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人文地理学尺度政治理论研究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文地理学论文,政治理论论文,研究进展论文,尺度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398(2016)02-0006-07 修订日期：2015-10-26 DOI：10.13959/j.issn.1003-2398.2016.02.002 1 引言 伴随着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尺度政治”(politics of scale；scale politics；scalar politics)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主题。这一主题来源于尺度的社会建构观点，即在承认尺度由社会过程所生产和建构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这一社会过程的政治性，即尺度的“政治建构”[1]。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开展了大量尺度政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这些研究也同尺度本身的研究相互交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积累体制和调节模式发生剧烈重构，尺度间关系也随之发生转变，如各类经济技术开发区、出口加工区等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与此同时，互联网等传播媒介的兴起、公民意识的提高等使得社会冲突事件更容易引起大范围的关注，行动者也更容易利用这一斗争尺度的提高来实现其特定目标，如2007年厦门的PX项目事件。在这一背景下，城市、国家等尺度之间关系转变的动因、过程以及行动者对尺度的运用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而尺度政治正为这些研究主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近年来，国内出现了一批介绍、应用尺度政治理论的研究，如苗长虹对尺度政治概念的引入[2]，刘云刚等对国外尺度政治研究的梳理[3]以及在三鹿奶粉事件分析中的应用[4]，张京祥等对盱眙内生型城市营销推动下的城市尺度跃迁的研究[5]，等等。不过，国内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起步阶段，对国外理论的引入、总结和发展仍相对较少。在此背景下，本文将通过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尺度政治研究的梳理，试图为国内下一步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2 尺度政治理论产生的现实和学术背景 尺度政治理论是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以来剧烈的“全球重构”[6]而发展起来的，这一过程以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为基础，伴随着福特—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等一系列相互交织的政治经济转变。与此同时，西方人文地理学也经历了制度、文化、关系和尺度等多重转向[2]。这些现实和学术背景为尺度政治的研究提供了实践和理论基础。 2.1 生产方式变革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 20世纪70年代，北大西洋福特主义积累体制开始出现一系列危机，原有的标准化、大规模的生产方式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在此后的一二十年中，这一生产方式逐渐被强调定制化、区域竞争的后福特主义所取代。与此同时，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生产组织方式也发生变革，跨国公司在全球资本体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些转变重构了原有的尺度结构，同时也为行动者的政治动员提供了条件。一方面，定制化、竞争导向的生产策略使得特定城市或区域在资本积累中地位日益突出，进而使城市、区域与国家等尺度间关系发生转变；而跨国公司日益穿越国家边界并将地方直接同全球生产体系相联结，也为相对固定、自我封闭的国家尺度的柔性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全球化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矛盾(如跨国公司与当地居民之间的矛盾)，也加强了特定政治力量之间的联系(如地方政治团体与国际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联系)，从而引起了大量跨尺度的政治冲突并使尺度本身也成为解决这一冲突的工具。 2.2 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与治理方式转型 同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一样，20世纪70年代，北大西洋凯恩斯主义调节模式也面临危机，在这一背景下，以里根和撒切尔的改革为标志，新自由主义逐渐兴起并扩散，进而导致了各国治理方式在不同程度上的转型。从纵向上看，国家开始调整原有的空间政策，而将关注点放在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关键城市区域上，如我国对深圳、上海等城市的政策和资金倾斜；从横向上看，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分权化、市场化改革，如企业家城市的兴起。这些转变以伴随着政治冲突的方式重塑了原有的尺度结构，例如，国家通常以分权的方式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管制权力，以满足其制定灵活的、定制化的经济发展政策的要求，这一权力的转移不仅通过政治斗争实现(如地方政府对开发区项目的争夺)，也改变了国家与地方尺度之间的权力格局。此外，分权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一系列非政府组织的兴起，而它们通常在尺度政治斗争中扮演关键角色，如在秘鲁大坦博(Tambogrande)抗议采矿的运动中，由多个非政府组织建立的Mesa Tecnica联系网络将本地斗争上推到国家和国际尺度并同霸权话语相结合，进而取得斗争的胜利[7]。 2.3 西方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 尺度在过去主要被看作一个制图学概念，即“比例尺”，同时它还被看作“经济、社会和政治过程存在于其中的不同的分析层次”[8]。这一类尺度概念具有给定性、固定性、封闭性等特征，人们对其形态的理解是基于同心圆、金字塔、脚手架等各种“暗喻”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剧烈的空间重构过程，一些学者以“空间生产”理论为基础，进一步提出作为空间维度的尺度也是社会生产的[9，10]。在此基础上，一批学者开始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尺度的建构和重组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政治过程。其中最具开创性的研究是Taylor的“尺度的政治经济学”框架[11]，随后，Smith也详细讨论了尺度问题，并首次提出“尺度政治”的概念[12]。此外，Cox的“依赖的空间”(space of dependence)和“参与的空间”(space of engagement)[13]、Jessop的“尺度相对化”(relativization of scale)[14]、Brenner的“新国家空间”(news tates pace，NSS)[6]等理论都是政治经济研究路径的典型代表。不过，尽管他们反复强调尺度的社会建构和重组，但仍倾向于将尺度理解为客观存在的物质实体[15]。而此后，一些学者开始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理解尺度，将其看作主体的实践范畴，而非预设的、层级分化的实体。例如，Jones指出，尺度应被看作一个认识论而非本体论范畴，它是一个“表征修辞”(representational trope)[16]。这种理解实际上暗含了对尺度概念的解构[3]。与此同时，Marston等则直接对尺度概念展开批判，提出应完全抛弃尺度并代之以“扁平的本体论”即“场所”(site)[17]。总之，人文地理学的尺度转向后，尺度的内涵不断丰富，并在转型中走向解构。这一发展过程深刻影响了尺度政治的研究。 3 尺度政治的发展脉络与内涵演变 地理学家们对尺度政治的理解是多样的、变化的、有条件的[15]，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尺度政治的研究很难进行简单的流派或阶段划分。因此，本文将结合上文尺度理论的发展脉络，将尺度政治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和理论进行简要梳理，以反映尺度政治的发展脉络和内涵演变。 “尺度政治”这一概念最早由Smith提出，尽管他并未明确指出其具体定义，但通过纽约流浪汉抗议政府收回公园的案例说明了尺度政治的基本过程，即通过扩展尺度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12]。随后，Smith又通过对纽约流浪汉交通工具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了尺度的生产和再生产可以作为政治策略[18]。遵循这一社会建构路径，Delaney等提出了“尺度的政治建构”，并认为尺度建构中的政治过程是持续的、开放的，并包含国家行动者、非国家行动者等广泛的主体[1]。Swyngedouw也强调尺度的生产和转变，他指出，社会空间斗争和政治策略常常围绕尺度问题展开，而权力的动态平衡常常同尺度的重塑或一个全新的尺度格式塔(gestalt of scale)的生产相联系[19]。Brenner在强调尺度的动态建构和重构的基础上，区分了单数和复述的“尺度政治”，前者强调单一的、自我封闭的空间单元中社会空间组织的生产、重构或竞争，而后者强调多层的尺度层级中，尺度间特定的分化、排序和层级的生产、重构或竞争。他认为复数的尺度政治更能有效抓住各个地理尺度间内在的关联性并系统化地描述尺度的生产和转变，因此应当被称为“尺度结构化政治”(politics of scalar structuration)或“尺度化政治”(politics of scaling)[20]。 可以发现，以上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尺度的生产和重构，这同政治经济路径[21]的尺度研究是基本一致的。同时，尺度政治的研究也开始分化为紧密交织但又存在一定差异的两种类型：一类来源于尺度的社会建构观点，关注国家尺度结构的竞争性；而另一类则关注行动主体参与尺度分化的政治，而非首先关注这一尺度分化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22]。换言之，前者主要将尺度作为政治斗争的场所、目标和结果，如Brenner对欧盟城市管制的尺度重组(rescaling)的研究[23]；而后者更强调尺度作为行动者政治斗争的工具，如Smith对纽约公园流浪汉抗议活动的研究[12]。 随着尺度被一些学者看作表征修辞、主体实践，尺度政治的内涵也发生转变。Jones以城市为例提到，作为修辞的尺度的构建，并非只是将政治过程从一个层次转移至另一个层次，“它是城市被认识和理解的方式的根本性转变”[16]。这意味着尺度政治涉及主体意识的重塑，而非客观实体的建构和再生产。与此类似，Kurtz也认同尺度作为认识论的观点，并强调尺度政治中政治话语(political discourse)的作用，认为尺度是“表达(frame)政治空间性概念的方式”，以此为基础，他发展了“尺度框架”(scale frames)理论以分析尺度政治中不同主体的实践策略[24]。Haarstad等进一步强调话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行动者获得权力(empowerment)的关键，即通过再尺度化叙事(narratives，指具体的解释概念或模式)并将其同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s)相结合，使行动者获得合法性[7]。此外，Moore也拒绝在尺度政治分析中将尺度作为物质实体，他指出，为分析尺度政治并不必然承认尺度的“存在”，“发展没有尺度的尺度政治理论是可能的”[15]。 较为明显的一点是，后结构路径[21]的尺度政治研究，相对更侧重于将尺度作为行动者的政治工具，即前文中的第二类研究。这是因为，对作为认识论的尺度的强调，必将使认识主体(如政治行动者)而非作为客体的尺度在尺度政治中占据首要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尺度政治的研究也就从侧重于尺度本身的物质建构和重组转变为更侧重于行动者的政治话语和实践。 至此，尺度政治的内涵已经较为丰富，其侧重点也发生了转变，但原有概念间存在混乱之处(如“politics of scale”与“scale politics”的混用)，不同研究路径之间也需要整合。在这种情况下，MacKinnon提出了“尺度性政治”(scalar politics)的概念，它具备四个关键要素：①不再以尺度为基础而是具有尺度“方面”；②关注不同的行动者、组织和运动对尺度的“策略部署”；③涉及已有的尺度结构的影响和作用；④关注过去和新兴的项目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中新的尺度安排和构造的产生[21]。这一概念融合了之前尺度政治研究中的关键要素，因而它是尺度政治概念的发展和完善而非简单替代。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也补充和发展了尺度政治的研究。如刘云刚等对尺度政治一般模式的总结[3]、冀瑞鹏等以婺源冲突事件为例对古村落旅游开发经营中的尺度政治的分析[25]、胡志丁等在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的构建中对尺度政治理论的引入[26]，以及一系列关注尺度动态演变的研究，如罗小龙等对作为新的管治尺度的南京都市圈的构建的研究[27]，等等。同国外研究相比，国内直接涉及“尺度政治”这一概念的研究相对较少，对尺度政治的理论探讨更寥寥可数，但在实证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大进展。 4 尺度政治的研究方向 借鉴Cox对两类尺度政治研究的区分[22]以及Moore[15]和MacKinnon[21]对两类尺度研究路径的区分，尺度政治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尺度建构和重组为关注点，另一类则以行动者对尺度的策略运用为关注点。其中，后者又可细分为关注“行为”的和关注“行动者”的。因此，本文将使用“结构—行为—行动者”的分析思路，将尺度政治的研究方向分为三种：①作为政治过程的尺度结构转变，以尺度本身的建构和重组为出发点，关注这一过程的政治动因、政治结果等；②跨尺度的政治行为与策略，以行动者的行为为出发点，关注行动者利用尺度分化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策略；③跨尺度的政治行动者联系网络，以行动者本身以及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关注政治斗争中跨尺度的联系网络的构建。其中，行动者之间联系网络的建构也可看作一种政治策略，但它更侧重于网络化(纵横交错)的“关系”，而非尺度化(强调纵向)的“行动”。 4.1 作为政治过程的尺度结构转变 这一方向以尺度本身而非行动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并关注尺度在斗争、冲突的政治过程中的建构和重组。它基于尺度的“政治建构”，并同“尺度结构化”(scalar structuration)[20]等理论相联系。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最突出的主题应当是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背景下国家尺度结构的重塑，即国家“尺度重组”。 Jessop用“尺度相对化”描述这一尺度结构的转变。他指出，当前国家政治经济空间的首要性受到了削弱，但这并没有导致新的主导尺度的产生，相反，当前发生的是“同纠缠的而非简单嵌套的层级相联系的、并伴随着不同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尺度的扩散”[14]。在这个过程中，次国家和超国家尺度都在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与此同时，学者们开始探究这一尺度重组过程中的政治斗争和冲突，尤其是国家权力转移和治理模式的变化，如Sonn对韩国尺度重组过程中国家抵制权力转移的研究[28]，Tsukamoto对日本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地方政治行动和发展型国家(Japanese developmental state，JDS)尺度重组的研究[29]等。 在这些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Brenner的“新国家空间”理论及其对西欧的实证研究[6]。Brenner区分了狭义的国家空间和完整意义(integral sense)的国家空间，并提出了“国家空间选择性”(state spatial selectivity)的概念，它包含“国家空间项目”(state spatial projects)和“国家空间策略”(state spatial strategies)：前者同狭义的国家空间相联系，涉及对国家行政组织结构内部的整合；后者同完整意义的国家空间相联系，涉及国家对外部社会经济过程的干预和调节。随后，他又将国家空间项目和国家空间策略分别同尺度和地域维度组合，形成了国家空间选择性演变的四对基本要素：中心化和去中心化、单一性和多样性、统一性和定制化以及平等化和集中化。此外，Brenner还指出国家空间的重构是“分层的”，即“新的国家空间项目和策略叠加在旧的国家空间组织的形态之上”；同时它还是斗争的，其中不同的社会力量动员国家机构以实现自身利益，原有的国家空间组织和新兴的重构项目之间也存在冲突和不平衡。Brenner将这一框架应用到对西欧的研究中，并发现二战以来，西欧经历了从20世纪70年代以前关注空间平衡的“空间凯恩斯主义”(spatial Keynesianism)，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注全球竞争力和关键地区发展的“后凯恩斯竞争国家”(post-Keynesian competition states)及“尺度重组的竞争国家体制”(rescaled competition state regime，RCSR)的转变。 4.2 跨尺度的政治行为与策略 不同于强调尺度结构本身的政治建构和重组，尺度政治的另一研究方向更多地关注行动者利用尺度分化所开展的政治斗争。这方面的研究可追溯到Smith对纽约流浪汉示威活动和流浪汉交通工具的两个实证分析[12，18]。随后，学者们从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斗争的领域运用并发展了这一理论，如Cox对英格兰斯托公园附近土地利用冲突等案例的研究[13]、Harrison对加利福尼亚农药飘散冲突的研究[30]等。 在这些研究中，被广泛运用的一个理论框架是Smith的“尺度跳跃”(jumping scales)。Smith指出，针对抽象空间的成功的政治斗争是通过尺度跳跃实现的，通过将某一尺度上破碎的空间组织成一个一致的、联系的地方(place)，斗争被提升到层级中的上一层尺度[12]。尺度跳跃是尺度政治的重要权力来源，通过该过程，不同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那些具备较强尺度跳跃能力的政治力量被加强而对尺度的运用较为有限的政治力量则相对被削弱。而随着尺度被看作表征修辞，尺度跳跃也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一方面，Herod等指出尺度跳跃实践可以被看作行动者通过“成为”(becoming)的过程(如成为国家尺度)而对新尺度的建构[31]，而非行动者从一个尺度简单地转移到另一个尺度。另一方面，Haarstad等则通过“话语”、“叙事”等概念的引入和发展更为清晰地将尺度跳跃实践和权力的获得联系起来[7]。 尽管尺度跳跃在尺度政治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但也有学者从其它角度发展分析行动者行为的理论框架。典型的如Kurtz的“尺度框架”(scale frames)。它基于社会运动研究中的“集体行动框架”，并包含集体行动框架的三个内在联系的功能——命名、谴责和诉求，而这些功能都涉及特定的地理尺度或被特定的地理尺度所分化。行动者对尺度框架的建构是通过“尺度习语”(scale idioms)进行的，它们包括“作为管制尺度的尺度”、“作为包含/排除手段的尺度”以及“作为分析范畴的尺度”。与此相对，Kurtz又提出了“反尺度框架”(counter-scale frames)，它被用来对抗或削弱尺度框架。在尺度政治斗争中，常常存在若干相对立的尺度框架和反尺度框架，社会行动者根据自己的利益对其进行部署、对抗或调整，以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24]。 4.3 跨尺度的政治行动者联系网络 尽管这一研究方向同样关注尺度分化中以行动者为主体的政治斗争，但它更强调行动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由这些纵横交错的关系所构成的联系网络。而网络概念的引入也使得这一研究方向不再局限于层级的、纵向的视角(如尺度跳跃)。因此，本文将单独就这一方向进行梳理。 这方面的研究同尺度理论中关于网络的讨论密切相关。尺度与网络的关联性一直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如Brenner指出地理尺度和联系网络是相互建构的，强调尺度关系的垂直性并不代表否认横向的尺度间关系[20]，Moore也指出将尺度和网络看作不相容的或矛盾的空间范畴的观点不利于社会空间关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15]。不过，也有学者反对将尺度和网络混合起来，如Marston等认为简单地将纵向的尺度和横向的网络相结合并不能克服尺度本身的缺点[17]。在这种情况下，王丰龙等所提出的“二次抽象”理论对理解二者的关系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他们认为，尺度是在地方、网络和领土等一次抽象概念的基础上进行二次抽象的地理学概念，因此不同大小的网络可以构成“网络的尺度结构”[32]，这实际上是将尺度看作网络的一个性质。总之，网络既非与尺度互不兼容，也非完全等同于尺度本身，它应当被看作跨越尺度并将同一尺度内和不同尺度间的行动者联系起来的基于“关系”的空间范畴。因而，网络并非仅仅是横向的，而是多层的、纵横交错的。 网络为尺度政治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思路。通过这一“跨越空间而非覆盖空间”[8]的地理概念，被空间界限所分隔的政治实体得以被联系起来；同时，网络关系中权力分配的不均衡性使得一些行动者更具备“倾斜网络以实现自身利益”的能力[33]。这些都为政治斗争的进一步开展创造了条件。 这方面的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框架是Cox的“联系网络”(networks of association)。Cox认为，行动者不会被边界所限制，而网络也“很少完全被区域形式(areal forms)所包含”，它使得边界变得疏松多孔。这一认识为跨尺度的联系网络的建立提供了可能性。在Cox的理论中，“依赖的空间”和“参与的空间”被作为理解空间政治的切入点，前者指行动者实现其利益所依赖的本地化的社会关系，后者指获得依赖的空间的政治所开展的空间。参与的空间通过尺度跳跃或联系网络而被建构：一方面，行动者可以通过向上或向下的尺度跳跃在其它尺度动员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行动者还可以同具备决策能力的社会权力中心建立联系，以直接实现政治斗争的目标，或者同具备影响权力中心的能力的其它政治力量建立联系，以间接对决策施加影响。Cox进一步指出，这种网络的建构既可能广于依赖的空间，也可能在依赖的空间之内；此外，尺度政治过程中常常伴随着多个行动者以及多个网络，因此实现斗争目的的有效方式并非静态，而是在持续的网络建构中被不断发现的[13]。总之，Cox对网络的强调使得尺度政治不再仅仅被理解为纵向层级间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是由穿越尺度的纵横交错的复杂关系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而驱动的政治过程。 5 尺度政治的实证研究 尺度政治理论具有较强的开放性，其实证研究涉及广泛的社会空间过程。其中，较典型的研究主题包括：环境问题，如Kurtz对美国圣詹姆斯县环境反抗运动的研究[24]、Harrison对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农药飘散冲突的研究[30]、Bailey对欧盟排放贸易计划中的尺度政治研究[34]等；国家管制重构，如Brenner对欧盟城市治理和国家尺度重组研究[6]、Houdret等对蒙古流域管理中的尺度政治的研究[35]、Guerrin等对法国洪泛区管理的研究[36]等；种族问题，如Clarno对南非约翰内斯堡白人空间尺度重组的研究[37]；文化保护问题，如Muzaini对马来西亚绿岭战场(Green Ridge battlefield)纪念地保护的研究[38]；等等。此外，国内学者也从社会冲突事件[4]、旅游开发[25]等方面开展实证研究。 在该部分，将选取当前研究中三个代表性案例——蒙古流域管理的制度化[35]、美国圣詹姆斯县的环境反抗运动[24]以及挪威天然气论坛的政治倡议和网络[39]，以此说明尺度政治在实践中的应用。它们分别对应尺度政治的三个研究方向，并且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三个方向之间的交织性。 5.1 蒙古流域管理的制度化 这一案例关注蒙古为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而引进流域管理(river basin management，RBM)即建构新的治理尺度的过程。这一治理尺度的选择及具体的制度设计都是斗争的、冲突的，并成为国家尺度重组进程的一部分。例如，在科布多流域，不同省份、不同族群的行动者为争夺流域委员会(river basin council，RBC)有限的席位而通过要求修改组织规定等方式展开政治斗争。最终，委员会的大部分席位都被政府代表占用，而用水部门及当地居民则没有获得任何席位。除此之外，各行动者在流域的界限、RBC的财政来源和法律地位等问题上都存在不同意见，并在国家、地区等多个尺度进行斗争和协商。最终，新《水法》的颁布标志着各方在斗争和协商中基本取得一致意见，并由此产生了新的权力结构。 该案例被置于国家尺度重组的背景下，分析了新尺度建构中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斗争和冲突。在这个过程中，尺度成为政治斗争的场所、目标和结果：首先，国家与非国家行动者、不同省份、不同族群之间的斗争在多个尺度上展开；其次，这种斗争的目的是对新的流域治理尺度的建构；最后，各方之间的斗争通过“尺度修复”(scalar fixes)即形成相对稳定的尺度结构而达到暂时平衡。 5.2 美国圣詹姆斯县的环境反抗运动 Jonas曾描述了尺度政治的一个典型形式：一方面，主导团体试图将受控制的团体限定在可控的尺度，另一方面，下层团体则试图通过在其它尺度运用权力和手段摆脱这些强加的尺度限制[40]。在圣詹姆斯县的案例中，Kurtz通过引入“尺度框架”和“反尺度框架”凸显了当地居民及其组织同企业及支持企业的政府部门之间的对立性。为抵制PVC生产商Shintech公司在美国圣詹姆斯县建厂，当地居民通过“就业与环境”、“环境正义”两个尺度框架展开斗争。例如，通过“环境正义”框架，居民将该冲突塑造为环境种族主义问题，并同更高尺度上更广泛的种族隔离相联系，进而受到国家环境正义和公民权利组织的支持并获得合法性。与此同时，政府和企业一方也在运用反尺度框架同居民等展开斗争，如在反抗团体内部制造种族分歧、阻止社区团体寻求免费的法律代表等。最终，反抗运动以Shintech公司撤回建厂计划而取得部分胜利。 在该案例中，Kurtz通过引入框架理论，将尺度政治看作由行动者的主观认识所塑造(如将其看作经济问题、种族问题等)，并通过这种话语的建构为自身诉求寻找合法性。尽管他并未明确提及“尺度跳跃”概念，但在这一案例中，居民将斗争从地方尺度转移到国家等尺度的策略本身就是尺度跳跃过程。因此，尺度框架和尺度跳跃并非截然不同的分析框架，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分别体现尺度研究的后结构路径和政治经济路径、关注相似的尺度政治过程(尤其是行动者的斗争策略)并相互交织的两个理论视角。 5.3 挪威天然气论坛的政治倡议和网络 对网络的强调使得挪威天然气论坛(Norwegian Gas Forum，NGF)的案例同以上研究相区别。它关注尺度重组中国家不愿投资和干预国内天然气事业的背景下，NGF为促进国内天然气利用而展开的政治倡议和建构的联系网络。例如，NGF加强了同科研组织之间的联系，从而通过科学话语提高了游说等活动的有效性。又如，在组织结构方面，NGF加强了同政党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联系，并吸收市或县的民选代表，以在国家和区域尺度增加民主合法性。此外，它还同挪威工会联盟和挪威工商联合会建立联系网络，以在国家尺度进一步拓展话语权。 通过同多尺度、多类型的行动者建立联系，NGF得以提高影响力以实现其促进国内天然气利用的政治目标。这一过程不仅伴随着尺度结构的转变(如国家尺度重组的背景)，也伴随着不同程度的尺度跳跃(如作为区域间组织的NGF通过吸收市县代表进行向下的尺度跳跃)。不过，它同以上案例的区别在于更强调直接通过行动者之间的联系而影响权力格局，而非侧重于在纵向的尺度政治动员中获得合法性。这一区别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Cox对建构参与的空间的两种手段——联系网络和尺度跳跃的区分[13]。 6 国内语境下的尺度政治研究展望 自苗长虹引进尺度政治概念以来[2]，国内尺度政治研究已进行了十余年，这些研究大多遵循以Brenner、Swyngedouw等为代表的政治经济研究路径，关注尺度结构的动态演变，如刘超群等对珠三角跨行政边界基础设施建设的研究[41]、魏成等对尺度重组理论的总结和对国内应用的探讨[42]等。在这些研究中，“尺度政治”这一概念往往隐含在实证案例中或在某一部分被加以讨论，而直到近几年来，才出现了一些直接以“尺度政治”为主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起步较晚、数量较少，但已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例如，除传统的社会冲突事件的研究外[4，25]，胡志丁等还将尺度政治引入地缘政治的研究中，并以此为视角完善了地缘能源安全评价模型[26]。 总之，国内尺度政治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我国近年来社会公共事件的增加、城市和区域管理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等都表明尺度政治理论在我国仍有很大的应用和发展空间。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本文认为国内下一步研究应重点解决以下两方面的问题。 首先，进一步引入并参与探讨尺度和尺度政治理论。国外尺度和尺度政治理论在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内涵发生了巨大转变并不断丰富，国内虽有一些较为系统的引入和整理，但相对于开展更为广泛、深入的实证研究的需要，这些理论的梳理仍相对不足。因此，下一步研究可从进一步整理和讨论尺度与尺度政治理论入手。 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理尺度概念的模糊性对尺度政治研究的影响。如前文所述，在三十年的研究中，西方学者对尺度的理解日趋深入，同时对于尺度建构等观点也基本形成共识，但对尺度的概念界定、尺度的本体论状态、尺度与网络及地域等概念的关系等问题仍存在多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Marston等才认为尺度是一个混乱的概念并主张抛弃尺度[17]。与此同时，尽管有学者指出尺度已不再是分析预设而是由地理学家所创造和实践的，因而尺度政治也“已不再过分纠缠于尺度的内涵解释”[3]，甚至不再将尺度作为其“首要关注点”，但尺度仍是尺度政治分析的一个重要维度[21]，否则将不能称其为“尺度”政治。因此，尺度概念的复杂性必然会对尺度政治的研究造成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可在对国外尺度理论进行梳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尺度概念的探讨，如李小建[43]、王丰龙[32]等学者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确定不同的尺度政治研究视角。 其次，基于国内实践扩展尺度政治的研究范围。如前文所述，西方尺度政治理论产生于福特—凯恩斯主义的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全球化的深入发展等实践背景中。它们同国内存在一定共性，如新公共管理改革背景下的去中心化、公私合作等，但由于政治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国内的尺度政治实践必然同国外存在较大差别。例如，我国现行法律规范了公民的游行示威活动，这使得下层政治力量更有可能通过其它形式(如互联网)进行尺度跳跃。因此，在引进国外尺度政治的理论框架时，应当基于国内特定的情境因素对其进行灵活运用。 在此基础上，可进一步结合国内实践探索尺度政治更广泛的应用领域。刘云刚等列举了中国尺度政治研究的三个话题，即区域开发中的尺度政治、冲突治理的尺度政治和表达的尺度政治[3]，这些研究主题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地理学或政治学的研究领域。而本文认为，尺度政治还可以有更为广阔的应用空间。首先，在经济领域，尺度政治可以用来分析企业的市场行为。例如近年来我国一些民营企业频频收购欧洲大公司，通过这一联系网络的构建，民营企业得以在更高的尺度上运作，其产品也更容易进一步占领国际市场。又如2008年以来的“家电下乡”活动，从企业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为扩大农村市场而进行的“向下的尺度跳跃”。其次，在文化领域，尺度政治可以用来分析文化交流、文化保护等现象。例如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多个国家建立“孔子学院”，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看作推动文化传播的尺度上推策略。又如在江南水乡古镇申遗项目中，多个古镇通过建立联盟(尺度的联合、上推)，将各自松散的“叙事”转变为相对一致的话语，从而增加了申遗成功的可能性。最后，在社会领域，尺度政治可以用来分析社会个体和群体的特定行为。例如在我国宗族观念较强的地区，个体之间的某些矛盾常常会上升为家族之间的矛盾，即由身体(body)尺度上移到家或社区尺度，因而解决个体间矛盾有时也伴随着通过话语建构(如“为了家族的面子”)而对整个家族所进行的动员。尽管在以上领域，研究对象已不限于政治行动者和行为，尺度也表现为更多样的形式，因而可能存在对尺度政治理解的泛化，不过，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而非理论框架的尺度政治同样能够为我们理解广泛的社会经济过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①根据Swyngedouw(2004)、Underthun等(2011)的文献，Smith在1984年第一版中就已经讨论了尺度和尺度政治问题，因资料获取问题，本文所直接引用的是1990年该书的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