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同志对我国工具书事业的关怀——纪念周总理逝世20周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周恩来论文,工具书论文,周总理论文,周年论文,同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敬爱的周总理已经离开我们整整20年了，但他对我国图书馆事业的关心和支持，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作为工具书的研究者，我们尤其感念他对我国工具书事业发展所付出的心血与辛劳。
我国工具书发展的历史可上溯到西汉时代，到了近代，工具书的编纂和出版更成为整个文化出版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出于对国家科学文化事业全面推进的决心，周恩来同志总是经常关心和支持工具书的编辑出版工作。
构成文献检索工具主体的目录、索引、文摘是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辅助工具，周总理对此十分重视。1957年6月18日，在国务院召开的回国人员座谈会上，当邓衍林先生表示想把《全国书刊联合目录》搞起来时，周恩来同志当即表示理解和支持，并且过问了美国《化学文摘》的进口情况和国内使用问题。1957年周总理亲自审阅批准了《全国图书协调方案》，并决定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下设立图书小组，负责全国图书资料的规划和协调工作。曾经产生过积极作用的联合目录以及集中统一编目工作等，都是在这个时候开展起来的。
1958年，周总理指出：“要编印国内外最近出版的科技资料索引”，“做到需要任何资料和文献，应该一索即得”，并指出这项繁重的工作是“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当务之急。”
对于搞古为今用的旧书目录，周总理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58年，在北戴河与邓衍林先生再次谈话时明确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各县都编有县志，县志就保存了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有用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要编印全国所藏方志目录。至于在他卧病的1975年10月，仍然把编纂《全国善本书总目录》的任务郑重提出并托付给有关部门的事，更是尽人皆知的了。
字典、词典作为普及科学文化知识的工具，是人民群众学习、生活的必需品，更是周恩来同志日常关注的事情。解放以后改编《辞海》的工作，因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编编停停，一直到“文革”前才勉强印出个“未定稿”，就这样一个东西，也被林、江反党集团打成“大毒草”，是周总理在1971年提议继续修订《辞海》，并把这项工作列入全国出版规划，才使《辞海》的修订得以继续下去，并籍此保护了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和聚之不易的资料。与此相类似的例子是《新华字典》。文革中，百业萧条，林、江极左势力竭力推行愚民政策，但广大人民群众求知的欲望是扼杀不了的。当时有关部门曾收到几百封群众来信，迫切要求出版字典等工具书，这种情况被周总理获悉后，当即作出批示，要求修改和出版《新华字典》。《新华字典》这部印数达一亿余册的小小字典，凝结了周总理对青年一代多么深切的关怀和无限的希望啊!
由于极左思潮的干扰，建国后20多年，我国和世界各国工具书事业的差距越拉越大，炎黄子孙永远也忘不了那令人尴尬的一幕：周恩来会见西欧某小国使节，接受了他们赠送的一部大型辞书，而作为回礼，周总理当时所能拿出的却仅有那本《新华字典》——一个人口不到3万人的小国家送大书，而几亿人口的大国却送小书，正像有些同志所痛心疾首反问的：这难道是一个有5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的形象吗?这难道是世界上使用人口最多的汉民族语言文字的应有地位吗?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1975年夏季，国家出版局和教育部在广州联合召开了“全国词典工作规划会议”，会上制定了包括出版《汉语大词典》在内的160余种词典的编写出版十年规划。这个规划，呈送国务院，经邓小平同志审阅后又送给正在住院治疗的周总理，批准后开始执行。今天，我们在非常便利地使用各种辞典、辞书时，不能不一次次回忆起周恩来同志的辛劳。
周恩来同志不仅从宏观上指导、督促了我国工具书事业的发展，而且在具体条目、编辑技术方面也有许多明确的指示。例如在《辞海》修订中，对杨度、严复等人的条目，就针对当时极左思想的影响，提出，杨度后期入过党，对党有过贡献，写法要考虑；对严复，由于发现了一批他晚年的信札，总理指示，对其条目的措词要重新考虑。这种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思想，对工具书编纂人员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成为我们撰写某些有争议、比较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条目时的光辉范例。早在1958年1月10日，周总理在《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的讲话中就指出，已经公布的《汉语拼音方案》，“可以用来编索引”。1974年，由他批准的国家科委关于《汉字信息处理工程》，包括用于文献情报检索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叙词表、机器翻译等几方面的研究，更为我国工具书编纂方法、体例和技术开拓了新领域。
关心工具书，使用工具书，在这位伟大哲人的身上是统一的。在大连棒捶岛宾馆的一个房间里，至今摆放着一部《辞海(未定稿)》，这里曾经是周总理的一个临时办公地点，因为当时急需，大连市的有关部门曾连夜派人送此书到宾馆备用，现在这已成为永久的纪念了。
在风云诡谲的1975年冬天到1976年初，终身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但病势日渐沉重的周总理的忧虑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当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伟大的思想犹如电光石火，在对祖国和人民命运的眷念中，必定有一部分是对我国工具书事业的关切。所幸，时光只过了几个月，到了1976年秋，神州大地终于迎来了光明时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阳光，照亮了我国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道路，也为工具书事业的蓬勃发展和繁荣开辟了良好机遇，这是我们如今可告慰周总理在天之灵的幸事。现在，我国工具书编纂出版事业无论在数量、品种、质量、普及程度、用户教育等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进步。比如从数量来说，我国现在已出版的工具书，估计最少也有2万余种，仅辞书、词典一类，目前已出版有8000余种，超过了国外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品种方面，过去是一片空白的百科全书园地，现在随着卷帙浩繁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出版和一大批专科性百科全书的涌现，已面目全新；年鉴、手册、指南、统计资料、数据集等过去长期的短缺项目，现在已有了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出版物可供人们挑选；以普及工具书刊使用知识为重要内容的“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在全国高校的开设，工具书的读者群正在以几何倍数增长。这些，都为我国工具书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纪念周恩来同志逝世20周年之际，作为工具书事业的研究者、从业者、使用者，我们要把对周总理无尽的思念化作进一步做好工作的动力，从而以实际行动为周总理在四届人大上提出的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