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党建中的新型组织策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策略论文,组织论文,社区党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527(2007)02-0098-03
社区党建是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包括街道、居民区、乡、镇、村的党的建设。仅就城市社区党建而言，一方面，大量的“单位人”党员转变为自由度更大的“社会人”党员之后，依托社区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管理已经成了最基本的途径；另一方面，对于街道辖区内的非公经济组织的党员，也基本上划归在了街道党组织的工作范围之内[1]。这样，包括街道和居民区在内的城市社区党建就更为集中地反映了当前党的建设所面临的困境。本文所考察的“阳光驿站”正是为应对这种困境而设计出的一种社区党建的新型组织形式。
一、“阳光驿站”简介
“阳光驿站”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众所周知，上海浦东新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被国家列为改革开放的又一先头阵地之后，其变化可谓翻天覆地。陆家嘴街道就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之内，又可以说是处在改革开放先头阵地的最前沿。国家、市场、全球化、社会结构转型[2] (P17)的力量所带来的急剧变迁使陆家嘴街道呈现出一种繁复缠杂的状态。一方面是人口、人才的高度流动，地域、学历、收入、地位等各个层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这导致需求的多样化和众多的不稳定性；一方面是群体、组织的繁荣生长，截至2005年上半年，共有6500多个经济组织和社会团体，此中体现了政府之外的市场与社会领域的发育；另一方面是行政力量的加强，街道虽只是新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但既有丰厚的财力支撑，又有上级的政策支持，在不少方面都是先进典范，包括社区党建。
“阳光驿站”就诞生于这样的时空环境之中。2003年9月10日，阳光驿站正式成立。阳光驿站自身的定位是“社区流动党员的接纳地，创建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孵化器，社区党的各类组织资源交换、服务共享的平台，社区党员的温馨家园，党组织和党员服务群众的窗口”，可以把它看作是街道社区党建的工作平台或组织载体[3]。
二、社区党建的新型组织策略
阳光驿站最初被专家设计成只服务于两新组织党建的工作载体，但这一设计思路从一开始就受到了街道甚至新区政府社区“大党建”思路的修正。总体而言，阳光驿站是创新的产物，但这种创新是在新旧体制和思维的碰撞过程中不断实现的。在阳光驿站身上，至少表现出了以下四种社区党建的新型组织策略。
1、组织的“软化”
组织的软化是与组织结构的刚性、组织边界的僵化、组织等级的强硬等科层特点[4] (P243)相对应的。在阳光驿站身上，明显地体现出这些特点：组织边界开放模糊、保持与外部环境的频繁流动；组织结构灵活多变、不拘泥于形式；组织内部的等级也渗透进了更多上下互动的因素，表现出一种扁平化的趋势[5] (P333)。
目前在阳光驿站门口挂牌的机构共有包括街道非公经济党总支、流动党员党支部、党员志愿者服务工作部在内的八个。这些内部组织在结构形式方面有所差异，但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上述的“软化”特征。其中，流动党员党支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流动党员党支部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其流动性。2005年8月上旬，支部共有流动党员102人。根据工作人员的估计，其中年轻党员约占50％-60％；高学历党员比例较高，本科党员约占60％；白领和管理人员约占60％，业主党员占15％左右，下岗和困难党员约占15％。组织的规模不断发生变化，组织内部的成员进进出出，流动党员党支部成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其边界总是保持着一种开放的状态，一切根据组织成员的实际情况而决定去留。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从形式上看，即使是基层党组织，也是一个存在上下等级体系、委员间有固定分工、按照正式的规章制度开展活动并倡导警惕公私不明的组织。这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科层结构。流动党支部规模较大，内部又分出三个党小组，书记、委员、小组长、党员同样表现出形式上的科层特点。但这种形式上的科层结构却又体现出一种特殊的“扁平化”的倾向，掺杂了大量的非正式等级体系的色彩。
现任支部书记是阳光驿站史菁副站长，驿站的工作人员也都是支部成员。他们开展工作的共同特点是“非等级化”与“坦诚沟通”。史书记是支部的最高领导，按照科层逻辑，她对支部的成员本应具有一种与职位相对应的权力。但在大量支部活动中，这种强制性的权力却很少表现出来。书记仍然具有一种权威，只是这种权威更多地是以自己特殊的工作方式为基础的。对于每位新进来的党员，史书记都要例行谈话。
这种很人性化的关照使党员感到温暖，同时赢得党员的信任。渐渐地，很多流动党员会主动找书记谈心。对于他们，党组织值得信赖，史书记作为党组织的代言人甚至成了某些党员可以倾诉衷肠的唯一对象。通过交朋友，通过朋友式的互相关心，史书记和其他身在支部的工作人员刻意避免了上下等级的刻板僵化，拉近了上与下的距离，这为领导与普通成员、普通成员彼此之间的真诚沟通提供了前提条件。
组织的“软化”特点并非全然是人为设计，这工作人员的行为逻辑也有联系。但这些特点，尤其是等级结构的扁平化，导致了组织高度的凝聚力。2005年上半年，流动党支部开展第一批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每次活动的出勤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到九十五。
2、孵化能力的强化
阳光驿站不仅是流动党员的接纳地，也是创建两新组织党组织的孵化器。从积极主动地在空白领域开展党建工作的意义上来说，后者甚至更为重要。在街道党建办专职干事韦建良的眼中，这一功能主要的体现就是楼宇党建：
阳光驿站的‘孵化器’最大的功能就是建立楼宇党建，在这个基础上就是建立楼宇联合党支部。还有就是在非公企业发展党员。
2004年3月24日，中国保险大厦联合党支部在大厦物业办公室“阳光驿站”党员服务点里成立，这是陆家嘴社区在建立“阳光驿站”楼宇党员服务点的基础上，陆家嘴企工委综合党总支在小陆家嘴地区成立的第一个楼宇联合党支部。根据驿站的统计，截至2004年底，新建楼宇党支部1个，两新组织党支部3个，成立非公经济组织党委1个，接受转制企业整机制转移的党支部4个，社区两新组织党组织发展至25个，新增党员170名。
流动党支部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也承载着孵化的责任。如果某幢大厦里有了三个以上的党员，又有比较合适的书记人选，那就可以考虑成立楼宇联合党支部了，这样流动党员党支部的成员就可以减少一些，而不会是无限制的扩大。工作人员周怡介绍说：
楼宇里面有五六个党员后，能够选出一个书记，那我们的流动党员就孵化出去了。因为阳光驿站本身就有个孵化的作用，对吧？……大楼里面，它里面的房子都是租出去的，比如说，甲公司、乙公司、丙公司都有一个党员，但是没有支部，都挂在我们这边。但是我们一看，你中银大厦有五个党员了，有一个人比较突出，能力还可以的，那就培养让他当书记，就把我们这五个流动党员孵化出去，成立楼宇党支部。
流动党支部开展工作的时候，同时也是在宣传自己。按照程序，对预备党员和积极分子都要进行考察。由于他们情况特殊，这种考察主要集中于他们在企业单位里的表现。所以史书记和其他工作人员有时要跑很远到考察对象的工作单位中去。这是一个宣传阳光驿站和展示自身魅力的机会，而宣传的效果有时就是吸引了更多的年轻人向党组织靠拢。截至2004年底，有5位楼宇青年向流动党员党支部提出了入党申请。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阳光驿站孵化出的“产品”还不仅是党员和党组织。考虑到阳光驿站作为志愿者服务工作站的定位及阳光讲坛、阳光课堂等系列品牌活动，它的孵化产物还包括志愿者群体这样的活动性组织和阳光系列品牌这样的功能性组织载体。孵化能力的强化使驿站这一党建工作载体具有了更鲜活的组织面相和更强大的组织活力。
3、社会化的运作逻辑
阳光驿站并不独立于周围环境之中，它所开展的大量活动需要得到外在其他组织的支持和配合，这种支持、配合关系是由一定的运作逻辑作为支撑的。阳光驿站最初的设计理念中就暗含了社会化的运作逻辑，即主要利用自身的力量，通过互利交换式的合作而在其他组织那里得到自己所需的资源、实现自己的行为目标。这一点部分体现在其作为“社区党的各类组织资源交换、服务共享的平台”这一定位上。
阳光课堂是阳光驿站工作人员独创的品牌，其主要内容是在寒暑假期间，为社区困难党员群众家庭的中学生提供免费的学习辅导。阳光课堂的开办需要学校的支持，与阳光驿站进行合作的是洋泾-菊园实验学校(初中)和东昌中学(高中)。阳光驿站负责提供场地，安排生源，为志愿者老师们提供必要的服务。学校那边则由党委书记或党办主任安排老师上课，所安排的老师多为年轻教师，其中不乏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这种首先体现为党组织之间的合作以党的服务宗旨为媒介，背后则是学校和街道之间“双赢”的利益合作。街道的党建工作自然要推进，学校也需要通过各种方式扩大自身的影响。
阳光课堂的顺利举办，不仅要有教师资源，还要有学生来听。学生名单的选择是由各居委会在大致调查的基础上形成的。这里就存在了阳光驿站与居民委员会之间的另一种合作。阳光驿站需要居委会的支持，但居委会的支持却很难看到什么回报，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于驿站与学校的关系。驿站对居委会不能提出任何强制性的要求，这边需要它们提供合作，那边是否合作就要看它们自己的态度了。仅仅靠一种“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无私心态去打动他们，并不具有稳固的制约性。
阳光驿站在尝试一种社会化运作的逻辑，但这种尝试又带有旧体制的影子。无论是与学校还是与居委会打交道，驿站还是不能不借助党内体制的力量。党务干部之间的交流一旦开始，也可能会掺杂进人情因素。熟悉的人际关系如果能够形成，就为以后双方长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以党务工作者的相同身份为互动缘起，基于熟悉而建立的合作并不稳固。阳光驿站也在寻求更为正式的社会化运作的方法以巩固这种长期合作，如签订一项协议，这是其未来工作的方向。
4、人情化的操作方法
阳光驿站的温情是最能直观感受到的特征。阳光驿站致力于建成社区党员的温馨家园与党组织、党员服务群众的窗口。驿站工作人员热情、主动、礼数周全，几乎让每个进入驿站的人都能体验到阳光和煦、如沐春风的感觉。原工作人员王恒彪认为，做好本职工作，“最起码要有五心”，即爱心、耐心、细心、热心、诚心。这“五心”的概括恰可作为人情化操作方法的基本原则。
人情化的操作方法可以解释为一种以人为本的工作方法，通过热情服务、坦诚沟通营造出一种熟悉信任的情境，从而最终消除分歧、实现工作目标。这种操作方式体现在工作人员每一天的工作当中，包括：对每个与自己打交道的人都笑脸相迎；要关心对方，为对方着想，使别人感受到一种温暖；要与陌生人交朋友，坦诚交流，以心换心等。
这种操作方式也体现在阳光驿站工作的各个方面，仅以流动党员党支部为例。如前所述，流动党支部的结构形式刻意避免上下等级的刻板僵化，拉近上与下的距离，使领导与普通成员、普通成员彼此之间能够真诚沟通。这构成了人情化操作的前提条件。流动党支部开展活动总是考虑得很周到，支部活动经常要在晚上举行，很多党员来不及吃晚饭，工作人员就为远道而来的党员们准备食品饮料；通知组织生活的时间，一定要提前一个星期，以便对方安排自己的工作；举办某些活动，总是尽量采取更为新颖、更适合年轻人的方式，如“长征之路”户外拓展运动，大大增强了支部的吸引力。
三、新型组织策略的意义
阳光驿站的这些新型组织策略或者是有意为之，或者是自然形成，但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阳光驿站的发展既非一帆风顺，其各种组织策略也并非没有隐忧。组织的过度“软化”可能影响到组织的稳固和对成员的纪律约束；社会化的运作还刚刚起步，在与周围环境的互动中稍遇挫折就容易退回到科层体制的经验逻辑之中[6] (P125)；人情化的操作则对工作人员的素质能力和工作强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孵化能力这一点来说，楼宇党建的工作并不容易开展，原因既包括公司和白领党员的高度流动性，也包括许多新经济组织对党建工作的曲解和排斥[7] (P20-21)。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来说，流动党支部的高度凝聚力与其孵化功能还潜含着一个内在的矛盾：凝聚力越高，孵化越难。原站长助理陈明辉这样说：
本来我们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结束之后，这批人我已经把他们转出去了。但是呢，他们再三央求，跟史站长讲，再三央求不转，因为他们觉得这里气氛比较好，而且都是年轻人，大家感觉都能谈得来，后来也就只能不了了之了。因为人家没有这个意愿，你不能强迁啊……我说的这些能够转出去的，就是他们已经条件成熟了，可以转出去了，我们的孵化器的作用应该发挥了。因为第一步是接纳地，第二步就是孵化器。
毕竟，阳光驿站才刚刚迈入第四个年头。作为专家理论设计与党建工作者实践经验的结合体，它的起点是比较高的，符合国家后退、社会发育的发展大势。但作为适应新时期社会发展形势的产物，它还有很长的路要摸索。具体而言，如何继续发挥旧有体制和经验思维的积极作用，如何更好地实现社会化运作的逻辑，如何长期保持阳光驿站的生机与活力，都是需要深刻思考的问题。无论如何，阳光驿站在当前所表现出的蓬勃活力足以令人振奋，这对于新时期如何开展党的建设是一种有益探索，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都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