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视角下的“五四”与民族主义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视角论文,社会转型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9)-06-0026-10
五四时期是近百年来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尤其是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和界标。诚如先师彭明先生所言：“回顾五四前后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的变化，说它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全面启动，是并不为过的。”①换言之，中国社会转型，“五四”是一个特殊的阶段；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建构，“五四”同样是一个特殊的阶段。从社会转型的视角审视五四时期对民族主义的建构，无疑会对深化“五四”研究有所裨益。鉴于此，本文拟从民族主义内涵、形式的文化建构、形塑，到政治建构的实践乃至经济社会的背景等，作全面的检视和探讨。
一、文化“五四”：凸显现代性的民族主义文化建构
一般认为，“五四”的概念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指大体从20世纪10年代中期到20年代前期这近10年左右的新文化运动，即文化的“五四”；另一种则是指1919年5月以后半年左右的爱国运动，即政治的“五四”。两种意义的“五四”概念，其内涵中包含着它的一个重要的或核心的问题，就是建构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即现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民族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和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五四时期的建构和彰显都是特殊的关键的阶段，而这种民族主义的建构又凸显了五四时代的社会转型。
民族主义的建构首先是文化建构，而文化建构的核心则是民族认同和民族理想，即解决“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这样的根本问题。一般说来，民族主义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特征，尤其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尤为突出，但对中华民族和中国这个古老的民族和国家来说，建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对待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是一个处于两难选择的复杂问题。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必须诉诸或借助历史和本民族文化，这是建构民族认同的基础。民族的历史甚至是神话，都是共同的记忆、共享的资源，通过历史和既有文化把民族的成员连接在一起，形成民族认同。但另一方面，面对现实环境和民族未来，在与他民族，尤其是处于优势地位的民族及其文化的比较中，又对传统文化持批判甚至否定的态度，将晚近以来民族的屈辱和苦难，归因于传统文化。这也是吸纳外来文化，建构新的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的前提。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重新诠释民族历史和文化时，往往对遥远的历史充满感怀和自豪，而对晚近历史则表达不满和感伤。目的即在唤醒国人，既要有民族自信，又要奋起直追。李大钊是其中的一个代表。1916年8月，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一文，就表达了这种情怀、认知和呼唤，指出：“吾之国家若民族，历数千年而巍然独存，往古来今，罕有其匹，由今论之，始云衰老，始云颓亡，斯何足讳，亦何足伤，更何足沮丧吾青年之精神，消沉吾青年之志气！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不再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②五四时期知识分子这种诠释历史和文化的理路也符合民族主义建构的一般脉络，民族主义建构的逻辑往往就是要在辉煌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美国学者贝尔曾指出：“民族主义者永远认为自己现正处于受困而不完美的境地，处于较光荣之过去和较光荣之未来的中途。”③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诠释的确显现了一个古老的民族和国家正在走向现代的特殊历史阶段。
应当说，“五四”对民族主义的文化建构，主要已不再是通过诠释历史，而是通过创造新文化，建构和形成新的民族认同。这是“五四”在对民族主义建构过程中凸显社会转型和现代性的集中体现。创新民族文化，一方面当然是批判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即“打孔家店”，将其贬之为“旧文化”。另一方面，传播和倡导外来文化，主要是近代以来的西方文化，中心内容是民主和科学的观念，将其奉之为“新文化”。今天遍览五四时期报章上那些激扬文字，不难发现，“觉悟”(包括同义的“自觉”)无疑是当时最为时尚靓丽、豁然醒目的词汇之一。觉悟当然包含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即如何重新审视既往的一切价值和信条，如何清醒地认知自身尤其是本民族文化，如何清醒地了解他者尤其是强势的西方民族及其文化，如何在比较中摈弃束缚自身发展的传统文化糟粕(实际只能是其中的部分内容，不可能是全部，尽管也有所谓全盘的反传统)，如何吸纳外来的(主要是西方的)先进文化(实际也只能是其中的部分内容，而不可能是全部，尽管也有所谓的全盘西化)。胡适曾说：“新思潮的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这种新态度可叫作‘评判的态度’”，“‘重新固定一切价值’八个字便是评判的态度的最好解释”；而且“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④进而，通过文化更新和再造，来给国民洗脑，造就新国民，实现民族再造，实即民族认同的重新建构。这方面，陈独秀是其中的代表。美国学者杜赞奇就指出：“1915年，即中国共产党创建之前的6年，陈独秀努力论证‘自觉’的重要性。”⑤实际上，早在1914年11月，陈独秀就发表了《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指出：“爱国心，情之属也。自觉心，智之属也。爱国者何？爱其为保障吾人权利谋益吾人幸福之团体也。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⑥在1916年发表的著名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他写道：“兹所谓最后之觉悟者，吾人生聚于世界一隅，历数千年，至于今日，国力文明，果居何等？”他在历数中西文化六次交锋后，期待“第七期吾人最后之觉悟”，即政治的觉悟和伦理的觉悟，并强调“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⑦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又发表《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指出：“我们国民因山东问题，应该有两种彻底的觉悟：(一)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⑧1919年11月，陈撰文分析国人觉悟程度高低依次为：“爱国心之觉悟——国民自保及民族自决之精神——最为普遍”；“政治不良之觉悟”，则“殊形减少，盖仅‘五四运动’中学生之一部分而已”；“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⑨
引入外来的先进文化，建构新的民族文化，改造原子化的个人，造成个体的主体自觉，再实现民族的自觉，是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建构的中心内容，也是人的现代化、民族现代化的基本路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路径体现了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互动和交汇，反映了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内涵的丰富、深刻和时代特征，表征着五四时期知识分子对进步和自由的追求。印度当代著名学者查特吉指出：“事实上，‘东方’型民族主义接受并且重视进步的理念——并极力想使原有的文化转型，以求更好地适应现代世界——意味着权威的古旧形式被破坏，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个人首创性和个人选择的条件被创造出来，科学与现代教育得以传播。在一种基本的历史意义上，这正是一种解放。以至于当这种民族主义以宗教复兴运动或专制政权的形式出现时，它还是代表了对进步和自由的追求。”“我们必须将这种民族主义看成社会、思想、道德革命的一部分，而民主和个人自由的渴望也是这一革命的产物。民族主义是和这种渴望相联系的，甚至是致力于强化这种渴望。并为它们的实现创造了社会条件，即使有时民族主义曲解了它们。”⑩“五四”使民族认同在历史内涵之外增添了现代性的新理念、新价值和新原则，并且这种内涵的建构使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文化具有了开放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摆脱了过去的僵化、封闭和保守，这是“五四”带给中华民族最为宝贵、最具价值、最值得珍视的历史遗产。当然，历史地看，这种现代性内涵的建构，并不是一次运动(文化的政治的)就能完成的，但无论如何五四时期是一个开创的、集中的和全面的建构阶段。有学者从观念史的视角研究指出：“1901年及其后‘民族’一词的使用高峰正代表着中国民族主义形成过程，其时段约在1901至1908年间。”(11)作为政治运动的民族主义第一个高峰的到来，显然是在其后的辛亥革命。而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改变和超越了辛亥时期以族类或种族民族主义为中心的状况，建构了一个更大的同时蕴含着“主权导向”与“公民权导向”的大众民族主义的叙述结构，更具现代性和反思性，更集中地凸显了社会转型。
重新找寻本民族在世界的位置，重新选择和确定自己的民族理想，对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无疑是民族独立和解放，重建名实相符的民族国家，在国际上与诸强比肩。其中，核心和归结点就是民族国家重建。胡适曾谈到：“民族主义有三个方面：最浅的是排外，其次是拥护本国固有的文化，最高又最艰难的是努力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12)1917年6月陈独秀撰文提出：“吾人理想中之中华民国，乃欲跻诸欧美文明国家，且欲驾而上之，以去其恶点而取其未及施行之新理想。”(13)瞿秋白在分析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失败时也指出：“就是失败在中国人没有坚毅的志向和明敏的智能，不能组织一良好的社会去迎合世界的潮流，建设一巩固的国家，去迎合世界的现势。”中国人“要想生存在世界上，那就不能不赶快觉悟——真正的觉悟——去改造现在的社会，重建现在的国家。”(14)当然，“五四”在建构新的民族主义的过程中，对民族理想即民族国家的重建，已显露出两个模式的趋向，即欧美式的和苏俄式的。但不管怎样，现代民族国家无疑是中国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在政治上的集中体现。建构民族理想同样凸显了“五四”对民族主义建构的现代性。
二、政治“五四”：彰显政治转型的民族主义政治建构
以1919年5月4日北京大中学生的抗议活动为起点的五四运动，其直接目标是反抗日本及西方列强的宰割，拒签和约，捍卫国家主权，主要是以游行、示威、请愿、罢课、罢工、罢市、抵制日货等和平方式进行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大中城市，五四运动作为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被载入历史。正如费正清、赖肖尔所指出：“五四事件标志着民族主义作为政治方面的支配势力而问世。”(15)作为政治的“五四”，其发生显现某种偶然性是不难理解的。正如有西方学者所指出的：“民族主义常常会由于自卑情节，尊严受到伤害或者失败的刺激而轰然觉醒、毅然奋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欧洲至上和自认为高等文明论调的破坏，唤醒了一些被奴役文明大国的民族意识，如印度、中国等。”(16)但如果从中国政治转型的链条和民族主义发展的脉络看，它既是对辛亥革命反思的政治产物，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结出的政治果实。
辛亥革命在政治转型尤其是民族国家构建方面的意义毋庸置疑，但其主要限于民族国家的形式的构建，实在缺少更多的实质性内涵。中国政治转型的下一步无疑是给形式填充进实质性的内容，即民族国家政治实体的锤炼和锻造，大众动员和社会整合。五四运动恰恰就是这种实践过程。时任美国驻华公使的芮恩施在《使华记》中谈到五四运动爆发时说：“北京学生掀起了大事。千百年来，有组织的舆论第一次在中国发动了。在山东问题决定前后，由于学生的行动在先，商人同情继起于后，中国自觉了。”(17)亲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吴玉章认为，五四运动才“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击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18)
民族国家的目标，既在文化建构中勾勒和描画，更在政治构建中经过不断的甚至是反复的民族主义政治实践，尤其是大众政治运动、政治斗争和政治革命过程中日趋接近乃至最终实现的。民族主义必须经过大众动员，使民族成员从聚合和集体的行动中体会和认知“我们是谁？”，不断明确和清晰化民族主义政治构建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四”是一次也是第一次大众(民族)动员的成功的政治实践，对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政治建构具有初创的宝贵价值，也体现了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新阶段，即开启由“形”到“实”或探索新“形”的新实践。比起辛亥革命的政治转型更进一步，更高一阶段。因此，“五四”的确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传统走向现代的政治演进中，尤其在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大众参与政治运动或政治运动的大众化，说到底是民族主义的实践过程，民众性体现了真正的民族性。现代民族主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美国学者海斯指出：“理论家使民族主义学说成形起来而表现出来，对此主义的盛行也许具有间接的贡献；‘大众’接受而实行民族主义，对此主义的盛行无疑具有直接的贡献。”(19)作为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五四运动的主要口号表现着其政治目标，也鲜明地体现了民族主义，诸如“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等。当时广泛散播的印刷品《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写道：“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20)时人和参加者当时也清楚地认知了这一点。1919年5月26日《每周评论》第23期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一文，将其精神概括为“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和“民族自决的精神”，并认为“学生牺牲的精神”“是再造中国的元素”，“社会制裁的精神”使“以后的社会制裁更要多”，“民族自决的精神”是中华民族“对外自决”和“对内自决的第一声”。(21)五四运动通过民族主义的大众政治动员和政治参与，开启了中国由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的转型。
同时，这一民族主义政治建构的实践即大众动员，也使作为民族主义文化建构的主体的知识分子和作为民族主义政治建构的主体的社会大众连接起来，这是民族主义政治建构的关键，也是一个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在政治方面必经的反复的和深入的过程。海斯认为：“大众自身事实上并不曾产生民族主义的花果；要等到宣传之风把民族主义的种子由一些特殊个人和阶级间吹散过来的时候，这种花果才会产生。”(22)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邓颖超说：“我们当时的确也有一种自发的直觉认识，要救国需要冲破学生的圈子，救国不能单靠学生，必须要‘唤醒同胞’”。她还谈到去民众中演讲的情形：“每次听讲的人都很多，我们讲的是要大家起来齐心救国，……我们讲的人，有时声泪俱下。听的人也很受感动。”(23)一位当年参与浙江嘉兴一所教会中学学生组织的爱国剧团的学生回忆说，他们剧团的演出，受到民众的喜爱和欢迎，“他们热烈的反应深深地教育了我们，使我们认识到爱国运动只有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才能轰轰烈烈的展开来，使我们认识到广大群众的力量，使我们认识到觉醒了的中国劳动人民的可爱和伟大。”(24)所以，大众动员既是对大众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教育和训练过程，同时也是知识分子民族主义的自我教育和体验过程。并且，在知识分子与民众连接的过程中，社会开始重组，开始新的组织化。五四时期的社团发展之迅猛是近百年来少见的，新的政治团体和政党也开始组建，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全民族全社会开始了重组，这是民族国家重建的第一步，也是基础和前提。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政治建构对后来政治的演进意义深远。对此，1923年12月，陈独秀指出：“五四运动乃是在欧战后世界革命的怒潮中和中国城市工业开始发展中(民国八年，西历一九一九年)发生的，因此，五四运动虽然未能达到理想的成功，而在此运动中最努力的革命青年，遂接受世界革命思潮，由空想而实际运动，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方向。”(25)知识分子与大众的连接，是民族主义政治建构的需要和体现，表明中国民族主义进入新阶段，也折射出中国政治转型新特点，并由此成为“五四”的一个重要传统。杜赞奇对此指出：“知识分子与国民这样两个相互依存的观念，这一五四运动的传统，一直使知识分子对民族—国家及其觉醒并进入现代抱有很强的责任感。”(26)
“当民族被看成是由集体共同建设的时候，共同的意志就比意识更重要。神话、习惯、语言是原始因素，但它们只有通过传播和重复才起作用，民族的持久的印记既是自愿的也是象征性的。军队、学校、媒体，是向大众灌输民族意识、建设民族的主要的现代手段。民族的想象与民族的政治或历史实体的锻造不可分割，两者互相加强。”(27)对民族主义的建构来说，五四时期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具有明显互补性，可谓相得益彰。文化的“五四”，建构了意识形态新内涵的民族主义，政治的“五四”彰显了民族主义的强大力量，这表明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建构开始了新阶段，中国社会转型也由此进入了新阶段，即由思想文化革新改造而社会改造和重组而民族国家改造和重建。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主义是五四时期最强大和最具有统合力量的意识形态，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凸显了民族主义内涵的现代性，但它们仍是服务于民族主义目标的。也有西方学者指出：“任何民族主义运动无非是想藉由以民主原则及人民主权为基础的道德诉求，来追求民族生存与其他特定诉求的合法性。”(28)
三、新文学、白话文运动和“统一国语”：形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基础
“五四”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方面的内容即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所谓新文学即白话文学，反之，所谓白话文学即新文学。二者互为表里，一体两面，它们的指向和目标是共同的，那就是建构统一的标准化的现代汉语，即“统一国语”。这恰恰是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内容，也是其重要的基础和象征，因为说到底它形塑的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现代基础——现代语言。从民族主义的视角看，五四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是沿着这样的路径演进的，即新文学+白话文→“统一国语”。
语言是思想表达和思维的基本工具，是社会交往、信息沟通和文化传播的基本媒介，也是民族和共同体之间区隔的基本标志，当然成为民族主义建构的重要方面。现代民族的建构或者民族主义运动过程中，确立统一的现代民族语言都是其必经的阶段。“白话是现代思维和使民众受教育的一种极为重要的工具。抛弃只有学者理解的深奥的古文而提倡日常语言的说法和词汇——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让位于各民族语言时发生过这类变化。”(29)作为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建构现代的民族主义，语言的现代转型和统一，至关重要，如何超越文言和方言，建构口语和书写一致的统一的现代语言，让大众都能听懂和一致表达，无疑是建构民族认同，一致行动，形成一个现代民族的前提。正如法国学者德拉诺瓦指出的那样：“语言的重要性很容易理解。因为语言是最稳定的要素之一，也是可以建立民族意识形态最实在的根基之一。语言能定义一个世界，影响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毫不费力就能保留住传统。”(30)
五四时期，胡适、陈独秀、刘半农、傅斯年、钱玄同、朱我农、朱希祖、吴敬恒等人，大力倡导和推进新文学和白话文，其中，尤以胡适最力，贡献最大。虽然新文学运动轰轰烈烈，但这一运动最早的倡导者胡适却是从语言的改造出发的。早在1915年，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即开始思考语言改造问题，认为文言文“乃半死之文字”，又没有“文字符号，致文字不易普及”，谋求革新改造。(31)胡适继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中提出文学改良的“八不主义”后，又于1917年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一文中提出：“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918年他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将“八不主义”概括为以下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宗旨即“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因为“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算得真正国语。国语没有文学，便没有生命，便没有价值，便不能成立，便不能发达。”(32)胡适清楚准确地表达了倡导新文学和白话文的目的即在“统一国语”。对此，费正清等也指出：“这场‘文字更新’具有好几个目的：首先，创造一种新的书写格式是为了与现代思想一致……第二个目的是要通过使文化更易于普通人掌握和通过创造一种直接与他们的生活相关的大众文学来对普通人施加影响。”(33)归结为一点，即满足民族主义思想传播的需要。胡适等推进白话文运动借助于五四运动的有利时期，不遗余力，其推进的广度和深度大大超越了戊戌、辛亥时期的白话文运动。胡适对此总结到：“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民国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34)
易读易懂不仅需要白话，而且更需要断句，标点符号的使用是语言统一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建构统一的“国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个民族的通用语言，即“国语”，一般不是在社会生活的演进中自然形成的，而往往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这个过程，既是民族主义的建构过程，也是社会转型尤其是语言转型的过程。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当语言的象征意义大过实际用途时，语言在建构新社会的工程中，角色就愈显吃重。”“正因为通行语言并非自然演化而来，而是人为建构的，特别是要把它变成印刷物品时，人为力量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它需要一个新的固着物，好使它看起来更恒久，更‘不朽’。于是重要的不只是发明印刷术，还需要伟大的语言学家来进行校正和标准化的工作。”(35)胡适当时就坚信：“中国将来的新文学用的白话，就是将来中国的标准国语。造中国将来白话文学的人，就是制定标准国语的人。”“欧洲各国国语的历史，没有一种国语不是这样造成的。没有一种国语是教育部的老爷们造成的。”(36)1934年他在《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一文中又回顾说：“新式句读符号的采用，起于留美学生办的《科学》杂志。民国七年以后，《新青年》杂志开始启用新式句读符号。后来北大教授们提出的‘标点符号案’经教育部颁布之后，‘标点符号’的名称就正式成立了，标点的采用也更广泛了。”(37)
当然，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也招致了维系旧文学和文言文一般人等的反对和抵制，形成所谓“文白之争”。但反对和抵制并未达到目的，相反，通过新文学运动和白话文运动，“统一国语”的目标已然实现了。1922年，陈懋治在《统一国语问题》一文中谈到：“胡适君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以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十字立改革之标准。尤为简括扼要。虽其时社会之反对亦甚剧烈，而诸君百折不回，出死力以相奋斗，于是言文合一之舆论，殆遍于教育界。而其后小学之改国文为国语，遂植基于此矣。”(38)
“五四”以新文学和白话文运动，成功实现了中华民族现代通用语言的标准化、制度化和固定化，这是其对民族主义建构的重大贡献，同时也是中国社会转型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重要成就，更具有“型”的意义，因为现代民族语言既是一个民族的象征，也是民族主义的一种基本形式和符号。
四、“印刷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新式教育的发展：民族主义建构的现代条件
“五四”对民族主义建构进入一个新阶段并凸现了中国社会的转型，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无疑表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为其提供了建构和发展的现代条件。从五四时期中国社会转型的实际状况看，这些条件是多方面的，其中，现代工业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化和新式教育即大规模的现代学校教育及其结合，是其构建基本的社会条件。
民族主义的建构，一般是以现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的经济发展作为物质条件的。海斯在其《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中谈到“民族主义中的经济因素”指出：“现代大规模生产和工业经济是世界各国民族主义向上发展的必要条件”，甚至使人感到“经济发展仿佛是民族主义发展的侍女”。(39)英国学者盖尔纳也指出：“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40)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41)的发展，更是直接的物质和技术条件。现代印刷技术和印刷工业，大大改进和提高了印刷的质量和效率，是社会转型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一个重要体现。五四时期即“一战”前后的一段时间，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期，这里仅比较“一战”前后现代工业发展状况，见下表(42)：
从表中能够清楚地看出五四时期(仅1920年以前)中国现代工业发展的迅速，各类现代工厂比“五四”前增加两倍半左右，印刷文具工业也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体现，即现代形式的报刊的大量涌现。它为文字化(非口口相传)的信息交流、思想传播，提供了传递便捷、快速阅读的新条件，对民族主义的散布至关重要。五四时期初步具备了这些条件。当时有刊物曾这样生动地描述这一状况：“你瞧，去年五四运动以前，发表新思想的出版物，只有‘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三种。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却像‘雷雨一过春筍怒生’的样子，到处都是。虽然没有精密的统计，大概种数总在二百左右。”(43)胡适也提到：“有人估计，这一年(一九一九年)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44)这样，报刊总数达六百种左右，在当时已蔚为可观，为识字者尤其是城市新式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而又充足的信息源。有的期刊当时也这样评论其对民族主义建构的价值：“‘五四’运动以后，国内鼓吹新思潮的书报，多如雨后春笋，到处都有。靠这鼓吹的声浪，唤醒了许多服麻醉药的国民，大家从梦中惊醒，看见一线曙光。由这一线曙光，慢慢的大放光明，使得中国民族脱离黑暗世界，这是民国以来最有希望的一件大事。”(45)陈独秀也把白话文蓬勃发展归因于工业发展和城市化。他说：“中国近来产业发达人口集中，白话文完全是适应这个需要而发生而存在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此时章行严的崇论宏议有谁肯听？”(46)
报刊编辑出版也初步形成了现代的制度和运作模式，一般都有固定的或专门的学会、协会或公司运作和管理。对此，英国学者冯客在其《近代中国之种族主义》一书中谈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引入的各种专门期刊，由既定的出版公司或独立的协会管理……期刊变得如此流行，以至于作家通常选择投稿而非著书。出版社的兴起、现代印刷方法的引入、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现代教育系统的成长、教育机构的制度化和文化的普遍提高，使期刊的传播更为便利。”(47)美国著名学者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中分析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起源时强调，“作为商品的印刷品(print-as-commodity)是孕育全新的同时性观念的关键。”“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成为可能”。(48)他认为，印刷资本主义在三个方面奠定了民族意识的基础：一是“创造了统一的交流与传播的领域”即语言的世俗化；二是“赋予了语言的一种新的固定性(fixity)”；三是“创造了和旧的行政方言不同的权力语言”。(49)五四时期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大体上也做到了这三点。
民族主义的建构，也是以现代城市的发展和城市生活为背景的。中国现代城市的兴起，是在鸦片战争后，伴随西方列强在华举办和本国近代工商业和教育，在中国的沿海和内地现代城市兴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五四时期，伴随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进入了一个较快的阶段，即所谓第一个“黄金时期”，以及废“科举”后新式学校教育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化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继沿海之后，内地的城市化进程也大大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和集中，一批现代城市发展壮大，北京、天津、济南、上海、武汉、广州、南京、杭州、沈阳、哈尔滨、青岛、长沙、成都、重庆、昆明等都已颇具规模。美国学者克特金在其《城市的历史》一书中指出：“城市一直是人类最伟大的作品”，“城市浓缩并释放了人类的创造力。”(50)城市也是一个国家、民族和共同体思想文化和精神产品的主要生产者和领导者。所以，现代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公共生活和公共空间陡然成为社会新场域，即在私人和国家之间形成一个交流信息、传播舆论、关注、议论和认知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针砭时弊等的制度空间和活动空间。从而，为民族主义的散布和传播，提供了现代条件。五四时期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展开的。对此，冯客指出：“民族主义是城市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商业企业家阶层与新型知识分子都浸染在一种包含着社会秩序和集体认同问题的民族更新感中。民族认同的重建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新的艺术表达形式随着白话写作风格的出现而出现。历史被重新思考，景点被重新评估，迷信和传统的伦理受到冲击。”(51)同时，同乡村生活相比，城市生活是一种普遍的经验，克特金说：“城镇生活都是种普遍经验，甚至在即时通讯、全球网路及交通干线尚未普及，各个城市亦未大同小异之前，即可发现这点。”(52)现代城市的发展，使社会生活联系的日益紧密并日趋组织化，便于大众的组织和政治动员。五四运动就是在此种条件下在北京乃至全国各大中城市中发生和发展的。
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到五四时期，新式教育有了较快发展，各类教育诸如初等教育、中学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均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如职业教育的学校数“民国七年全国仅五百三十一校。及十年突增至八百四十二校。几及五分之一。”(53)各类高等院校包括外国在华开办者，已达103所，时人总结指出：“近年国立私立大学，新创者，改组者，风起云涌，成一潮流。其原因亦有数种：新文化运动后，学生之智识欲骤增，无高等学术机关，不足餍其热望，一也。中学毕业生渐多，需升学之地，二也。已有之高等教育机关，基础渐臻稳固，向上发展，为自然的进步，三也。政略家视学校为植立特殊势力之机关，争储人才，为政治活动之准备，四也。”(54)新式教育不仅传授科学知识和专业技能，灌输了新思想、新文化、新观念，而且把外语作为重要的知识加以教授和训练，培养的是“双语”(“国语”和外语)知识分子，再加之不断扩大的归国留学生群体(当然的双语知识分子)。从而，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和传播锻造了合格的主体。民族主义说到底是要区分彼此的，只有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借鉴他者，建构自身。外语就成为必备的知识和不可或缺的工具。安德森指出：“作为双语知识分子，尤其是作为20世纪初期的知识分子，他们能够在教室内外接触到从超过一个世纪的美洲和欧洲历史的动荡、混乱经验中萃取出来的关于民族、民族属性和民族主义的模型。”(55)如前所述，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正是运用“双语”建构了新内涵的民族主义。总之，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建构的条件即是多方面的，又是互相联系而不可分割的，可以说，正是现代工业尤其是印刷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新式教育的发展及其结合，才有了五四时期的民族主义。
“五四”对民族主义的建构是全面性和深刻性的，从文化建构到政治建构、从内涵新增到形式塑造表明五四时期民族主义发展的新阶段，也凸显了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进入社会发展和民族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因而具有特殊价值和令人长久思考的空间。
注释：
①彭明：《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58～59页。
③[美]贝尔：《何为民族主义兴起的因素？》，[英]史渊主编、黄中宪译：《历史大哉问》，(台)三言社，2006年，第121页。
④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1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第251、252、259页。
⑤[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⑥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4页。
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175～179页。
⑧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页。
⑨《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27页。
⑩[印度]查特吉著、范慕尤等译：《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凤凰出版传媒集团、译林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1)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2008年，第240页。
(12)《胡适散文》第2集，第276页。
(13)《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319页。
(14)《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7页。
(15)[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448页。
(16)[法]德拉诺瓦著、郑文彬等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三联书店，2005年，第47、80页。
(17)《中华民国史实纪要(初稿)》1919年1至6月份，(台北)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79年，第623页。
(18)吴玉章：《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五四运动回忆录》(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60页。
(19)[美]海斯著、帕米尔等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2页。
(20)天津《大公报》1919年5月5日。
(21)《胡适散文》第2集，第264～265页。
(22)[美]海斯著、帕米尔等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第232页。
(23)邓颖超：《五四运动的回忆》，《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70页。
(24)顾仲彝：《一个教会中学的学生爱国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783～785页。
(25)《陈独秀回忆〈新青年〉和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135页。
(26)[美]杜赞奇著、王宪明等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第83页。
(27)[法]德拉诺瓦著、郑文彬等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27页。
(28)MontserratGuibernau：《无国家的民族：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社群》，(台)韦伯文化事业出版社，2002年，第139页。
(29)[美]费正清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456～457页。
(30)[法]德拉诺瓦著、郑文彬等译：《民族与民族主义》，第195～196页。
(31)胡适：《胡适留学日记》(下)，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95页。
(32)《胡适散文》第1集，第189、193～194页。
(33)[美]费正清、赖肖尔著，陈仲丹等译：《中国：传统与变革》，第447页。
(3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特刊《最近之五十年(1872年-1922年)》(1922年2月)。
(35)[英]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3、71页。
(36)《胡适散文》第1集，第197～198页。
(37)《胡适散文》第2集，第108页。
(38)陈懋治：《统一国语问题》，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特刊《最近之五十年(1872年-1922年)》(1922年2月)。
(39)[美]海斯著、帕米尔等译：《现代民族主义演进史》，第185、190页。
(40)[英]盖尔纳著、韩红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41)印刷资本主义，即英文print capitalism或printing capitalism，是美国学者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中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指近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印刷工业和印刷语言的商品化。安德森认为，印刷资本主义为语言的传播创造了市场，为形成民族主义基石的信息和观点创造了论坛。参见安德森该书并MarxWiki(http://machines.pomona.edu/marxwiki/index.php/Print_capitalism)。
(42)陈真、姚洛合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三联书店，1957年，第55～56页。
(43)《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下册，三联书店，1959年，第591页。
(44)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特刊《最近之五十年(1872年-1922年)》(1922年2月)。
(45)《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第2集下册，第550页。
(46)《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75页。
(47)[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8～119页。
(48)[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8～45页。
(49)[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43～44页。
(50)[美]克特金著、谢佩妏译：《城市的历史》，(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6年，第34页。
(51)[英]冯客著、杨立华译：《近代中国之种族观念》，第116页。
(52)[美]克特金著、谢佩妏译：《城市的历史》，前言。
(53)邹恩润、秦翰才：《中国之职业教育》，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特刊《最近之五十年(1872年-1922年)》(1922年2月)。
(54)郭秉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申报馆成立五十周年特刊《最近之五十年(1872年-1922年)》(1922年2月)。
(55)[美]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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