”的战略。虽然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上，两者都存在较大差异，但是欧洲共同体国家对中东欧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①中东欧国家的这一变化也为欧盟的迅速东扩和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加速创造了条件。
第三，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发展。冷战结束和德国统一给欧洲一体化注入了新的活力，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的发展取得重要进展。1991年12月签订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确定，欧盟将实施包括共同防务政策在内的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1992年5月，德国与法国决定在“法德混合旅”的基础上组建由德国、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西班牙五国组成的“欧洲军团”。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危机使欧洲人进一步认识到发展欧盟共同防务的重要性，由于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缺乏稳定可靠的军事基础，欧盟最终难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解决科索沃危机，只能任凭美国摆布。此后，欧盟加快了发展共同防务的步伐。由于德国不被允许拥有核武器，在军事力量不占优势的情况下，德国要想在安全防务方面有所作为只有依靠与英、法以及其他欧盟国家合作，也只有依靠欧盟内部更加团结的防务合作，欧盟才可能制衡美国利用北约一再插手欧洲事务。
第四，德国的重新统一是冷战后欧洲安全格局与权力分布发生质变的最重要方面。德国统一使得德国重新获得了完整的国家主权，地理位置再次位于欧洲的中心，人口总数位列欧盟首位，强大的经济实力进一步恢复，其行为能力和国际事务影响力也迅速提高，其他国家基于历史教训对德国重新崛起再次追求在欧洲的领导地位的怀疑与不信任相应增加。在此种背景下，德国将部分主权置于欧盟的共同管理下成为消解他国猜疑与不信任的可行方法。因此，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崛起是促进欧洲一体化进程在冷战结束后迅速推进的重要原因。
第五，德国从被约束者到欧盟主要构建者的角色的转变。二战结束后，德国作为战败国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严厉制裁和约束，德国国家主权实际上掌控在四大占领国的手中。冷战爆发使东西德国的边界成为东西方阵营的分界线，一个强大的联邦德国符合美国和北约的利益，于是，扶植德国、重建和重新武装德国成为美国战后对待德国的新政策。在美国的支持和帮助下，联邦德国相应地采取了完全“融入西欧”的政策，以获得西欧国家的信任，实现自己渴望恢复正常主权国家的平等地位，美、德之间实质上是不平等的主从关系。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德国开始改变自己甘心为人所用的追随者的形象，积极主动地追求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德国所采取的政策是背靠欧盟走向世界，将本国的政治目标融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按照德国的利益构建欧盟的发展方向，在欧盟充当主导角色。从冷战结束至今，德国的这种角色改变已经初显成效。在欧盟框架下，德国除了担负起欧盟巨大的财政预算、参与欧盟发展方向和战略的决策，在其它重要领域也扮演着名副其实的主导角色，这种构建者和决策者的角色与冷战期间对美国和西欧国家言听计从以求得主权与领土完整的追随者形象形成鲜明的反差。
第六，德国国内环境的变化。德国重新统一后国内环境所发生的变化和民众的反应也是影响其政府制订新的对欧政策的重要因素。由于东西德长期存在的完全不同的社会体系和差距较大的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实现了主权的重新统一，但双方的差距与隔阂却不是在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在平衡双方差距的过程中造成了大量德国人口失业，导致一定程度的社会不稳定。再加上国家高额债务等因素使得德国公众舆论产生了愤怒情绪，人们把这种不满和愤怒部分地转嫁到了欧洲问题和德国的欧洲政策上。部分公众认为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和自身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是因为德国充当了欧盟“出纳员”的角色，德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承担了过多的义务和付出，这种消极情绪在东德比西德体现得更为突出，这一点对德国政府制定欧洲政策也造成了持续的不利影响。②
此外，欧盟将来的秩序框架是否能与德国宪法原则相融合，以及欧洲一体化进程对统一后德国的决策体系带来哪些影响等等，也是德国政府在制定欧洲政策时必须考虑的新因素。
二、德国统一后对欧政策的新调整
自联邦德国建立以来，对欧洲一体化的支持和追求就成为其国家利益的根本因素之一，对欧政策构成了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基本支柱。1950年7月，联邦议院通过一项主张欧洲联合的决议，要求根据《基本法》的规定缔结《欧洲联盟条约》，以建立“拥有立法、行政和司法职能的超国家联盟机构”，并使之具有必要的权力，以达到欧洲的经济统一，共同的外交政策，各国人民的权利平等等目标。③将追求欧洲一体化作为基本原则写入基本法不仅反映了联邦德国的外交理念，④也体现出支持欧洲一体化已经成为当时德国对欧政策的核心内容。
在这种国家利益定位和政策方向的指引下，冷战时期联邦德国对欧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将欧洲的政治一体化与经济一体化视为联邦德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二是充当“身不由己的入伙者和承诺者”，“采取一项更为微妙的战略，而且该战略的代价微乎其微：自愿实现与西方的一体化，而不是在屈服中投机取巧”；⑤三是在欧洲一体化的具体形式上，赞成实用主义方式，采取“欧洲合众国”的政治形式。⑥做出这种战略选择的原因在于：试图通过与西欧的联合以平等身份早日重返欧洲乃至世界政治舞台；在联合中消除邻国的顾虑，摆脱作为战败国被强加的束缚，争取借此使国家主权完整地回归到联邦德国手中；通过向西方靠拢避免东西方阵营以牺牲德国的利益为前提达成妥协；利用西欧联盟的力量争取及早实现东西德统一；借助西方加快经济重建的速度，坚持将联邦德国纳入欧洲复兴计划。
1990年德国实现重新统一后，德国政治家纷纷强调德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将保持连续性，不会发生重大改变。德国前外交部长根舍曾说，“如果德国人能够保持其政策上的连续性，即继续把德国国家的命运放在欧洲的命运中去考虑，东西冲突的结束对德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其他国家就没有理由担心德国会再次走上特殊的道路。我们的任务是，根本不让这样的担心产生，也就是说，外交政策必须保持连续性。我们仍然是欧洲共同体中推动欧洲一体化进程向前发展的积极成员国”。⑦德国前总理科尔也表示“一个统一的德国从来都不是一个威胁，相反地，在更大程度上，无论是对欧洲还是对所有的成员国来说都只会带来好处”。⑧“我们的国家在获得统一之后愿意致力于世界的和平并促进欧洲的统一。……德国的统一是与欧洲紧密相连的”。⑨“我们将坚定地坚持参与到欧洲的统一进程中来，支持欧洲合众国的扩大……德国是我们的祖国，统一的欧洲是我们的未来”。⑩并且在这些政治家们发表的官方对欧政策连续性的宣言中，德国“权力”被德国“责任”二字所替代。“我们将继续走致力于承担欧洲责任和形成信任的政策道路”。(11)而对于统一后德国的国家利益与欧洲利益的关系问题，政府在对外发言中仍旧宣称德国会在欧洲的背景基础上确定自己的国家利益。“在这样一个欧洲政治的动荡阶段，确切地了解我们的国家利益和欧洲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这二者的利益实际上是一致的”。(12)“我们的国家利益要求我们继续走欧洲的道路——这一点是绝对的”！(13)统一后的德国政府要向外界传达这样一个信息，那就是德国的欧洲政策会继续保持稳定，德国仍旧是欧洲统一的坚定支持者，德国愿意继续作欧洲的德国。“欧洲对于统一后的德国来说仍然是事关命运的问题”，相较于东西德分裂的时期，欧洲一体化对于统一后的德国来说甚至更加“生死攸关”。(14)
但是，德国统一后的对欧政策是否真的像官方宣传的那样完全一成不变？1990年德国刚刚统一之际，科尔还在使用从阿登纳开始就一直使用的德国欧洲政策的基本术语“欧洲合众国”，但是到了1992年，科尔就已经明确表示不同意使用这一术语。当然某些话语形式上的改变不能作为德国欧洲政策发生变化的确凿证据，还应看其在外交实践中的具体事件是否也存在与统一前的对欧政策不一致的地方。比如，在统一后，德国政府大力推进有关部门对改变自己在欧盟中“净支付者”的地位进行重新讨论，以尽量减少自己在欧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投入；在《阿姆斯特丹条约》的谈判阶段，德国政府在移民和避难政策问题上也拒绝扩展特定多数的表决方式。德国政府在欧盟发展和欧洲一体化深化的某些问题上所采取的这种姿态显然与上述政治家对欧洲一体化绝对支持的宣言有所出入。
如果说德国的欧洲政策在科尔政府期间与德国统一之前相比已经在连续性的背后出现了些许微妙的变化，那么从随后的施罗德政府起，这种变化的趋势就更加明显。1998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获胜，与绿党组成“红绿政府”。此时德国的经济实力和在欧盟中的政治地位已经获得了大大的提升，与法国一起被并称为欧盟的“发动机”，这些使得新政府的执政有了一个新起点。另外，施罗德政府的成员属于成长于新环境下的一代政治家，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深受战争的凄惨经历和战后苦难时期的影响。新的环境和新的执政党使得其他国家潜意识中对德国的怀疑又被唤醒，担心新的执政联盟会改变德国传统上的欧洲政策路线。
从社民党执政前和执政期间有关欧洲政策定位的纲领性文件可以看出其欧洲政策从延续到改变的变化过程。在社民党1997年公布的有关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的文件中已经初步形成了该党的欧洲政策理念。该政策的要点有：德国在欧盟中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它不可能脱离欧盟自主发展，应该奉行积极的欧盟政策；就其地理位置、人口数量、经济实力和政治影响，德国都应在欧盟建设中发挥特殊作用；在欧洲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应维护社会民主党所主张的社会模式，这不仅涉及现代化发展战略，而且事关欧洲国家各个领域的改革；支持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因为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与美、日、中等拥有单一经济体系的国家相比，欧洲任何一个国家都处于劣势，只有加强经济一体化才能改变这种处境；支持欧洲东扩，东扩符合欧洲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欧盟应该向有行动能力的政治联盟方向发展，包括建立欧洲外交与安全政策。
可以说，社民党执政之前的欧洲路线主要延续了科尔政府的风格以保证欧洲政策的平稳过渡，在联合政府执政两年之后所总结的有关欧洲政策文件《对欧洲承担的责任》则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新政府政策更加成熟与自信，并且对德国如何平衡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欧洲利益有了新的理解，因而其政策产生了明显的变化。该文件指出：欧洲一体化是欧洲历史上最重要和最有成效的政治事件，它是欧盟和平、安全和稳定的基石，为欧盟带来了富裕、增长和就业，目前，欧盟在推进欧洲一体化方面已经没有选择。新世纪初期，欧盟发展又处于一个历史性转折时期，确保欧盟东扩和经货联盟成功对于各成员国都是一个巨大挑战。因此，德国社民党支持施罗德的欧洲政策，支持他领导的政府在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确保德国的利益。欧洲社会发展模式应当奠基在社会民主党主张的人道主义基础之上。为了更好地利用全球化发展机遇，确保欧盟有效的发展，推进欧盟改革和扩大，使德国成为“欧洲发展的大脑和心脏，”社民党承诺保证福利和提高就业、促进教育改革、使欧洲社会发展模式现代化、保护环境和资源、保证内部社会安全、加强公民权利、建设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使欧洲承担起自己的国际责任、促进欧洲统一、促进欧盟深化改革、构筑欧洲未来的民主形态等。(15)
这两份纲领性文件所涉及的欧洲政策部分与前任政府相比最为明显的区别在于，它越来越清楚地表达出，通过欧盟或欧洲一体化进程所要实现的德国国家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显露出德国要在欧盟中扮演更重要的领导角色，甚至充当“欧洲发展的大脑和心脏”的愿望。在对欧政策的外交实践上，施罗德政府也不再掩饰其对德国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德国对欧盟主导权的追求。如施罗德在推动欧盟发展的同时极力维护德国的国家利益，争取削减其所承担的财政负担。这一点在《2000议程》的谈判中表现得非常明显。1999年上半年德国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在任期内的主要任务是讨论通过一揽子改革方案，即所谓的“2000年议程”。(16)其中在有关财政负担的分配问题上，德国要求一个“公正的”负担分摊，尽可能减少德国对欧盟的净支出；同时，要求英国减少摊款折扣，为欧盟的发展承担一定的财政负担。虽然经过激烈的讨论德国最终在减少财政负担问题上做出了重大让步，但是却借此机会增加了其在欧盟中的政治影响力。总的来说，在德国统一后，德国的欧洲政策无论是在政策上还是在外交实践上都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在经济、政治领域都表现为更加明显和强烈地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更为积极地争取在欧盟中的主导权。
2005年年底安格拉·默克尔当选为德国总理后，在其“施政声明”中提出“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的提法，将欧洲政策与外交政策相提并论，赋予德国的欧洲政策以独立特殊的地位。这表明默克尔政府的欧洲政策已从传统的外交政策范畴中剥离出来，不再属于或至少已不完全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外交政策范畴。默克尔明确提出“德国的外交与欧洲政策”是利益政策，进而开启了“正常化”国家奉行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正常化”外交政策的新阶段。在默克尔看来，德国已经具备为法国、美国等盟国所认可和接受的客观环境与条件，关键是必须注意各方面关系的协调与平衡，特别是致力于在欧盟内部各种不同利益之间、法国和英国之间、大国和小国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新老成员国之间进行平衡与协调。这些努力为增进互信、寻求共识，最终化解欧盟危机做出重要贡献。默克尔认为，对欧盟裹足不前的“里斯本进程”，要通过改革取得成果；对“欧洲宪法条约”搁浅，德国希望它获得成功，也必须为此创造前提，即要发展欧洲的自我认知意识，寻求公众的支持与信任等；德国的内外安全界限愈来愈模糊，需要建立在“欧洲安全战略”基础之上的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并拥有自主行动能力；欧盟在安全领域发展自主行动能力是对北约的补充、而不是替代，主导欧洲安全问题的已是欧盟，北约的“依托”和“论坛”作用是从属性质的。(17)
总之，德国始终是欧洲联合的忠实拥护者，欧洲一体化进程深化的坚定支持者，这是德国欧洲政策延续性的一面。但是，由于国际结构、欧洲安全环境的变化和德国国家利益的调整，历届德国政府在不同时期对欧洲一体化支持的内在动因、具体目标和实际政策是不同的，这是德国欧洲政策的变化性一面。尤其是在统一后的德国欧洲政策中，德国越来越对自己在欧盟的利益据理力争，也不再受战败国身份的束缚，在“自我限制”和“自我保护”中更加明显地倾向于后者，“德国的欧洲政策不再是没有限制的或毫无条件地支持一体化进程，尽管由于民族主义的经历，欧洲一体化对德国来说还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并且其仍然把一体化的继续深化作为其目标，但是德国对自己国家利益的保护意识逐渐走向前台”。(18)
注释：
①[法]法布里斯·拉哈著，彭姝袆、陈志瑞译，刘绯、王立强校：《欧洲一体化史1945-200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②Hans Friedrich von Pl
tz,"Europa an der Schwelle zum 21.Jahrhundert,Vortrag vor der Schweizerischen Gesellschaft für Au
enpolitik in Bern,gehalten am 30.September 1996",Bulletin der Bundesregierung,Nr.83,21.Oktober 1996,S.908-912.
③[德]康拉德·阿登纳：《阿登纳回忆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485—486页。
④Konrad Adenauer,zitiert in Otto Lenz,Im Zentrum der Macht,Tagebuch von Staatssekret
r Lenz,1951-1953,Düsseldorf,1989,Notiz vom 4.Februar 1952,S.30.
⑤[美]罗伯特·A.帕斯特编，胡利平、杨韵琴译：《世纪之旅——七大国百年外交风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⑥Konrad Adenauer,“Europa die beste und dauerhafteste Sicherung der Nachbarn Deutschlands,Rede in der Aula der Universitt zu Kln am 24.Mrz 1946",in Günter Rinsche (Hrsg.),Frei und geeint.Europa in der Politik der Unionsparteien,Kln/Weimar/Wien,1997,S.102.
⑦Hans-Dietrich Genscher,Interview des Bundesministers des Auswrtigen,mit dem Hessischen Rundfunk für das politische Forum am 31.Dezember 1989 ",in Auswrtiges Amt,Au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655.
⑧Regierungserklrung von Bundeskanzler Dr.Kohl vom 21.Juni 1990,in Auswrtiges Amt,Au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675.
⑨Botschaft von Bundeskanzler Dr.Kohl zum Tag der Deutschen Einheit an alle Regierungen der Welt,mit denen das vereinte Deutschland diplomatische Beziehungen unterhlt,vom 3.Oktober 1990,in Auswrtiges Amt,Au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718.
⑩Regierungserklrung von Bundeskanzler Dr.Kohl vom 3.Oktorber 1990,in Auswrtiges Amt,Au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728.
(11)Rita Suessmuth,Statement der Prsidentin des Deutschen Bundestags vom 26.Juni 1990 in Jerusalem,S.678.
(12)Hans-Dietrich Genscher,vor dem Deutschen Bundestag,8.Novermber 1989.
(13)Dr.Kinkel,Beitrag von Bundesminister des Auswrigen,Frankfurter Allgemeinen Zeitung,vom 19.Mrz 1993,in Auswrtiges Amt,Auenpolitik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S.906.
(14)Hans-Friedrich von Pltz,Der Abschluss der Regierungskonferenz-eine Gesamtwertung.Beitrag beim Internationalen Medienseminar des BPA in Berlin,am 24.Oktober 1997,S.4.
(15)SPD-Verantwortung für Europa,Entwurf,2001-04-30.转引自孙恪勤：《施罗德政府的欧盟政策》，载《现代国际关系》，2001年第12期，第13-14页。
(16)李乐曾：《新世纪的德国——政治、经济与外交》，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17)连玉如：《德国默克尔政府的外交与欧洲政策辨析》，载《德国研究》，2006年第1期，第19—20页。
(18)Janis Emmanouilidis,Deutschland in der EU",in Werner Weidenfeld und Wolfgang Wessel (Hrsg.),Europa von A bis Z.Taschenbuch der europschen Integration,9.Auflage,Baden-Baden,2006,S.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