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从前沿思潮看马克思主义(上)——访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社会学理论与方 法研究中心主任郑杭生教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人民大学论文,社会学家论文,论断论文,思潮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记者：郑先生，听说您去年年底曾给中国人民大学全校第一学年的博士生讲过一个题 目：“从前沿思潮看马克思主义”。您为什么要选择这个题目?
郑杭生(以下简称郑)：主要是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人民大学为第一学年的博士生开设有“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这一 课程。该课程主要结合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所涉及的当代社会思潮，着重讲如何正确 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社会学及其各个分支学科所涉及的前沿思潮，主要有社会分层 思潮、国际人权思潮、建构主义思潮、现代化思潮等。它们也都这样那样涉及马克思主 义，同样也有一个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所以，开这个课，并不是我的创造 ，而是按照学校的规定，尽我作为一个社会学教授的义务。当然，这并不是惟一的原因 。
第二，更重要的是，由于国内外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主要是在国际上世界社会主 义陷入了低潮，在国内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深入而引起的深刻和激烈的社 会变化，都把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尖锐地放在人们的面前。毋庸讳言，现在 有来自两个方面不能认为是正确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一种是程度不同的“过时论 ”，以及从“过时论”中引申出来的“无用论”，认为马克思主义实际上不能再作为我 们的指导思想，要说能也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这种“两套话语系统现象”是“社会主 义低潮期综合症”的主要表现之一。另一种则是程度不同的“教条论”，即把马克思主 义当作教条，否认马克思主义需要与时俱进。这两种来自两个极端的态度，都是对坚持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利的。可以说是“极端相合”。这也不奇怪，因为无论是“过时论 ”，还是“教条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缺乏实事求是和具体分析态度，都是一种“好 则一切都好，不好则一切都不好”的两极思维方式。这两种态度，无疑是我所不能赞同 的，确实有话要说。
第三，博士生是我国社会的精英；处在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是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的 汇聚点和争夺点。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能否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 主义，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现实的情况，让人喜忧参半。人民大学确有一批 “方向正确、人品高尚、学问扎实、身体健康”的博士生。但确实也有使人担忧之处。 他们之中，真正阅读马克思主义有关原著的并不是那么多，他们之中不少人通常是从西 方学者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论著中，根据西方学者所引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 来判断真假对错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被误认为站在学术前沿。我觉得对他们讲讲 自己多年来在国内外的有关的体会，对前一部分博士生是一种鼓励，对后一部分是一种 引导。从这方面说，结合社会学学科的实际讲讲“从前沿思潮看马克思主义”，已经不 是单纯被动地尽一个教师的义务，而是一种被社会责任感驱使的主动参与了。
记者：那么，郑先生，在您看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郑：在我看来，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关键是要区分它的根本观点和具体论断。所谓 “根本观点”就是那种今后的实践只能进一步证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那种一般原理。这 主要涉及世界观和方法论层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为辩证唯物论精髓的“实事求是”和 唯物辩证法活的灵魂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各个学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 个人与社会、国家与社会、经济与社会、文化与社会、权利与社会的关系等等的基本原 理。所谓“具体论断”是对特定时间、地点、条件下，针对特定对象、事物、现象、过 程作出的判断。
就根本观点说，马克思仍然是活着的思想家，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宝库。当 代的各种思潮、社会学说，都这样那样受到马克思的影响。马克思在西方被评为“千年 第一人”绝非偶然。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可见一斑。而就具体论断来说，则必须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校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我们怎么能够要 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个具体论断都适合现今的情况呢?假若这样，那还要我们这 些后人干什么呢?
根本观点要坚持和丰富，具体论断要校正和前进。以具体论断来否定根本观点的意义 ，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同样，以根本观点的正确，否定具体论断需要不断校正，还 坚持一些不再适合现在情况的具体论断，那不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它的客观效果实际 上是在败坏马克思主义。可见忽视这两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不能真正坚持和发展马 克思主义。我们说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有中国特色社会学，其中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也就是以它的根本观点为指导。
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宽一点，那么就会发现，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思潮、各种学派，实 际上都在不断研究新情况从而与时俱进，我们当然更应该在社会转型加速期这样急剧的 社会变化中，以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为指导，自觉研究新情况、新问题，吸取国外研 究中的合理的东西，为我所用，不断得出与客观实际相符的具体论断，并以与时俱进的 具体论断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这才是真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再深入些说，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就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以它为指导，不断以不同形式发展、校正、补充具体论断 ，或针对新的具体实践提出新的具体论断的历史。列宁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毛泽 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邓小平理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 是这样一个又一个不同的阶段。这里，根本观点强调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们的“同 ”，具体论断说明的是特殊性、差异性和它们的“异”。正因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 同”，它们才有统一性，构成统一的发展过程；而因为又有特殊性、差异性和“异”， 它们又有多样性，显示出统一发展过程中不同阶段的特色。
我认为，现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也要两面看。一方面，它固然引起“社会主义 低潮期综合症”，另一方面，它也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好时机。因为它说明马克 思主义在当代遇到了新问题。有问题，解决了问题就是发展。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在 党中央的领导下，所从事的正是这样伟大的事业。
记者：郑先生，现在阶层阶级问题是一个热点问题。您能否结合自己的研究，谈谈这 方面有关的情况?
郑：阶层阶级的思潮本质上涉及利益集团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社会资源通过何 种社会结构进行配置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社会快速转型期成为热点，是不奇怪的， 如果不成为热点，倒是非常奇怪的。因为，一般社会成员，不管是受益者，还是受损者 ，不管是阶层地位上升者，还是下降者，不管是赞同者，还是不以为然者，都亲身感受 到了这一点，并且已经对他们的社会认同感和凝聚力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而对于社 会决策者，这个问题则关系到制定和执行何种社会政策、引导形成何种社会结构，以尽 可能体现社会公平，保持强弱适度平衡，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和改革。
关于我们承担的“九五”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的成果，我在今年2月9日的《人民日 报》上已经简要地作了介绍。在那里，我着重说明了阶层的视角就是社会资源在不同社 会群体中配置差异的视角；分析了现在我国阶层划分应按以职业为主的多元标准或原则 进行；并依据上述关于阶层划分的原则、根据我们10城市调查所得的数据，将我国城市 社会区分为7个界限相对清晰的社会阶层：(1)管理阶层，包括企事业单位中的中高级管 理人员和单位负责人；(2)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应用 的技术人员，包括高级、中级和初级技术人员三个等级；(3)办事员阶层，指一般性的 管理人员、企事业单位的一般职员，如主要从事文秘、簿记、电脑操作等事务性工作的 人员；(4)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工人和技术工人，以及下岗职工三类；(5)自 雇佣者阶层，这个阶层的主要特征是从事自己所选择的职业，而不受雇于他人；(6)私 营企业主阶层；(7)其他(未能确切区分的阶层)。已完成的专著《中国城市社会结构— —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一书则提供了不同阶层兴衰变化的详情。不久将由中国人民 大学出版社出版。
研究我国社会阶层新变化这样一个人人关心而又极其复杂的问题，不能不涉及许多相 关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也不能不涉及如何看待和研究这些新变化的方法论和思 维方式问题。在这些问题中，在我看来，第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客观结构与解释框架的关 系问题，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问题——主客观关系问题。
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新变化，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远远超出了以往“两个阶级(工人 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主观解释框架。如果社会科学者不是 从事实出发，而是从原则出发，不是与时俱进，而是拘泥于原来的解释框架，那就无异 于削足适履，硬要客观的阶层结构适应主观的解释框架。很显然，这样做就会在理论上 离实际越来越远，丧失生命力，谈不上提出较有说服力的理论解释，同时也是违背马克 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根本观点的，在实践上则无法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也无 法对推进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探讨和提出新的解释 框架势在必行。这是使我们的主观认识比较符合客观现实绝对必需的。社会学界在社会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种种解释框架：有城乡统一的，也有城乡分开的，有阶层界 限明确的、也有界限模糊的；城乡统一中有划分为10个阶层的，城乡分开中有把城市区 分为7个阶层的，等等，都可以看做是提出新的更为切合实际的解释框架的种种尝试。 我认为这样看问题，可能比较符合事实，比较符合科学研究的规律，比较有利于推进实 事求是的社会科学探索；也有助于比较冷静地看问题，而不受国内外各种不同倾向的媒 体炒作的影响和可能的误导。
在我国，讨论阶层的解释框架问题，不能不涉及两个尖锐的问题，这就是如何坚持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特别是阶层与阶级的关系问题。
关于前一个问题，我认为关键仍然是分清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这里，马克思主义关 于一切社会关系中，最为根本的关系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结成的各种利益关系等根 本观点必须坚持；而关于一些阶级阶层的具体论断，如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化和中间 阶层将归于消失的具体论断，显然与现代西方社会存在庞大的中间阶层的客观情况不再 相符，则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校正。从根本观点与具体论断的视角看，学术界， 特别是社会学界，对我国社会阶层解释框架、划分阶层标准的种种探索，在总体上是符 合马克思主义要不断发展这样一种内在要求的。
这里着重说说后一个问题：对阶层范畴与阶级概念的关系问题的理解。现在看来，社 会学的阶层范畴，特别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的阶层范畴，还普及得不够，甚 至很不够，还没有被各界所真正理解。好像一提阶层就是否定阶级，用一种非此即彼的 两极思维把阶层与阶级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事实上，阶层与阶级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这里的关键是要理解，社会阶层的核心内容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 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这就是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分层研究的主要视角。抓住了 这点，我们就能看清楚阶层与阶级的本质联系了。因为两者都是从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 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配置的角度出发的。上面已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着重强调 社会分工、生产资料的占有、财产所有制，特别是生产资料的占有的决定性意义。而生 产资料就是一种最重要的社会资源，尽管不是惟一的社会资源。
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它们的包含关系不同。一种理解是——过去我们都这样理解： 阶级是个大概念，阶层是个下属概念，即每个阶级下面按照不同的标准再分若干个阶层 。这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更一贯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阶层(str atum)是个大概念，而阶级(class)则是一种特殊的分层。为什么这样说?因为阶层是按 一般的概念“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来区分的，而阶级则是一种按特殊的社会资源—— 生产资料来分层的结果。所以在社会学中，阶级被纳入分层或层化(stratification)的 范围之中，分层或层化是个大概念。笔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 中担任社会学理论部分的主编，当时就提出了这一点，并且事实上就这么处理了，即把 阶级纳入分层的范围，只是没有明确说分层或阶层是个大概念。但不管那一种理解，都 表明阶层和阶级有这样那样的包含关系。从上述根本点——阶层是“社会资源和社会机 会在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异”来看，在当前，我认为，阶层范畴 可以看作是一种适度淡化了的阶级概念。在现阶段我国所处的内外环境中，用阶层范畴 来适度淡化阶级概念不仅是必要的、及时的，而且是符合我国社会差异的实际的，也是 符合马克思主义对待两种社会应取不同态度的要求的。
第一，由于文化大革命中“以阶级斗争为纲”对阶级概念的极度扭曲，即使到现在， 国内外还都存在一种顾虑，这就是担心“以阶级斗争为纲”是否会在某个时候死灰复燃 ，卷土重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适度淡化阶级概念，而是不恰当地强化它，那就 会引起新的社会动荡，不利于我们的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就会引发我国急需的国内外 资金到不了位：已在我国的会转移到其他地方；想来投资的也会改变投资方向，投到其 他地方。本来，在国外一般不存在阶层范畴与阶级概念作明确区分的问题，说工人阶层 与说工人阶级、说中产阶层与说中产阶级，基本上是一个意思。但是，在我国，由于文 化大革命的消极影响，阶级成为一个火药味很浓的概念，阶级与阶层的关系被搞得很乱 ，这是我们不能不注意的。
第二，由于在我国实际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能或很难用阶级概念来概括的社会群体， 寻求更加合适的、更有概括力、并能包容阶级概念内容的范畴已不可避免。就城市来说 ，社会分化中出现的各类管理者群体、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群体，各类办事员群体，各类 自雇佣者群体等，就很难把它们说成是“管理者阶级”、“专业技术人员阶级”、“办 事员阶级”、“自雇佣者阶级”。如果这样做了，也就是说，强化阶级概念，那么，除 了增加社会张力、增添火药味，不会有别的结果。而把它们说成阶层则是顺理成章的。 同理，这些社会群体，也很难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甚至于工人群体 ，私人企业主群体单纯用“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加以划分，现在也有困难。只有用 以职业为主要原则的、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内容更广泛的社会资源所构成的多元标准 来加以划分，才比较说得通。而这不是别的，正是社会学所说的阶层或分层的范畴。
第三，由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两大规律，由于马克思主义 的革命本质，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革命批判的态度，认为资产阶级这个“剥夺者 必须被剥夺”。所以那时强调阶级概念、强化无产阶级的自觉的阶级意识，确实是有充 分理由的。与此相应，那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是一种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而在推翻 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马克思主义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当然要采 取维护建设的态度。与此相应，这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转变为一种维护建设型社会学 ——在我国，由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导致建国后社会学学科被取消长达27年的一个 重要原因。这时，总的说，不应该再强调阶级和阶级斗争，而应该逐步加以淡化，这样 才能逐步减缓社会的张力，增加社会的整合力。在这方面，我们经历过的片面强调阶级 斗争的“月月讲、年年讲”，直至文化大革命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都给了我们深刻的 教训。
凡此种种，在中国社会适度淡化阶级概念的责任，便历史地落在了阶层范畴的身上。 把阶层范畴看作一种适度淡化的阶级概念，也许会消除那些把两者对立起来的同志的某 些顾虑。
最后，在讨论我国客观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新变化时，要特别注意到这种变化所带来的 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相随相生的现实后果。我认为，我国阶层结构变化的过程；既是一 个社会进步过程，同时又是一个付出社会代价的过程。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的重大责任 是，在肯定和推进我国社会进步的同时，研究把无法避免的社会代价减缩到最小限度的 办法，研究对社会代价的主要承担者——各类弱势群体进行社会支持必须采取的措施， 供社会决策部门选择和参考。这样，才能真正对社会决策过程产生应有的影响，对推进 社会的改革、发展和稳定的进程起到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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