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形势的变化趋势与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际关系论文,中国论文,国际形势论文,变化趋势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继续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人类社会从20世纪的动荡与浩劫中汲取教训，维护和平的力量进一步增强，致力于发展的呼声日趋强烈，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应当尽快探索和建立适应新世纪变化和人类进步要求的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另一方面，各种矛盾和冲突仍然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在理论上提出了新的观点，强权政治在实践中迈出了新的步骤。如何把握国际局势发展演变的主要趋势和基本特征，如何对我国所处的国际和周边环境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不仅关系到中国在新世纪的长远发展，也直接影响中国外交战略的选择与取舍。本文试图对世纪之交的国际形势进行综合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就建设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关于世纪之交国际形势的基本特点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变化多端。但如果从宏观的层次加以剖析，从历史的高度加以把握，透过表面现象探索其实质，我们大致可以把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尽管局部冲突不断爆发，不稳定因素增多，但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中国发展的历史机遇仍然存在。
这一基本观点主要有以下依据：
（一）当今世界仍然处在新旧格局转换的过程中。旧的格局不复存在，但影响依存；新的格局尚未建立起来，但端倪初见。国际形势处于不稳定状态中。影响国际局势变化走向的主要是大国关系，而这一关系的现状是各国之间既合作，又摩擦；既相互借助，又相互制衡，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根据问题的性质不同，力量组合不断发生变化。各种民族和宗教矛盾引发的冲突确在增加，但这类冲突大多发生在本国矛盾较为集中和尖锐的地方，且地处大国势力影响边缘的地带。这些问题虽然不同程度都有大国的背景甚至受大国操纵，但并非大国之间的直接冲突。总体来看，目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国际上还不会形成两种主要力量或两个主要国家集团的直接对抗或正面冲突，因此也就不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条件。
（二）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其带来的重要效果之一就是明显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各国之间的利益相互重叠或交叉。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应该说增加了一个新的遏制战争的因素。一般来讲，国与国之间经济上的相互渗透越深，相互作用越大，发生冲突和战争的可能性就越低，这在经济发展阶段类似、水平分工程度较高的国家之间尤为明显。90年代以来，世界上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都保持了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多数经济学家认为世界经济已进入新一轮长波增长期，各种国际经济机构对未来5—10年经济发展前景也普遍持乐观态度。 在此情况下，绝大多数国家都希望或者试图利用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集中精力于自身的发展，尽快振兴国家。发展经济，仍是这些国家内外政策的主要着眼点和主导面。
（三）各种类型的国际和地区安全机制不断得到加强和深化，不同形式的多边和双边对话日趋增多和活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增进了解、增强信任、抑制战争的作用。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正在引发一场新的军事技术方面的革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在质量和技术上的迅速提高，不仅形成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毁灭性的更大预期，也明显增加了战争成本，这也从相反的角度促使试图发动战争的势力望而却步。
总的看来，虽然国际形势仍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尤其是民族矛盾和宗教纷争引发的局部冲突不断发生，但整个世界形势的大格局还是相对稳定的。大规模战争的危险虽未消失，但制约战争、防止战争、反对战争的力量进一步增强。和平与发展仍是各国积极追求的主要政策目标。就中国而言，国际形势的这一基本走向和特征，不仅证明邓小平同志当年对国际局势演变趋势所做的预测是十分正确的，也使我们可以更加坚定不移地坚持党在新时期的基本路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
二、国际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是大势所趋，尽管这一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有时甚至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反复，但多极化反映的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客观规律。
国际关系史表明，任何一次世界性力量对比的大变动，都会带来国际政治格局相应的大调整，国际秩序也为之重组或改变。世界大战的爆发则是以一种激烈和强力的形式，在较短时间里急速完成这种调整和转变。冷战的结束就其结果而言，对国际秩序的冲击并不亚于一场热战。因此，与两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类似，冷战结束后如何建构新的国际政治格局，怎样把握力量对比的变化趋势，成为各国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与此同时，围绕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新秩序，设定什么样的行为准则和游戏规则，各种力量之间正在展开十分复杂激烈的较量。单极企图与多极趋势之争成为这场较量的主要焦点。
美国自恃是冷战的最大赢家，毫不隐讳地要谋求建立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由于早于其他发达国家完成了以高科技对产业结构进行的调整，并及时大力延揽人才，加大科研投入，占据了知识经济的先机，迄今保持了将近10年的连续景气扩张，综合国力获得了显著增长。美国GDP总量占世界GDP总量的比重在冷战期间曾一路下滑，进入90年代则止跌回升，由1990年的24%一路攀升至1998年的28.5%（注：世界银行《1992 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银行《1999 —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这一现象加剧了世界力量对比中业已存在的两个失衡，即美国与其他发达国家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失衡和整个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对比的进一步失衡。在此背景下，美国内一些人不仅认为美国已经在政治上获得了制定冷战后新游戏规则的资格，同时在经济上也具备了影响甚至左右这种游戏规则制定过程的资本。近年来美国各种机构纷纷重新制定更加全面的“领导世界”的战略规则，并明显加大了全球干预特别是军事干预的频率和力度，发动科索沃战争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信号。其向世界传递的潜在信息是，以联合国尤其是联合国安理会为核心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已难再发挥效能；以主权国家独立和不干涉内政为核心的传统国际关系准则已时过境迁，取而代之的将是主要以美国标准建立起来的新体制，以及以人权高于主权为核心的新干涉主义理论。
国际关系的演变和力量对比变化有其客观规律，不以一国和强国的意志为转移。历史经验已多次证明，超越自身国力，违背历史潮流的作法最终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客观分析冷战后国际局势的演变，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冷战的“赢家”决非仅仅是美国。冷战期间，美国倾其国力与前苏联展开军备竞赛，最终虽拖垮了前苏联，自己也颓势尽现。事实上，冷战结束初期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日本和欧洲由于在冷战的夹缝中埋头发展，曾一度对美国的地位形成严峻挑战。因此，美国现在的超强地位并不是靠赢得冷战获取的，而恰恰是摆脱了冷战负担后，集中力量振兴经济的结果。中国以及中国所在的东亚地区也在冷战后获得迅速的发展，冷战后和平与发展的潮流惠及多数国家，并不存在一国独占或一家说了算的局面。
（二）冷战最大的“输家”虽是前苏联，但冷战结局给前苏联带来的打击和损失更多地体现在国家体制、政治稳定和民族凝聚力等软力量层面上，进而带来硬力量的下降，这与热战直接摧毁对象国硬力量的情形并不相同。实际上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仍是世界性大国，它的军事力量、资源优势仍然存在，人才和科技潜力仍然存在。只要俄罗斯能真正找到适合本国国情的正确的发展道路，俄罗斯的复兴速度和势头有可能超出世人的预见。
（三）美国经济在高新技术推动下虽然有了较大和较快的发展，但经济周期的作用并没有也不可能消失。美国有关当局意识到这一点，正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加以调控，以期实现经济的软着陆。支撑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的外部因素，如外资大量流入促使美国股市长时期居高不下，外国廉价商品大量进口平抑了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等。这些因素随着世界其他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经济的复苏和欧洲一体化的进一步深化，都在发生变化。支撑美国经济持续扩张的内部因素，如以信息和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现象，由于知识经济所特有的非垄断性、技术更新初始阶段的高成本性，美国实际上难以长时期保持技术上的全面垄断。发展不平衡规律这一已被历史进程反复证明了的客观规律仍继续发挥作用。最近一些权威经济机构纷纷预测美国的GDP占世界经济GDP的比重已经达到顶点，下一步将再次盛极而衰，预计10年后，即2010年，美国经济占世界GDP的比重将由28.5%再次降至26.8%， 有的预计甚至更低（注：世界银行《1999—2000年世界发展报告》和世界银行《2000年全球经济前景与发展中国家》。）。纵观历史可以发现，美国对外扩张的势头大致上是与美国国力的盛衰成正比的，随着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美国的“霸气”也将不得不有所收敛。
（四）美国欲建立单极世界实际上力不从心。科索沃战争是美国国力处于巅峰时发动的，但战争持续时间之长，南联盟军力实际损失之小，都远远超出了美国及西方各种机构的预测。可以说，科索沃战争给美国带来的并不是称霸世界的信心，而是深刻的反思。美国不少高级人士公开表示，科索沃战争并不构成先例。1999年底美国最新出版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对美国是否出兵海外做了严格的限制。报告界定了美国要维护的不同层次的各种利益，只有在“最高利益”受到侵害时，才要使用武力， 其他利益受损时是否出兵则要设定各种前提条件（注：1999 年12月美国白宫《新世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1999年世界上相继发生了科索沃、东帝汶和车臣三场比较大的地区冲突，美国的态度和举措是有变化的。尽管三场冲突的背景和特点不尽相同，但可以看出美国介入的力度和热情呈下降趋势。
（五）美国试图建构以己为主导的未来国际秩序，必然损害和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也必然会受到其他国家的抵制。首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单极世界企图日趋警惕，相互之间的协调明显增强，成为牵制霸权主义的重要力量。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显然有着共同的利益追求。其次，美国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系也不是铁板一块。科索沃战争美欧之所以联手，主要原因之一是在科索沃问题上，西欧国家的地缘利益与美国的全球利益互为重叠。如果不存在这一因素，西欧各国能否在欧洲以外参与美国对别国行使武力，将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而科索沃战争中，西欧国家始终处于被动跟从地位，由此引发了各国的极大反思。战后不久，西欧国家即决定加快欧盟联合防务建设，积极推进一体化进程，出现了明显的“脱美”现象。此外，俄罗斯一直是坚决抵制美国的单极世界企图的主要力量。近一年来，俄美矛盾有了新的发展，俄明确反对美国修改《反导条约》和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认为美此举的实质是服务于美国的单极战略。上述因素充分表明，一国越是想搞单极，其他国家对单极的抵制和反弹也就越强。单极世界的企图不仅是不现实的，也违背了冷战后各种力量都在不同程度发展壮大的客观趋势。国际政治格局走向多极化是21世纪国际形势演变的必然。
三、经济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挑战和机遇并存，参与全球化是每个国家的必然选择，关键是如何趋利避害，为己所用。
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在9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张和发展，迅速而全面地渗透和介入到几乎每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生活当中。全球化的经济含义十分简单明了，就是把整个世界而非一个国家作为统一的市场，让有限的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而非一国内部自由流动，从而使各种生产要素的效用获得最大化。为此，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最终打破一切阻碍生产要素在全球自由流动的障碍，包括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十分需要的合理的保护主义。从中长期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冲击是不可避免的，首先冲击的将是民族国家的经济边界。可以做这样一个比喻，经济全球化下的国际竞争实际上等于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置于同一起跑线上进行竞赛。同时，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在不平等的经济秩序下发展起来的。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显然更多服务和服从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因此这一竞赛的规则也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总的来看，经济全球化确实拓展了世界市场，增加了全球财富，并给所有国家都带来了机遇，使各国可以更为便捷地获取所需要的各种生产要素，从而加快自身的发展，提高经济生产的效率，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全球化显然使他们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和更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还要看到，由于发达国家掌握了更多的和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包括知识、人才等构成知识经济的新的生产要素，发达国家在迄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范围内的拓展和延伸。经济全球化的背后，还伴随着西方价值观和政治理念的渗透和扩展。全球化带给发展中国家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还有对国家体制、民族特性以及自身发展道路的冲击。
认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种种挑战，并不意味着排斥全球化。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在自我封闭的环境中获得发展，参与经济全球化是每个国家的必然选择。重要的是要善于趋利避害。迄今的事实已表明，不少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自身条件较好的发展中国家只要制定出正确的对策，就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在全球化进程中启动后发优势，加速自身发展。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有着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完备的工业基础，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和强有力的政治领导。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显然与抓住和利用全球化机遇密切相关。由于中国较好地处理了坚持自身发展道路与借助外力的辩证关系，使我们能够化挑战为机遇，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和健康的发展。继续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同时注意保持自身特色和维护国家主权，妥善应对各种现存和可能发生的风险，是我们应当坚持的正确道路。
关于新世纪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展望今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大势，政治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有可能成为贯穿并影响整个21世纪的主要潮流。而21世纪初期，即今后10～20年将是左右全球化和多极化在新世纪走向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里，新的国际格局和新的世界秩序有可能逐步开始形成。单极企图和多极化趋势之争，将成为这一时期国际政治舞台上的斗争焦点。发展中国家为维护和拓展自身利益与发达国家的较量将成为这一时期国际经济舞台上的斗争焦点。而两者都将聚集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上。从中国的发展战略看，今后10～20年也是影响甚至左右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于紧要时期，中国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一举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双重任务，并跟上知识经济的前进步伐，始终站在先进生产力的前列，都要取决于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努力。换句话说，今后10～20年，将是决定中国第三步发展战略，跻身世界强国之林的决战阶段。
就中国的外交而言，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将处于综合国力持续上升阶段，世界上各种力量也会通过不同方式对中国加大影响或牵制的力度，我们将面对更为复杂多变的外交局面，迎来更为丰富多彩的外交实践。中国在新时期的外交任务非常明确，就是开创并保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是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为此，我们要保持相对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巩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改革和制订。要切实完成上述任务，我们十分需要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导下，尽快完善并形成中国自身的国际关系理论。发达国家迄今一直在致力于为其利益服务的国际政治学说与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一些发展中国家也曾有独具特色的理论建树。中国作为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中大国，要在国际舞台上展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发挥有中国特色的大国作用，显然也需要有自己的国际关系理论和理论体系。这既是外交工作本身的需要，也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责无旁贷的职责。
要建设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够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和尊重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有必要从三个方面做出不懈努力：首先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其次是充分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三是分析借鉴外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合理成份。鉴于第一条是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本文愿对此做进一步展开阐述。
一、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经过实践充分验证过的科学，它揭示的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最一般的规律。马克思主义首先认定世界的物质本原以及物质的第一性，把对世界的把握建立在一个客观和唯物的基础上，进而指出这个物质的世界处于普遍的联系和永恒的发展之中，即以辩证和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客观事物。同时，强调这种联系和发展是可以认识的，是有规律的，从而形成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马克思进而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运用于社会历史运动之中，从解剖商品这个最基本的细胞入手，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最基本的动力，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互动关系，从而发现了人类社会演变进程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并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诞生至今已经100多年了， 我们所在的世界发生了诸多重大变化，但马克思揭示的客观规律由于其本身的科学性和普遍性，并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认识和把握客观世界的正确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不意味着要用马克思主义本身来代替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也不是简单地套用马克思的个别观点来解释具体的现实问题。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6页。）， “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91页。）。 恩格斯当年曾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答案，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这种研究的方法”。（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九卷，第406页。）这种方法就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只要我们掌握了其基本原理，如作为客观事物变化规律的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再如作为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两个决定论）以及资本主义必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必将取而代之（两个必然论），我们就掌握了观察分析国际形势，探求国际关系演变规律以及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的强有力武器。
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国际关系研究无论在工具、手段上，还是在资金、设备等物质支撑上，都难以和发达国家相比。但凭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宝，我们就能够更为自觉地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更为全面深刻地把握国际关系演变的趋势，从而使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具有科学性，也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这其实正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界的优势所在。进一步看，随着我们研究工具、手段的逐步改善，即我们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保持政治优势的基础上，进一步获得技术和经济层面上的支撑，我们就完全可以更快、更好地建设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体系。
二、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确有普遍性和共性，尤其在基础研究层面上。但在民族国家仍然是国际关系主要行为体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归根到底都是服务于这个国家或相应的国家集团利益的。这既是由于人的认识本质上是其社会存在的反映，也是国际关系理论本身所蕴含的政治内核决定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最为发达，流派也最多的国家。纵观20世纪美国国际政治学的演变，当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的后起之秀初登国际政治舞台时，国际政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十分突出，从而与美国欲在国际政治实践中独树一帜相为吻合。而当美国更多致力于维持自己的强权阶段时，现实主义理论则应运而生。冷战期间，各种类型的霸权理论纷纷登场。历史经验证明，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演变的主流同美国国力的兴衰和美国对外战略的进退在总的趋势上是合拍的，基本的轨迹也是大致吻合的。这种现象绝不仅仅表现在美国，其他大国也可以找到类似的现象，这正是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理论背后所掩盖的利益实质。
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并不讳言自己的立场，我们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时又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邓小平理论和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理所当然地基于中国的国情和中国的国家利益，这样也就必然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有所不同。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完全依靠西方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来解释和服务于中国的外交和国家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尽快建立并完善自己的国际关系学。我们不仅要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完成这一重要任务，同时要在形成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的进程中，运用新的实践和人类文明进步的新成果，在社会科学和国际政治领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三、建设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除了国际政治的基础性研究外，还应总结新中国的外交实践，尤其应回答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问题，并使之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和体系化。
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外交的实践给我们提出了许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这不仅是理论建设本身的需要，也是为了更为科学和合理地指导未来的外交实践。
首先关于政治多极化问题。我们认识到多极化是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演变的必然趋势，进而在政策上支持并鼓励这一趋势的进一步发展，但与此相关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则仍不完善。实际上多极格局这一现象在国际政治史上多次出现，西方国家很早就提出了“均势”和“多极制衡”理论为其自身利益服务。19世纪的“欧洲协调”，即几个欧洲大国相互制衡，通过防止一国坐大而维持相对和平与稳定，就是基于多极理论的外交实践。而我们今天所讲的多极化显然与此不同。我认为，中国主张的多极化首先是针对单极企图而言，我们不认为单极化会成为未来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其次是基于中国历来坚持的国家不分大小，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的原则立场，主张发展中国家也应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是指各国对国际事务的广泛参与，即国际关系和国际决策的民主化。同时我们认识到，当今的多极化进程有着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即正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展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构成了政治多极化的新的经济社会基础。总之，我们亟需对多极化进程进行进一步的系统研究，包括多极的定义、形成轨迹以及多极之间的相互关系和行为范式等，从而为我们的外交政策主张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持。
再如经济全球化问题。我们认识到经济全球化的两面性，也看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如何对经济全球化的利弊做出科学的界定，如何对全球化给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不同的挑战与机遇做出明确的解释并寻找出其中的共性和规律，是我们应当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影响，更是一个十分崭新的课题，有可能给传统国际关系学说带来新的理论上的突破。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一方面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的产物，它大大加快了人类文明的进步速度；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又使这个世界穷的更穷，富的更富，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这种巨大的矛盾性对于整个国际政治的演变进而对人类历史的进程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需要我们加以分析和阐明。
再如中国的发展模式问题。迄今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在研究大国兴衰规律时，大体一致的认识是，新兴的大国必然挑战和试图取代现存大国的地位，经济大国必然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进而对外扩张、争霸，搞势力范围。不少人认为这是国际关系演变的规律，并把这种观点和框架套在正在崛起的中国身上，这就是所谓“中国威胁论”的理论来源之一。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阐述过不称霸的思想，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表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2页。）。 他还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94页。）。中国领导人对于中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明确宣示，首先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同时又积淀着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优秀道德规范的影响。这一宣示预示着社会主义中国要走出一条与世界上传统大国兴衰截然不同的新型的大国道路，其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理论内涵。但要使这一政策宣示为国际社会所普遍认同和相信，也需要我们将其形成更为系统的理论。
还有一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问题。在理论研究上更是一个重要和宏大的课题。改革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邓小平同志为中国外交确定的奋斗目标之一，这一目标既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应对人类做出的贡献。但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过程，一个由量变积累直至质变发生的过程，一个从旧秩序中逐步脱胎演变而成的过程。任何国际体系都是建立在当时的世界力量对比之上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现存的国际体系无疑首先对发达国家更为有利，但发展中国家要振兴经济，又不可能自外于这一体系。系统科学表明，封闭系统走向热寂，开放系统则生机勃勃。我国20多年来的成功实践已充分说明，对外开放是正确的选择。辩证地看，参与现存的国际体系，也是为了获得变革这一体系的资格，积蓄建立新秩序的能量。参与的姿态应当是积极的、进取的，即不断在旧体系中催生新的因素，在条件成熟时及时开辟新的道路，这样才能使我们切实不断地逐步接近确定的目标。
建国50年来，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者为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建设孜孜以求，锲而不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奠定了坚定的基础。我们正处在国际形势大转折、大变化和大调整的时期，这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寻求新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机遇和有利的条件，我们应当以历史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进一步加快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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