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文学”的“认识性的装置”与“起源”问题——重评《乔厂长上任记》兼及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论文,新时期论文,厂长论文,起源论文,装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主持人：程光炜 李杨
二○○三年，蒋子龙在接受一家报纸采访时，曾把自己的写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很美妙，应该被称为是‘生命之歌’，写的全部是生命的激情和欢乐。第二阶段很沉重，当时已步入中年，作品中充满了沉重的责任感和浓烈的思辨味道。思索人生、社会、众生百态。《乔厂长上任记》、《赤橙黄绿青蓝紫》、《锅碗瓢盆交响曲》等一系列火药味很浓的作品都是这一阶段的代表。当时几乎每一部作品都引发一场争论，每一篇小说都带来一场风波，官司缠身。这之后，我开始沉寂，开始思索，一贯追求的锐气、硬朗、外露的风格是否已经限制了思路的开阔？常遵循通过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把握生活、在激烈冲突中状事绘人的模式是否已经成了‘蒋子龙定式’，既局限了自己，又影响了他人？在这中间我写了大量随笔，借此表述对生活的感悟。直到九十年代末，我觉得能够继续保留原有的锐气、贴近生活的创作特点，并能很好地将年龄带来的成熟、多年阅历积累出来的生活经验融入作品中，才拿起笔。”①和很多新时期的作家相似，蒋子龙的写作从“文革”开始，在新时期确立自己的位置，在八十年代后期面临着一次转型。这三个阶段既有着前后相继的连续性，也包含着断裂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对这三个阶段作详细的考察，新时期的阶段，也就是蒋子龙所说的“沉重的阶段”仍是三个阶段的一个中心。最初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第七期《人民文学》的《乔厂长上任记》奠定了蒋子龙在当代文学中的地位，因此可以说这篇作品又是三个阶段中心中的中心，对这篇作品的细致考察，有助于我们对蒋子龙这一代人的写作进行更清醒的理解。他们在“文革”时的写作对当时的文学格局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其奠定的基础却成为了他们进入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后他们在新时期的一系列写作则迅速地改变了当代文学的格局和面貌，这些作品参与了新时期历史与文学成规的建构，同时也对一代人的命运产生了影响。随着新时期历史面貌的变化，这些文学成规也不断地被突破。《乔厂长上任记》发表至今已有将近三十年的历史，按照作者蒋子龙的说法：“乔厂长构成了我的命运，他影响了我的命运，甚至影响我的家庭、我妻子、我子女的命运，甚至影响其他人的命运。看了‘乔厂长’被撤职的，看了‘乔厂长’没有跳楼的等等。所以这样的作品只有在那个时代能产生出来。”②因此对《乔厂长上任记》这篇“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做一个全面的考察，梳理其在历史中的脉络，一方面会使我们重新理解“改革文学”在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个时代”做更深入的探究，进而梳理《乔厂长上任记》与新时期文学的关系。日本七八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柄谷行人在对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进行分析时，有着一个非常深刻的认识：“所谓风景乃是一种认识性的装置，这个装置一旦成形出现，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③那么在这种“知识考古学”的意义上讲，“改革文学”所书写的“改革”和“现代化”作为这种“认识性的装置”，其掩盖的“起源”问题，就成为了我们探讨《乔厂长上任记》和“改革文学”的契机和动力，这种探讨也有助于我们揭开“改革文学”作为新时期重要的文学成规，其背后所蕴藏的运行机制。
《乔厂长上任记》文学生产机制的勘查
新时期有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就是作者凭借一篇或者几篇小说就确立了其在文坛的重要作家地位。作者蒋子龙凭借《乔厂长上任记》在这个时期迅速地走红，而一跃成为文坛的重要作家。这一方面与作品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与当时的文坛所设定的文学场域的生产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乔厂长上任记》的写作之前，一九七六年“他在《人民文学》复刊号上发表了他的力作《机电局长的一天》。那时，‘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但他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写了一位大刀阔斧地兴利除害，同‘四人帮’破坏生产的极‘左’谬论斗争，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因此受到读者的热烈喝彩”④。这篇小说的写作背景正是邓小平复出“整顿”的时期，按照蒋子龙的自述：“人家的文艺作品里主人公都是‘小将’、‘新生力量’，《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主角是个‘老干部’；人家文艺作品里的正面人物都是‘魁梧英俊’，《机电局长的一天》里的正面人物却是个‘瘦小枯干的病老头’。”⑤我们看到这篇小说从写作手法上对“三突出”的成规有所突破，另一方面在内容上也暗合了邓小平对经济秩序的整顿，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转向中，这篇小说又被定性为“为鼓吹右倾翻案风的大毒草”。“于是，‘四人帮’被粉碎后，就存在一个蒋子龙复出的问题。”⑥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派女编辑王扶去天津向蒋子龙约稿，有着一个很重要的意图，就是使蒋子龙复出。“但在一九七九年春天，许多老作家、中年作家复出，纷纷为读者献出了他们的佳作；还有一批新作家从东南西北、四面八方脱颖而出，发表了为文学添彩的佳作。而就在这个时候，不见蒋子龙的名字、声音，没有哪家报刊向他约稿。最先发表他的轰动作品《机电局长的一天》的《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决意改变这一沉闷状况”⑦。在新时期作家“复出”的特定含义是，在“文革”时期受到“四人帮”迫害、压制，在“文革”后重新开始写作。因此蒋子龙“没有跟‘四人帮’唱同调”，而是塑造了“为中国工业的现代化而奋发努力的机电局长霍大道”，这两个条件成为蒋子龙复出的重要原因，它们也构成了新时期格局最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可以用新时期的概念表述为：“拨乱反正”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这个背景下，蒋子龙的复出就有了更为明确的含义。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这样的空间中，社会与国家虽然不像“十七年”那样有着高度的一致，但国家从社会中的撤退也还是有限度的，文学生产机制也与其保持着高度的同一性。
因而同任何时代的文学生产机制一样，发表、出版仍居于这个机制的重要位置。回到《乔厂长上任记》的写作和发表过程，我们也处处能看到编辑的作用和影响。蒋子龙的复出和后来的写作都和编辑们有着难以剥离的缠绕关系。在这个图景当中，编辑具有着“大编辑”的身份，通过对作者稿件的策划、组稿、修改而参与到作品的创作中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刚走上文坛，那时正兴起住到出版社的招待所里改稿，作者随写编辑随看，提意见方便，修改也方便。少则几天、几十天，多则几个月乃至一年半载，一部书就完成了”。“老作家们经常谈论的一个话题，是关于编辑的故事，也就在那个时候，我记住了一种称号：大编辑。”⑧在这种文学生产机制中，编辑不仅扮演着遴选稿件的判定者的角色，还扮演着指导者和监督者的角色：“受了那些老作家的影响，我开始注意观察编辑，认真而自觉地接受他们的指导。”⑨在新时期，编辑和作者构成了非常紧密的关系，一方面杂志作为作者仅有的展示空间，而这个空间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编辑所能运用的权力的大小；另一方面，作者的写作也必须与这一空间有着适应性，才能获准进入这一空间的可能性。能够进入这一空间的《乔厂长上任记》，对这一机制也必须有着适应性。“一九七九年初夏，我割痔疮住院。《人民文学》的编辑王扶顶着大雨，被浇得通身湿透到病房向我组稿。我已经有四年多没有摸笔杆，并向家人和朋友们多次表白此生不再写小说。但身上的文学虫子还没有完全死光，被编辑的诚意一感动，就心活手痒，写出了《乔厂长上任记》。”⑩这段文字出自于蒋子龙二○○四年写给《中国编辑》的一篇文章，和小说发表当年写作的自述相对照，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较为完整的图景：“今年四月，我因割痔疮住进了医院，手术后的痛苦期尚未过去，两个编辑顶着雨到医院来看我，使我非常感动。其中《人民文学》的一位编辑还当面向我约稿，而且要求写一篇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我已经两年多没有拿笔，肚子里存了不少东西，都是工厂的现实问题。当时我就向编辑说了几件事，我说，写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可以，但很难写出歌舞升平的东西。编辑也表示，你写那种脱离现实、粉饰太平的东西，我们也不用，你就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11)在这里，我们看到编辑不仅激活了作者的写作热情，而且为作者的写作指明了方向，“要求写一篇反映现实题材的小说”，而且“写实实在在的生活及人们在生活中碰到的阻力，要写出怎样克服这种阻力，给人以信心和力量”。虽然编辑没有参与作品的具体构思，但是整个作品的基调已经在这里定下了。这种“组稿”机制作为“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的重要生产机制，“是一项由特定政治—文化的权力所支配而进行的制度化、组织性的文学业务”(12)。其背后有着对意识形态的承担和据此对文学进行的想象。在新时期，这种机制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一九八○年的《文艺报编辑部一九八○年工作要点》为例，其编辑和组稿的方针，一是“要努力贯彻和体现党的方针政策”，二是配合新时期的政策“进一步深批极左流毒”(13)。
但如果我们把探讨的重点集中在《人民文学》本身，对这个问题的澄清也就会获得更具体的面目。进入新时期的《人民文学》积极地参与到了构建新时期的秩序和方向的努力当中，而这一秩序和方向的核心内容就是，“拨乱反正”从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其背后则是落后的民族国家的焦虑和对先进的民族国家的想象，而这种先进民族国家的想象，主要集中在对现代化的筹划上。因此一九七六年《人民文学》的复刊，除了恢复其“发表各类文艺作品为主的国家最高文学刊物”的地位，恢复文艺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之外，也增加了新的政治内容。因此这一复刊的过程，毋庸置疑地与当时的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有着很直接的关系，“邓小平复出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改变了当时的政治核心权力的结构，并且使全国各领域都开始进入了全面‘整顿’的轨道”(14)。如此我们看到新时期的《人民文学》就在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划定了这样一个“文学空间”，这个“文学空间”无疑和当时的政治、文化结构有着某种同构性，而《乔厂长上任记》也是在这样的“文学空间”内被生产出来的。蒋子龙很快地写完了初稿，“花了一个星期把稿子抄清，给《人民文学》寄去了”(15)。“果然，没过多久他送来新作手稿《老厂长的新事》给《人民文学》。这篇手稿复审时我改题为《乔厂长上任记》，我请《机电局长的一天》原来的编辑崔道怡参加对小说稿的文字润饰。定稿后在《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七月号以显著位置刊出。”(16)小说修改后的题目无疑比《老厂长的新事》更具有指向性，也更加突出了“老厂长”复出后对现代化事业的“奋发努力”。
这种编辑、修改和发表构成了文学生产机制的最为中心的环节；在作品发表之后，中心环节的作用就开始丧失了，但如何能保证作品在脱离中心环节之后不丧失其原有的意义，或是对作品中出现的没有预料到的危害进行及时的消解？这就需要文学生产机制的第二个环节，就是批评的环节。因而评论界的反应才是最重要的，是可以决定作者和作品命运的尺度。“本来，《乔厂长上任记》问世后，尽管在读者中反响强烈，但北京的评论界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评论，连《文艺报》也只是在‘新收获’栏目发表了一篇很短的介绍性评论。在《天津日报》发表了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和否定文章后，北京方面才动作起来。”(17)北京方面对这篇作品基本上是持肯定态度的，受到了“茅盾、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文艺掌门人’的赞誉”(18)，这一方面也表明了北京方面的政治态度，一方面保证了作品的合法性。但在天津方面，天津市委书记刘刚，写信给胡耀邦、周扬等人要求对《乔厂长上任记》进行批判，并且在《天津日报》上刊登了“十四块版的批评文章”。其实天津方面兴师动众地批评，有着其自己的政治原因，就是为了开展其在一九七八年六月开始的“揭批查”的政治运动，北京正是这时展开了大规模的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辩护。“十月六日，冯牧领导的《文艺报》编辑部召开会议，讨论对《乔厂长上任记》的评价问题”，“十月十日，陈荒煤领导的《文学评论》编辑部联合《工人日报》召开座谈会，讨论《乔厂长上任记》，蒋子龙应邀与会”。(19)当然这样对蒋子龙的维护背后也有着一个政治原因，正如徐庆全所说：“这样的力挺，有着天津方面所认识不到的政治原因。”(20)正是由于这种“天津方面所认识不到的政治原因”，“这场对《乔厂长上任记》的批判，经时任中宣部副部长朱穆之的干预，才停下来。这种以行政手段干预的举动，引起刘刚的不满，但对朱穆之来说，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北京方面对天津的批判是非常恼火的”(21)。因此在北京和天津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而争论的双方都不断地寻求来自中宣部的支持。在这里我们能够看到，在这种文学生产机制的批评环节，中央的决定成了裁判这场争论的最高决断(22)。
“改革文学”中的“文革”与“现代化”
在这场围绕《乔厂长上任记》而展开的争论当中，为何“北京方面对天津的批判是非常恼火的”，“天津方面所认识不到的政治原因”是什么，以致北京方面要动用行政的力量来干预？这里面被迫用行政力量来干预，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一九八○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北京方面已经准备把一等奖颁给《乔厂长上任记》，因此陈荒煤写信给周扬：“现在麻烦的是，人民文学短篇小说评奖即要揭晓，《乔厂长上任记》得票最多（一万三千多票）。看来，天津一派是希望打掉它。而另一派则坚持主张评上。”“鉴于涉及天津市委领导有不同意见，只好请中宣部像去年处理‘歌德与缺德’文章办法，把有关领导同志、报刊、文艺界同志找来当面谈谈，别无他法，请考虑。”(23)从陈荒煤的信中所显露出的焦虑和紧迫来看，《乔厂长上任记》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这种重要性更多地体现在当时的政治决策上。“《乔厂长上任记》所写的‘一九七八年六月’的事情，恰是中国在历经十年浩劫后经济百废待兴、政治上拨乱反正的时刻。此时，全国上下都有了一种‘四个现代化’的意识。横向的比较使人们发现，我们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奋斗，‘赶英超美’不仅仍然停留在空洞的口号上，甚至比人家落得更远，连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远远地把我们甩在身后。这种强大的反差，给人们带来了尽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感，但也带来了盲目躁动、急于求成的情绪。某些中央领导甚至盲目乐观，再一次重演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滑稽的一幕：一九七八年二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的‘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有这样一组数字：到一九八五年，钢产量要达到六千万吨，原油产量要达到二点五亿吨，建成十四个大型重工业基地。一九七八年七月六日到九月九日，国务院召开务虚会，强调要善于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用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九七八年就签订了二十二个大型引进项目，共七十八亿美元，大大超过了我国当时的支付与配套能力。由于这次‘跃进’以大量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和借外债为特征，因此被称为‘洋跃进’。这样快的发展速度，这样多的引进设备，使大多数国人觉得，‘四个现代化’就在眼前了。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光明的中国》元旦社论指出：‘建设的速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尖锐的政治问题。’”(24)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问题和现代化问题成了最大的政治，《乔厂长上任记》所刻画的“乔厂长”的形象也正是改革者们所需要的，“在这种大背景下走马上任的乔光朴，立了军令状，下工厂搞改革，自然是全社会都需要的胆略超群的英雄”(25)。因此这种英雄的形象也迅速地获得了政治认同，从而进入了作协的倡导机制，这种倡导除了在批判上给予积极和正面的评价，还通过评奖的机制对作家进行“引导”和“规训”。在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奖的评选上，一共有二十四篇以改革为题材的中短篇小说获奖，其中《沉重的翅膀》获得了国家最高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在这样的倡导下，“改革文学”被扶植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流文学，它一方面对“伤痕”和“反思”文学所描写的“阴暗”场面进行了有效的剔除；另一方面，使文学与政治达到了最默契的互动。“把乔光朴的‘发言’与‘两报一刊’社论相对照，与当时举国上下的焦灼情绪相对照，《乔厂长上任记》实际上是当年政治的图解，这也是引起那么大轰动的原因之所在。甚至连压制这篇小说的刘刚也能认识到‘有不少群众称赞这篇小说，是因为大家都有迫切把我国生产搞上去的心情’。对陈荒煤、冯牧、周扬等文艺界领导来说，突然看到这么一篇与政治的主流相吻合、反映和冲击国人激情的小说，能不感到欣喜若狂吗？能不予以激励、予以倡导吗？文坛本来并非只有写伤痕的文学，但责难者却吹起阵阵冷风，指责伤痕文学、暴露文学泛滥成灾，是缺德文学和向后看文学。《乔厂长上任记》的登场，一下子改变了文坛上只有伤痕文学的错误印象和当时文学题材狭窄的局面。既然《乔厂长上任记》使冯牧、陈荒煤等人多少摆脱了遭受指责的窘迫处境，力挺《乔厂长上任记》并以《乔厂长上任记》来带动作家选择更宽泛的文学创作题材，顺理成章。”(26)
正是在这样的倡导和极力扶植下，《乔厂长上任记》成了改革文学的开山之作，它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治上所要求的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动员；另一方面也用文学的方式来实现了对政治的“图解”，从而为“以经济为中心”的政治寻找合法性的依据。这两种图式也基本上成为了后来的“改革小说”的基本模式。另外《乔厂长上任记》也为写作改革题材的小说提供了可操作的框架和叙事策略，而在后来的“改革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可操作的框架和叙事策略就在于塑造“勇于进取”的改革者的形象，这样的改革者在与阻碍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力量斗争的过程中，把改革向前推进。《乔厂长上任记》所开创的这个叙事策略，基本上构成了整个“改革文学”的最为关键的内核，也成了改革文学难以克服的瓶颈。在这种叙事策略中，对政治的“图解”，则表现为将“文革”与国家的现代化直接地对立起来，构成了“改革文学”的两极。“这十几年来，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受了严重创伤的不仅是亿万群众的肉体和灵魂，我们的党组织也既受了外伤又受了内伤。表现在工业战线上，就是中央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号令已经发出，群众很着急，中间环节却不得力。而局、公司、厂一级的领导干部又是很关键的。”(27)在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关于“文革”的界定和指认得到了固定，它从“伤痕”和“反思”文学的对人性的压抑和摧残的话语中被剥离出来，而被转化成阻碍现代化进行的障碍，“蒋子龙所谓的‘改革小说’进入了伤痕文学的家族，他把‘十七年’、尤其是‘文革’文学‘三突出’的叙述模式移植到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当中。他试图以乔厂长这样的‘改革者’形象，以改革者与阻碍改革力量相互博弈的斗争模式，或者以理想主义的大结局，来屏蔽伤痕文学所着力表现的‘更深广的历史内容’”(28)。因此在改革文学中，中央文件和“两报一刊”中的“文革”和“现代化”成了最重要的两极，它无疑是对新时期政治的最为真切的叙述，《乔》的构思和写作也基本上是在这种叙述里展开的。
对于蒋子龙而言，这也是小说的构思的一个起点，“首先到我脑子里来报到的是冀申”(29)。按照蒋子龙的构思，这个人物是参照了从“文革”进入新时期的干部的原型。“我认识一位十一级干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混得不错。‘文化大革命’中一派批他，一派保他，批他的是多数派，保他的是少数派。他对批判想不通，可是亮相时却亮到批他的那一边去，于是他立刻被结合起用，开始吃香了。他官复原职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把上山下乡的孩子全部弄回城里。”“某厂一位革委会主任，在一九七七年底搞了一场大会战，突击完成了任务，事迹登了报，工人得到很多奖金，他也高升了。可是，一九七八年这个厂可苦了！整个第一季度，他们干的就是把去年突击完成的产品全部拆开，重新装配，有的还要重新加工，整个季度他们没有生产出一台新产品。”“某位十九级干部，在干校时当‘鬼’队队长，对一位老干部额外照顾了一下，以后这个老干部复职时，立刻提拔他当了一个千人以上大厂的党委书记。”“还有种种现象：某些老干部想上哪去就能去得成……他们办公事老是说研究研究，办私事却敢拍板，敢作主。”“这就是冀申。我认为要实现国家经济建设的现代化，绝不可低估‘只会做官，不会做事’的冀申们的阻力。‘四人帮’倒台了，冀申们打着反‘四人帮’的旗号，而搞的还是‘四人帮’那一套。他们在新的时期对党和国家必然有更大的危害。”(30)作者通过冀申这个形象，把“伤痕”中的“文革”形象，转化成“工业战线”上的对现代化阻碍的“文革”形象，而从这一点上讲，恰恰不是乔光朴的存在而是冀申们的存在才使得“改革”成为可能。
与之相对的则是乔厂长形象的塑造，“乔光朴在这篇小说里要唱重头戏。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信心，对未来的信心很大一部分要在他身上体现”(31)。蒋子龙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也是通过将现实中的人物进行抽取而构建一个典型的做法，“但是没有一个现成的模特儿供我借鉴。我不得不动用我材料库里的全部‘干部档案’……我在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把这些人都过了一遍，然后，又把这些人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比来比去，有这么一个厂长引起了我的兴趣。他也是一个大企业的厂长，身上总是穿得干干净净，谈吐诙谐多智，干什么事都不着急，不上火，脑瓜聪明，搞生产也有办法，太邪门歪道的事自己不干，别人干他见了也不生气，很有点玩世不恭看破红尘的味道。他把工厂搞得也还不错，他是那种会生活、会工作、会处理关系的领导。这时我想就以他的特征作为乔光朴的基本性格特征。”“但是，我进一步结构故事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了，我发现这个厂长根本不会和冀申发生冲突，更不可能拉上石敢去上任。”“现在企业里最缺少的不是不敢讲民主的厂长，而是不敢讲集中的厂长。可是，我现在设想的乔光朴，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他没有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气魄，不会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现实生活和创作规律都逼使我不得不重新琢磨乔光朴的性格特征。”“这时，另一个我跟过他多年的厂长在我的心里活动起来了。这个厂长批评干部相当狠，尤其是对老同志，对年轻干部则好得多……他每天上班来，必定到各主要车间去转一圈，从他嘴里听不到‘研究’、‘商量’一类的词，他说的事情就非得办不可，什么问题反映到他那儿就算到头了。”“他说：‘打仗的时候，如果这个山头有战略意义，就一定要拿下来，死人也要拿下来。搞生产也是这个道理，该下的决心就得下决心。如果我手一软，你们说是十天完成任务，过了‘七一’一晃荡，半个月也完不成。”“在他身上还有许多这样的故事，全在我眼前活起来了。我感到我把乔光朴这个人物的内核抓住了，什么‘下山’呀，‘上任’呀，当‘主角’呀，所有的情节也跟着都活了。我的任务就是让笔尖跟着乔光朴走就行了，人物完全可以按照他自己的意志行事了。我只是提醒自己，不要阻拦他，不要让他干出不符合他的性格的事。”(32)
但是在这样的两极设定中，乔光朴对改革的认知也只是停留在“敢想、敢干、敢抓、敢管”上，“事实上改革初期我国国有企业采取的许多改善管理的措施，与苏联后期搞的‘谢基诺实验’、‘兹洛宾方法’、‘列宁格勒经验’、‘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说异曲同工。甚至那时流行的‘大厂文学’，以著名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也与苏联后期的‘大厂文学’如《普隆恰托夫经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辙。两者都提倡专家治厂、‘科学’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员的瞎指挥，又完全没有市场营销的概念。但是‘停滞时代’的‘普隆恰托夫经理’黔驴技穷回天无力，而‘走出胡闹’的‘乔厂长’却大展宏图开始了‘奇迹’，这与其说是后者比前者更能干，毋宁说是后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33)与此相对的，作为乔光朴的前任的冀申也只是被简单地设定为“只会做官，不会做事”。
“国家文学”与“党性”和“国家利益”
因此在“文革”与现代化的两极之间展开的《乔厂长上任记》，乔厂长“敢想、敢干、敢抓、敢管”的形象也就成了现代化改革者的化身。我们看到这种化身也是有着“石岸般突出的眉弓，饿虎般深藏的眼睛；颧骨略高的双颊，肌厚肉重的阔脸。这一切简直是力量的化身”。在机电工业局党委扩大会议的紧要关头，在面对无人愿意去收拾电机厂的烂摊子的局面时，乔光朴则表现出“他一双火力十足的眼睛不看别人，只盯住手里的香烟，饱满的嘴唇铁闸一般紧闭着，里面坚硬的牙齿却在不断地咬着牙帮骨，左颊上的肌肉鼓起一道棱子”(34)。这样的形象所表现出来的“革命战士”一样的面目，对于熟悉“十七年”革命文学作品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与那样的“革命战士”身上所具有的“革命意志”的强大支撑相似的是，作为改革者的乔光朴的这种力量，也恰恰来自于对“党性”和“国家利益”的认同和维护。在乔光朴对石敢的动员中，我们看到他正是依据这两点来展开对石敢的劝说：“‘嗯？’乔光朴一把将石敢从沙发上拉起来，枪口似的双眼瞄准石敢的瞳孔，‘你敢再重复一遍你的话吗？当初你咬下舌头吐掉的时候，难道把党性、生命连同对事业的信心和责任感也一块儿吐掉了？”“乔光朴用嘲讽的口吻，像是自言自语地说：‘这真是一种讽刺，‘四化’的目标中央已经确立，道路也打开了，现在就需要有人带着队伍冲上去。瞧瞧我们这些区局级、县团级干部都是什么精神状态吧，有的装聋作哑，甚至被点到头上还推三阻四。我真纳闷，在我们这些级别不算低的干部身上，究竟还有没有普通党员的责任感？我不过像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这本是极平常的事，现在却成了出风头的英雄。”(35)
乔光朴的“上任”与“改革”的动力也正是出自于“党性”的要求和对国家利益的维护，“党性”从乔光朴的表述中，可以看出是对“中央”所确立的任务的承担，是“像个战士一样，听到首长说有任务就要抢着去完成”。在新时期的国家利益就是现代化的事业所在，因此乔光朴的“上任”与“改革”也在“党性”与国家利益的统一中找到了依据。“像电机厂这样的企业如果老是一副烂摊子，国家的现代化将成为画饼。我们搞的这一行是现代化的发动机，而大型骨干企业又是国家的台柱子。搞好了有功，不比打江山的功小；搞不好有罪，也不比叛党卖国的罪小。”(36)因此，我们看到无论是围绕着《乔厂长上任记》展开的种种的文学生产机制，还是《乔厂长上任记》在写作中所自觉地遵守的写作原则，都是在国家利益的话语下展开的，纵观《乔厂长上任记》的从组稿、写作和发表、批评的前前后后，这篇小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国家文学”(37)的典型。“国家文学是国家权利的一种意识形态（表现方式），或者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一种直接产物，它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同时，国家文学是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家权利的代表和代言人之一，它为国家权利服务。国家权利是国家文学的最高也是最终的利益目标，这也就决定了国家文学基本的（或根本的）价值观。”(38)
在我们对《乔厂长上任记》这个文本及其生产机制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国家的权力及其确立的制度化生产机制的运行是保证这种“国家文学”得以开展和发挥其效应的重要的支柱，因而在这种文学叙事里面，“国家话语”仍是居于中心的主导话语，而与之相对的“个人话语”则必须要在“国家话语”的“伪装”下才进入合法性的叙事。
“现在我心里没有数，你要帮助我。结婚后每天晚上教我一个小时的外语，怎么样？”(39)
“乔光朴说：‘我要的正是这个效果。就是要造成既定事实，一下子把脸皮撕破，你可以免除后顾之忧，泼下身子抓工作。不然，你老是嘀嘀咕咕，怕人说这，怕人说那。跟我一块儿走，人家多看你一眼，你也会多心，你越疑神疑鬼，鬼越缠你，闲话就永远没个完，我们俩老是谣言家们的新闻人物。一个是厂长，一个是副总工程师，弄成这种关系还怎么相互合作？现在光明正大地告诉大伙，我们就是夫妻。如果有谁愿意说闲话，叫他们说上三个月，往后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没味了。这是我在会上临时决定的，没法跟你商量。”(40)
“灯火映照着童贞亮晶晶的眼睛，在她的眼睛深处似乎正有一道火光在缓缓燃烧。她已经没有多大气了。不管是作为副总工程师的童贞，还是作为女人的童贞，今天都是她生命沸腾的时刻，是她产生力量的时刻。”(41)
作为小说唯一的女性形象(42)，“作为女人的童贞”的婚姻只有和改革的事业相和谐才能保证其合法性。这三段引文基本上完整地展示了《乔》中对爱情与婚姻的观念。第一段引文是乔光朴向童贞求婚时的表述，第二段是乔光朴借用工作和改革的名义在会场上宣布两个人的结婚，第三段，童贞面对着这样的婚姻“生命沸腾”，“产生力量”的“火光”。我们看到在小说中，“个人话语”基本上是在“国家话语”之下的衍生或是“国家话语”的个人叙述。这种叙述方式在后来对改革文学的反思中也遭到了质疑：“乔厂长式的恋爱和李向南式的爱情生活分别概括了改革者的两种爱情方式……从这些作品的立意来看，爱情跟改革是统一的，当改革者以非凡的气势驾驭着改革的轮子向前驶进时，他同样驾驭着女人，驱使着女人。”(43)而这种“国家话语”的最基本内核就是对国家政策和方针的“图解”，正如《新星》中，李向南的“这一‘改革规划（想象）’实际上是对现实政策的严格图解，也就是说，李向南是在‘体制内’展开他的‘改革想象’，他没有越出‘雷池’一步，无非是通过他的这份‘改革规划’把一九八○年至一九八四年的农村改革政策复述了一遍”(44)。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从叙事框架的设置，即放在“文革”与“现代化”的两极之中，到内容设置，即对“两报一刊”社论的图解，无不符合国家话语的维护和对国家利益的承担。
作为新时期所确立的“国家文学”的样本，“改革文学”在八十年代后期遭到了强烈的批判，这种批判也是针对“改革文学”对“国家话语”的“复述”而造成思维方式的单一，最终成为一种“虚假的文学”(45)。一九八六年由辽宁作协和上海作协联合举行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历史经验”讨论会上，与会四十几位中青年评论家对“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都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否定(46)。另一方面，一九八三年的“清除精神污染”事件之后，国家从社会领域中撤退(47)，缺少国家政治权力保驾护航的“改革文学”在与一九八五年以后兴起的带有强烈的民族话语和个人话语特征的“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较量中，自然败下阵来。“寻根文学”所宣扬的“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48)。这里面恰恰包含着对国家和民族两种话语的区分。正如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所说：“时枝把日语同民族和国家区别开来的同时，也把语言的政治性完全抽象掉了。”(49)这种“区分”和“抽象”同样也存在于“先锋文学”那里，因此这种将“语言的政治性完全抽象掉”的“纯文学”在“新潮批评”的论证下，获得了文学话语的合法性。“‘文革’以后，最初是‘伤痕文学’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喜欢，批评界当时普遍认为这是一种新的文学发展（所谓新时期文学），把它看成是‘拨乱反正’在文学领域的具体实践，具有非常的创新意义。但是我一直对这种写作评价不高，觉得它基本上还是工农兵文学那一套的继续和发展，作为文学的一种潮流，它没有提出新的文学原则、规范和框架，因此伤痕文学基本是一种‘旧’文学（我这些看法后来在《一九八五》这篇文章里有较详细的论说）。由于当时主流批评家们对‘伤痕文学’的评价非常高（现在也还有人对它评价非常之高），而对此持怀疑、反对态度的人也不是我一个，于是围绕着‘伤痕文学’就有了很激烈的冲突，这种冲突到一九八五年前后尖锐化，对八十年代有着决定性影响的‘新潮批评’也由此而起。”(50)此种论证框架里面隐含的就是对“国家语言中心主义”的批判，“而在批判这种混交体书写语言的‘国家语言中心主义’那里，存在着把感情心绪的东西置于知识道德之上这样一种浪漫派的美学思考”(51)。这种思考方式也使得“纯文学”在九十年代日益复杂的现实中难以为继。但无论如何，一九四九年以来在国家政治权力的规训与维护下的“国家文学”，也最终以“改革文学”的失败而终结。
注释：
①见蒋子龙接受黑龙江《生活报》记者的采访。http://www.hljdaily.com.cn/xw_gn/system/2003/01/05/000335502.shtml
②见蒋子龙接受天津电视台“当代作家访谈录”节目的采访，http://tjtv.enorth.com.cn/system/2003/06/30/000588300.shtml
③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12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④⑤⑥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第278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⑦蒋子龙：《道是无情却有情——〈蒋子龙选集〉自序》，第21页，《不惑文谈》，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⑧⑨⑩蒋子龙：《大编辑》，《一见集》，第123、122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6。
(11)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账》，《不惑文谈》，第51-5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2)吴俊：《组稿：文学书写的无形之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3月。
(13)刘锡诚：《在文坛边缘上——编辑手记》，第388-391页，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
(14)吴俊、郭湛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第1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5)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账》，《不惑文谈》，第5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6)涂光群：《五十年文坛亲历记》（上），第278-279页，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
(17)(18)(19)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20)(21)(23)(24)(25)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22)再比如“歌德与缺德”事件以及“《苦恋》风波”的处理。
(26)徐庆全：《〈乔厂长上任记〉风波——从两封未刊信说起》，《南方周末》2007年5月17日。
(27)《写给厂长同志们》，出自蒋子龙《不惑文谈》，第71、7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28)程光炜：《一篇文章与对“伤痕文学”历史记忆和问题的探讨》，未刊稿。
(29)(30)(31)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账》，《不惑文谈》第53、53-54、5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32)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的生活帐》，《不惑文谈》，第55-58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33)秦晖：《“中国奇迹”的形成与未来——改革三十年之我见》，《南方周末》2008年2月21日。
(34)(35)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见《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第211、217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6)(39)(40)(41)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第224、225、238、238-239页，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7)这里使用的“国家文学”概念仅是在认知的意义上暂且使用的提法，此观点参照了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起源》中对“国家文学”的“知识考古学”式的考察，同时也借用了吴俊、郭湛涛在《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一书中的研究成果。
(38)吴俊、郭湛涛：《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42)在《乔厂长上任记》中，除了童贞以外，还有三位为了叙述需要的女性出场，一次是在乔光朴宣布结婚时，跟在霍大道身后的“两个电机厂党委的女委员”；另一次女性的出场，是乔光朴看戏的时候，郗望北的妻子陪同前往，“先拉上外甥媳妇去了戏院”，但这三位女性都没有形象描写。
(43)(45)周海波：《“改革文学”批判》，《齐鲁学刊》1988年第6期。
(44)杨庆祥：《〈新星〉与“体制内”改革叙事》，未刊稿。
(46)卜晓明：《在蜕变、裂变中更新、完善——新时期文学十年历史经验讨论会纪实》，《当代作家评论》1986年第5期。
(47)邹谠：《二十世纪中国政治》，香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0。
(48)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49)(51)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第212、207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0)李陀：《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