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与利益的纠结：社科学报办刊体制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报论文,体制论文,利益论文,学术论文,办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8224(2012)05-0080-08
社科学报所存之问题，主要是办刊定位、办刊格局、经济效益、学术声誉与社会形象等方面为人所诟病，用形象简洁的语言描绘就是——纵观社科学报情状，总体上呈现出“全、散、小、弱”状况[1]。这个概括可谓涵盖了社科学报所存问题的市场表现与学术表现，为“学术界、期刊界和主管部门的一致看法，被写入教育部的文件”。如此看来，“社科学报不仅无法满足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逐渐成为社会科学发展必须突破的瓶颈。”[2]
与此同时，对社科学报办刊现状的批评也屡见不鲜。主管者、主办者、作者与读者，报刊界与学术界，都对此进行了深度剖析，也提出许多建设性意见。不过，与其继续扯住社科学报在定位、布局与结构上的不合理不开放，并对其整体学术质量加以“声讨”(言重者莫如“垃圾论”①)，不如以一种符合其整体构想的思路为切入点，解析办刊背后因学术与利益间的纠结而导致的转型困境与功能困境，并阐明引发办刊机制变异的制度诱因，可能会更为合理也更有利于学术出版事业。
一、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及其现实困境
社科学报的办刊定位使综合性、内向性(或者说高校性)成为办刊特点，综合展示了本校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但恰恰是这两个特点成为社科学报饱受诟病、备受指责的焦点话题。一方面，无论是它们所服务的学者还是它们的主管部门，都有痛切的共同感受：社科学报从形式到内容大同小异，各学科面面俱到、“众刊一面”，“同质化”、“趋同化”现象非常严重，造成在浪费了资源的同时，却无法满足社会科学研究需要这种南辕北辙的结果，读者也失去了新鲜感和阅读兴趣[2]。另一方面，高校学报内向性办刊为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以文件的形式作出规定，并且在内稿比例上有明确的下限要求②，虽然后来教育部走出自设的藩篱，重新定位③，但一经形成的机制和惯性，客观上造成大多数社科学报封闭办刊，成为刊发本单位学术研究成果的“自留地”，学术质量如何可想而知。“全”、“散”必定造成“小”、“弱”，并共同呈现如今之办刊状况。由此看来，要提高社科学报在学术界、期刊界的“话语权”，开门办刊是必需的，布局与结构的调整优化也是必需的。实践办刊专业化转型、对外开门办刊，是社科学报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必然趋势。
(一)从社科学报的综合性办刊特点说起
学术期刊以什么形式出版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需要，乃相沿成习。长期以来，高校学报被赋予服务高校科研工作、展示高校学术水平的“窗口”功能，决定了“学科综合”且“一校一刊”的办刊结构与布局，否则，就意味着剥夺了某些学校或者某些学科的学术发展权利。因此，“一校一综合刊”是社科学报办刊的必然选择。
但是，如此之布局与结构，不合理是显而易见的。朱剑先生对此做了归纳：一是，“期刊结构的不合理造成的学术研究与学术期刊之间供求关系的错位”，导致“缺少了专业研究支撑的宏大研究质量根本无法保证，综合性期刊质量也就无法保证”。二是，“期刊分布的不合理造成的学术期刊刊号资源紧缺与浪费并存”，“这种刊号资源分配中的绝对平均主义使得学术资源面临着双重的浪费：实力强大的高校办刊能力的浪费和实力弱小的高校期刊版面的浪费”。三是，“真正有价值的跨学科研究的成果根本填不满众多的综合性期刊的版面，绝大多数的综合性期刊都呈现出学科拼盘的特点”，“结果就是学者与综合性期刊的疏离，使其成为缺乏固定作者、读者群体的飘在空中的刊物”。四是，“期刊的布局、结构与期刊评价问题已纠缠在一起”，专业期刊“在形成科学合理的期刊评价机制……方面的作用是综合性期刊难以比拟的”，如果“没有以专业期刊为主的合理的学术期刊体系，建立科学合理的学术评价……将是一句空话”[3]。因此，社科学报布局与结构的调整优化势在必行。
如此看来，不合理的办刊结构构成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的一个原因。事实也确如所言，“一校一综合刊”不仅无法保证社科学报整体学术质量，而且呈现“学科拼盘”、“众刊一面”、“千刊同构”等办刊痼疾，甚至因“全”而“散”导致“小”而“弱”。如此之知识出版形式结构，形式与内容上都对社科学报学术质量有着明显的负面影响。正如鉴传今先生所言，我国的学术期刊“仅仅汇集了一些观点或意见，而没有问题，更没有具有统一性的问题。这种方式，把学术期刊变成了不同观点或意见的零售柜台，对于学术发展而言，其意义和作用是十分有限的”[4]。不过，较之于不合理的办刊布局，它不应是导致社科学报办刊现状的主要原因。诸多理由，简化为两个问题：一是，如果每一家社科学报设置的每一个栏目以及刊发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精品甚至珍品，期刊因此极具学术竞争力和影响力，那么，综合性办刊会成为诸多批评的主要内容吗?二是，如果社科学报都办成专业期刊，同一学科专业必然出现数量太多的专业性期刊，能既避免“千刊一面”又不制造“学术垃圾”吗?这可以是一种假设，但不可否认，这种假设有其真实性：为学术界、期刊界所诟病者，首先应该是社科学报数量众多(相对于我国高校实际科研能力、科研条件的供给过剩)，而且整体学术质量不高这个客观事实，而且恰恰是凡“校”必有“刊”才导致了这种状况的出现。正如许纪霖先生所说，“由于以单位为中心对学术刊物的垄断(即单位所有制)”，一方面造成有着独特“学术价值、问题意识、学科倾向和专业尺度的专业学术期刊”不为正式的学术体制所承认，另一方面造成综合性大学学报数量众多，“专业性刊物与综合性刊物在数量上不成比例”，而且整体学术质量一般[5]。可见，主要症结不在于不合理的办刊结构，而在于不合理的办刊布局。换句话说，综合性办刊与否并不是主要的，而在于社科学报“高校主办”及其进一步演变成的“封闭办刊”。实践也证明，那些封闭办刊者，根本没有谁、也不会有谁“木秀于林”，恰恰相反，那些发挥出综合性刊物长处与优势的社科学报，依然办出学术水平、形成学术特色，在学术界期刊界享有盛誉。名刊工程入选期刊就是其中一例。
退一步说，即使如学术界、期刊界所言，综合性办刊给人“审美疲劳”，既浪费了资源又无法满足社会科学研究需要，那么，为何不整合期刊、转变出版形式呢?说到底，利益使然也。朱剑先生在论及社科学报“两难选择”——“综合性还是专业性”、“全面出击还是有所取舍”、“开门办刊还是自我封闭”时明确指出，这些问题之所以纠结，固然有其他客观因素，但主要是各种利益纠葛所致[2]。一方面是主管者必须兼顾各高校各学科利益，不仅不能整合、裁撤刊号而且要“大扩容”，于是社科学报数量众多也就毫不奇怪；另一方面是主办者必须兼顾校内各方利益，既然是搞利益均衡，那就得综合性办刊才行。如此妥协的结果便是，一方面社科学报数量众多且学科俱全，另一方面“封闭办刊”、“学科拼盘”而整体学术质量低下。从这个角度说，决定“一校一综合刊”成为社科学报办刊模式的根本因素，便是利益均衡分配的客观需要；造成社科学报整体学术质量为学界所诟病的根本原因，当是内向性办刊定位，本质上也是利益均衡分配使然。如果不从这个角度思考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并在结构调整的同时进行布局的优化组合，用竞争机制合理控制期刊数量，最终的结果依然存在——数量众多的社科学报依然“封闭办刊”、“千刊一面”，一样缺乏学术竞争力与影响力，只不过这时候换成了专业化转型后的社科学报而已。因此，准确地说，利益均衡分配体制下的内向性办刊，才是造成社科学报办刊现状的主要原因，成为阻碍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的主要障碍和关键因素。
(二)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及其现实困境
学术期刊的发展规律是专业高度细分、目标读者高度细分。因此，社科学报综合性办刊特点并不符合学术期刊发展的规律，专业化转型是必然的。但首先必须科学界定专业性期刊与综合性期刊的合理界限。从中国学术界和期刊界的语用实践看，所谓“专业性期刊”，是指以现行学科分类为标准，专门刊发某一学科稿件的期刊，“专业性”等于“学科化”。而所谓“综合性期刊”，是指刊发各个学科稿件的期刊，“综合性”意味着“覆盖各个学科”或“统揽各个学科而合之”，用形象化的语言表述，就是将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的稿件凑合成“学科拼盘”[6]。如此说来，语用实践中，“综合性期刊”其实就是“专业性期刊”。正如鉴传今先生所言，所谓“综合类”期刊和“专业类”期刊两类，在研究者和世俗公众看来，都属于专业学术期刊。从学术的观点看，这里所谓的“专业”，其程度是可以或应该受到质疑的，或者说，如果把所谓“专业期刊”理解为与“专业”有关也许更为合适。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谓“综合”，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把整体瓜分之后再加以组合而已；而所谓“专业”，在大多数情况下，也不过是把整体分类之后再加以组合而已。不同只是在于，在后者那里，分类者不是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而是一个学科内部的各个分支[4]。换句话说，一方面，目前我国的学术期刊不是“学科间综合”就是“学科内综合”，既然少有“问题综合”办刊模式，也就少有真正意义上的“综合性期刊”；另一方面，社科学报综合性办刊并不是期刊界的独有现象，与专业性期刊的区别只不过是“学科内”抑或“学科间”而已，而社科学报向专业化办刊方向转型，充其量也只是由“学科间综合”转向“学科内综合”。显然“组合”是大多数学术期刊(无论“学科间综合”还是“学科内综合”)的惟一结构方式，而刊物自然也就成为某种“学科论文汇编”，而不是学术问题的研究。这种情况下，想看出它们在关注什么问题，毫无疑问都是非常困难的[4]。如果从这个角度评析我国社科学报的专业化转型，在不考虑控制期刊总量、优化期刊布局、突出学术质量的情况下，只能说，意义肯定不会像设计者想象的那样明显。
但是，不管怎么说，“学科内综合”毕竟比“学科间综合”来得好。这也是一种事实。因此，单就纸质本而言，社科学报的结构也必须重新调整和优化。通过对布局和结构的调整，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高校社科期刊体系，既是重构我国整个社科学报办刊体制的唯一出路，也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7]。问题是怎样调整呢?能彻底调整吗?仅就技术性操作层面而言，改变这一现状的办法不难，即“减少综合性社科期刊的数量，增加专业性社科期刊的数量”。按照这个思路，“理论上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将现在的综合性期刊改为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期刊，二是在所有的学科方向上都各办一家刊物。”不过，这行不通。前者是“其他学科不会同意，刊物的主办者也不会同意”，后者则由于“新闻出版总署绝无可能放出如此多的刊号”而同样行不通[2]。如果仅就结构的调整(实质是多数学报要专业化转型)来说，都有些无从下手，那就谈不上布局的调整(实质是裁撤或整合多数学报)了。如此看来，如何调整学术单位之间以及各单位内部的学术利益关系，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专业化转型难在告别过去，难在专业选择，难在合理布局”[8]，实质是难在平衡诸多利益。
高校社科学报布局与结构的重新洗牌不仅牵涉到方方面面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有许许多多绕不过去的“坎”。例如，缺少支撑专业化学术期刊发展所必需的学术力量和研究基础，即使是专业化转型办刊也同样无法避免平庸；如何根据学科专业发展情况合理布局专业性期刊，这是个问题，如果不合理，同一学科专业出现了数量太多的专业性期刊，则同样免不了“千刊一面”且制造“学术垃圾”的尴尬；专业学报也难以“问题意识”办刊，同样无法避免拼盘现象，虽然只是学科专业内的拼盘；学术刊物的发行量、各种评价数据固然与出版形式有关，但与内容质量之间并不具有必然联系，以发行量、各种评价数据或者刊物学术质量为依据谈专业化转型，理由有牵强之嫌；专业化转型过程中，专业取舍的背后，隐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不仅有技术性困难更有利益牵制其中。诸如此类，问题多多。看来怎样细分学科专业以及怎样合理布局各专业性期刊都远非易事，并不只是简单的技术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目前尚没有成熟的应对之策，具体措施是否合理，还有待讨论。专业化转型只有厘清这些问题，并以“壮士断腕”之举斩断利益寻租路径，方有可能得到切实落实。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在不打破这种体制性利益分配格局的情况下，具备明确学科倾向与专业尺度的社科学报，既是没有的，也是不会有的。即使有，估计存在的问题也不比现在小或者少。与其纠结于办刊体制中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不如大力建设“期刊数据库”。理由有二：一是，随着互联网的介入，期刊传播方式发生变化，电子期刊终将取代传统的纸本形式成为社科期刊传播的主要形式。事实也是如此，期刊数据库的优势，使读“库”(电子版)的人越来越多，读“刊”(纸质版)的人越来越少的趋势不可改变。从近十年来期刊数据库运行的实践来看，它已成为社科期刊电子版传播的主要途径，也必将成为包括社科学报在内的所有学术期刊最主要甚至唯一的发行方式。二是，任何一家入库的社科学术期刊，都不再以独立的形式存在，论文也被拆散而分置于各个专题库中，以最常见的方式被检索，如题名、作者名、关键词，所得到的是来自各种期刊的一篇篇论文。相对而言，这种以读者的“需要”为“问题”的办刊模式，才“真正”符合专业高度细化、目标读者高度细分的学术期刊发展规律。但这只是初期，还会受到期刊办刊体制、既有利益分配格局的强力牵扯。只有当社科期刊这一独立存在的个体完全“迷失在网络的海洋之中”[2]时，以“读者需要”为办刊模式的基本价值诉求不仅能够成为现实，而且会发挥到极致，“彻底”完成专业化转型(当然，这也是真正的综合化办刊)。换句话说，也只有这个时候，因为没有了利益纠葛、避免了体制束缚，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才完全具备条件。目前我们只能说，期刊数据库的种种优势使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具备了条件、有了实现的可能，但真正落到实处，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如暂时以一种符合其整体构想的思路切入社科学报的改革。其实，这从教育部发布的指导性文件《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报工作的意见》提出的变革策略之一——“支持高校社科学报在保持各高校主办的现有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根据各地和各校的实际和特色，创办特色栏目和名牌栏目，走内涵式发展之路，塑造各自刊物的学术个性和文化特征”，以及各家学报在办刊实践中大多选择了走内涵式发展之路，突出优势学科或优势栏目，而“整合之路”、“联合之路”或“专业化转型”却鲜见付诸实施[2，8]可以看出，这个思路为主管部门所保留，并为绝大多数社科学报所遵循、实践。其中苦衷，不言自明。另外，目前的名刊工程专业化转型实践，无疑也是这种整体构想的一种“变通”和例证。它“在保持各名刊现有管理体制、纸本出版模式不变的前提下，通过网络化的数字集合将各名刊所发表的论文加以重新组合包装，按学科专业类别进行第二次结集出版”，“既照顾了各刊现状又实现了一种特殊形式的专业化转型”[9]，因此得到各名刊的高度关注、高度期望与高度评价[10]。分析至此，结论已经很明确。在即将到来的社科学报办刊体制改革中，最值得关注的莫过于，通过改变配置刊号的资源方式，从而完成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与优化，促使社科学报向专业化、特色化、集约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惟有如此，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和重新布局的体制性瓶颈才有望突破[8]。而结果究竟如何，不妨拭目以待。
二、社科学报的功能困境及其体制诱因
社科学报的办刊定位、办刊体制不仅制约着期刊出版形式，成为专业化转型的主要障碍，而且影响甚至决定着出版知识类型以及期刊学术质量。通过分析，可以说，大多数社科学报之所以没有在学术演变中发挥应有作用，既与自身办刊体制束缚有关，也与我国知识生产体制、现行学术评价体制密切相关。这种相关产生的最终结果是：一方面，从“看得见”的角度看，社科学报的整体学术质量不高、整体学术竞争力趋弱；另一方面，从“看不见”的角度看，知识产品类型和知识生产方式为各种体制所规制，实用性较为明显而学术性弱化。两方面相比较，尤以后者为学界所忽视。
(一)社科学报的办刊定位及其功能困境
要解释学术期刊的“功能困境”乃至“功能异化”，得先界定学术的内涵。尽管有各式各样的定义和疏解，但已有文献并不否认学术包含了一种纯学理性研究活动。刘道玉先生在谈到大学学报的使命时就认为，学术是“系统的知识，是基础理论知识，是创造出来的新知识”，但凡称为学术的应当“具有纯理论的特点，远离使用和技术”，并“以追求新发现、新理论、新学说、新思想为目的”，而“创造是学术最根本的特征”[11]。李伯重先生在缕析学术一词沿袭的基础上也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学术一词包含的意思并不只是“较为专门、有系统的学问”，在今天的几种通行解释中，学术有两个共同的主要特点——与学院有关和非实用性。这种特点，从一开始就已很明显。因此，在欧洲的传统中，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借用我国过去的术语，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探索工作。由此看来，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是一种纯学理性的探索[12]。一言以蔽之，学术就是与学院有关的、远离使用和技术的一种纯学理性的创造性活动。
学术知识生产完成之后，必须借助相应的学术期刊，才能实现知识产品的社会化和公共化。社科学报作为高校主办的学术性刊物，理应服务于本校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论，促进学术交流与传播，并视学术性为立刊之本、价值之源，从而在学术生产和学术传统重构(不应是“建构”)④上发挥实质性作用。这种意识，自学报办刊起就已明确。1906年创办的《东吴学报》(创刊号《学桴》)，1915年创办的《清华学报》，1919年创办的《北京大学月刊》，1930年创刊的《武汉大学学报》，1955年复刊的《复旦学报》等我国正式出版最早的大学学报，皆明确了我国大学学报的办刊宗旨在于“刊载研究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后来的《关于出版〈北京大学学报〉的决定》，更加明确了大学学报的历史使命——“传播我校科学研究成果，交流学术思想”，并“以刊载本校学术论文为主，可选载有关学术讨论性质的文章”[11]。承继这一办刊宗旨，社科学报自诞生起，在某段历史时期里(例如社科学报百年历史开端后的起始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初[13])，在反映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支配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和方向、重构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传统上确实起到了主要作用，以致可以说，“中国大学的百年学报史实际上就是中国当代学术史，”反映了“中国学术的发展脉络”[14]。
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科学报虽然“数量上迅速增长”，“但在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上反而有所下降”，甚至不如70、80年代[15]。根本原因，前面已经分析过，乃为学报办刊定位、办刊体制与办刊格局所致。此不赘述。如此看来，现行期刊出版管理体制的制约与主办单位内部学术利益关系的阻碍这两个主要障碍[9]目前尚无法逾越，成为阻碍社科学报开门办刊、布局结构调整优化的体制性因素。于是，当主管者、主办者无法超越学术与利益间的纠结，而视学术性为办刊根本时，社科学报的“大扩容”是必然的，“泛综合化”办刊是必然的，封闭办刊也同样是必然的。依次类推，如果学术资源无法充分流动与优化组合，那么，任何一家社科学报将不会有学术竞争力、影响力，也不会因自身“独有的文化性格特征”而“成为与众不同的、无可替代的‘这一个’”[16]，更谈不上催化产生中国的学术流派。正是这种体制下，我国社科学报逐渐滑向学术“学院化”、实用化与功利化，而学术性弱化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严重影响了我国学术的发展。
社科学报的发展历程形成鲜明对比，彰显其如今之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很难真正影响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不要说与中国社科院系列学术期刊相比，也不能与那些既“没有刊号，也很难进入任何‘文摘’刊物，更无资格进入类似于‘核心期刊’的指标统计系统”的“学术辑刊”(有的说“学术集刊”或“学术丛刊”)相提并论，就是一般专业性学术期刊，大多数社科学报也远非能比，鲜有竞争力，并为学术界期刊界所轻视，更遑论在引领与推进学术发展中起实质性作用。另一方面，在现行评价体制下，它又同“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职称、福利、名誉乃至生活状况紧密勾连在一起”，“一定程度上变成了研究者‘琢磨’如何能够发表论文的参照性工具，进而成为研究者个人在相关学术制度安排的要求下谋求‘统计指标’的一个必需途径”。总而言之，“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刊物(尤其是社科学报)渐渐演变成了一种提供统计研究者知识产品之指标的形式制度，并在一定意义上丧失了其作为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的知识参照作用和引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实质性作用。”[17]由此可见，我国的学术期刊(尤其是社科学报)“对学术本身并没有产生多少实质性影响”，原本在整个学术生产体制中占据轴心位置的它却成了整个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以一种外在于学术的方式存在，从而没有成为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有机构成，没有成为知识生产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没有在学术演变与推进中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4]如此看来，社科学报专业化转型只是所有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绝不是关键所在。
(二)我国社科学报所处困境的体制诱因
造成社科学报在学术研究中出现严重缺位的原因，从大处说，主要为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现行学术评价体制所致。由于学术期刊与各种同学术研究相配套的制度相结合，当一个研究者个人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或发表多少篇论文同他个人的学术职称、福利、名誉乃至生活状况紧密勾连在一起的时候，学术期刊在中国当下的学术发展中便匪夷所思地具有一种功能，它不仅会影响研究者个人的学术研究状况和生活状况，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会决定研究者个人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17]。于是，研究者个人往往通过各种方式进行交换，以获得相应的生活机会和资源。结果是，当学术期刊沦为知识分子累积个人学术地位和生活资源的途径和平台时，学术质量终将成为一个严峻问题。即使是学术地位一般的多数社科学报也概不例外，更是成为本校科研人员发表论文的“自留地”。从小处说，主要是自身办刊体制所致。如今的大多数社科学报已陷入一种“单位人困境”，“局部利益或各种关系将轻易……渗透到稿件的选择、评审和刊发上去”，不仅“客观性和公正性成为一个问题”，而且期刊的自主性和学术性也无法得到足够的保证，当“学术期刊把‘话语霸权’进行‘转包’或‘批发’”时，这一点更是如此[4]。由此可见，作为“单位”的期刊，社科学报具有鲜明的单位化、行政化和非专业化色彩[5]，根本不可能在引领与推进我国学术发展中起实质性作用。不过，这种缺位，与其说是社科学报尤为严重，不如说是我国社科期刊普遍存在的现象，因为这是与现代学术、现代学术研究的体制化分不开的。
现代学术本质上是一种体制化的学术，现代学术研究是一种体制化的研究，致使学术期刊的繁荣与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的成型和建制化息息相关，并为其所制约——无论是知识生产方式还是知识生产内容。当学术期刊与各种相关学术配套制度结合在一起时，便对中国当下知识类型的产生和发展、知识生产方式具有极强的支配作用——各种制度束缚着学术研究所强调的学术个性，体制中的行政关系与利益格局也借此影响学术研究所倡导的学术自由、学术自治与学术中立。这种状态的结果便是，种种非学术化困境成了我国学术期刊所面临各种问题的具体根源与集中表现。这一点，社科学报尤为如此。当整个知识生产体制因高度行政化而僵化、因充分建制化而“格式化”时，社科学报种种“非学术”、“伪学术”和平庸学术现象便层出不穷——既有知识生产方式上的问题，更有知识产品类型上的问题。
以知识生产体制对知识生产方式的确定尤其对知识具体内容的型构为例。当前学术研究处于一个“知识规划时代”。知识产品更像是一整套体制化运作下的结果，知识生产和学术创造都已经充分建制化，属于一种规模化的社会化知识生产[5]。这种知识生产体制下，个人的知识活动更像是一种或者根据某种特定的“知识规划”或者以经济、社会及政治等场域的逻辑为原则进行“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其结果是，中国社会科学场域中主要“存在着两大知识生产趋势以及与其相应的两大‘知识类型’”：一种是以意识形态、政策或非学术的需要出发，以某种“自上而下”的规划为根据而规划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应的“类型知识”，即“规划的知识”；一种是以其他各种需要如社会需要、经济需要和政治需要为根据的知识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应的“类型知识”。这两大“知识类型”不以理论脉络和知识发展范式为依凭，是明确违背知识场域逻辑或遵循非知识场域之逻辑而生产出来的那种知识[17]。
由此看来，这种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所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知识规划时代”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有可能型构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17]。此时，人已不再是学术的“主人”，相反却成为以学术的名义为幌子的各种利益(既可以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也可以是政治利益、经济利益、社会利益等，某种角度说，更有正当利益与不正当利益之分)的奴役对象，在进行着一种内向性的、有“秩序”的学术生产——“研究什么、如何研究、如何评价”并不受学术生产规律的支配而由各种利益所决定，甚至为各种非学术的需要所“绑架”。这种知识生产体制下，个人的知识生产活动被彻底“集体化”与“宰制化”了，个人的学术研究被彻底“实用化”、“功利化”甚至是“庸俗化”了。由此可以断定，在各种利益面前，在当前整个知识生产体制以及现行学术评价体制下，我国学术的异化、学术期刊办刊异化是必然的结果。基金课题及基金论文比就是“知识规划时代”下知识生产体制的产物与典型——从知识生产方式到知识生产类型再到学术评价指标都被充分“格式化”了。
综上所述，当前“知识规划时代”下，我国的知识生产体制是社科学报出现“功能困境”乃至“功能异化”的根本原因，也是首要原因。在这一点上，又因学术期刊与各种同学术研究相配套的制度相结合，以及社科学报自身办刊体制而进一步放大。既然学术期刊的弊端“不是孤立的”，说到底是“整个知识生产机制的整体性问题”，那么，“要对当前中国学术期刊进行反思，就必须把学术期刊放在中国整个知识生产体制中来进行考量和权衡”，就“必须全面地检讨中国当下的知识生产体制”。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正本清源”，才能“把握学术期刊在这一体制中所承担的功能”[5]。就当前高校期刊结构和布局的调整优化而言，道理也是一样的，惟有着眼于整个知识生产体制的改革，才能厘清个中逻辑脉络，权衡利弊得失，把握好改革方向和节奏。
相应地，从纯学术角度看，包括社科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根本上要“对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学术自主性在学术刊物的编辑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建构起明确的意识”。一方面，“认真地研究学术刊物的发生学问题、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问题、学术刊物与学术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最终建立新型的真正的学术关系”；另一方面，“增强学术自主性，把论文发表的标准和刊物评价的标准与经济活动的场域、政治活动的场域和日常活动的场域严格区别开来，实现学术刊物的独特性。”[17]只有这样，社科学报才能根本避免“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传统与学术生产的进一步冲击[18-19]，在重构学术传统和实质性推进学术发展方面发挥作用，重新回到学术本位中来，真正做到为学术而学术。
注释：
①2007年10月20日，首届高校学术期刊发展论坛暨《中国政法大学学报》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多位学者对大学学报的现状提出了批评。清华大学教授李伯重在发言中称：“大多数中国大学的学报都是学术垃圾的生产地。”
②教育部于1998年4月1日发布的《高等学校学报管理办法》第二条规定：“高等学校学报是高等学校主办的、以反映本校科研和教学成果为主的学术理论刊物，是开展国内外学术交流的重要园地。”(教育部文件，教备厅[1998]3号)新闻出版(总)署1998年2月13日发布的《关于建立高校学报类期刊刊号系列的通知》规定，内部学报转为正式学报的条件之一就是：“学报刊登的稿件，2/3以上是本校学术、科研论文或信息。”
③教育部对高校学报的重新定位是：“学报是高校办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作者只是本校教师，读者只是高校学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高校社科学报要为高等教育服务，也要为国内外学者服务，为一切对哲学社会科学感兴趣、有需要的读者服务。”(袁贵仁：《新世纪新阶段高校社科学报的形势和任务——在全国高校社科学报工作研讨会上的讲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④其实，中国治学传统的主流，是为致用而治学。在古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没有以研究与追求知识为目的的学者。读书人读圣贤书是要‘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中国知识分子不以求知识为做学问的目标。”换言之，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学以致用”，即用所学来“经世济民”。为“致用”而治学未尝不是我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弱点。过分注重知识的功利性，必然影响到对抽象学理的追求。更何况有些人本来就是把学术作为争取功名利禄的手段。(李伯重：《论学术与学术标准》，《社会科学论坛》2005年第3期。)如此看来，对应于学术一词内涵，我国的学术传统只能是“重构”而非如有学者所说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