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悖论：摆脱束缚与逃避自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悖论论文,自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分类号：1674-7089(2013)01-0106-07
今天，自由在我们生活中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现实存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标榜着所谓的民主政治，似乎没有什么令人屈辱、压抑的暴力在威胁人们的意志。争取自由，为自由而战在相当程度上已是陈年往事。当下，自由不再是个激发人心、鼓舞斗志的口号，而是个夹杂在广告用语中被廉价销售和消费的符号，它表征着一种生活品味，用金钱轻而易举就能获取。人们对自由的热情、关注骤减，因为人们最关注的是自己欠缺之物，对已经拥有的就不必在意。如今，张扬个性的表达也只能偶尔在个别艺术家身上得以呈现，人们普遍关注的是物的品牌，关心的是用品牌来传达自以为独一无二实则千篇一律的“个性”，还用没完没了的肥皂剧来消磨“多”得不知该如何支配的时间①，并习惯了通过在网络这一虚拟空间中的模拟行为来满足自己在现实中不能满足的欲求。这就是当下人们的自由状况！几乎人人都享有足够的自由，对自由问题的考察简直是多此一举。
弗罗姆的《逃避自由》(Escaping from Freedom)是针对20世纪30-40年代西方的社会危机而作。应该说，时过境迁，今天人们在社会生存领域的问题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极权主义在世界相当大范围之内绝迹，公开的权威基本已失去效力，民主政治已经是世界政治格局中主要的运作模式。但抛开弗罗姆对于极权主义的分析，他对现代自由之暧昧性、现代人心理趋同机制的阐释在今天仍有其积极意义；他对匿名权威的批判、对建构“积极自由”的思考在今天仍具有效性。积极自由在今天仍然与大多数人无缘，那些对积极自由的实现构成潜在威胁的力量仍然以更隐蔽、更温和的方式存在。
一、自由意味着摆脱束缚
现代人性格结构中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机制是弗罗姆学术研究的重点。鉴于上个世纪40年代国际政治中出现的极权主义压迫和自由问题的再度凸现，他将他的注意力集中放在考察自由对于现代人的含义上，并力图为认识当时社会的危机做出自己的理论贡献。他认为，全面理解自由的含义有赖于对现代人的整个性格结构的分析。[1]因此，弗罗姆对于自由的认识并不是仅仅在心理层面进行的，还在很大程度上进入社会文化层面。将心理因素与文化因素进行综合是弗罗姆理论思考的特色，把握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说，在弗罗姆那里，自由不仅仅是个纯粹的心理问题，而且还是社会文化层面的问题，是关乎人如何全面、健康发展的哲学人类学问题。
弗罗姆考察到，在欧美历史上，为自由而战的战场最初在外部世界，在渴望自由的阶级与维护特权的阶级之间展开。斗争胜利后发生的只不过是权力主人的更替。曾经反对压迫、为自由而摇旗呐喊的人胜利后摇身一变成为自由的敌人，接过昔日特权者的接力棒继续对别人实施压迫与统治。[2]也就是说，自由很多时候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沦为让人为权力而冲锋陷阵的旗帜，受压迫阶级的代表挥舞着这面旗帜，号召所有受压迫者起来斗争、反对特权。一旦权力到手，自由这面旗帜就逐渐褪去鲜艳的色彩，失却积极的作用。当初斗争的领导者开始举起权力的大棒，对昔日支持他们夺得权力的民众(或者还包括在斗争中失去权力的昔日特权享有者)进行压迫与奴役。
所以，自由往往成为权力的面具，遮蔽着人们为自由而斗争反而往往得不到自由的真相。对于人内心深处强烈的权力欲望来说，自由远远没有权力更具有吸引力。在没有权力时，在不能站在权力的立场上说话时，这些人会要求自由，这种要求也极容易引起民众的共鸣，并为进一步反抗现行权力的斗争奠定牢固的基础，但是，一旦抓住权力，自由对他们就失去了意义。也正是自由所掩盖的这种赤裸裸的权力欲望使人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失败的境地。因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从根本上说，由于领导者权力欲望的驱使，经常是在不停地再生产出新的权力阶级和被压迫阶级。
从这一点来说，归根结底，自由的实现有赖于社会运作机制的彻底改变，有赖于特权阶级的彻底消失，最重要的是，有赖于人的权力欲望的彻底根除。也许前两个条件在今天看来并不那么困难。今天民主政治基本上在世界范围内得以实现，而寄生在旧的剥削制度之上的权力阶层也似乎是销声匿迹了。但是，对于人内在的权力欲望的消除恐怕没有那么乐观。事实是，作为人内在的黑暗的、邪恶的、非理性的因素，这种权力欲望盘踞在不少人的心中，它只是被现代的理性与民主的面具所遮掩着，被文明与进步的力量所压抑着，一旦逮住机会，也许它就要撕破脸皮发作一番。它时不时地癫狂症似的发作才会提醒人们，现代社会所呈现出的自由，现代人所触摸到的自由，只能是自由的幻象。
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对自由有一种先验的假设，还是有一种真切的经验？是什么令人们对自由充满渴望？自由在前个人阶段的渴望者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②是有一个人类共同的自由概念，还是因人而异？如果因人而异，那么，自由作为口号就缺乏号召力，但是，人类怎么可能对自由形成一个统一的、普遍的认识？这一假设的共同的自由概念是基于什么并如何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自由是如何成为一个具有合法性、有效性的反对权力的斗争口号的呢？
两次世界大战只是在世界范围内西方强权之间进行权力重新配置与划分的事件，这其中也包括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争取自由独立、建立民族国家的斗争，但那只是次要的。而在世界范围内，权力的重新洗牌才是西方大国之间发动世界大战的根本动机。在现代国际社会事务中，自由并不是政治家们考虑的问题，而围绕权力的明争暗斗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在权力面前，自由必然贬值。与前现代社会相比，差异在于，现在权力的运作机制往往以更隐秘、更温和的方式发挥作用。法国权力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3]
现代人一方面充分展示人类的潜能，将人类创造力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却日益陷入无能状态，对整个世界不再有清醒的认识和理性的把握。事实证明，外在统治的废除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人自由实现的前提条件，但却远远不是充分条件。
人类为自由而斗争的战场，在人的性格结构日益复杂化的现代时期，必须转移到内在世界里来。同人们内在的黑暗做斗争，这是自由在现代对人们提出的新的任务。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对于潜意识的发现为自由斗争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思考的基石。弗罗姆正是在弗洛伊德理论的基础上，展开自己对自由问题的深入思索的。
弗罗姆将自由划分为两种：一种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一种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前者意味着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后者意味着自由自在地发展。而人的存在则天然地与消极意义上的自由——摆脱束缚——相关联。[4]显然，弗罗姆将消极的自由与摆脱束缚等同，认为摆脱束缚只是实现了消极的自由。在这里我想对弗罗姆关于“自由”和“束缚”的概念稍加分析。
自由有消极的吗？我们来看弗罗姆是在什么意义上将自由划分为积极和消极两个层面的。弗罗姆所说的消极的自由，主要是从个体诞生的角度，从个体同自然之间的原始纽带的切断来说的。在这个意义上，作为开始诞生的人是没有选择地陷入“自由”之中的，也就是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只是在物质性的层面上是成立的，即人没有选择出生与否的权力，只是被抛入与自然无牵扯的境况中。弗罗姆从精神分析，确切地说，是从生物学层面将这种状态定义为“自由”，由此，这种没有选择性的自由必然是“消极的自由”、虚假的自由，是自由的幻象；而那种实现人的不受约束的全面发展的自由则是真正的自由，积极的自由。
一般人们对自由不言而喻的认同，往往指的是摆脱束缚、自由自在、无拘无束。这里面既有弗罗姆所说的消极的自由，也有积极的自由。但是我认为，摆脱束缚未必就意味着消极的、被动地对自由的体验，这只能是摆脱束缚的一个较低的层面，事实上，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即主动挣脱束缚，争取享有自由。在我看来，后者就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弗罗姆将“摆脱束缚”视作“消极的自由”，这种观点过多地强调了自由的受动性，而忽视了自由的能动性。这恰恰与自由这一概念的产生相悖。如果说，真正的人的诞生开始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那么，人的自由也必将是在意识的范围内生发的。在人毫无选择也无丝毫准备的情况下被抛入的悬空状态能不能称之为“自由”呢？“消极的自由”这一概念是不是一种悖论性的提法呢？我认为，弗罗姆的这个说法是对于人的诞生境况的一种追溯性的描述，他既承认这种状态的消极性、被动性，但是又对之进行远距离、对象化地审视，用他的过于狭窄的“束缚”的概念，将这种状态称之为“消极的自由”。
事实上，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对于束缚的用法没有明确的界定。他更多地是在物质性的层面来运用这一概念，但是，他在分析人必须得到满足的强制性需求时，认为这种需求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方面是生物化、物质化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精神性、文化的需求。前者不能得到满足导致物质的匮乏与人在自我保存上的受挫，而后者的不能满足则会导致人的精神孤独。[5]这种人之生存所必须得以满足的强制性需求难道不就是人的自由发展所遭受的束缚和障碍？我认为，“束缚”从形态上说，可以分两种：一种是物质性的；一种是精神性的。从束缚的施予者(来源)可以分为三种：即外在束缚、内在束缚与内外合谋的束缚。③我将束缚定义为不仅捆绑人之躯体而且捆绑人之精神的力量，这种力量可能来自人之外部生存空间，也可能来自人的内在心灵④，而在当下状况下，它更可能以一种内外合谋、里应外合的方式捆绑人的自由意志。
在我看来，弗罗姆所谓的消极的自由应指人不自觉地被抛入的孤立状态，而不是人们主动争取到的摆脱束缚的自由。摆脱束缚的自由应该仍属于积极的自由，虽然它带有更多具体的、物质性的特征。如果存在消极的自由，那么，我对它的定义就是对自我、对他人不关心、不呵护，就是漠不关心、听之任之、我行我素。这种对于自由的偏狭运用，对于责任的逃避，将自己的自由建立在他人不自由、受压抑的基础之上的自由，难道不是束缚和阻碍人的潜能充分发展的力量吗？
弗罗姆所说的消极的自由——摆脱束缚——是可以作为实现积极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的，但是，对于个人和社会的这种非理性的自由的运用，即我刚刚谈到的“消极自由”而言，它是不可能作为实现积极自由的有利因素和前提条件的，相反，恰恰是积极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的障碍和阻力。
因此，我倾向于将弗罗姆所说的消极意义上的自由称作“自由的初级阶段”，主要指人类摆脱本能控制与外在权力控制但还没有达到自由自在地发展其潜能的阶段，而摆脱束缚不仅包括摆脱物质匮乏，而且还包括摆脱精神性的束缚，即摆脱精神孤独。“摆脱束缚”的过程在我看来，就是人谋求全面发展的过程。
二、逃避自由的真相在于逃避成为自己
自由何以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自由何以成为生命所避之不及的负担？这主要根源于消极自由(弗罗姆意义上的)所导致的精神孤独。这里将深入探究发生在现代人生活中的逃避自由现象。具体来说，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其一是从个人心理动机方面来分析；其二是从社会存在方面来思考。
从心理动机来说，作为个体，人天生地害怕孤独，众声喧哗(一般意义上的言论自由)淹没了来自心灵的声音。孤独意味着自己与自己相处，自己面对自己。但现代人大多都没有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这种自我领域的静谧在他们听来不是大音希声的天籁之音，而是死亡邻近的恐惧和被世界遗忘的担忧、焦虑与可怕。
当人不会与自我相处时，孤独是可怕的。而对于善于独处的人来说，孤独更是一种自由的境界。在孤独中人与自身展开对话与交流，享受这种不受干扰的宁静。往往是在这种时候，创造性的灵感会汩汩涌动，思想的火花会噼啪地闪烁，而人也在此刻与自我最为接近(这里我所说的是弗罗姆意义上的理想的、具有完整性的自我)。所以，对个体而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逃避孤独，而在于如何将孤独升华为独立，在独立的思考和工作中与世界发生良性的关联。
从社会存在层面来说，逃避自由作为一种现代文化景观，不仅昭示了现代个人的病态，而且还是病态社会的征兆。病态社会不仅不能提供人们实现积极自由的充分条件，而且还在人们通往自由的路上设置障碍。人们对于自己和社会无意识层面认识的欠缺，对现实把握的不准确，对未来预见的失误，造成片面地陶醉于自由、安全、民主、光明、进步的幻象中，进而导致自由实现的不彻底性，导致权力的卷土重来，导致自由成为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确切地说，“逃避”事实上是意识形态基于人性的弱点，在生产人们对自由的恐惧，生产人们对自由的否认与拒斥，将个人驱赶到意识形态统治的范囿之中；个体被意识形态制定的法律所承认，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召唤，个体听到召唤，回应这种召唤，屈服于召唤的发出者并换取自我的同一感(identity)以及安全感(security)，由此而成为主体，但不是弗罗姆所说的那种全面发展的自我主体，而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说的“法定主体”或者臣服的主体(subject)。[6]
逃避自由的目的，简单地说，就是为了“苟活”。我们怎么认识“苟活”的生存状态呢？它是一种动物性(本能)的生存保护机制吗？是适者生存之法则的体现吗？是一种人类生存的策略——在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或可能造成严重危机的事件临近之时的一种策略吗？作为人，“苟活着”是为了自我的真正实现，是为了最终不再苟活，还是仅仅苟且偷生呢？
如果说逃避只是一时的生存策略，那么，危机之后幸存者也应该有分野：一种是回归对理想自我的眷顾和关怀，重新开始追求自由的实现和全面的发展；另一种呢，大概忘记了天空的辽阔，失去了飞翔的记忆，忘却了自己与其它生物的区别，而陷于一种物质性满足的泥淖之中了。有一个小白鼠的实验，装在玻璃器皿中的小白鼠在数次受阻之后，再也跳不到原来的高度了，因为受挫的记忆，他们的能力也在弱化；而且，小白鼠在数次受挫之后，被迫放弃，再也不去做无益的努力，以至于阻碍物被悄悄撤除之后，它们也不再寻找出路了，而是接受现状、苟且偷生。如果小白鼠最初的尝试可以称为“肯定自己，争取自由”的话，它的放弃就可以视作“否定自己，逃避自由”。也许动物实验的例子没有很强的说服力，那么，看过电影《肖申克的救赎》(The Shawshank Redemption)的人可能会对这种状况有明晰的认识。那几个在监狱中被监禁多年的囚犯们，宁愿在牢房中度过一生，或者自杀，也不愿面对外面的自由世界——在自由世界中他们茫然不知所措，而在牢房中他们有指令可以听从，有规则可以遵守。
弗罗姆所谓的“逃避自由”就是逃避孤独、逃避无能为力感和逃避成为自己。逃避孤独是逃避自由的原因或者说是表象，而逃避成为自己则是逃避行为的结果或者说是后果，而且是十分严重的后果，因为它表征着现代人的死亡。⑤
今天人们想成为自己之外的任何人，却不想成为自己，不想自己为自己负责，不想自己支撑自己的重量。因为自己支撑自己太累了。现代人要逃避成为自己。这就是弗罗姆“逃避自由”命题的真正含义。因为在弗罗姆的理论预设中，自己同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自己和(积极的、真正的)自由都在远方等待着有缺陷的、病态的个人，而逃避自己就是逃避成为健全的自己，逃避自己力量的全面发展。而在拉康(Jacques Lacan)关于自我的理论中，人正是通过成为他人来成为自己的，自己根本就是一个“无”，是匮乏的象征，人成为的只能是别人，而不可能是自己。⑥
物质需求满足之后精神匮乏反而加剧。我们没有照料好自己的灵魂，没有倾听来自心灵的声音，没有关注自我的精神生存状况，由此导致了物质丰盈状况下的生存危机。现代人所面临的状况是，作为动物(生物性)的人的生存条件已经具备，但是作为社会的人的生存条件还是欠缺的。也就是说，人这一生物实体还未能真正地成其为人。“人”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在实现这一目的的过程中历尽磨难。但是，在成为人的途中，我们还未完全成为人。我们的脑海中，尤其是人类思想家的脑海中，有一个关于理想的人的心象(imago)。⑦[7]
理想的人的心象与真正的自由相关联，积极的、真正的自由的实现有待于理想的人的出现，而理想的人的出现也有赖于积极自由的实现，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对于弗罗姆所谓的“消极的自由”也不该忽视和否定。也许它在现代，甚至当下表征着一种孤独无依的生存处境。但这只是它的否定效应，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现代人的潜力有了更大程度发挥的可能性，现代人很少再受到物质匮乏的困扰了。人们的下一个自由之战的具体目标是走出精神孤独的沼泽，不再恐惧，也不再逃避，坚定地回归实现自由之路。也许人类潜能的发挥加速了这个世界的运转，使这个世界呈现出诸多新的、不确定性的因素。这些不确定性更加剧了人的焦虑与方向感的缺失。这种焦虑和缺失恰恰是一个新的不自由，一个无形的枷锁，一个开放的、无边界的牢狱，将现代人笼罩其中。如今人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如何逃避自由，或者说逃避自由的负面效果，而应该是如何从无形的不自由之中走出，如何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发展的契机，如何争取精神上更高层次的自由，如何为自己的心灵寻找一方栖息的净土。一句话，人们需要从物质的包围圈中突围，探寻精神的方向。
事实上，很多人会有这样的经验，在物质匮乏之时，反倒有着精神上的创造性潜能的发挥，而在物质丰盈之后，人们却倍感精神上的孤独无助了。也许物质财富在一定时期是赋予人们安全感的支撑物，但发展到一定时候，对外在物质财富的过度贪婪造成物极必反的结果——不但不能再给人们提供安全的庇护，而且有可能暴露出人在精神上的严重匮乏与迷失。所以，先天脆弱、本能欠缺的人类从外在世界寻找自我的支撑物和避难所只能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策。人们常说，财富功名如烟云。故此，将自我构筑在财富、名望之上是没有意义的，其结果也必将是迷失与惊惶。人之存在的意义只能建构在自身之上，只能以自我为依托，尽可能充分地施展自身的创造性潜质，也即弗罗姆所说的，做自为的人，最终成为自己。
三、结语：面对存在的悖论
从摆脱束缚，到逃避自由，凸现了现代人生存的悖论和危机，现代人既渴望自由，但又难以承受自由之重负而纷纷逃离。弗罗姆一生都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他认为，逃离自由与人之成其为人、实现自身潜能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因此，他开始努力探索解决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方案。在《逃避自由》中他提出达到积极自由的自发性的爱与活动的方案，到1947年出版的《为自己的人》(Man for Himself[8])中他开始发掘实现积极自由对个人方面的规定性。在这本著作中批判的锋芒似乎不那么强了，而理想主义的关怀则贯彻始终。在对主观方面的规定性进行阐释之后，接下来面对的必然是社会这一客观方面的问题，而《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9])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
在弗罗姆的思路中，人的道德修养问题是首要的实现积极自由的条件，这也许是因为作为精神分析师的他习惯于从个体的人的内在修养与调节出发来思考自由问题。但显然还有其它的原因让他从人这一主观方面入手，那就是社会问题的错综复杂性和社会结构的相对稳定性。相对于社会这一庞然大物来说，个人显然要容易改变得多，而作为社会这个巨大机器上的一个微小部件的改善对于这个大机器来说，也许会发生缓慢但却积极的影响。⑧
由人而至社会的思路有什么问题吗？在病态的社会中有没有为积极自由的实现而准备好自为的人的可能性呢？人与社会如何互动才可能达致弗罗姆所期冀的理想的、正常的状态呢？在人甘愿逃离自由，逃避作为人的责任的状况下，做自为的人何其难！弗罗姆对人、对社会所绘制的理想图景太完美了，以至于感觉高远、玄虚，难以企及。撇开弗罗姆著作产生的二战的时代背景，想一想在民主政治下生存的大多数人，也许他们处于理想匮乏的时代，没有雄心壮志，没有美好蓝图，只想在精美的猪舍中吃饱喝足颐养天年，也许他们还会振振有词：难道这不是一种自由？
如何让弗罗姆的理想自我深入人心，如何让他的健全社会的蓝图进入政治家们的法眼，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但也是极其困难的。所以，社会批判者也往往是悲观主义者，如弗洛伊德、马尔库塞等。但弗罗姆是乐观的，他主张伦理思想家在“荒野中呼唤”，不停地呼唤，荒野就有可能变成良田。[10]弗罗姆的确有愚公移山的精神，他批判和否定社会的“暂时”(是暂时的吗？)病态，肯定人类全面发展其潜能的可能性，肯定人类前景的光明，他是有理想也有激情的。
注释：
①时间本无所谓多少，但是现代性的发展赋予了时间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对于财富的无限量增加而言，现代时间总是短少，不够用。而当下科技的发展将人从繁重耗时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相对于以往，人们用于劳动、生产的时间少了，用于休闲娱乐的时间多了。
②弗罗姆将自由意义的演变同现代个人的诞生过程——他称之为“个人化”过程——联接起来考察自由问题，并将今天称为“前现代”的时期称为“前个人阶段”。这种说法与“个人的出现是现代性的一个发明，是现代时期的重大成就”的启蒙理性主义观点保持一致。
③我将束缚分为这样三种是受弗罗姆对于权威主义表现形态划分的影响。他将权威划分为外在权威、内在权威和匿名权威，在我看来这些不同形式的权威正是束缚人的自由发展的力量来源，而摆脱束缚也就是摆脱权威主义对于人的非理性的控制。
④这与弗罗姆所说的为自由而战的战场已经转移到人的内心相一致。
⑤米歇尔·福柯基于反理性主义的立场，对现代人的死亡持有积极的态度；弗罗姆仍然是从理性主义的视角谈到现代人的死亡，即现代人没有自我，逃避自由的生存状态。
⑥当然拉康的理论有其偏执之处，因为他否定了个体的差异性，否定了人自身所具有的创造性潜质。
⑦这里使用的是拉康关于理想自我的概念“imago”。
⑧这里我倾向于认为，弗罗姆的人道主义伦理学并不是将社会问题归结为伦理问题，由于对社会改造的无能为力，转而以个人的改变来适应社会的一种消极方法；弗罗姆是将个人的伦理问题同社会改造问题结合起来探讨的。弗罗姆对于“自为的人”的要求并不是被动地适应社会，恰恰相反，而是要在坚持自我的同时与社会发生积极的、生产性的关联；自为的人，是以实现积极的自由，成为自己，构建健全的社会为己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