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与社会政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学论文,政治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领域
文化人类学在一些国家和地区称“社会人类学”或“民族学”，它研究的文化包括远古的文化及现代的文化，也包括“原始人”的文化与“文明人”的文化，自己的文化及他人的文化。它探索人类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迁等各种问题，如文化是怎样进化的？文化的本质是什么？史前文化是怎样的？文化发展、变迁的形式有几种，其规律有哪些？文化何故有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文化模式是如何形成的？文化的各种要素，如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信仰文化、艺术文化、礼俗文化、语言文字的起源与演进如何？文化的结构和功能是怎样的？人类的社会和行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人类如何适应各自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和人格之间存在什么关系？文化采借有几种形式？文化变革的模式有几种，如何进行文化变革？文化整合和融合的作用与意义是什么？如何以新文化代替旧文化？……所有这些，都是人类学研究的课题。人类学的最终目的是使人们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有一个全面、系统的了解，以便更有效地控制、变革社会，使社会不断进步、发展，使人类的生活越来越幸福和美满。
文化人类学的研究范围甚广，现已分化出若干分支学科，它包括考古人类学（运用考古学方法研究古代人类文化）、语言人类学（研究各民族现在与过去的语言及其变化情况）、民俗学（描述、研究民间各种风俗习惯）、文化学（研究文化结构和体系及其发展、变迁的科学）、心理人类学（研究人类的心理现象与心理过程）、政治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解释政治现象，研究人类各种政治体系的类型、功能及其与社会和谐、社会控制的关系）、经济人类学（研究人类各种经济生活、经济体制及其演化规律）、教育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与教育学相结合，研究各地区的人们如何将自己的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宗教人类学（研究宗教的起源、发展及其变迁规律）、都市人类学（以人类学的方法研究都市的类型、结构、社会组织、人口、生活方式、社会关系及其变迁规律）、工业人类学（以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工业发展中人际关系的一种学问）、医药人类学（探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对疾病的看法，分析文化与疾病的关系及其医疗行为等）、应用人类学（利用人类关于社会、文化、宗教诸方面的研究成果，加以选择，分别处理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以改善人类社会现状和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等。
西方文化人类学研究创立的历史较早，100多年来， 其研究对象和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从研究对象来看，最初主要研究原始民族和后进民族。在欧洲，自民族学形成以来，一直是以研究欧洲以外的异民族，尤其是以未开化的、没有文字的民族为其主要研究对象。如美洲、大洋洲、非洲成为殖民地之后，印第安人、澳大利亚人、塔斯马尼亚人、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及非洲土著民族等成为西方人类学家的最主要的研究对象。近几十年来，随着世界政治体系的变化，人类学的研究对象越来越广，西方民族学，由主要研究无文字的民族过渡到有文字的民族都进行研究；由主要研究美洲、大洋洲、非洲民族转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民族，既研究这些地区的后进民族，也研究发达民族。从研究内容和范围来看，前后也有较大的变动。最初主要研究后进民族的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后来转向研究民族的心理、性格、文化模式、文化变迁、文化生态、社会结构、社会经济等；由主要构拟、复原史前史和原始文化，过渡到研究各民族面临的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迫切问题。
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重心是文化的差异性与变异性，研究方式较其他学科更注重全貌性、整体性与透视性。文化人类学家认为，行为都具有一定的模式，不同社会的人各具不同的行为模式。一些人类学家把行为模式看作是由许多风俗习惯所形成的，有些则把它看作是由许多人际关系所组成的。前者被称为文化人类学家，后者被称为社会人类学家。不管是文化人类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都十分注意不同民族的文化的共性与特性，并考察它们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从这些不同民族行为模式的比较研究中，认识到每一民族的文化各自都可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系统。我们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最好的，他人的文化也不一定是最坏的。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价值，都有其优点和缺点。文化人类学家认为，只有了解他人的文化，才能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文化。
二、西方文化人类学与行政管理
文化人类学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文化人类学的形成本来就与殖民国家对殖民地人民的风俗习惯的研究有关，早在这门学科产生之初，便与政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由于殖民地的存在，西方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才成为可能，并且成为必要。因此，早期西方文化人类学与殖民主义确实无法分开。但是，正如列维一斯特劳斯所说，不能断言，人类学是殖民统治的工具；也不能断言，人类学者对不同的社会进行客观的研究，就是实行殖民主义。文化人类学的形成于西方殖民国家对殖民地已经进行了控制，包括对商业、经济、技术等方面的控制，人类的进步文化已经开始向那里扩散的时期。也只有在这一时期，对当地民族社会才有进行客观研究的可能条件。若不是这样，这些民族也不会轻易允许人们对他们进行调查研究。所以，文化人类学家和其他学科的学者一样，在殖民统治问题上，是没有责任的。相反地，却是由于文化人类学者利用了这种条件，文化人类学知识才得以发展。〔1〕而殖民统治者则是利用了文化人类学的知识来管理殖民地各民族。
如何管理民族众多，文化不同、地域辽阔的殖民地，是殖民统治形成以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文化人类学家认为，不同民族从一开始就各自形成和发展了一套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是人类群体生活以调适其环境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每一个民族对他们的文化传统都非常看重，因而常常拒绝威胁文化传统的变动；只有这一民族的人自己可以判断什么是他们价值系统中最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对于异民族，应该尊重，不能用自己的价值观念来评断他们，不能自以为是把自己民族的文化模式强加于他人身上，这就是文化人类学家与异民族相处的基本观念。文化人类学家在长期的与殖民地人民的接触中，对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习俗习惯、好恶之道等常深入地了解。这种知识不但可以作为殖民地政府处理土著民族问题最好的依据，并且也使文化人类学家本身成为殖民地政府与土著民族之间的桥梁，成为土著民族的发言人甚至保护者。文化人类学家对殖民地民族的社会制度、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调查研究，对殖民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美国是利用文化人类学对异民族的知识来作为治理殖民地的最早的国家之一。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了管理印第安人，美国政府求助于文化人类学研究，在政府部门内建立了最早的民族学中心——“史密斯研究院美国民族学局”（建于1879年）。〔2〕20世纪三十年代， 美国设立的“印第安事务局”便聘请人类学家S·梅克尔（Mekeel）等人 ，进行了大规模的文化人类学调查研究，政府部门经常性地吸收文化人类学家参加政府的工作。他们根据印第安人的情况，建立了长久性的治理印第安人的计划。〔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派到托管地行政部门服务的文化人类学家有三项任务：一是对行政当局推行各种措施以及因此而产生的问题提出建议；二是对行政当局推行措施的结果和成效作出评价；三是对文化人类学有理论意义而对行政部门又有实际价值的问题，可以进行调查研究。〔4〕例如，美国政府因受联合国委托， 管理太平洋密克罗尼西群岛，因而聘请许多人类学家作为顾问，最多曾聘请7位人类学家顾问，其中1位“首席人类学家”和6 位“区域人类学家”，以协助处理该岛事务。这些人类学顾问一方面提供解决土著与行政当局间种种问题办法，另一方面也对行政当局的措施予以评价，其中最重要的事项是对美国民主政治施之于岛民的估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的民族属于马来玻利尼西亚语系的民族，他们固有的社会组织的特征是原始的贵族统治，每一岛上的酋长不但是政治领袖，同时也是宗教领袖，他受所有子民的尊敬，而成为他们精神上的寄托。自1954年美国接受托管该岛以来，美国政府对该岛治理最重要的政策之一，是介绍和推行民主政治，他们希望民主政治的思想能逐渐在此生根，最后可依据民主制度使该岛人得到独立。他们在推行民主政治之初，极力避免破坏原有的政治系统，一方面保存固有的酋长制，一方面进行自由选举，包括选举“议会代表”和“镇长”，这两套不同的系统各有其执掌：旧的酋长仍负责原有的事务，如土地分配、婚姻、法律仲裁等；新的镇长则管理新的事务，如收税、建设、发执照以及办理与美国人的交涉等，这样可说是执掌分明，甚至可称是分工合作。但是美国行政当局没想到问题不在于职务上，而发生在两种组织在原则上的背驰；密克罗尼西亚人对美国的民主政治不感兴趣，他们根本不了解自由选举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所以竞选时很少人出来竞选，而一般被选为镇长的与酋长虽是平行的，但是没有人看得起镇长，而镇长与酋长外出时，镇长常成为酋长的跟班（在原来的制度中他确应待候酋长），当高级长官来岛巡视时，镇长则成为跑腿的人，在这种情形下，他的权威自不免受到很大的损减，而他所代表的民主制度也随之在该岛居民心中失去信心，因此有人怀疑民主制度移植到此不知到何时才能生根，一部分文化人类学家甚至怀疑这种“移植”的政策是否必要，另一部分文化人类学家则认为在未得该岛土人的真正了解与同意之前，移植新的制度是相当危险的事，这种危险产生在不了解别人文化的本质，却又硬要把自己的一套强加在别人的身上。〔5〕
英国也是最早应用文化人类学知识于殖民地的行政管理的国家之一，早在19世纪80年代，著名人类学家E·泰勒即鼓吹此一观点， 而英国官员训练也很早就设立了文化人类学的课程。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布朗说：“许久以来，人类学家即呼号应用此种科学于实际殖民地治理之需要。关于英国，人类学之实际应用已采有相当步骤，政府对殖民地皆派有人类学专家佐理殖民地行政，并训练殖民地服务人员，因此人类学研究之实际应用颇有显著之进展。……普遍对殖民地官吏有明显之助力者为土著语言文字之学习，次为对土著社会组织之深切的了解，即明了各种社会制度、习俗之意义与功能。十年来余曾实验一种课程，包括普遍比较社会学之全部，继之以实地作文化之功能的研究，再辅之以殖民地行政政策及方法之比较研究。如期实验未及一年已发现其能充分适合学生之需要，即可供给学生以统治、教育土著之科学的基础。吾大英帝国有非、亚、澳、美各洲殖民地土著，若欲执行吾人对彼等之责任，则有两种急切需要呈现，第一为对各土著之系统的研究，欲求殖民地行政之健全，必须对土著文化有系统之认识。第二为应用人类学知识于土著之治理及教育。”〔6〕
1901年，“非洲学会”（African Society）成立于伦敦， 该会即以“了解非洲人而治理非洲”为努力目标。到了二十年代，欧洲人与其殖民地土著民族之间的关系，已被认为是现代重大问题之一。一些著名英国学者也认识到非洲殖民地长官有与文化人类学家密切合作之必要。派驻非洲殖民地的军官及候补军官，都需在牛津、剑桥两大学补习民族学课程。文化人类学家被聘为殖民地政府作顾问的已甚为普遍，如20年代派往加纳阿散蒂人中的拉特雷。其他如J·H·赫顿（Hutton）在印度，E·E·威廉斯（Williams）在新几内亚，G·G·布朗（Brown）在东 非都是著名的例子。时到今日，仍有少数称为“政府人类学家”的存在于少数仅存的殖民地或托管地中。其他欧洲国家如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等，也有相似情形，殖民地官员接受文化人类学的训练或人类学家受聘为顾问都是极常见的。
俄国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末的100多年， 是俄罗斯民族国家变为多民族国家的时期。喀山汗国与阿斯特拉罕国合并于俄罗斯，耶尔马克哥萨克人为争夺乌拉尔的英勇进军，随后俄罗斯人神速地占领幅员广大的中亚细亚。所有这些事件，把俄国的疆界在短时间内，即一个半世纪内，扩展到了亚洲大陆的最东北界。乌拉尔区和西伯利亚之合并于俄国，使俄罗斯人与被合并区域的各个部落的居民开始直接接触。于是便产生了新的政治任务，即管理这些区域的各族人民，并使他们臣服。这些地区居住着具有独特文化的各族人民，他们有自己的社会和政治传统，因此，必须在他们当中实行新的行政制度和司法制度，于是就产生了对他们的生活习惯、经济条件、习惯法及文化作进一步认真研究的要求，出现了大量的记述各族人民的民族学著作。18世纪的彼得王朝开辟了整个俄国史的新时代。当时，在俄国面前提出了新的重大任务：取得历史上必须的疆界，巩固兼并来的土地，施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新的任务也要求用新的方法来完成。大力开展训练年轻贵族，建立科学院，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对内、对外政策中新规定的各项任务而提出来的。新的条件也直接反映在俄国民族学知识发展中。19世纪俄国人类学研究与俄国的扩张有着直接的关系。俄罗斯海员发现了美洲的西北部并在那里建立了管辖区，这些情况把俄罗斯人引入了广阔的太平洋地区。为了与俄国的美洲殖民地建立经常的联系，当时即着手进行过几次环球大航行。此次航行最后完成的任务要比原先规定的任务广泛得多，其中也包括科学任务。〔7〕
西方文化人类学不仅为殖民统治服务，而且为现代工业社会服务。战后兴起的应用人类学，就是主要研究现代社会行政管理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他们有自己的组织“应用人类学协会”，有自己的刊物《应用人类学》杂志。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和教育人类学等都属于应用人类学研究的领域。他们应用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从事调查研究，并把研究成果“返回”到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去。例如，美国哈佛大学E·梅奥（Elton Mayo）、L·沃纳（Lloyd Warner ）以及他们的学生E·查普尔（Elliot Chappie）等人所创的工业人类学，在企业管理上有很大的实用价值。他们认为，一个群体，无论是机构、工厂或商业组织，其人与人的关系模式是决定工作或生产效率的主要因素。他们用文化人类学的参与观察方法研究人群互动，以了解每一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模式，进而寻求解决所发生的各种问题。运用这一理论和方法的文化人类学者后来被称为“人群关系学派”，普遍运用于管理科学上。他们选择不同群体的工人进行参与观察及访谈，终于使他们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影响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与人的关系。人际关系的合理处置，工作效率将获得很大的改进。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包括：⑴一个企业内的工作人员的效率并非取决于个人生理的能力，而是经常由社会规范所限定的；⑵物质奖励并非唯一能增加效率的刺激方式，工作群体的内部与外部的人际关系对效率影响很大；⑶群体成员并非以个人作为反应的基础，每一个成员的行为受群体的一切“习俗”的影响很大；⑷人的行为并非全有理性，而是带有相当的感情或情绪成份在内；感情或情绪的波动将影响人的行为活动。二战以后，曾引起一个工业人类学的研究热潮。从前述人际关系的基本概念出发，一些人类学家设计了许多测量人与人之间互动行为的方法，企图使研究人际关系更严格化和数量化。查普尔后来甚至放弃他在哈佛大学的教授职务，组织了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顾问公司，以其专门的知识协助工商业界解决因人际关系不调适所引起的纠纷。在当代，工业人类学有进一步的发展，除了继续以人际关系的概念进行研究，以解决机构或工厂中的问题外，同时还从事工业关系的研究：⑴以文化变迁的理论从事研究机构中变迁过程与适应模式；⑵研究机构或工厂与所在社区的种族关系；⑶研究机构或工厂与所在地社区的关系；⑷研究符号或象征物对群体成员所能引起的作用；⑸研究不同民族的性格在工业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与所产生的影响。
三、西方文化人类学与军事和对外活动
文化人类学知识最早用于解决军事冲突的当是英国殖民政府为夺取阿散蒂人的金椅子而进行的战争。阿散蒂人（Asanteak或Ashanti）是西非加纳民族之一，主要从事农业。17世纪至18世纪以奥约科人为中心，在大酋长奥塞伊·图图（Osai Tutu）领导下建立强大国家， 王权象征——金椅子设于库马西。1873年成为英国的殖民地。阿散蒂人有一传国之宝——一把金椅子，人们视之为神物。传说这把椅子从天而降，是阿散蒂人灵魂的象征，并与全族人的生命息息相关，所以每年要抬着出巡全族领地。其首领对之极为尊重，平时珍藏于宫中，不敢真正坐它，更不是当作宝座之用。1896年，英国派驻该地总督误以为金椅子是阿散蒂人首领的宝座，便想把它据为己有，并把它当作王座一样坐于其上，这样，阿散蒂人便完全听命于己了。然而，事与愿违，阿散蒂人听说总督要把他们的“国魂”置于股下便十分愤怒，赶紧把金椅子埋在秘密之处，并全族群起与英国军队进行了持续二三十年的残酷战争。1921的，人类学家拉特雷来到阿散蒂，发现持续二三十年的残酷战争只是因为文化不同而产生的一种误解而已，他以其所了解的关于阿散蒂人的人类学知识，向当局说明阿散蒂人的金椅子虽有椅子的形式，但它与英国人的“御座”并不相同，要统治阿散蒂人并不用坐在此“宝座”上。他建议总督立即下令取消取得金椅子的企图，果然不久，阿散蒂人的反抗行动便平静下来。〔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后，文化人类学与行政当局的关系进入另一范畴，其活动更趋活跃。一方面是参战国家派往海外的军队需要人类学的基本知识，了解太平洋及非洲作战地区各民族的情况和风俗习惯；另一方面，军事机构和各国外务部的官员也急需人类学家提供敌国或同盟国的资料。当时，美国许多文化人类学研究是由军事机关出钱维持的。美国政府为了了解各个地区的情况，特别是要了解这些地区各个民族的专门知识，于是，许多民族学家被吸收到政府的各个部门，为军事机关收集情报，为占领区的军事管制培养干部。当时美国著名的女人类学家M·米德（Margaret Mead）于1939年从南海小岛返回美国时，曾发表一段慷慨激昂的话：“我归来时正逢整个世界处于战争的边缘；我确信当前的任务是尽可能贡献我们的所知给我们的社会。……人类学是为‘人类’而有，而非‘人类’因人类学而存在。”〔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多数文化人类学都认为取得战争胜利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义务，而政府也热切需要文化人类学家的帮助。据米德估计，战争期间，美国303名人类学家中约有295名以各种方式直接参与了赢得战争胜利的努力。〔10〕许多人类学家都自觉响应政府的号召，参加对敌国（日本、意大利、德国）国情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R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米德（Mead）、G·戈尔（GeoffreyGorer）、G ·乔治（George Bateson）、G·克拉克洪（Glyde Kluchohn）、E·埃里克森（Eric Erikson）、A·莱顿（Alexander Leighton）等。他们都曾以其所得，提供许多重要资料，以作为军事、外交的参考。他们在国民性或民族性格方面的研究对美国军事当局具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对外活动方面，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不发达地区实行经济技术援助时，广泛利用了文化人类学知识。不少文化人类学家在安全署担任顾问，向美国实业家介绍各个国家的不同的文化特点，以便他们在制定援助计划和增加食品生产时予以注意。有两位文化人类学家在华盛顿技术合作总署担任领导职务，以协助制定和执行关于援助亚、非、中东不发达地区的计划。凡是在接触到不同文化关系的场合，以及派往受援国参加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工作的，都聘请人类学家当顾问。此外，人类学家还参加培养派往国外工作的专家，使他们了解当地各民族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语言等具体情况，并进行民族语言的初步训练。国务院还通过外事学院，吸收人类学家负责培养了解各国情况、精通各国语言的专家，给他们讲授有关一般文化的基本知识和有关各个民族的文化经济、社会、政治、语言等具体情况。〔11〕
近几十年来，西方研究各国国民性或民族性格的人类学家不少，这对于外事部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无论是政治或经济，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稳操胜券。
注释：
〔1〕列维－斯特劳斯：《民族学者的责任》，《民族译丛》1979年第4期。
〔2〕〔4〕（美）麦克格雷戈：《美国政府中的民族学》，《世界文化史通报》（俄文）1956年第4期。
〔3〕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第12页， 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年版。
〔5〕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第12～14页。
〔6〕布朗：《人类学研究之现状》，《社会学界》第9卷第75～77页。引自吴文藻：《功能学派社会人类学的由来与现状》，《民族学研究集刊》第1辑，1936年。
〔7〕C·A·托卡列夫：《俄国和苏联民族学发展的各个阶段》，《苏联民族学》1951年第2期。
〔8〕〔9〕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第10～11页；第16页。
〔10〕C·恩伯－M·恩伯著、杜杉杉译L《文化的变异》第571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1〕（美）麦克格雷戈：《美国政府中的民族学》，《世界文化史通报》195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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