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关于毛泽东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关系的争论（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学者论文,国外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阶级的代表之一——国家
毛泽东关于阶级是一个经济范畴、阶级是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参与者等观点，看来是完全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认识的。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相似，“代表”的观点也在毛泽东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占据重要地位。毛泽东认为，各种代表机构如国家和国家机器、政党、意识形态机构和形式等按照阶级利益行动并表达出阶级利益，“代表”之间的斗争是经济层面上阶级关系和阶级利益的产物。
在毛泽东所提到的各种不同的代表机构中，国家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国家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其优势地位的主要机关，也是被压迫阶级试图推翻剥削阶级的首要行动目标。毛泽东坚持认为国家具有阶级性：“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①
因此，国家的存在和阶级的存在密不可分。只要有阶级存在，就会有具有特殊阶级印记的国家存在。毛泽东曾这样说道：“国家是一个阶级的概念……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就不可能是全民的。”②
国家的阶级性通过它的镇压功能表现出来。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它通过镇压反对派来为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服务。③在另一篇文章中，毛泽东把国家界定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④。这就是国家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国家按照特定的方式运行。尽管国家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并不是同义语，但是“国家是由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出一部分人（少数人）组成的”⑤。国家的工作人员可能会犯一些“个别的”和“暂时的”错误，但是从长期来看，特定的阶级结构使国家行为和它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之间保持一致。
具有强制性是国家的一个主要特征。为了维护它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国家必然要压制任何实际存在的或是潜在的对这一利益的威胁。毛泽东把国家称为“暴力机关”，国家机器主要就是那些实施和掌握暴力的机构，“国家的性质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所谓国家的形式，不外军队、监狱、法院、捉人、杀人，等等”⑥。法院和安全机构通过强制执行旨在维护现存社会秩序（包括现存的生产关系）的法律来服务于统治阶级的利益。军队是“国家机器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保卫着统治阶级的基本利益。“军队是阶级的实力。”⑦当统治阶级的统治可能面临着严重挑战时，军队会采取行动阻止上层建筑或生产关系中发生的任何变革。
国家所具有的阶级性和强制性，意味着不存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可能。陶里亚蒂的“结构改革”论，即认为无产阶级能够通过选举取得政权并对上层建筑领域进行改造、引入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军队作为“上层建筑最重要的和基础的环节”，会为了资本的利益阻止任何可能发生的有目的的社会改革。与之相似，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论也是由于这一原因遭到了失败。这种认为在当代政治形势下能够实现和平过渡的说法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虽然马克思在19世纪70年代曾把英国和美国作为一种例外，认为这两个国家具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但是他认为产生这种可能性的条件在于“那时候这两个国家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还不大发展”。到了20世纪初这一条件就不复存在了。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开始加强他们的“军国主义和官僚制度的压迫机器”，尤其是他们的军事机器，这就排除了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任何可能性。⑧因此，“议会道路”论忽视了作为国家机器主要部分的军队及其他强制机构，而把仅仅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的装饰品和屏风”⑨的议会错放在了重要位置。无产阶级即使能够获得议会多数，国家的强制机关和官僚机器也将会迅速通过修改宪法、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宣布共产党不合法、排除政府内的共产党成员、用暴力镇压工人运动等方法来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因此，无产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目的，除了武装斗争没有其他道路可走。毛泽东指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产阶级必须经过武装斗争，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⑩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以往存在的国家在性质上是根本不同的，以往的国家都是“代表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11)。而无产阶级国家不是代表少数剥削阶级的专政，而是“被剥削阶级的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通过无产阶级国家的行动，无产阶级利益得以体现：“（无产阶级专政在）国内方面的任务，主要是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高度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消除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工农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根绝产生阶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任何可能性，为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准备条件。”(12)
如果没有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这些任务，工人阶级就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也不能实现最后的解放。
主张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会影响到无产阶级利益的实现。这种观点不仅没有认识到国家不管形式如何、必然是建立在特殊阶级的利益之上，而且也没有认识到阶级和阶级斗争将在社会主义时期长期存在。而在这些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13)
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被迫要对反动阶级进行镇压，消灭那些产生资产阶级和向资本主义倒退的条件。要完成这些任务，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或缺的。
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无产阶级专政在本质上是镇压性的，是一个“革命的暴力”机关。但是它具有一个与之前的国家类型相区分的重要特征，以前的国家的目的是维护特殊阶级的长久统治。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同，它的目的在于阶级和阶级统治的消亡。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后一种国家形式”，它的目的就是为其自身的消亡准备条件，并逐渐走向消亡。毛泽东认为，这种消亡是有条件的，既有内在条件也有外在条件。从内在条件来讲，国家应该达成其历史使命，即阶级差别消失、“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从外在条件来讲，国家消亡的前提是国际上“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剥削的体系”的废除。在这些目标实现以前，在一个“完全的共产主义社会”产生以前，无产阶级国家将会一直为了自己阶级的利益而行动，为了无产阶级的完全解放而斗争。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它才会退出历史舞台。
五、阶级的代表之二——政党
国家只是阶级利益在上层建筑领域的代表机关之一。政党是阶级在政治层面表达其利益的另一个主要载体。毛泽东指出：“党是阶级的组织。”(14)这一论断并不意味着政党处于社会结构的经济层面上，因为毛泽东把政党界定为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构成；这一论断也不意味着退回到阶级的政治定义上。毛泽东的观点是：政党总是和社会经济层面上存在的阶级分离相联系。政党具有阶级性，并代表经济领域的特殊阶级及其利益。
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就是一种对政党的错误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从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从来就不存在什么不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所谓‘全民党’。”(15)
在1955年以后的许多场合里，毛泽东多次强调政党所固有的阶级性，反驳“非阶级”、“超阶级”、“全民党”等观点。在1962年元月的中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对共产党的性质作了澄清：“有些人说共产党是‘全民的党’，我们不这样看。我们的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先进部队……”(16)在另一个地方，毛泽东也认为，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17)。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并不和其成员的具体社会背景相联系。当然，共产党不能凭空产生，它形成的前提是无产阶级的存在。毛泽东曾指出在非洲“建立一个共产党必须要看那里是否有产业工人”。但这并不是说共产党的成员必须是无产阶级出身。虽然把中国共产党称为“无产阶级政党”，毛泽东也指出其成员具有不同的出身和背景。毛泽东关于阶级出身和阶级立场之间的区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那些非无产阶级在加入共产党时并不是作为其出身的阶级的代表；而且他们必须要抛弃原来的阶级意识，“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18)。尽管共产党的成员来自各个阶级，但却不能说无产阶级政党立于各阶级之上或是说它不代表特殊阶级的利益。政党领袖的品质确保他们是“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样的领袖也是群众公认的。(19)另外，党的意识形态倾向也反映了特殊阶级的利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20)。
无产阶级政党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它通过实施意识形态、政治、组织、军事等行动，引领革命进程，促进阶级意识发展，为革命铺路。总之，它为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政党通过这些方式为客观条件成熟时成功夺取国家政权打下了基础。毛泽东认为，作为先锋队的政党所领导的有组织、有意识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和俄国的历史经验证明：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要有一个成熟的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21)。
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之后并不意味着共产党就要停止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努力。共产党在无产阶级国家中依然扮演着重要角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政权“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具体实现的。无产阶级专政承担着镇压阶级敌人、消除阶级差别、建立社会主义生产体系等繁重任务。这些任务的完成对于实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是非常重要的。毛泽东认为，党在这一过程中不可或缺：“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21)
如果没有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的能力就会被削弱。要实现共产主义，实现无产阶级最根本的利益和彻底的解放，党在整个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继续存在是十分必要的。
无产阶级政党的集中性是反动阶级试图破坏其无产阶级性质并使其转变为“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个因素。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立于社会各阶级之上、且不受阶级斗争影响的中立者。阶级斗争总能在党内得到“反映”。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作用和党的成员不同的社会背景，都是阶级斗争从党外向党内转变的原因。所有的政党成员不管出身如何，都潜在地具有抛弃无产阶级世界观、投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可能。
无产阶级的反对派总是在党内寻求和培养自己的代理人。毛泽东认为，新旧资产阶级分子和新旧富农“构成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千方百计从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22)。这些代理人千方百计地在党内进行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复辟活动，试图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著作中有很多关于党内“资产阶级代表”的论述。这些代表发出的政治声音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资产阶级的利益。他们试图通过控制党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和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目的，他们为党外的资产阶级谋利益。他们的政治斗争是有组织的，并在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殊的派别，一个鼓吹不利于社会主义的政策的资产阶级派别。
作为各自阶级利益代表的社会主义派别和资本主义派别在党内的斗争会引起一些后果。一旦资产阶级派别试图控制党的企图取得成功，它就会蜕化成“资产阶级政党”。一旦他们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据领导位置，就会发生资本主义复辟。这些已经成为南斯拉夫和苏联的现实。但是，尽管有这些挫折的存在，毛泽东仍然相信无产阶级专政最终必将胜利，共产主义必将实现。一旦无产阶级政党在党内外的阶级斗争中取胜，清除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障碍。它就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到那个时候，和国家一样，党也将会消亡。这些观点中十分明确的一点是：即使政党和派别遭到了内部的进攻且能“改变颜色”，它们也必然表达特殊阶级的利益。在1955年以后的著作中，看不到毛泽东对政党作为阶级代表的机构有丝毫的怀疑。
六、阶级的代表之三——意识形态
另一个被毛泽东视为特殊阶级利益代表的上层建筑实体是意识形态（包括机构和观念两个方面）。毛泽东指出，意识形态“反映阶级关系”，不能不具有“阶级性”。(23)毛泽东并没有讨论同一阶级内部成员的意识形态的统一性问题，他仍旧是把不同的意识形态形式和不同的经济地位相联系。既可以说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可以说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表现出他们自己的思想观念”，还可以说和资产阶级“旧思想”相对立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意识形态在这里指的是一种系统的、一致的思想观念，毛泽东称之为“世界观”。在社会主义时期，有两种基本的世界观，即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无产阶级世界观。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和特殊阶级相联系。意识形态表现了特殊经济集团的基本利益、利害关系和思想观念。
意识形态是阶级斗争的重要载体，意识形态的冲突折射出阶级力量的角逐。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称为“长期的、激烈的阶级斗争”。他指出，在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总是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相对抗，每个阶级都寻求“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这一冲突的结果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因此，通过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来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一直被用来创造有利于资本主义复辟的“公共舆论”，有必要通过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的积极传播来应对这一挑战。只有通过这种方式，社会主义的根基才能得到巩固。
意识形态首先通过各种组织机构来维护所代表的特殊阶级的利益。这些意识形态机构中最为重要的是媒体。毛泽东认为，只要阶级差别存在，报纸就是“阶级斗争的工具”(24)。上海《文汇报》的例子就说明了这点。通过发表“反映资产阶级观点”的新闻，《文汇报》具有资本主义报纸的“倾向”。简单地说，它采取了“资产阶级的立场”，并发起针对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斗争。
因此，毛泽东认为，报纸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向读者传达一定的观点，报纸作为载体表达了特殊阶级的利益。毛泽东在1957年的讲话中又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首先肯定了报纸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接着又继续谈道：“有人说，报纸没有阶级性，报纸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种话就讲得不对了。至少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前，报纸，各种意识形态的东西，都是要反映阶级关系的。”(25)剧场、图书馆、艺术团体、教育机构等文化部门也是这样。“文革”期间，毛泽东十分关注这些意识形态机构的行动。他曾说道：电影院和剧院是完全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而不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文学艺术机构用资产阶级意识“使大众堕落”，因此，“为资本主义复辟铺平了道路”。因此，无产阶级的图书馆和艺术机关要和资产阶级的领导人作斗争，“把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教育部门也没有在意识形态斗争中保持中立，它们被“资产阶级掌握”并用来增进资产阶级的利益。毛泽东指出，所有这些文化机构，“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26)。
七、结论
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著述中表达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政治力量、意识形态机构和形式代表着经济上的阶级和它们的利益。这些带有特殊阶级印记的上层建筑实体反映着特殊阶级的利益、目的和利害关系。毛泽东的这一看法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完全一致。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相似，毛泽东也认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经济上的阶级利益的具体表达并作为阶级的代表发挥着作用。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上的阶级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得到表现；同时也认为，经济上的阶级成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的参与者，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相容性。毛泽东和他的欧洲前辈都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将在一定阶段超过现存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范围。而这迟早会唤醒被压迫阶级的阶级意识，并促使他们为这些新近认识到的共同利益而斗争。无产阶级的力量开始积累，上层建筑领域的斗争也开始发生。统治阶级试图维护现存的、对其有利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形式，同时被压迫阶级开始采取旨在消灭统治阶级的行动。暴力革命随之出现，被压迫阶级取得胜利并重新改造旧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被束缚的生产力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解放。
但是，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是不彻底的。一方面是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和发展，另一方面旧秩序的特征还继续存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也继续存在。这一点在毛泽东的讨论中尤为清晰（列宁和斯大林也是这样）。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被打倒但并没有被消灭，他们的阶级意识也是这样。生产关系改造的不彻底性是资产阶级继续存在和重新出现的经济基础。因此，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之后仍然存在。阶级作为阶级斗争的参与者也仍然存在，而这些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后期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组织彼此对立的根源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斗争会一直持续到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改造完成，持续到上层建筑领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完全被消灭，持续到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经济基础完全被消灭。
对于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我的观点是：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的思想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是基本一致的。双方都认为，阶级是一种经济范畴，阶级是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相对应的上层建筑领域阶级斗争的参与者，阶级利益通过上层建筑领域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得以表达。因此，那种认为1955年左右或1955年以后毛泽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之间存在着断裂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并没有离开经典马克思主义。
这并不是说“晚期毛泽东”和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不存在小的差异（如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程度以及解决难度的估计上的差异），也不是不相信毛泽东把1955-1966年作为他理论发展的重要阶段来认识（毛泽东深信他提出的发展战略对处于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中国是适合的）。但是，毛泽东在1955年以后提出的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主张，属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领域，差异只是处于相同的理论框架和前提之下的差异。
讽刺的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所表达的观点，被普遍视为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断裂，并作为新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和“简化论”批判的理论来源。同样令人费解的是：毛泽东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尤其是在1955年以后）至少是间接地启发了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而这种研究方法正是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念的背弃。
注释
①《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有关文件》，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1页。
②④(12)(13)(15)(17)(18)(23)《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0页，第30页，第11页，第59页，第39-40页，第40页，第40页，第8页。
③⑤(14)(24)(25)(26)《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57页，第357页，第335页，第444页，第444页，第444页。
⑥⑦(21)《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谈话第四部分。
⑧《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8-39页。
⑨⑩《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八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26页，第36页。
(11)《列宁主义万岁》，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页。
(1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19)《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5页。
(20)(22)《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和有关文件》，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8页，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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