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的国人公共精神观
何正付
（韶关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韶关512005）
摘要： 林语堂认为近代中国国人普遍缺乏公共精神，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人们重视自己及其家族利益，轻视公共利益；二是社会团体活动的严重缺乏，公共精神的培育缺少有效途径；三是法治缺失，国民个人政治权利没有保障，大家明哲保身，不愿多管闲事，导致人们对公共事务非常淡漠。
关键词： 林语堂；公共精神；个人主义；团体活动；法治
公共精神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对公共事务及公共利益的关注、理解和承当的心理倾向和行为选择。完成从专制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转型是近代中国的重要政治目标，实现这一宏伟目标既需要建立民主的政治制度，又需要培养国人的公共精神。公共精神是民主制度的灵魂，一个公共精神匮乏的国家或地区，即使有民主制度，也是失灵的。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对意大利南部地区和北部地区的政治运行情况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究，其研究结果反映了居民的公共精神程度对民主制度运行效益的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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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叶，中国名义上已经进入民国时代，但民主制度名存实亡，人们的政治观念仍然深受传统思想的影响，现代政治文明意识非常淡薄。著名作家林语堂当时非常热心政治，对国人的公共精神多有论述。
一、旧中国时期国人普遍缺乏公共精神
公共精神并不否认个人利益，它强调人们在关注私人事务及珍惜私人利益的同时，也关心、参与公共事务和爱护公共利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们如果热心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肯定是公共精神发达的表现；反之，如果人们只热衷于自己的私人事务，对公共事务非常冷漠，无疑就是公共精神的匮乏。
近代中国国人普遍缺乏公共精神，这在当时许多名人著作中都有描述。晚清时期，在中国生活了22年并且游历内地众多地区的美国传教士亚瑟·亨·斯密斯（明恩溥），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中描述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现象，“中国人对属于 ‘公共’的东西不仅不当一回事，或不加爱护，或占用，甚至偷盗。铺路用的石子被人拿去用了，城墙上的方砖日渐减少。”［1］明恩溥描述的这种现象在那时的中国非常普遍，人们往往只关注自己的私事而对公共事务极其漠然，甚至还偷偷地损公肥私。近代中国人们公共精神的匮乏在对外战争中也有惊人的表现，完全一副事不关己的麻木状态。历史学家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指出：“在鸦片战争以及后来的诸次列强侵华战争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基本态度，是置身事外。”［2］
到了民国时期，虽说一些革命志士和知识分子具有忧国忧民的公共情怀，但这部分人在整个国民群体中毕竟只占极少数，绝大多数国人仍旧对公共事务非常冷漠，人们的公共精神整体来说仍然非常匮乏。鲁迅曾经指出：“龙门的石佛大半肢体不全，图书馆中的书籍，插图须谨防撕去，凡公物或无主的东西，倘难于移动，能够完全的却不很多。”［3］公共的东西要么被破坏，要么被偷偷占有，鲁迅先生描绘的这种不文明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少见，而且与明恩溥描述的晚清时期的状况很类似。这种类似从一个侧面说明从晚清到民国，人们的公共精神没有多大改观。
20世纪20年代初期，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活动家罗素来中国访问、讲学约一年，印象是中国人非常冷漠和没有人道主义的冲动，觉得“中国人的伦理历来不注重公共义务，而家族观念却很重”［4］47。罗素对中国抱有深切的同情，也希望中国能完成现代化转型。但他认为中国的社会改革若要取得成功，人们必须用公共思想取代旧时的家族伦理观念，把经营私人事业时的诚实美德转到国家事业上来［4］195。总之一句话，还是说那时的中国人缺乏公共精神。
二、国人公共精神缺失的价值观基础——个人主义泛滥
林语堂指出：“运动乃为联系合群的最佳方法，故为英美人士社会生活的基础。”［5］151体育团体运动既强调公共规则（双方都要遵守的游戏规则），又强调己方队员之间的通力合作，非常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规则意识和团队意识。因此，经常参加体育活动不仅可以促进人们彼此之间的交往，而且是培养人们公共精神的良好途径。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绝大多数国民都以务农为生。在科技落后的年代，从事农业生产是一项耗费体力的事情，一般民众劳作之后往往非常疲惫，很难有兴趣和精力参加体育运动，因此，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普遍缺乏体育运动。读书人按理说应该有精力也有需要，没干体力活，正好参加体育活动锻炼一下身体和丰富生活内容。但是崇尚文雅、鄙薄“粗野”的文人风气，加上礼教繁文缛节的约束，近代中国的读书人大多也不喜好体育运动，更别提对抗性的团体运动。传统中国社会体育运动的普遍缺乏无疑使广大国人失去了一个培养、锻炼公共精神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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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是人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兼具娱乐和社交功能。中西方国家人们都喜好游戏，但喜欢的游戏类型不一样，不同种类游戏对人们精神上的影响也大不一样。按照参与游戏人数多少的标准来划分，游戏可分为单体游戏和团体游戏。单体游戏就是一个人玩的游戏，属于自娱自乐性质，其社交功能意义很弱。团体游戏是指多人一起参与的游戏，社交功能意义较强，它对人们的社会观念影响相对来说也要大些。团体游戏其实又可细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合作类游戏，以小团队为竞争单位，小团队成员之间需要齐心协力才能取胜；二是非合作类游戏，即参与人都各自为战，合作反而属于违规。合作类的游戏类似于体育团体运动，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公共精神。西方流行的桥牌游戏就是合作类游戏，它强调队友之间的合作，需要队友共同努力去赢得胜利，而非强调个人的能力，经常玩合作类游戏肯定有助于人们规则意识、团队意识的养成。但国人热爱的游戏却是非合作类游戏。如中国盛行的麻将游戏就是强调各自为战，而且每个参与者取胜的关键就是要尽量破坏其他参与者的一切机会；因此，相互拆台是玩麻将游戏的常态，合作却属于违规，经常参与这类游戏养成的可能是人们的个人主义思想，而非公共精神。所以，林语堂说：“从这个麻将哲学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个人主义的素质。”［5］151
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何为价值、怎样评判价值、如何创造价值等问题的根本观点。人们的价值观为其决策、行动提供原则与标准。一个人信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会有相应的为人处世态度和行为选择。因此，如果人们把个人及家庭利益作为首要价值目标时，其关注的焦点必然只能是自身、家庭或家族。当人们只顾关心自己的小家庭利益、只顾效忠自己家族的时候，外面的世界，涉及众人的公共事务自然就显得无足轻重，甚至懒得理会。“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中国民间颇为流行的一句话语，也是众多国人的生活理想，其中既表达了对家庭的高度关切，也流露出对社会的淡漠。只要小家庭好就行，社会好坏与我无关的处世态度在现实生活中是多数国人的实际选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句在中国古代读书人中流行的口号，其中倒是饱含社会关怀的公共精神，但多数读书人只是嘴里喊着“治国平天下”，心里真正渴望和追求的是个人的功名利禄，并非福泽苍生。因此，那些高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口号的读书人，一旦身居要职，真正实际造福苍生的寥寥无几，为自己及家族谋私利的却比比皆是。在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泛滥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公共精神的养成必然非常艰难。
正因为人们把热心公共事务的人当作正常人类的迷路者，所以不愿意自己的孩子热心公共事务。林语堂指出：“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5］152因此，一旦发现孩子有这方面的思想，为了孩子及家庭的利益考虑，必须及早压服他，改正他好管闲事的毛病。家庭教育是孩子价值观形成的重要因素，如果父母和其他长辈教育小孩要关爱他人，要相互帮助，并且在他做好事后给予表扬和奖励，在这种家庭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小孩往往富有爱心和公共情怀。反之，如果父母和其他长辈教育孩子一切为自己，对孩子热心做好事不但不鼓励，反而老是批评，那么孩子好管闲事的“毛病”肯定会渐渐改变，其本来具有的公共精神自然也会慢慢泯灭。当一个社会的多数成员只考虑自己及家族的利益，不愿意关心公共事务，甚至还鄙视他人热心公共事务，那么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和公共精神的匮乏就是必然的结果。
三、国人公共精神缺乏的生活基础——社会团体活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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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过心怀天下、耿直敢言的知识分子群体，如东汉的清议之士和明末的东林党人。后汉时期政治批评盛极一时，儒生领袖和太学生们经常议论时政，甚至无所忌讳。但是，林语堂指出：“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清议之权威抵不过宦官的势力，终于有党锢之祸。清议之士，大遭屠杀，或流或刑，或夷其家族，杀了一次又一次。于是清议之风断，而清谈之风成，聪明的人或故为放逸浮夸，或沉湎酒色。”［8］95清议的实质就是评论时政，具有强烈的公共精神。然而，在君主专制时代，清议往往被视为对当权者的冒犯，是对朝廷权威的挑衅，被打压是必然的结果。这无疑是告诉大家：莫谈、莫管国事，否则后果严重。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既然议论时政风险如此之大，那就谈风花雪月吧，清议于是变为清谈、玄谈，久而久之，人们的公共精神就泯灭了。
林语堂不仅认同近代中国的国人缺乏公共精神的观点，而且尝试去分析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在林语堂看来，国人缺乏公共精神首先与他们信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指出：“中国是一个个人主义的民族，他们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即为扩大的自私心理。”［5］150个人主义是指一种“高度重视个人自由，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不受外来约束的个人或自我”的政治和社会哲学［6］。按照个人主义的定义，传统中国显然不是个人主义盛行的社会，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既不“高度重视个人自由”，也不“广泛强调自我支配、自我控制”。因此，林语堂此处讲的“个人主义”并非其本来含义，而是赋予了特殊含义，即特指那种只为自己及小集团谋利益的自私自利的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也就是说，林语堂认为近代中国的国人之所以普遍缺乏公共精神，首要原因是人们的价值观出了问题，大家眼里只有家庭或家族利益，而没有社会关怀，本质上还是自私自利主义。
人们的精神特质与其生活方式及状态息息相关。国民的公共精神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养成离不开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反复实践。血缘、亲缘关系之外的社会团体活动是培养人们公共精神的重要渠道。英美国家人们的公共精神之所以发达，林语堂认为这与英美人士热爱体育运动、喜欢结社和经常参加宗教活动密切相关。
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泛滥还带来另外一个消极后果，即人们不但自己不关心公共事务，而且怀疑、鄙视他人热心公共事务。信奉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的人认为，人们的行为都应当是为自己及小集团利益服务，否则就不正常。因此，当看到他人热心公共事务时，极端个人主义者要么怀疑他向社会公众献殷勤以沽名钓誉，要么觉得他多管闲事，是正常人类典型的迷路者。20世纪初期，有些中国知识青年受美国文化影响，醉心于美国式的社会服务，他们组织了一些志愿团体，在民众中推行“扫除文盲”运动，志在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这本是一件实践公共精神、服务社会的好事，但当时一位颇有权势的军阀却公然批评道：学生就应该勤勉读书，不宜干涉外界事务。文盲不干涉你们学生的事，你们凭什么去干涉人家？［5］152一帮年轻人热心搞扫盲运动以提高国人文化素质，却被人看做干涉他人事务、多管闲事。因此，林语堂感叹：“在中国人看来，社会工作常视作于干预他人的事。一人热心于社会改革或任何其他公共事务，看来常觉得有些可笑。”［5］152
结社也是培养人们公共精神的重要途径。公共精神的核心就是关心和维护公共利益，而结社是实现这一目标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但是，传统中国社会非常忌讳结社，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7］在儒家看来，合群是君子行为，而结党则是不道德的，因为结党往往意味着营私。随着儒家思想逐渐影响中国，君子不党也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重要道德要求。旧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和家天下的政治思维使得统治者非常害怕民众聚集谋反，故对民间结社一直保持高压打击态势，老百姓为了人身安全自然对结社避之不及。因此，近代中国只存在非法的秘密会党，而没有公开的合法结社，林语堂讲：“中国人视谈论政治如宗教上的禁例，他们不投票，也没有讨论政治的党社。”［5］151在人们普遍忌讳结社的社会里，公共精神养成又失去了一个重要渠道。
四、国人公共精神缺乏的制度原因——法治的缺失
国民漠视国事，如同一盘散沙不团结，是近代中国的普遍现象，林语堂视其为中国的最大弱点。国人为什么会形成淡漠公共事务的习性呢？林语堂认为：“须知这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态度，并非国民的天性，乃因不得人权保障，法律不能卫人，所以人人不得不守口如瓶以自卫。”［8］5也就是说，国人并非天生的对公共事务冷漠，而是因为人权没有法律上的保障，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只好少管闲事。
由于地区自身基础条件等原因，同一产业在不同地区的发展轨迹有显著的差别。本文根据2005～2017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出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和西北各区域6个产业相比前一年的产业动态集聚指数，限于篇幅，本文只列出产业转移趋势明显的产业转移测度值，如表2所示。
民国时期，政治环境相对于君主专制时代宽松了许多，但由于法治的缺失，民众的政治权利依旧没有保障，热心公共事务、批评时政仍然是风险极大的事情。运气好，没人找你麻烦；若运气不佳，轻则坐牢，重则丧命。邵飘萍、林白水两位著名记者当年就因为批评北洋军阀被枪杀。林语堂自己在北京大学教书时，也因为喜欢批评时政遭到北京政府通缉，被迫去了厦门大学。1932年，宋庆龄、杨杏佛等人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林语堂出任同盟宣传部主任，蒋介石对同盟的政治活动深恶痛绝，密令军统特务暗杀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同盟被迫终止活动。因此，即便到了民国时期，由于权利没有保障，大多数国人还是不敢也不愿关心公共事务，人们的公共精神仍然非常匮乏。
林语堂还特别指出：中国青年起初具有的公众精神并不亚于欧美青年，他们热心参与公共事业的愿望也和其他国家的青年人一样。但是，在国家缺乏法治、个人权利没有保障的社会环境下，热心公共事务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因此，青年们逐渐变得“聪明”而习惯于冷淡公共事务了［8］101。这里所谓的“聪明”其实就是世故与麻木，就是公共精神的丧失。
林语堂认为，要使中国人民变散漫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须先改变他们明哲保身的人生态度。但是要人们改变明哲保身的态度，“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改造使人不得不明哲保身的社会环境，就是给中国人民以公道法律的保障，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以内，可以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而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予宪法人权之保障。”［8］95
HPLC法同时测定消癌平片中通关藤苷A和通关藤苷I的含量 ……………………………………………… 王祁民等（13）：1790
孙中山先生说，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关心政治、评论时政其实质就是关心众人之事，当然是人们具有公共精神的一种表现。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只要不是故意诬告诽谤他人，无人可以干涉。当国民的政治权利有了充分的保障，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自然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公共事务本来就是关系大家利益的事情。关心公共事务的人多了，人们的公共精神自然就会逐渐振兴起来。所以，林语堂说：“当个人权利有保障，人就可以变成关心公益的人。而人之所以兢兢自危者，实为诽谤罪之滥施。当此等权利无保障，吾们自存的本能告诉我们，不管闲事是个人自由最好的保障。”［8］102
五、结语
20世纪初期，关心国民公共精神话题的人并不少，但对此问题深入分析研究的却不多。林语堂从人们的价值观、生活习惯以及国家法律制度等方面对国人公共精神缺失的原因做了比较全面和深刻的剖析，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换个角度来看，林语堂对国人公共精神缺失原因的深刻剖析实际上已经为怎样培育国人公共精神指出了可行的选择路径，即培养人们正确的价值观、推广健康积极的生活习惯、加强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充分保障国民权利等。
参考文献：
［1］亚瑟·亨·斯密斯.中国人的性格［M］.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72.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14：314.
［3］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194.
［4］罗素.中国问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
［5］林语堂.吾国与吾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5.
［6］百度百科.个人主义［EB/OL］.［2019-04-18］.https://baike.baidu.com/item.
［7］张卫中.论语通译［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208.
［8］林语堂.我站在自由这一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Lin Yu-tang’s View of Chinese Public Spirit
HE Zheng-fu
（School of Marxism,Shaoguan University,Shaoguan 512005,Guangdong,China）
Abstract： In Old China,people generally lacked public spirit.Lin Yutang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three main reasons for this situation:First,the overflow of individualistic values,people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ir own and their family interests,and despising public interests;Secondly,there was a serious lack of social group activities and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public spirit.Third,the absence of the rule of law,the lack of protection of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individual citizens,and concern for public affairs were liable to cause trouble,leading to people’s indifference to public affairs.
Key words: Lin Yu-tang;public spirit;individualism;group activities;rule of law
中图分类号： D0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348（2019）10-0093-05
［收稿日期］ 2019-06-01
［基金项目］ 韶关学院科研项目“林语堂政治思想研究”（SY2016SK10）
［作者简介］ 何正付（1971-），男，湖南桂阳人，韶关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政治思想史。
（责任编辑：廖筱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