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的证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发展道路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些年来，学术界不少人往往从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研究中引申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我认为，这一似乎很确定的“研究思路”是值得商讨的。这不仅直接涉及到如何准确地认识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本身以及它在马克思整个思想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而且也直接涉及到如何正确、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中所蕴含的观察“现实的历史”的方法论问题。
一、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不能作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的凭证
学术界肯定上述“研究思路”的人所持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跨越”思想的提出标示着马克思在晚年着力于探索一条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而在笔者看来，晚年马克思既没有把“跨越”视为整个俄国可能出现的社会发展状态，更没有把“跨越”作为整个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
（1）“1861年以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这样的迅速， 只用数十年的功夫就完成了欧洲某些旧国家整整几个世纪才能完成的转变。”〔1〕
早在农奴制改革前，资本主义在俄国就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在1835年至1860年的25年间，俄国从国外进口机器猛增了25倍。在从国外引进机器设备的同时， 俄国本身的机器制造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1851年至1860年间，机器制造业总额增加了16倍。交通运输也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自由雇工在许多工业部门开始逐渐代替农奴劳动（其中棉纺工业的绝大部分已使用雇佣劳动）。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正在进行。土地买卖、租佃关系和使用雇佣劳动的现象已在农业生产中滋生起来，农业经济与市场的联系日趋增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经济地区的专业化得以形成：中央各省向工业方面发展；而南方各省主要种植谷物，从事畜牧业；西北各省主要种植经济作物。另外，19世纪中叶，俄国的国内外贸易也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然而，在1861年改革前，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农奴制关系的严重压抑。这种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导致了1861年改革。从经济必然性上看，迫使俄国统治阶级上层搞改革的正“是把俄国拖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经济发展的力量”〔2〕。1861 年改革后，虽然封建农奴制关系的残余还大量存在，依然阻碍着俄国生产的发展，俄国在经济技术上依然是一个落后国家（与西欧各国相比），但资本主义经济还是获得了比以往更为迅速的发展。到80年代，在俄国的各主要工业部门，机器生产逐渐排挤了手工劳动。从60年代到90年代，在俄国，单是大工厂和铁路工人的数量就由70.6万人猛增到143万人。 在这个时期内，俄国的工业产量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同期的英、法、德等西方国家。
由上可见，在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不过，这里问题的关键是：既然资本主义在俄国已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发展，那么为何马克思还提出“跨越”思想。
（2 ）马克思“跨越”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处于解体过程中的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是否能避免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而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成为共产主义的起点。
1872年3月，《资本论》（俄文版）在彼得堡的正式出版， 犹如巨石投水，很快地引起一场激烈的论战。马克思从他的俄国友人柯瓦列夫斯基那里获得了这信息〔3〕。 《资本论》（俄文版）的译者丹尼尔逊也曾给马克思寄去了几篇论战文章。因此，这场论战引起了马克思的极大关注。使马克思在思想上直接界入这场论战的是：俄国“祖国纪事”杂志于1877年10月发表的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题为《卡尼·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针对这篇文章，马克思于1877年11月写了《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在马克思生前没有寄去）。这封信围绕着如何正确理解《资本论》中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思想讲了三个相互联系方面的问题：其一，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对《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的曲解，说明《资本论》不能作为俄国特殊发展道路的依据；其二，谨慎地回答了俄国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其三，明确指出《资本论》“原始积累”一章的方法论界定。1881年2月16日， 俄国的女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就俄国村社的命运问题去信向马克思请教。她在信中说：一些自称马克思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的人，断言俄国村社“注定要灭亡”，因为，在他们看来，“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俄国村社的未来命运果真必然如此吗？查苏利奇请求马克思给予解答。1881年2月至3月初，马克思写了给她的复信，并在复信的过程中拟了三份草稿。在马克思给查苏利奇的复信及其草稿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问题，并没有作简单的“是”或“否”的回答。他把俄国村社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对其基本点、内在矛盾作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并由此提出了俄国村社未来历史命运的设想。“跨越”思想就是这一设想的有机组成部分。
下面谈谈马克思对俄国村社未来历史命运的设想。
俄国农村公社是俄国历史上原始氏族公社几经演变后仍然保持下来的一种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具有行政兼征税作用的土地占有者的联合组织。它“的情况非常特殊，在历史上没有先例。在整个欧洲，只有它是一个巨大的帝国内农村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组织形式”〔4〕。
但是，与原始氏族公社相比较，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一，农村公社已割断了牢固且狭窄的血缘亲属联系，故它已能扩大范围并保持同外部环境的接触；其二，在农村公社内，房屋及其附属物——园地已经是农民的私有财产；其三，在农村公社中，虽然耕地仍旧归公社所有，但定期在公社各个成员间进行重新分配，每个农民在“份地”上耕种所得的产品是留为己有的。可见，在俄国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已将农村公社拖入了解体过程。不过，在80年代以前，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尚未完全解体。这样，处于解体过程的农村公社是最终被俄国资本主义所摧毁还是最终转变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便成为当时马克思所面临的问题。马克思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并基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处的外部环境（包括整个俄国社会的环境和国际环节）的分析，全面阐述了俄国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问题。
一方面，农村公社土地所有制是构成集体生产和占有的“自然基础”，它与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即共产主义所有制有着天然的联系，这使得它有可能逐步地、直接地把小土地个体耕作变为集体耕作（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而且，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的使用机器，农民也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土地经济向合作经济的过渡；此外，俄国村社的农民早已在没有分配的草地上以及在排除沼地积水等集体作业中实行着集体经营，故具有初步合作经营的实践经验；再则，俄国既没有脱离现代世界，同时又不象东印度那样，是被征服者，俄国村社所处的这种国际环境是它有可能保存下来并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有利的外部条件之一。但另一方面，俄国村社“房屋的私有、耕地的小块耕种和产品的私人占有又使个人获得发展”，而这种个人发展是与俄国村社原有的存在条件不相容的；其次，整个俄国社会还有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刚开始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的进程。可见，俄国村社早已不是一片“净土”。
基于上述分析，马克思认为，“农村公社天生的二重性使得它只可能是下面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是私有制原则战胜集体原则，或者是后者战胜前者。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5 〕所谓“历史环境”即是指，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由各种社会矛盾所构成的特定历史条件。没有有利的“历史环境”，俄国村社就不可能转变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进而言之，撇开一定的“历史环境”，侈谈俄国村社如何能成为俄国复兴的因素，那只能是一种空想。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要处在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的社会来解决只是处在高得多的发展阶段的社会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发生在商品生产和私人交换以前的一切形式的氏族公社同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定的东西即生产资料由一定的集团公共所有和共同使用，但是单单这一个共同特性并不会使较低的社会形态能够从自己本身产生出未来的社会主义……”〔6〕所以，马克思强调， 俄国村社的“跨越”由可能性转变成为现实性必须要具备三个相互联系的条件：其一，“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在现在的形式下事先被引导到正常状态，那它就能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7〕。其二， 俄国革命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相互补充。最后，吸取“资本主义制所取得的一切肯定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具备了上述这三个条件，俄国农村公社才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成为“俄国社会新的支点”。
以上分析表明，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并非是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问题。换言之，“跨越”思想的提出并非标示着马克思在晚年着力于探索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首先，在马克思那里，“跨越”的主体实际上是指俄国当时大部分虽已遭到破坏、但还尚未完全私有制化的农村公社，而不是指所有的俄国农村地区，更不是指整个俄国。再则，“跨越”思想是马克思从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出发，根据俄国农村公社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实际状况以及俄国农村公社的外部环境状况，而提出的一种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未来命运的可能性。那种把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泛化”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的观点，既不能解释在80年代以后迅猛发展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俄国资本主义使农村公社走向彻底崩溃的历史局面，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俄国、中国等经济上相对落后国家在革命初步成功后所采取的国家资本主义政策具有合理性，更不能说明当代绝大多数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相继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一事实〔8〕。
二、“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不能成立
我曾在有关论文中指出，应当注重对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的研究〔9〕。 这一理论的基本点是：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人类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故一切民族和国家都要相继卷入这个历史时代，抑或说，一切民族和国家都必然要受资本主义的作用和影响；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有其内在结构和发展规律。它的内在结构是中心——外围结构，它的发展规律是不平衡发展规律。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结构及其发展规律决定了，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都成为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10〕，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民族和国家不可能都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民族和国家；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是不断变革的历史时代，但这种变革是有其“极限”的〔11〕；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有其特定的从量变、阶段性和局部性质变到全局性质变的辩证发展过程。我以为，“跨越”思想的提出非但没有“冲破”马克思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所规定的逻辑范围；恰恰相反，从方法论上看，“跨越”思想的提出是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果。当然，“跨越”思想的提出离不开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状况的深入考察，但这种考察是隶属于马克思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总体性思考的。更确切地说，马克思晚年对俄国农村公社状况的考察是他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总体性思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可以这样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对俄国农村公社状况的考察如果脱离开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总体性思考，那么这种考察本身就没有什么意义。
目前学术界有些人为了证明马克思晚年着力于探索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提出了这样两个似乎不容置疑的论据：其一，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是对他以前关于一切民族都注定“要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论断的否定。这说明马克思在思考东方社会发展道路问题。其二，马克思晚年提出“跨越”思想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即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对稳定，进入了和平发展时期，这就使得马克思把理论思维的视野由西方转向东方。我以为，这两个论据是经不起推敲的。
先说第一个论据。
持这一论据的人往往片面地理解马克思关于一切民族都注定“要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论断，把一切民族都注定“要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视为一切民族都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类型的民族（指作为社会基本制度的资本主义在一切民族中的确立）。而在笔者看来，马克思上述论断的真实含义应是一切民族都注定要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从而一切民族都注定要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作用、影响，正因为如此，被强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各民族，迟早都要在不同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至于某一个民族内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能发展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这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从方法论上看，马克思的上述论断是与他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理论相一致的，从而也是同他晚年的“跨越”思想相一致的。这一点可以从马克思提出“跨越”思想前后对在俄国已开始的资本主义进程的关注，得到充分的证明。
马克思是从60年代末开始细心研究有关俄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的。他曾对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的利林费尔德的《土地和自由》一书关于“以前的农业关系解体”的主要章节发生浓厚的兴趣。不过，使马克思对俄国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倾注更多的精力是由于他1869年秋读到了瓦·瓦·别尔维的《俄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一书。他给予该书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继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之后最重要的社会经济研究著作〔12〕。马克思不仅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前关注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而且在提出“跨越”思想之后也同样关注俄国的资本主义化过程。例如，1881年底至1882年间，马克思“利用了”俄国“官方公布的材料，以及俄国作者的许多著作”，写了一部“关于俄国1861年改革和改革后的发展的札记”的手稿。该手稿对迅速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给农民生活条件带来的冲击作了这样的描述：“非黑土地带（指俄国北部各省——引者注）的农民的份地，大部分连养活农民自己都不够。北部这些省份也是工业省份，但是，地方手工业的工钱｛正象给地主干活所得的报酬｝不够[农民]弥补亏空；他们只得离乡背景，到南方，到新俄罗斯，到乌拉尔，到西伯利亚和中亚细去找工作。”〔13〕
由上可见，马克思在提出“跨越”思想的前后已明确认识到，俄国已在一定的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俄国农村公社的主体尚未完全解体，但受到极大的冲击，俄国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我以为，马克思的“跨越”思想与他关于俄国已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思想间内在联系的历史基础是：只有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发展，才有可能发生使处于解体过程中的农村公社成为“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的“俄国革命”。当然，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俄国的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只是俄国革命由以发生的一个基本条件，而不是充足条件，更不是唯一条件。这一点比较容易理解，故不赘述。
再说第二个论据。
我以为，学术界持这一论据的人恐怕是把史实搞错了。先从经济方面看。1873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揭开了始于巴黎公社失败后的西方经济“大衰退”的序幕。1873年，维也纳的证券交易所破产，紧接着是奥地利的银行倒闭，随之是德国的银行倒闭。在危机浪潮的冲击下，西方各国的工业生产急剧下降。例如，在德国，1874年铸铁生产量减少了21%，价格下跌37%。奥海姆在1875年10月撰文感叹道：56年来还没有一次拖延这样久的危机。英国从1876年起，“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14〕，从而逐渐丧失其“世界工厂”的地位。马克思对始于巴黎公社失败以来的西方经济衰退作了认真的研究。他在1879年4月10日写给丹尼尔逊的信中说：“在英国的危机发生以前，在美国、南美洲、德国和奥地利等就出现这样严重的、几乎持续5年之久的危机，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事。”〔15〕1882年，里昂的证券交易所破产，接踵而来的是里昂和洛林的银行破产，以及通用联合银行和其他几家银行的相继倒闭，从而导致了矿山冶金业、建筑业、纺织业和瓷业等工业部门的大衰退。对此，里昂信用银行的一名董事惊叹道：“我从来未见过这样的一场灾难。”〔16〕
再从政治方面看。自19世纪70年代后期起，曾因巴黎公社的失败而一度处于低潮的国际工人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与50、60年代相比，70年代下半期至80年代的国际工人运动的发展有这样几个显著的特点：其一，工人运动开始超出西欧和美国的范围而扩展到东欧的一些国家。其二，分散的地方性罢工和全国性总罢工、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交织在一起。其三，一些国家相继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马克思说：“……独立的和战斗的工人政党的（建立具有）极其伟大的意义。”〔17〕其四，这个时期所开展的工人阶级运动大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性，并迫使资产阶级作了许多让步。最后，这个时期的工人运动所产生的更为深远的意义是：促使马克思主义在各国的广泛传播，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各种机会主义、社会主义流派。1881年3 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斯拉夫在伦敦举行的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主席》的信中，对巴黎公社失败以来的工人运动发展的状况作了这样的总结：“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在公社失败以后，采取了迫害手段来迫使国际工人协会放弃它的正式的、外在的组织，它们以为它们能够用法令和非常法来摧毁伟大的国际工人运动，可是它们决没有想到，过了十年，这同一国际工人运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它不但席卷了欧洲工人阶级，而且席卷了美洲工人阶级，为了共同的利益，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将把工人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规模更大的自发的国际，这上国际将愈来愈超过协会的任何外在形式。”〔18〕
可见，马克思“跨越”思想由此提出的“历史背景”并不是西方社会进入了所谓相对稳定发展时期，而是西方社会经济、政治发生了极大的震荡时期。当然，马克思这时并没有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政治的震荡视为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形态行将解体的标志。因为，“第二代工业技术和工业”就是在这个时期内形成的，既然巴黎公社失败后西方社会并没有进入所谓相对稳定时期，那么由此所作出的关于晚年马克思的理论思维由“西方”转向“东方”的推导，至少在逻辑上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晚年马克思在研究东方社会（包括俄国农村公社）的同时，其视野并没有从西方社会“移开”，具体根据是：其一，收集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4卷中的马克思恩格斯于1875年至1880年间所写的书信表明，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以及第一国际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丹麦等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者继续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仍然是西方各国工人运动联系和领导的中心。其二，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马克思把很大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对德国党内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批判上。其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宣传巴黎公社原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曾设法请人把普·利沙加勒的《1871年公社史》一书译成德文，并亲自审查和校订了大部分译文。最后，晚年马克思不仅注重对西方社会的现状的研究，也同样注重对西方社会的历史的研究。1881年底至1882年底，马克思认真研读了德国历史学家施洛塞尔18卷本的《世界史》、博塔的《意大利人民史》、科贝特的《英国和爱尔兰的新教改革史》、休谟的《英国史》、马基雅弗利的《佛罗伦萨史》、格林的《英国人民史》等等，并作了大量的摘录和评述。这是马克思生前写下的最后一部史学手稿。在这部篇幅巨大的手稿中，马克思深入考察了自公元前1世纪初至17 世纪中叶世界特别是欧洲各国的政治历史事件。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整理这部手稿时，给它冠以《编年摘录》的标题（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历史学笔记》）。笔者在这里并不打算专门研究这部史学手稿，而仅想提示一点：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研究的线条止于资本主义的前期发展，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历史起点是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晚年马克思试图把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的起源问题置于更广阔、更深远的历史层次上来考察。
三、关于否证“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的方法论依据
以上分析表明，从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引申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是站不住脚的。我以为，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的方法论错误就在于：把近代西方社会等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又把资本主义国家等同于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这种方法论错误具体表现为：其一，撇开马克思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结构、演变发展规律的认识过程，把他晚年对“跨越”问题的研究误解为他在探索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其二，把马克思对《资本论》“资本积累”一章有关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方法论界定，曲解为马克思在其晚年把作为世界历史时代的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限定在西欧。其三，无视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规律和特点，把当代某些经济相对落后国家率先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视为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而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视为西方社会发展道路。似乎只有西方社会才受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规律的支配，而东方社会则可以摆脱之。实际上，把“跨越”泛化为东方社会发展的一般道路，既与马克思资本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相悖，又与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演变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相悖。
当然，东西方社会的确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对于近现代东西方社会的各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正确分析，无疑有助于深化对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及其演变发展的认识。但是，如果试图从对东西方社会各自的特点的分析中推导出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或西方社会发展道路的论断，那却是不正确的了。以上笔者通过对有关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的几个问题的考察，实际上已经证实了这样一点：俄国农村公社“跨越”的可能性固然与俄国农村公社自身的特点有关，不过，决定这种“跨越”的可能性及其向现实性转化的决非是俄国农村公社本身的特点。由此推之，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东方各国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所走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同样不是由东方社会的特点决定的。事实也的确如此，在资本主义世界历史时代发展的现阶段，东方国家是分化的，而不是统一的，根本没有一条专供东方各国“行走”的社会发展道路。这说明，从方法论上看，用纯粹“地域或地区性”研究代替“世界历史时代”研究，就必然使人们在对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包括“跨越”问题）的考察上陷入混乱。笔者的上述看法丝毫不意味着贬低对东西方国家各自特点研究的价值，而是说，只有从世界历史时代的演变发展过程中来研究东西方国家各自的特点，这一研究本身的价值才能真正体现出来，否则将会被扭曲。我以为，马克思对“跨越”问题的考察从正面充分地印证了这一点。
最后，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但这种方法论意义不在于它的某些具体结论，而在于它所蕴含着的对科学考察象中国这样的经济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必然性和复杂性，以及正确探索在改革开放中建设有本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规律，所具有的启迪作用。而所谓“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说则是从一个极端对马克思晚年“跨越”思想上述方法论意义的否定。
注释：
〔1〕《列宁全集》第1卷，第104页。
〔2〕《列宁全集》第17卷，第103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3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1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50—451页。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2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1、451页。
〔8〕参见：我与刘炯忠合著《拨开社会历史的迷雾》的第十一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参见拙文：《世界历史时代与“跨越”问题》， 《哲学研究》1989年第9期。
〔10〕参见拙文：《马克思的“三形态论”与“五形态论”》，载《学术界》1992年第1期。
〔11〕参见拙文：《马克思有关资本生产力发展极限理论初探》，载《晋阳学刊》1992年第3期。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421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71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21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45页。
〔16〕转引自鲍威尔：《总同盟的金融崩溃》，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145页。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339页。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70—2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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