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地区中间选民投票行为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地区论文,选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10）06－0025－09
一、中间选民的理论解释
中间选民（Median Voters），又称独立选民，最早出现于美国选举政治理论研究中，但理论界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存有诸多分歧。一派学者认为，中间选民是具有负面意涵的一群特异分子。坎贝尔等人在《美国选民》一书中指出，中间选民具有如下特征：一是缺乏政治兴趣，较少涉入政治活动；二是缺乏足够的政治知识和信息；三是投票时，很少建立在对全国政治进行了解的基础上。①另一派以Meyer为代表的学者则指出，中间选民至少应具备两项条件，一为缺乏持续性的政党认同，即在连续几次选举中，会投票给不同的政党；二为中间选民是具有高度政治兴趣的，非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无党派认同者。中间选民在做决定时，比其他人有更多的事实作为判断的依据；他们是所有选民中最能分辨两党政策优劣者；此外，他们在决定其投票抉择时，是最有可能对所有候选人进行评估者，也是最有可能分裂其选票的人。② 还有学者认为，中间选民具有高度政治兴趣，除《美国选民》中描述的中间选民（旧中间选民）外，还有一种新中间选民，他们受教育程度高、收入高，具有固定职业。③ 在界定中间选民时，理论界也存在三种标准。一是分析选民的行为面，即根据选民的投票行为进行判断，投票行为表现出没有特定政党支持者为中间选民，即在同次不同类公职人员选举中，分别投给不同政党的候选人（属分裂投票）的选民；或在同一类公职人员的不同年次选举中，分别投给不同政党候选人（属投票的转移或浮动投票）的选民，可视为中间选民。二是分析选民的态度面，即选民通过民意调查等渠道自我宣称是否具有特定政党认同等政治立场作为判断其是否为中间选民的依据。表态不具任何特定政治立场的选民被视为中间选民。三是混合方法，即结合选民的行为面与态度面综合判断其是否为中间选民。
由上可知，理论界对中间选民的认定与涵义并不完全统一，但都认为中间选民是与政党认同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涵义强调，在政党政治体系中，除拥有特定政党认同的选民外，还存在部分对任何政党都没有特定立场的选民。这部分选民因其既不靠左，也不靠右，因此被视为中间选民。主要包括两种，一种是理想类选民（又称之为理性选民），主要指具有高度的政治兴趣和较高政治知识水平、理性而不偏激、自主性较高的选民，其投票行为以候选人取向或竞选政见取向为主。另一种是无知冷漠型选民。这类选民一般缺乏政治知识，较少涉入政治事务和选举，政治立场不坚定，容易被动员。一般来说，西方选举政治体系中的理想类中间选民远远多于无知冷漠型选民。随着西方国家和地区选民政党认同度的不断下降，中间选民所占比例不断增加，因此呈现出“钟形”的选民结构。图1表示，在一对一的选举中，候选人A和B若想在选举中取胜，除需分别固守L－A和R－B段的基本盘外，还必须抢争A－M－B之间多数中间选民的支持。因此，中间选民因左右单一选区的选举结果而受到高度关注。
图1 西方选举政治体系中的中间选民分布图
* L－A段代表A候选人的基本盘，R－B段代表B候选人的基本盘，A－M－B段为中间选民地带。
资料来源：维基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
台湾选举政治虽然仿效西方选举政治，但因其带有鲜明的族群认同和“统独认同”分歧，因此台湾选举体系中的中间选民概念与理论上指涉的中间选民概念相比有其特色。台湾学者丘昌泰认为，台湾的中间选民没有特定的意识形态与政党偏好，厌恶负面选举，投票决定因素是“政绩表现”，投票行为则是拒绝投票或是跨党派投票。④ 洪永泰提出测量中间选民的四个指标，即对指标性政治人物、政党认同、台湾人与中国人认同、“统独认同”等都无偏好或偏恶的就是中间选民。⑤ 本文结合理论界关于中间选民的三种认定方式，以及台湾特殊的族群政治和“统独认同”，对台湾中间选民作出如下界定：第一，没有特定持续的政党认同，在不同类型或同类不同次选举中投票倾向呈现党际转移特征的选民；第二，没有明显的“统独”立场，在两岸关系上主张维持现状或可统可“独”（双趋倾向）。⑥ 的选民（见表1）；第三，没有强烈族群认同，在身份认同上对自身是“中国人”或“台湾人”没有特殊偏好的选民，即选民的投票取向与候选人的族群类别没有直接联系。
根据以上界定条件，台湾的中间选民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一是政治无知者。此类选民严重缺乏政治知识，无特殊政治立场，通常是女性多于男性，教育程度小学以下，60岁以上居多，闽南人居多，主要是农渔牧民和家庭妇女，投票率较高，属于易被动员的一群。二是政治冷漠者。这类选民没有明显的人口特征，对政治事务和选举较为冷漠，政治参与度低，投票率通常不高，又被称为“不投票选民”。三是理性投票者。这类选民多居住在都市区，教育程度较高，政治意识和自主立场较强，具有“中产阶级价值”的政治取向，投票多以政见或候选人为取向，不容易受政治抹黑和负面宣传的影响，他们要求候选人拿出实际政绩，而不是空洞的意识形态诉求或大开选举支票。四是立场游离者。这类选民没有固定的投票倾向，一般视选情态势决定支持对象，包括“西瓜偎大边”者、地方桩脚、工商界人士等。五是拒绝表态者，这类选民或许已有明确的政治立场和投票倾向，但在接受民调访问时不愿作答，拒绝表明其政治立场的选民。除理性投票者属于政治学理论中所指涉的真正意义上的中间选民部分外，其他四种类型的中间选民皆根据台湾特殊选民结构划分。
这五类中间选民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发生角色转变，如理性选民对任何候选人都不认同时则转变为不表态，或不投票选民；而政治无知者也可能在受到强烈动员之后表现出明显的政党倾向。另外，中间选民与明确表态的选民之间随着选举形势的变化也可能发生转移。因此，与蓝绿各政党的基本盘相比，中间选民并非固定板块，在不同的选举以及不同的政治环境下都会发生变化。
中间选民在台湾选民数量中所占比例众说纷纭，也缺乏十分严谨而科学的测量依据，但通过上述中间选民的测量方式，以及多家民意调查资料的综合分析，主流观点认为台湾中间选民占整体选民的比例约为20％左右。洪永泰指出，自1994年以来，台湾地区中间选民的比例大致维持在20％～30％（见表2）；2002年台“国科会”民调显示，台湾中间选民的比例约为19.2％。⑦ 民进党民调中心主任陈俊麟认为，扣除有蓝绿倾向的六成和不会去投票的两成，中间选民约占两成。⑧ 大陆学者谢郁等人亦认为，中间选民的比例大致在20％～30％之间。⑨ 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台湾中间选民的比例为15％左右，如台湾“民主基金会”执行长黄德福、台湾学者徐永明等持此种观点。黄德福指出，占5％的“被动员选民”不是中间选民，因为他们已经靠传统人际关系、组织而决定了投票对象，或者对政治没感觉而不会去投票。⑩ 这种估算方式只因将易被动员的5％分离出去，而得出15％的结论，事实上与其他认为台湾地区中间选民比例在20％左右的主流观点相差无几。
由于选举的种类和激烈程度不同，台湾中间选民的比例会出现不同波动。当选举呈现一对一的激烈对决时，选民对选举议题的立场往往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两级对立态势，中间选民的比例被严重压缩，选民结构也呈现出独特的“M”型结构（见图2）。由于半数以上选民具有较为固定的政党认同，且国民党与民进党的政党支持者比例差距并不十分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一对一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使得任何一方政党候选人仅靠基本盘难以胜选，中间选民的数量虽然被严重压缩，但却是决定选举胜负的关键因素。因此，中间选民是历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蓝绿政党极力争取的对象，其投票取向也成为蓝绿政党高度关注的问题。
图2 台湾选举政治体系中中间选民分布图
* L－A段为国民党候选人基本盘，R－B段为民进党候选人基本盘，A－M－B段为中间选民部分。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台湾民意结构特征制作。
二、中间选民在台湾“大选”中的人口特征及其投票行为分析
通过对2000—2008年的三次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大选”）样本分析，大致可以看出中间选民的人口特征及投票行为（见表3）。
与具有政党认同、族群认同以及“统独”认同的泛蓝或泛绿选民相比，台湾地区的中间选民在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省籍、所从事职业等方面都有一定特征。性别方面，女性中间选民比例在60％左右，而男性则在40％左右，显示女性中间选民的比例高于男性。这一差别在2008年“大选”时更为明显，女性中间选民高达68％，男性中间选民仅为31％。年龄方面，在2000年和2004年两次“大选”中，除60岁以上中间选民比例较高（分别为20.4％、18.6％）外，30～49岁年龄段的中间选民比例也较高。这一趋势至2008年“大选”时回归常态，即年龄与中间选民呈负相关，年龄越大，成为中间选民的可能性就越大。60岁以上的中间选民比例甚至高达38％，20～29岁的中间选民比例则仅有9％。教育程度方面，与西方选民的教育程度越高，成为中间选民的可能性越大情况不同，台湾地区受教育程度为高中、高职以下的中间选民比例最大，2000年和2004年“大选”时，高中、高职以下教育程度的中间选民高达七成以上，显示台湾地区中间选民的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其中又以中小学及以下者比例最多，2000年时为42.6％，2004年时43.6％。大专以上学历的中间选民比例最少，三次“大选”依次为17.8％、29.3％、16％。从省籍背景分析，台湾选民主要包括闽南籍、客家籍、外省籍以及原住民籍四大群体，其中原住民人口最少，外省籍次之：闽南籍人数最多。从省籍背景分析三次“大选”中间选民的比例，可知闽南籍中间选民所占比例较其他群体的中间选民比例都高，依次为76.5％、78.4％、42％。客家籍中间选民次之，外省人最少，显示外省人支持对象最为明确。从选民所从事职业分析（由于缺乏2008年详细调查数据，仅以2000年和2004年为分析对象），中间选民的职业背景共性较多，以家管（家庭主妇）最多，中小企业劳工及职员次之，军公教及学生较少。其中，军公教、私人企业部门管理阶层、专业人员及职员又被称为白领阶层；私人企业部门劳工、农林渔牧等行业工作者可视为蓝领阶层。白领阶层的独立选民由2000年的41.2％增加为2004年的49.2％，增加了8％，而蓝领阶层的独立选民则由31.3％减少到23.7％，减少了近7％的比例。综上可知，台湾地区中间选民的人口特征以女性、大龄、高中职以下教育程度、闽南籍、家管及私人企业劳动阶层为主。
台湾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政治结构决定了中间选民成分复杂、政治立场变动不居，进而导致其在四次“大选”中的投票取向表现出相对分歧、不稳定、易受动员等特点，这与具有特定政党认同及相关“统独”立场倾向的选民投票取向完全不同。
一是政治无知者以投票支持民进党及其候选人为主。政治无知选民大致占5％，多居住在南部，收入较低，选民多为农林渔牧民及家庭主妇。由于政治知识水平较低，受教育程度偏低，对政治议题陌生、不关心、没看法，容易受政党、桩脚、家人朋友动员、收买，更容易受黑函、耳语、“抹黑”、“抹红”、“抹黄”等操作手段影响，并易受突发事件左右，往往比其他类别的中间选民投票率高，是蓝绿政党及其候选人积极拉拢并易见效果的部分。这部分选民因其易受动员又被称为“人际型”中间选民。从四次“大选”情况分析，此类选民以支持本省籍政党及本省籍候选人居多，如1996年“大选”时倾向支持李登辉和彭明敏，2000年和2004年“大选”时支持陈水扁，2008年“大选”倾向支持谢长廷。2004年“大选”期间，中南部“亲绿”地下电台长期散布“中国人投连宋、台湾人投阿扁”等言论，以及“3·19枪击案”中“阿扁帮台湾人民挡子弹”等耳语都对政治无知类中间选民发挥了显著影响。有学者指出，与2000年相比，2004年高教育程度的中间选民比例有所增加，低教育程度的中间选民明显降低；同年，白领阶层中间选民也明显增多，而蓝领阶层的中间选民则大幅减少，其原因在于民进党四年的政治操作，已成功动员低教育程度的中间选民转变立场成为民进党的认同者，进而变相凸显高教育、白领阶层的中间选民比例相对提升。
二是理性投票者以经济投票或候选人取向为主。理性选民占中间选民的5％～10％，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多为50岁以下，多聚集在都市区，一般看重候选人的施政能力和政绩，往往以候选人及其经济类竞选政见作为投票取向，厌恶、反对恶质选举文化，投票取向较为独立，不易受他人影响，因此又被称为“理念型”中间选民。2000年“大选”时，理性选民因不满国民党黑金体制以及独裁专制，大多倾向支持打着改革、清廉旗号的陈水扁。2004年“大选”时，这部分选民因既不满意陈水扁执政四年的政绩及其极端路线，又不认同形象保守、缺乏改革魄力的“连宋配”，因此投票意愿大幅下降，多数成为拒绝投票甚至投废票的选民。如泛紫联盟、百万废票联盟以及族群平等行动联盟等都不同程度地发动选民以投废票表达对两大阵营的不满。同时，该年“大选”也因蓝绿两大阵营激烈对峙、民进党恶意操弄“统独”议题而大幅压缩了中间选民的存在空间。台湾学者石之瑜曾以“消失的中间选民：2004年‘总统’大选对空间理论的修正”为题，论述中间选民理论对2004年“大选”结果不具解释力。(11) 2008年“大选”时，这部分理性选民多因民进党成为“急独”、贪腐、无能的代言人，转而支持历经八年改革的国民党以及清廉、理性、具有“明星式”魅力的马英九（见表4）。
三是立场游离者投票行为倾向“顺势而为”。立场游离选民一般根据选前形势的发展和竞选双方的气势决定投票取向，易受突发事件影响，也容易受动员而改变投票对象。游离选民中的部分地方桩脚和工商界人士则在选情激烈、情势不明的情况下惯于采取两边“押宝”的方式，但最后投票取向一般仍支持胜选几率较大的一方。1996年和2000年“大选”时工商界大都明确支持国民党候选人。国民党在2000年“大选”中败选使工商界人士在之后的选举中转趋低调。2004年“大选”时蓝绿选情胶着，大多工商界人士不再明确表示投票倾向，但私下则两边“押宝”。2008年“大选”期间，由于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民调大幅领先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多数工商界人士明确表态支持马英九，但也有少部分“亲绿”财团支持谢长廷，还有部分工商界人士游走蓝绿之间，这一现象可从工商界的政治献金中窥察一二。2008年“大选”之前，元大集团共捐给民进党候选人谢长廷和苏贞昌600万元（新台币，下同），台塑集团则捐给国民党候选人马英九和萧万长1 400万元，远东集团蓝绿阵营双边都捐，总计金额约6 200万元，其中捐马萧4 400万元，捐谢苏1 800万元……(12)
四是拒绝表态者投票行为倾向“北绿南蓝”。拒绝表态选民分为两种，一种是心中已有明确支持对象，但碍于各种原因拒绝在民调中表态的选民，又称为未表态选民、隐性选民；另一种是的确没有支持对象，且不能决定是否会投票的选民。后一种选民投票行为因缺乏评析资料，无法判断其投票倾向。一般认为，年龄越大的选民越可能成为未表态选民，60岁以上的未表态选民最多。(13) 这部分选民之所以拒绝表态，主要取决于执政党与自身立场是否一致，区域政治势力偏蓝或偏绿、对民调机构的不信任，以及防止被贴上统或“独”的标签等。分析台湾《联合报》2000—2005年与政党支持率有关的大型民意调查结果发现，拒绝表态选民的投票行为与台湾地区“北蓝南绿”的选民结构相反，呈“北绿南蓝”态势，即北部拒绝表态选民的投票行为倾向以支持民进党及其候选人为主，而南部拒绝表态选民则倾向支持国民党及其候选人。同时，拒绝表态者的投票行为也会随政治气氛不同而产生变动。2000年之前，民进党的隐性支持者较多；但2000年陈水扁当选之后，民进党支持者转趋显性，国民党支援者则有化明为暗的趋势；2005年高捷弊案的爆发，又让民进党支持者转趋为隐性选民。(14) 总体上看，2008年之前支持民进党的隐性选民始终较多。当他们对民进党较为失望时，往往拒绝投票，很少转向支持国民党。台湾TVBS民调显示，2008年“大选”当天，“中立选民则有近三成（29％）没去投票”，(15) 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进党的隐性支持者。
五是政治冷漠者多拒绝投票或投废票。政治冷漠选民或对政治毫无兴趣而放弃投票，或对所有参选人都极不满意而放弃投票，甚至投废票。除非双方选举结果十分接近，否则政治冷漠者对候选人及选举结果影响不大。
三、影响台湾地区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
通过以上对中间选民的特质及投票行为分析可知，与西方选举政治不同，除经济因素（经济表现、执政者施政优劣以及候选人竞选政见）之外，影响台湾地区中间选民投票行为的主要变量还有政党动员力度、政党及候选人形象以及突发事件等因素。
一是经济表现、执政者施政优劣及候选人的竞选政见。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选举政治中，中间选民以理性选民为主，投票取向受选举前后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因素影响较大。台湾地区中间选民中的理性投票者，尽管比例偏少，但具有西方选举理论中中间选民的基本特征，即受教育程度较高、以中间阶级为主、政治态度较为温和，影响其投票抉择的因素主要是当时所处的经济环境、执政者的施政表现及候选人双方的竞选政见。正因如此，参与“大选”的执政者极力宣传、美化自身执政绩效，而在野党的参选者则全力规划未来施政蓝图，双方都适度向中间调整政党路线。2000年“大选”时陈水扁调整民进党“急独”路线为“新中间路线”，2008年“大选”时马英九推动国民党本土化改革和开放灵活的两岸政策，皆意在通过经济因素赢得理性中间选民的认可与投票支持，并最终取得预期效果。由于台湾地区中间选民生态特殊，经济因素除对理性中间选民投票行为影响较大外，对“大选”中其他类型的中间选民投票行为影响并不明显。未来，随着台湾地区理性选民的逐渐增多，以及选举政治逐渐回归正常化，经济因素对选民投票行为的影响程度有望逐渐提升。
二是政党动员力度。政党动员力度是影响台湾地区中间选民的又一重要变量。所谓政党动员是指政党及其候选人在选举过程中，为影响、改变选民的态度、价值与投票行为，而利用各种资源进行拉票和固票的竞选活动。一般来讲，动员力度愈大的政党，愈容易得到立场游离者、政治无知者以及部分未表态中间选民的支持，但理性中间选民不易受政党动员影响。台湾“大选”是台湾所有选举中层级最高的选举，关系到台湾各个政党的生死存亡，以及主要政治人物的发展前途。因此，参与选举的各个政党及其候选人无不强化动员力度，巩固和扩大选民基础。纵观三次“大选”，政党动员选民投票支持该党候选人的主要方式有文宣动员、组织动员，以及举办大型造势活动等。其中以宗亲氏族、地方派系、同乡同事行会、师生同学等人际关系展开的组织战，以及以耳语、黑函、谣言等为主的文宣战对非理性中间选民的投票行为影响最大。这一现象在2004年“大选”时表现得尤为突出。
三是政党及候选人的形象。政党及候选人的形象好坏对蓝绿阵营的基本教义派来讲重要性不大，但对中间选民影响较为明显。候选人和政党形象越差，中间选民对其投票支持的可能性就越小。Downs认为，每一个政党都有各自的政党政策与政治议题，当选民发现不同的政党提供给他不同的效用时，选民就会按照这些标准，投给立场与他最接近、能够提供给他最大效用的政党。(16) 李登辉主政的13年间，国民党黑金贪腐横行，基层组织涣散，政党形象败坏，而民进党是一个新兴政党，以“清廉、本土、改革”自居，双方的鲜明对比激发了中间选民的求变心理，为2000年台湾实现首次政党轮替埋下了伏笔。2000—2008年期间，相较于民进党逐渐从之前的“清廉、改革、民主”转向“贪腐、无能、急独”，导致中间选民强烈反感；国民党则在政党路线和两岸政策上都型塑出“改革、本土、理性、民主”形象，马英九的温、廉、恭、俭、让的个人形象与陈水扁的贪污、善变、“台独”形象，以及与谢长廷阴柔、权谋形象都形成巨大反差，有利于马英九赢得多数中间选民的认可，从而成为2008年国民党夺回执政权的关键因素。
四是突发事件。突发事件，又称“偶发事件”或“选举危机”，指在选举过程中毫无预警之际爆发，若不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就可能对候选人的选情产生重大影响的紧急、意外事件。在候选人基本盘较为稳固的形势下，突发事件在选举的关键阶段，尤其是最后关头，对选民投票行为以及最终的选举结果往往具有决定性作用。2000年发生的“兴票案”不仅重击宋楚瑜的清廉形象，也唤起了台湾民众对国民党“黑金政治”的厌恶，让之前主打“清廉改革”议题的陈水扁找到了着力点，并吸引先前支持宋楚瑜的大量中间选民转而投票支持陈水扁，使得维持将近一年的“一高两低”（宋的支持度较连、扁二者为高）竞争局面很快调整为“三强鼎立”。被社会各界视为“清流楷模”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在2000年“大选”前夕三次公开支持陈水扁，加之其“反黑金”政见，使部分渴望改革、反对黑金的中间选民转向支持陈水扁。陈水扁阵营指出，李远哲于陈水扁犹如“天兵借将”，不只是号召游离票的象征意义，更具有实质票源挪移的效果。(17) 2004年“3·19枪击案”除有效凝聚绿营向心力外，还造成部分民众以“同情”、“赌烂”心理投票支持“陈吕配”，(18) 也激发一些厌恶恶质选举文化、准备投废票或不投票的中间选民出来投票。根据TVBS民调中心当晚所做调查显示，“陈吕配”在中立选民中由落后9个百分点（24％∶33％）转为领先3个百分点（30％∶27％），显示“枪击事件”对中立选民的投票意向有相当程度的影响。(19)
注释：
① Angus Campbell,Philip E.Converse,Warren E.Miller,and Donald E.Stokes,The American Voter.New York:John Wiley & Sons,Inc,1960.
② Meyer Allan,“The Independent Voter”,in William McGhee and William Glaser,eds.Public Opinion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Glencoe 111:The Free Press.11962.转引自朱晓玉：《我“国”独立选民投票行为之研究：2000年与2004年“总统”选举之分析与比较》，台湾铭传大学公共事务学研究所在职专班硕士学位论文。
③ Burnham,Walter Dean,Critical Elections and the Mainspring of American politics.New York:W.Norton & Company,Inc,1970.转引自庄天怜：《我“国”独立选民的发展与变迁（1989—1999）》，台湾《选举研究》，第8卷第1期，2001年5月，第75页。
④ 《胜也中间选民，败也中间选民》，台湾《联合报》，2002年12月10日，第A15版。
⑤⑧⑩ 《中间选民到底是谁？》，台湾《财讯》，第264期，2004年3月7日。
⑥ 主要是指只要条件配合就愿意接受“台独”，或只要条件配合就愿意接受“统一”的选民，这类选民的投票立场同样游离不定。
⑦ 《中间选民：总统大选等你表态》，台湾《中国时报》，2003年8月4日，第A13版。
⑨(13) 谢郁等：《从2004年选举透视台湾的中间选民》，《台湾研究》，2004年第4期。
(11) 石之瑜：《消失的中间选民：2004年“总统”大选对空间理论的修正》，台湾《问题与研究》，第44卷第4期，2005年7、8月。
(12)《大选献金 远东最大方 台塑只捐马》，台湾《联合报》，2009年2月17日，第A1版。
(14)《选举民调 隐性选民“北绿南蓝”》，台湾《联合报》，2005年12月7日，第A4版。
(15)台湾TVBS民意调查中心，“2008总统大选选后2天民调”，原始问卷及详细交叉表见http://www.tvbs.com.tw。
(16) Anthony Downs，“An Economic Theory of Political Action in a Democracy”，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01.65,No.2(Apr.,1957),pp.135－150,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7) 《李远哲激化选情 三阵营操作弃保效应》，台湾《中时电子报》，2000年3月12日。
(18) 《南市两颗子弹打翻民调均势》，台湾《中国时报》，2004年3月21日，第A12版。
(19) TVBS民调中心，2004年3月19日，原始问卷及详细交叉表见http://www.tvb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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