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好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基本矛盾关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矛盾论文,经济运行论文,关系论文,市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市场经济是一个讲求效率和优化的经济形态，但并不是一个完善的经济形态，就是最崇尚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家也承认它是有缺陷的经济形态，因而在其运行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多基本矛盾。我们在改革、发展中面临的各种经济难题，实际上最终都出自这些基本矛盾。
从各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实践，包括我国市场化改革与发展的实践以及迄今经济学的理性总体看，有四个方面的矛盾是回避不了的：一是政府和市场的矛盾，二是竞争和垄断的矛盾，三是局部市场和统一市场的矛盾，四是产权多元化和资源集中的矛盾。每当人们把这些矛盾关系协调得好一些的时候，社会经济就出现较顺畅的发展；每当人们忽视了这些矛盾，人们的认识不符合客观规律时，这些矛盾就激化，社会经济发展就受到挫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协调好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
一、政府与市场的矛盾
自发竞争的市场机制和协调竞争的政府作用，从市场经济诞生起，就是相伴相随的。
市场经济诞生的初期，人们相信自由的力量，几乎“一边倒”地排斥社会统一管理经济、掌握资源、干预经济的政府。历史上曾经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思潮，叫作“无政府主义”，就与当时市场经济下方兴未艾的自由竞争的发展密切相关。
自由竞争造就了大机器工业的迅速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工业化的迅速实现。但是，历史也被马克思不幸言中。1929年到1933年，全球爆发了严重的过剩危机，世界经济陷入了一个大萧条时期。痛定思痛，人们开始认识到没有政府还真不行，于是此后就诞生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理论强调政府要干预经济，其中主要是干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并不是现在很多人说的“制定规则”、“维护秩序”。
由于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市场经济又获得了一个较大的发展空间。20世纪40年代末期开始，战后很多发达国家越来越少地发生那种危机性的供求失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对立也日趋缓解了。经济再向前发展，新的矛盾又出来了。50年代初期，日本作为后起的工业化国家要实现经济赶超，面对发达国家的行业垄断和强大的“先行者利益”，日本的理论是“市场失败”，即市场机制在某些情况下会导致非良性后果，如不顾社会利益的污染、恶性竞争、无人投资基础设施等。由此，就有了日本的产业政策。
日本的产业政策造就了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一种新型格局，这种格局使日本一举成为了世界经济大国。于是人们又认为日本的经验好，政府不仅应当干预总量，还应当干预结构、干预产业发展。韩国把日本的产业政策又进一步发挥，形成了政府扶持大企业的模式，韩国也有了举世公认的发展。但很不幸，就在人们沉溺于这类成功时，市场又提出了新的挑战。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这场危机中，日本、韩国模式的缺陷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政府扶持下的企业、产业的脆弱性充分地暴露出来。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前崇尚的产业政策、大企业模式提出了很多反思和批判。
到今天，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仍没有处理好。2001年3月，美国加州连续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的分区停电，近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加州电力危机事件”对美国后来一系列政策发生了重大影响，加州为什么会爆发电力危机？加州是著名的“硅谷”所在地，是“新经济”的心脏地区，电力又是工业文明的基本标志，既非美国人不会发电，也并非没有能力协调电力供求，而是美国人在主观意识上相信高科技主导下的“新经济”时代已经到来，电力这种传统产业已经成为“夕阳产业”。在此乐观估计下，市场导向下的资源配置机制出现了偏差，资源大量、集中地流向了高科技产业，而被人们忽略的电力等传统产业已无法通过市场、通过竞争获得足够的资源，明显出现发展乏力的迹象。在此时，美国政府作出了退出对电力产业扶持，把电力供求全部交给市场来调节的决策。政府决策一失误，加州就爆发了震撼“新经济”心脏的电力危机。
这个过程让我们看到，每当人们协调好市场和政府的矛盾关系时，社会经济就会发展，否则，社会经济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出现危机。我国过去的实践正好是另一个极端。计划经济就是完全否定市场的作用，极度夸大政府作用的一种经济形态。我们很长时期的发展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经济形态的失败。我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就是让市场机制充分发育，充当资源配置主导性力量的改革。
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是否就是“政府退出”和“市场进入”呢？不是。我们的改革也得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两个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经验教训。80年代中、后期，各地发展经济的呼声十分高涨，中央就提出了一个“有水快流”的战略，让各地有什么资源就发挥什么优势，“国家、集体、个人一块儿上”，把资源产业发展完全交给了市场。结果，导致了小煤窑、小矿山遍地开花。人们不顾条件地对自然资源实行掠夺性开采，造成了对资源、对环境的极大破坏。这个恶果到现在还没有消除，近期没有完善安全措施的小煤窑连续出现特大恶性事故，就是那一段资源产业发展失控的后遗症。这是忽视政府作用、滥用市场机制的实例。另一个是排斥市场作用而滥用政府权力的例子。河南是我国小麦主产区，河南人爱吃馒头，于是郑州发展起了一个“馒头产业”，有人专门蒸馒头供应市场需求。政府说，馒头是吃的，关系到人民健康，政府得管这个市场，于是，市政府和区政府分别成立了“馒头办”，管什么？专管批蒸馒头卖的许可证。批，得交钱；交钱不算，还得买“馒头办”指定的厂家的面粉。容易想象，这个“馒头办”是在规范市场，还是在滥用行政权力从市场中“寻租”、攫取利益？最终，市政府和区政府的“馒头办”因为利益分配不均打起来了，互相不承认对方发的“证”。这个荒唐事在媒体的披露下终于寿终正寝。
市场化改革面临的大量问题，实际上，如果深入观察，这些问题背后隐藏的，也是如何处理好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好这个矛盾的问题。例如，前几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问题，最近的民航、电力、电信以及铁路等行业的资产重组问题，国企职工身份转换问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问题，整顿与规范市场经济秩序问题，以至我国“入世”后面临的挑战问题等，无一不涉及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这一矛盾。
二、竞争与垄断的矛盾
市场经济靠竞争来完成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但在实践中人们还不得不经常向垄断妥协，原因在于工业化带来了一个重要的效益现象，叫作“规模效益”。
“规模经济”不是指大企业有实力，能轻易排挤小企业，而是和工业化、和机器手段的不断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很多工业产业中，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规模越大，单位产品成本就越低，这就是“固定成本”分摊的问题。产量越大，也就是规模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品中的固定成本就会越少。产品成本低了，价格就会低，产品就可以有更大的市场竞争力。这种现象叫作规模的经济性。规模的经济性是工业化阶段的一个特有现象，是成批、大量生产的产物，是生产力的要求。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里。成批大量生产，就要求有较大的市场，一家工厂的供应能力就足以满足方圆很大一块区域的需求。这是工业化理论中的“生产集中规律”。生产集中给人们出了一个难题，因为生产一集中，市场供给就集中到了一家企业，就导致了垄断。在19世纪，英国“剑桥派”创始人马歇尔提出：竞争产生竞争效益，生产集中导致规模效益，人们需要不断地在这个两难中做出选择。在整个20世纪中，可以说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和协调这个两难的矛盾密切联系在一起。美国人最强调“竞争优先”，历史上强行将规模大到在市场中占有绝对份额的公司拆分的案例很多，包括近两年的“微软”被控垄断案。日本经济政策的特点是在“马歇尔两难”中选择“生产集中优先”，“新日铁”就是“集中优先”的结果。不过，美国也并非不搞垄断，世界上的跨国公司中美国资本是大头。日本也并非不搞竞争，“日美汽车贸易摩擦”就是国际竞争中的剧烈摩擦。
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竞争与垄断之间的矛盾关系又有了新特点。消费需求不再满足于成批、大量生产下的价格便宜，而改为多样化、个性化。小批量生产又成为新的生产方式。不仅如此，由于技术进步不断加速，规模的经济性往往成为了阻碍技术升级的“拦路虎”。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竞争不足。中国“入世”前后，很多人忧心忡忡于有些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不高。为什么不高？因为缺乏优胜劣汰的市场“洗礼”。
当前的市场化改革中，反垄断的迫切性正在明显增加。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大机器应用造就的生产集中很容易带来市场份额的过度集中。另一方面，我国又处于经济体制的转换过程中，依靠行政权力决定垄断价格的旧体制痕迹还远未清除干净。一旦遇到新的经济矛盾，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从旧体制的经验中寻求答案。
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最大“瓶颈”并非是资源的稀缺，而是资源配置的无效率和非优化。谁能够完成资源配置的优化呢？市场，竞争。我国启动消费的根本难点，在于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垄断性消费条件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欲望。我国投资需求不旺的关键，在于民间投资无法跨越很多产业的垄断性“进入壁垒”。国有企业改革的最终出路也在于赋予其优胜劣汰的机制。
人们在市场经济中经常会面临“两难”，并非垄断也有好的一面。垄断是市场经济的大敌，是一种腐朽，是一种市场暴力。垄断导致技术停滞与制度腐败。当生产力发展在客观上导致一定的垄断时，我们的选择不应是维护垄断，而是寻求新的竞争机制，在更高层次上发展竞争。
竞争是市场经济优化配置资源的根本手段，但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实现充分竞争。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候还得容忍垄断的合理存在。例如，不可能在一个住宅小区内设置两个自来水公司供水，在这种“自然垄断”领域，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作用是失效的。为了利用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就得在市场份额上容许一定垄断因素的存在，但这又是不得以而为之的被迫选择。自然垄断并不等于说无需市场原则，并不等于说政府或者政策应当鼓励垄断。对于自然垄断，可以采取招标方式优化选择参与主体，或通过“听证会”等方式，要求那些实施必要垄断行为的主体证明其行为确实符合公众、社会的整体利益。然而，政府及其政策在什么时候都不能鼓励或纵容垄断。在所有市场机制发展成熟的国家，政府总是要站在反垄断立场上的。换言之，垄断是厂商的本能取向，反垄断则是政府的天然职责。
有一个问题值得多说几句。人们需要理解和认识市场经济下一个极为重要的杠杆，这就是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优化选择得有个尺度，价格就是社会评判优劣的最重要尺度。价格竞争是市场经济下最基本的竞争形式。其他所有形式包括品牌竞争、质量竞争、服务竞争、品种竞争以及技术竞争等，都只能是价格竞争的延伸。其实，在市场经济下其他所有形式的竞争力都是可以换算为价格的。有必要指出一个深层次道理：市场经济的最大特点就是把交易过程中的一切条件都换算为单一的货币单位。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拿钱说话”、“拿价格说话”。这种尺度的单一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在这个“拿价格说话”的过程中，有限的资源就被配置到了那些“优”的生产者手中。
在关于价格竞争的讨论中，人们很容易诘问的问题是，“价格战”确实导致了很多企业的亏损。其实，这个问题的另一个问法应当是：为什么这些无法赢利的企业仍不肯退出？在我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问题不在于存在着价格竞争，而在于缺乏与价格竞争相应的退出机制，在于那些劣的企业不肯、或者无法顺畅地实现从供给领域的退出。
三、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的矛盾
在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一个明显障碍，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这并非什么新问题。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是和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学常识可知，市场越大，资源配置的优化程度就越大。统一的大市场是发展竞争的必要条件。地方封锁、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地方垄断行为。这种行为不仅不利于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最终也不利于区域经济自身的发展。目前，地方保护主义已从最初的市场分割与区域封锁发展为公然保护“假冒伪劣”，从维护局部经济利益的动机发展为利用行政权力攫取违法利益的“寻租”动机，从政府行政行为发展为司法行为。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已成为一段时期以来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地方保护主义的快速蔓延与改革措施不完善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几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前期在区域倾斜政策中，政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实际已成为了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要诱因。二是长期以来，中央与地方的领导关系仍未理顺。中央赋予地方政府的区域经济发展责任与其相应的资源支配能力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三是一些相对滞后地区被迫采取高筑市场壁垒的方式避免利益流失。四是信用状况恶化，使“自我保护”成为一些地方的主要应对措施。
进入21世纪，我们面临的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并非只是地方保护主义、地方封锁一个表现形式。另一个重要表现形式是，中国已经成为世贸组织的正式成员国，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也在激化。人们一方面呼吁竞争，另一方面又都担心国际竞争延伸到国内市场中来，担心国内市场为别人所占有。“入世”的必要性已说得很多了，我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内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又需要对自己的市场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怎样把握好这个“度”，找好其中的平衡点？这是考验我们智慧的一个现实难题。很多企业已经面临这个难题。
在如何处理好、协调好局部市场与统一市场之间的矛盾关系上，迄今我们还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探索这个矛盾的运动规律，仍然是考验我们改革与发展的一个重大挑战。
四、产权多元化与资源集中的矛盾
工业化要求资源集中。开矿山、办钢铁厂、建100万吨级的乙烯装置、500万吨级的炼油厂，没有大量的资源积聚和集中不行。也就是说，一方面得把全社会的资源集中到一块，另一方面得把在今后许多年中连续发挥作用的资源在一个短期内集中投入。这种客观要求，靠单个特别能赚钱的老板不行。如果靠单个老板赚了钱再不断把利润投入到修铁路上来，可能到今天我们也修不了多少铁路。
但是，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又必须维护产权的多元化，否则，就成了计划经济了。当初计划经济的设想，就是企图用构建一个统一利益的办法来满足资源集中的要求。既要把分属不同所有者的资源集中起来，而且是高效率、低成本地集中起来，又不能打破资源归属于多元化所有者的这个制度约定，各种要素原来是谁的还得是谁的，不能剥夺。这不是矛盾吗？这个矛盾是市场经济面临的最重要的矛盾之一。
马克思的《资本论》在论述利润又得在流通中产生、又不能在流通中产生时，说了一句话：“这是‘罗陀斯’，你就在这里跳吧”。翻译家们不知道该怎样译这句话，就照着发音“硬译”了过来，然后加了个注解，说马克思的意思是，你就在这两个完全相悖的条件中证明你自己的才能吧。市场经济就是在这样两个看起来完全相悖的约束条件下证明了自己的神奇。一个是人们最熟悉的方式即银行。银行可以把千千万万储户的钱集中起来贷给企业，由此，一方面不改变资产的归属，另一方面又实现了资源集中。市场经济下更大的资源集中方式是资本市场。企业按照社会约定的统一规则在资本市场上发债，投资者自由地在市场上买卖企业债和流通企业债，由此就实现了资源集中。股权不过是债权的进一步发展和延伸。这两种产权形式的区别就在于投资者对风险承担的程度不同。债市也给人们启发。既然债权能够通过公众化的市场流通，那么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股权也可以通过公众化的市场流通，于是就有了股市。
股市的债市同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关系，就是保证产权在资源集中的过程中不被剥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区别，就在于用什么办法实现资源集中。用剥夺的方式就是计划经济。党的十六大报告说，人们的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都要受到保护。为什么？没有这个保护，我们就没有了市场经济。处理好产权归属多元化与资源集中这个矛盾也并非易事。我们的前期股市发展的不完善，就在于没有处理好这个矛盾，存在着允许暗中剥夺的漏洞，比如“上市圈钱”和“大股东掏空上市公司”。
在中国，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是个任重道远的事，不是有个资本市场的形式就行了。我们需要真正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弄明白：股市、资本市场的真谛不是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口袋里的“游戏”场所，而是尊重、保护、维护多元化的产权归属的制度产物；不是为了把老百姓的钱更多地拿到“国家”手里才需要股市，而是为了国家、企业、社会用了老百姓的钱，但这个钱的产权归属仍然是老百姓、投资者的这样一个目标才建立股市、建立资本市场的；不是说投资者不承担风险，没有受损的可能性，而是说不能有变着法暗中改变所有权的制度漏洞。不仅公开市场如此，不入市的产权部分也得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