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学术文学”研究--唐代制定和实施措施的形式体系_文学论文

唐代“取士文学”研究——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体制论文,形式论文,文学论文,制举试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以文取士”源远流长，其制度的建立始于西汉，唐人发展完备，全面实行，并提出命题加以阐释①。这是以考试“文学”为直接方式和基本准则的人才选任制度系统，“常科”和“制举”是其两个基本子系统；其“官试”②文体有策、“杂文”、判等，以此为中心形成丰富多彩的“取士文学”。试策则是取士各科最重要的试项和文体，具有基础和主体的地位；而制举自始至终只有试策一个试项(个别科目偶然例外)③，是典型的“以策取士”。然则试策实为唐代取士文学的首要文体，尚未得到学界和读者的足够重视。较之一般文学，取士文学具有更强的体制性。体制性是各种规定性因素和力量通过作者对其文本(作品)制作发生综合作用的结果，涉及文本的内部与外部的各个层面，体现为复杂多样的体制特征。体现于外部的属“形式体制”，体现于内部的可称“内容体制”。本文拟就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加以探讨，兼补前文(拙文《唐代试策的形式体制——以制举策文为例》对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有初步论述，但较粗略，亦有所未及)之不足。

      文学的存在首先是文本形式的存在，故任何文体皆有其形式体制，试策亦不能外。形式体制的造成因素既多而又复杂，大致可区别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的、原发的体制性成因，其体制是“原生态”的；一类是自觉的、外加的体制性成因，其体制是“再生态”的。古代文人的文学制作多属后者(当然其中也有前者的基础和成分)，是“有意为之”。促使其“有意为之”的因素和力量，有现实的、传统的、有政令的、有风尚的、有功利的、有审美的……其共同作用则是相同性和差异性的统一，从而造成文学体制上的“千篇一律”和“千差万别”的统一。唐代制举试策皆为文人制作，其形式体制亦可由此获得理解和认识。

      如何估量和认定唐代制举试策的体制性特征及其程度，确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问题，很难一言以蔽之，大抵可以依据三个方面的情况：一是文献记载。古代文献尤其是当时文献的有关记载。如《册府元龟》载：开元九年五月乙亥，玄宗策试制举考生，并发布诏敕，其中的“古有三道，朕今减其二策”(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三《贡举部》载：“(开元九年五月)乙亥，试应制举人于含元殿，命有司置食。勑曰：‘卿等知蕴韬略，学综古今。乔木将迁，虚锺待扣。既膺旁求之辟，伫闻明试之言。各整尔能，对敡所问。古有三道，朕今减其二策；近无甲科，朕将存其上第。务收贤隽，用宁军国。并宜即存，缓详思之。’”第7710页。飞按：董诰等《全唐文》卷三十四《玄宗》十五题作《策试贡举人含元殿敕》，称“贡举人”未当，应题作《含元殿策试制举人敕》)便涉及形式体制，据此可知，自“今”以后，制举试策由“三(多)道”改为“一道”，开元九年因此成为唐代制举试策“改制”的重要年份。二是文本显示。文本是文学体制的“化石”，也是难得的“物证”。如开元九年的“改制”，便可在现存的试策文本中得到印证(详下)。一般说来，相同和相近的特征在不同的文本中出现得越多，则其体制性越强。三是合理推定。参考相关情况作适当推测，如从源流上说，唐代制举试策是对自汉以来“诏策”(诏举策试贤良文学)制度的继承和发展，二者在试策体制上有很多相同和相近之处。就唐代取士各科而言，制举稍晚于常科，而常科最初大都“止试策”，对后起的制举试策当有示范作用。如“光宅二年”吴师道所对《贤良方正策》五道，属制举试策，但其形式体制颇似进士试策，这可能是徐松致误的原因之一(徐松《登科记考》卷三“光宅二年”收其文，作进士试策，实误，详见拙文《〈登科记考〉“光宅二年进士试策”辨略》，《文献》2011年第1期)。另外，进士科所试诗、赋皆有“格律”，同样作为取士文体的试策也应有类似的体制要求。以上三条既是考量和认定唐代制举试策形式体制的基本条件、原则和方法，也一般地适用其他试策乃至所有文体。

      现存各类唐代试策文本，以制举的体量最大，“全篇”(“全篇”及“残篇”、“全道”、“残道”等，是描述现存唐代试策文本的术语。就“篇”而言，“多道制”(下及)制举试策，若以三道为常例，则其一人一次(科/场，下同)所试之全部三道策问文与对策文皆完好俱存，即为“全篇”；否则为“残篇”。就“道”而言，若其策问文与对策文俱存完好，谓“全道”，否则为“残道”。“一道制”制举的“篇”与“道”同)也最多。目前所见约有67篇，共约11.7万字(含“多对同问”的重复部分)(本文关于现存唐代试策文本的统计数据，均为电脑统计之字符数，计标点符号，不计空格，取其整数。“多对同问”是指同时(科/场)试策的多人对策所对的策问相同，形式多篇策问文相同、对策文各异的试策文本，在统计总量时一并计入，故其策问文属“重复”统计，共约0.5万字)，加上近4万字的“私试策”，总共约16万字。虽然远多于进士试策(约2.3万字)和明经试策(不足0.4万字)，但相对于唐人实际制作的总量，也只是极少的部分。其概况略如下表(表一)。

      

      表中的前期、后期以开元九年为界。因情况复杂，其统计数字未必完全精确，但可以见其大概：从“道制”上看，前期篇均1.8道，后期篇均1.1道。但这个数据是就广义制举(唐代制举有狭义和广义之别，前者指天子为获得某些“非常”人才及其策略而专意“临时”下诏、设科考试；后者其他参照制举处理的取士，如进献文章或著作之类。详见拙著《唐代试策考述》，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统计的，而且是将“全篇”、“残篇”、“全道”、“残道”一并计入的；也就是说，前期的篇均1.8道并非实际的足数(应更高)；后期若只就严格(狭义)统计，则篇均1道，这表明唐代试策的道制确有“前多后一”的变化，开元九年则是重要的分界标志。从“篇幅”上看，前期共39篇，篇均1237字；后期共28篇，篇均2456字，后者较前者篇均多出1219字。最长全篇：前期为3689字，后期为6609字，较前者多出2920字。最短全篇：前期1464字，后期1805字，较前者多出341字(应加说明的是，统计中，暂将现存前期的一道、二道、三道、五道皆视作“一篇”，故所得篇均1.8道并非实际的足数；若按3道计，则篇均2097字，与后期相差不大)。从“道幅”上看，前期共69道，道均699字；后期共32道，道均2249字，多出前者1 550字，为其3倍多。最长全道：前期3689字，后期6609字，较前者多出2920字。最短全道：前期311字，后期1805字，较前者多1494字，约为其6倍。这些是就广义制举所作的统计，若只就狭义制举统计，悬殊不会这么大。而后期狭义制举为一道制，道幅等于篇幅，不可与前期的道幅相提并论。然则这些数据显示，后期的体量较之前期有长足的发展，但也有例外。如前期最长篇(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策问与彭殷贤的相应对策)3689字之多，而后期(建中元年《直言极谏科》策问与姜公辅的相应对策)仅1805字，前者反多出1884字。故“前多后少”只是整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就策问文与其对策文的体量比例看，前期道均209：789，相差580字；后期490：2825，相差2335字，可见后期体量的增长是策问和对策的双增长。但也有个别例外或“错位”情况，如前期最短策问(天册万岁二年《封神岳举贤良方正》之第三道)80字，而最长(彭殷贤)对策3387字。后期最短策问(广德二年《贤良科》)275字，而最长对策(大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刘蕡所对)6052字。又如前期最长策问(神龙三年《贤良方正科》之第一道)397字，最短对策(垂拱元年《贤良方正科》吴师道所对第三道)246字；后期最长策问(贞元元年《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660字，最短对策(开元十四年《贤良方正科》尹畅所对)1234字。但普遍情况是对策文长于策问文。

      还有两组数据值得注意：一是在一科(次)试策中，多道策问文之间及其相应多道对策文之间的体量对比(仅限于前期)。如：光宅二年《贤良方正科》的五道策问，道幅依次为92、180、129、243、273；绝对(最长与最短之间)道差181字；平均道幅183字；最小负差(少于平均道幅)-3字，最大负差-91字；最小正差(多于平均道幅)+60字，最大正差+90字；最大差比(相对于平均道幅的最大少于和最大多于)为-50%和+49%。相应的(吴师道)五道对策，道幅依次为472、312、246、282、332；绝对道差226字；平均道幅329字；最小负差-17字，最大负差-83字；最小正差+3字，最大正差+143字；最大差比为-25%和+43%。由此可见，多道策问文之间，最长者与最短者的体量相差很大，约为3倍；多道对策文之间，最长者与最短者的体量相差也不小，约为2倍。这意味着各道之间的体量差距大小，有很大的伸缩性和灵活性，似乎并无严格限制。但各道与平均道幅之间的差距却不大，最小者接近或等于平均道幅，最大者也不超过平均道幅的一半。策问文(其中三道短的)道均少于平均道幅27%；(两道长的)道均多于平均道幅41%；对策文(三道短的)道均少于平均道幅15%；(两道长的)道均对于平均道幅22%。可见不论是策问文还是对策文，其体量皆保持大致均衡，不能出入过大，应是有大致的惯例或规范。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多道制试策中，兹不多举。

      二是在同一科(次)试策中，多个应试者对策文之间的体量对比。如：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今存六人对策文各一道，分别为：冯万石④的1619字，邢巨的1239字，苗晋卿的1162字，张楚的1195字，孙翃的1263字，彭殷贤的3386字，共9864字。平均道幅1644字；六人(道)之间绝对(最长与最短之间)道差2224字；最小负差(少于平均道幅)-25字，最大负差-482字；最小正差(多于平均道幅)+60字，最大正差+1742字；最大差比(相对于平均道幅的最大少于和最大多于)为-29%和+106%。可以看到，前五人(道)对策文篇幅差别不大，中间四人(道)尤为接近，应是一定体例使然。但最后一人(道)特别长，约为最短者的3倍，则意味着即使有一定的体量常例，但宽松度与灵活性很大。又如：元和元年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今存五人对策文各一道，分别为：罗让的3462字，元稹的3393字，韦处厚⑤的3153字，独孤郁的2993字，白居易的2898字，共15899字，平均道幅3180字。五人(道)之间绝对差幅为564字；最小负差(少于平均道幅)-27字，最大负差-255字；最小正差(多于平均道幅)+213字，最大正差+282字；最大差比(相对于平均道幅的最大少于和最大多于)为-8%和+9%。不仅绝对差幅不大(最长者仅为最短者的1.2倍)，而且最大正负差比也很小，五人(道)体量均在3200字左右，“左”、“右”皆不足10%。与上例(开元七年《文辞雅丽科》)相比，一方面平均道幅显著增加，增幅达1536字，体量约为前者的2倍；另一方面绝对差幅明显变小，而且正负差比更加均衡。五人(道)都在3000字左右，这种“不约而同”或许是当时(元和元年)制举对策常规体量的反映。这里用“当时”还意味着3000字左右的体量常规未必能够一概适用整个后期制举对策，实际上，此前此后都有出入较大的文例。如开元九年《知合孙吴运筹决胜科》杨若虚的对策1843字，张仲宣的对策1667字；开元十四年《神岳举贤良方正策科》袁映的对策1821字，尹畅的对策1234字，皆不足2000字；长庆元年《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庞严的对策3187字，沈亚之的对策4247字，后者远过3000字；而大和二年《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刘蕡的对策达6052字，沈亚之的对策仅1805字。

      总之，唐代制举试策文本体虽总体差别不大，但个体差别有时却很惊人。如果为其划分等级的话，那么可将2000字以下称为短篇；2000—4000字称为中篇；4000字以上称为长篇；而6000字以上则为超长篇。大致贞元以前短篇居多；其后多为中篇，时有长篇；而超长篇可谓绝无仅有。当然这只是就现存试策文本而言的。大抵不论是前期还是后期，体量上既有一般常态，也有“出格”特例，其伸缩空间相当大。常态反映其有一定的体量规范；特例则意味其体量规范并不十分强硬。

      相对说来，后期(一道制)制举试策文的形式体制更加完整，因而更具典型性，兹以元和元年“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问文及白居易的相应对策文为例(简称例文一)，结合白氏《策林》所拟之《策头》《策项》《策尾》(简称例文二)(例文一之策问文见《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题下小注云：“元和元年四月二十八日”。第2483页；其对策文为白居易所作，见《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八《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题下注云：“策目见四百八十七卷，与元稹同”。第2490-2495页。例文二据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六十二《策林》，第3436-3441页。两个例文应全文引录才方便讨论，但受篇幅所限，兹从简，下引不注)，并参考其他相关材料，对其形式结构作稍细分析。白氏云：“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及微之首登科，予次焉，凡所应对者，百不用其一二。其馀自以精力所致，不能弃捐，次而集之，分为四卷，命曰《策林》云耳。”[1]可知《策林》原系白氏与元稹为准备应试制举而作，其用时之久、用力之勤与用心之专精，当是“揣摩”了当时制举试策的各方面要求之结果。二人一举登科，则证明其“揣摩”之高效，亦即其拟作与官方要求之切合，堪称“典范”。然则《策林》的典范性，既属白、元之共识，亦必有相应的官方规范和社会基础，在当时应属常规，由此可推知其时官方试策形式体制之大概。

      唐代制举试策属“一问多对”(或曰“多对—问”)体制：“问方”(考官)以同样问题(同一试卷)要求多个“对方”(考生)来回答，即不同的考生所回答的问题相同。如例文一所属的这次试策，《登科记考》载其及第者十六人[2]586-587，其实际参与试策者当不止此数。这种试策体制便决定了试策文本的整体形式：一篇完整的试策文是策问文及其相应对策文的统一体，而一次(科/场)试策则有多篇这样的统一体，皆由同一个策问文作者(问方)分别与不同的对策文作者(对方)“合作”完成；单篇统一体可称“个体”，多篇统一体则组成“群体”；个体之间比孪生兄弟姊妹还要“酷似”：不仅形神相近，而且“面目”(策问部分)全同。所以当我们面对一篇策问文或对策文时，应意识到它是某一个体的上半或下半；当我们面对一篇试策文个体时，则应意识到它是群体中的一个。同一个体的上半与下半、同一群体内的个体之间，既有关联性又有特定性。

      从文本的形式结构上看，首先是“标题”。唐代制举试策是否有标题，还是一个尚待考定的问题。虽然文献有“策题”之说，但与一般所谓“标题”意指有别。《困学纪闻》云：“唐及国初策题甚简，盖举子写题于试卷故也。庆历后不复写题，寖失之繁。今有数千言者，问乎其不足疑。”阎若璩注云：“按：《蒋之奇传》：英宗时，举贤良方正，及对策，失书问目，报罢。则谓庆历后云云者恐误。”[3]可知所谓“策题”、“题”、“问目”，皆属问题亦即策问，而今见唐人试策文本的标题疑系后来所加；但从考试的实际操作推测，“问—对”双方在写作时也有“标目”的必要和可能，尤其是在多个科目试策同时或同场举行的时候，这或许是今见唐代制举试策标题多为科目名称的主要原因吧。然则这些“标目”可能加于出卷、答卷之时，也可能加于阅卷、存档之时，也可能加于传阅、编集之时，不论哪种情况，本文暂且将其视为形式结构的一个部分。标题之下依次为策问文、对策文，先说对策文。

      策头，即对策文的开头部分。白氏《策林》有《策头》标目及两段拟文；例文一“对……昧死上对”一段即是，文字或长或短，结构相对独立，其内部还可作更细区分：“起对辞”。前端的“对”字(或用“对曰”)。为所有对策文所必有，地位突显，独立性强。虽只一两个字，却是重要标志：既标志策头部分的开始，也标志整个对策文的开始；既是对策问部分的应承，又于之划界；同时还有唤起和引领对策的作用。辞承上启下，是全文的枢纽和关键。严格说来，起对辞并不只属于策头，但因关系密切，仍作策头的一部分看待。“应制辞”。起对辞之后的“臣闻”、“臣曰”、“臣伏见”或“伏惟陛下”之类。因制举属天子取士，其策问等同诏制，而“问—对”双方则为“君—臣”关系，故应制辞既是对诏制的应接，也是对君臣关系的认从，为制举对策文所必具，也是辨识是否制举对策文的重要标志。“导对语”。应制辞之后，往往并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一些相关的话，诸如天子的圣明虚怀、古人的嘉言懿行、此番试策的必要和重要、本人的心情和态度之类，从而徐徐导入具体问题的对答。如例文二“臣生也幸，沐圣朝垂覆育之惠……是以窥玉旒，读金策，惭惶僶俛，不知所裁者久矣”一段；例文一“汉文帝时，贾谊上疏云……斯则陛下之道已弘于前代”一段亦是。“受策语”。导对语之后，还会说一些庆幸恩遇、感激垂询、愿尽忠直之类的话语，其实是表示接受皇上的垂询，愿意努力回答问题。如例文一“臣之才诚劣于古人……然后退而俯伏，以待罪戾焉，臣诚所甘心也”一段；例文二“是则陛下纳谏之旨，远出于汉朝……贱臣得不有犯无隐以副陛下纳谏之旨乎？殚思极虑以尽微臣献言之道乎”一段，亦属此类。“应对语”。受策语之后往往紧接短语，再次申明和强化心情、态度之类，同时结束策头，转向策项。如例文一云：“谨以过言，昧死上对！”例文二云：“唯以直辞，昧死上对！”他如彭殷贤云：“自顾性识愚驽，智术微浅，既蒙清问，敢不具素所闻乎！”[4]3118韦处厚云：“微臣才用不足以操事，体识不足以经远，祇奉圣问，伏用兢惶，谨昧死上愚对。”[1]7347皆属应对语，而穆质云：“不然者，臣当退从作者七人之八耳，孰为来哉？”[5]2479造语委婉，新人耳目，但与受策语结合紧密，看上去不是很明显。以上是制举对策文常见的五个细部结构，起对辞可谓千篇一律；其他四个部分在文中的处理方式因人而异，不尽相同，如元稹的《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的策头长达550字，将应制辞、导对语、受策语、应对语融为一体，新颖别致，文情并茂，感人至深，可称策头之上乘[5]2483-2486。

      策项，是策头和策尾之间部分，也是对策文乃至整篇试策文的主体与核心，故为制举试策文所必具。其细部结构：“述制辞”。多用“制策曰……”，意在提示下文(省略号部分)是“复述”策问中的问题，因为制举策问有诏制性质，故称“述制”。应当注意的是，由于一道制策问往往不止一个问题，故其述制辞(及其下的述制语、入对辞、承制语、对问语等)也相应地不止一个。白氏《策项》的两段拟文为并列关系，即在实际对策时须一一采用(而其《策头》两段拟文和《策尾》三段拟文则是任选关系，即在实际对策时只须选用其一)，这是与一道制策问通常有多个问题的体制相适应的。白氏特加注明云：“自‘懋建’已下，皆迭策问中事。”是提示(自己与元稹)实际对策时要根据策问中“事”(问题)的多少，作相应的列举。如例文一将问题“处理”为三“事”，便用了三个述制辞：“伏蒙陛下赐臣之策有……”，“又蒙陛下赐臣之问有……”，“臣伏以圣策首章曰……”。而元稹则用《对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中用“臣伏读圣策乃见……”，“臣伏读圣策又见……”[5]2484-2485等。刘蕡则连用四个“伏以圣策有……”[5]2521-2527(飞按：题下小字注云：“太和二年春三月。”)诸如此类。制举对策文通常都有述制辞，而且地位突出，标志显著。“述制语”，即述制辞之后的“复述”部分。或摘录策问原文，或撮其大要；或依其次序一复述，或打乱原序概括复述，总之是用自己的话把策问中的问题“重申”出来，所以不论是摘录原文还是撮其概要，总之皆须有此部分，应是制举对策所特有和必备。例文一的述制是撮要性的，而穆质《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的述制则是照录原文。述制语的多少，与策问中的问题多少相应；但对策者可其中的问题作自己的“处理”，如穆质所述云：“(制策曰)朕祗膺累圣之业，猥居兆人之上。虔恭刻厉，如恐坠失，忧济庶务，夕惕晨兴。”[5]2480虽是策问的原话，但在策问中并不是作为具体问题提出来的，穆质却将其“处理”为一个“问题”并加以“复述”(及对答)。然则述制语还有某种“审题”的功能：对策者可以“审时度势”，确定问题的多少、轻重、先后，有的可以“小题大作”，有的可以避而不答，甚至可以“无中生有”——把在策问中原来不是问题的话语“处理”成问题，因此述制语并非完全被动“复述”，也有一定的主动性，也是对策者认识水平的一种体现。述制语在对策中有接转话语以便对答的作用，也可以方便考官判卷，还不同程度地增强了对策文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因其不同程度地“兼有”了策问文，从而可以不完全依赖策问文而独立存在，也可以据之不同程度地“复原”策问文，如开元十四年“神岳举”的策问文已不得而见，但在现存(袁映)对策文中有所复述，尚可见其大概(《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一《神岳举贤良方正策》，第2456-2458页。飞按：《英华》于题下小注云：“册问阙”；于袁映名下小注云：“未审何年。”《登科记考》卷七“开元十四年”之“贤良方正科”下考云：“《文苑英华》载《神岳举贤良方正策》。玄宗于十三年东封，十四年试岳牧举人，则神岳举当在此年。”下录登科人有袁映。第243页)。“承制语”，述制之后，一般要有所承接，如例文一云：“伏蒙陛下赐臣之策(述制辞)，有思兴礼乐之道，念救疲甿之方，别惩往戒来之宜，审推恩寓令之要(述制语)。至矣哉，陛下之念及此，此实万叶之福也，岂惟一代之人受其赐而已哉(承制语)！臣闻(入对辞)……”[5]2493又如皇甫湜云：“……此陛下之忧勤如此(承制语)。”[5]2499舒元褒云：“……陛下首问及此，有以见圣人思理之深也。”[5]2504或称颂，或奉承，或感激，或表态，其实都是对所述制策问题的顺承和渲染，为下面的对答营造语境和氛围。“入对辞”，正式对策开始，通常用“臣”、“臣闻”、“伏以”、“夫”之类的辞语发端，如例文一分别用“臣闻”、“臣有以知”、“臣敢不再竭狂直”。皆可作为就某问题开始对答的标志。“对问语”，具体的对答话语。由于(一道制)所问通常不止一事，相应的对问语也不止一段，如例文一便有三段。对问语是策项的主体与核心，也是对策文的主题与核心，其必要和重要自不待言，无烦多举。“出对语”，对问完毕，还要说一些话语，既出离“对答”语境，同时也有“善后”的意味：或强调其所对可取，或恳请皇帝实行，或宣明忠诚谦逊，或表达心情态度……如例文二，其一云：“伏惟陛下慎而思之，勤而行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可从容而驯致矣。”其二云：“此言王者行道非始之难，终之实难也。陛下又能终之，则太平之风，大同之俗，如指掌耳。岂止化流、朴复、刑措、教敷而已哉！”皆为出对语。由于所对问题不止一个，出对语便有“分出”与“总出”之别，前者是关于某一(些)问题的出语，后者则是关于全部问题的出语，后者更为常见。

      策尾，是对策文的结尾部分。如例文二《策尾》的三段皆是。其文字长短不一，长者如例文一，约130字；穆质的策尾达500多字；短者有十几个字，如：“臣不胜葵藿倾心之至。谨对”[5]2513；也有只用“谨对”两个的。较长的策尾也可作更细的区分：“起收辞”，如“臣……”、“愚臣……”、“微臣……”之类，提示问题回答完毕，其下转入收束。“收束语”，起收辞之后，表达称颂、感激、自信、谦逊、恳请之类的话语，既为所有对答作收束，也为全文作收束。如例文一云：“(臣)生也幸，得为唐人……伏惟少垂意而览之，则臣生死幸甚”一段，从多个方面为自己“过言”作辩护和渲染，其实质还是希望得到皇上的重视和录用——其策其人。“终对辞”，即最后的“谨对”(或用“臣谨对”)。有“终篇”和“终道”之别：前者是一篇对策的终了；后者为一道对策的终了。然则一道制的一篇即一道，故终篇亦同终道；而多道制的最后一道终对辞往往与全篇的终对辞相连或相兼。然则终对辞不仅是策尾终结的标志，也是全部对策文的终结标志，同时也是整篇试策文的终结标志，故为所有对策文所必备，亦属最显著、体制性最强的结构部分。

      如上所言，策头、策项、策尾的结构分析主要是依据白氏《策林》，但《策林》主要是为对策文而准备的，策问文是否也有类似的结构体制？白氏无说，亦未见其他文献记载。不过，试策文既是策问文与对策文的统一体，二者之间便有“对应性”，这种对应是相互的：不仅对策文要对应策问文，策问文也要对应对策文。故从理论上说，策问文也当有相应的形式结构。而试策作为一种传统悠久的取士活动和文体，其策问文与对策文的形式体制发展水平应大体一致，当对策文的形式体制达到上述程度时，其策问文的形式体制也应达到类似程度，甚至应该更加“成熟”，因其往往出自“大手笔”，作者多为老练的高级文臣。现存唐代制举策问文也显示，这种相应的形式结构确实存在。以下根据对应原则和文本实际，借鉴白氏的标示，就策问文的形式结构试加分析。

      问头，是策问文的开头部分。制举(尤其是一道制)的策问，一般并不立即提出具体问题，而是作一些“前言”，诸如背景、原因、目的、心情、态度、希望之类，为接下来的提问以及应试者的对策作出前导和铺垫，营造语境和氛围。如例文一“问：皇帝若曰……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陆贽《策问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问：皇帝若曰……以諭朕心之未寤。”[5]2418两段话在各自的策问文中皆自成“板块”，相对独立，体制性很强。其间还可作更细区分：“起问辞”，即最前端的“问”字，或用“问曰”，个别例外，如：如开元二年“贤良方正科”策问开头用“制策问”(见《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三《贤良方正科》，第2464页)，是策问文的开始标志，也是全篇试策文的开始标志，为所有策问文所必备，属体制性最强的结构部分。严格说来，起问辞并不只属于问头，但因关系相对密切，仍作问头部分。“称制辞”，起问辞之后，通常紧接“朕”、“朕闻”，此为天子自称，以显示此策问为天子自作；若称“皇帝若曰”，则可能是臣僚代拟。称制辞为制举策问所特有、必有，且为其他非制举策问所没有，也不能有，这是由制举的“天子”属性所规定的，可谓是最高、最强的体制性规范。“导问语”，称制辞之后，一般仍不直接提问，而是远远道来，徐徐导入。如例文一“朕观古之王者，受命君人……上获其益，下输其情，君臣之间，欢然相与”一段便是。导问语话题广泛，诸如往圣前贤的言行，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当前的形势处境，作者(皇上)的心情、态度、目的之类，但皆与其试策活动及所提问题相关，并为其下的提问营造语境氛围，作出前导和铺垫。“授策语”，导问语之后往往跟随自谦、礼贤、渴求、祈使之类的话语，因制举试策的本意是天子问计于贤能，故须有这样的“礼节”，其实是表明皇上将“策(问题)”交给应试者，令其解答。如例文一云：“子大夫得不勉思朕言而茂明之？”他如“子大夫戢翼藏器，思奋俟时。今启乃沃予，当有犯而无隐”、“子大夫何以匡建而致之乎”、“子大夫志行修洁，学术通赡，储思于天人之际，研精于大道之极。俨然就辟，良用嘉焉”、“子大夫是宜发所蕴畜，沃予虚怀。当极意正词，勿有所隐。”然则授策语多以“子大夫”唤起，此为制举试策所常见，而为常科试策所罕有。

      问项，在问头和问尾之间，是所欲策问的具体事项(问题)所在，故在策问文中具有主体与核心的地位，必不可少。问项主要有两个部分：“问事语”，即具体问题(“事”)的举述。由于所问往往不止一“事”，故问事语也不止一句(段)。如例文一“我国家光宅四海……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一段，涉及很多问题，而白居易在对策时将其“处理”为三“事”，则其问事语亦可理解为三段。“询问语”，问事之后一般要接询问性的话语，以使其“问题化”，同时还有指示“问点”的作用。如例文一云：“……举何方而可以复其盛？用何道而可以济其艰？既往之失，何者宜惩？将来之虞，何者当戒？”其“问点”重在复盛之“方”、济艰之“道”、既往之“失”、将来之“虞”。其后的“……眷兹洽闻，固所详究。”“……二途取舍，未获所从。余心浩然，益所疑惑”亦属询问语。然则询问语亦有“分询”与“总询”之别：前者逐一询问，后者总而询问。

      问尾，是策问文的结束部分。如例文一“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毋悼后害”一段；他如“咸述尔能，直言其事，当有升坛之拜，伫伸推毂之宠”、“在于朕躬，所有不逮；条问之外，委悉书之。必无面从，以重不德”、“子大夫熟究其言旨，属之于篇；兴自朕躬，毋悼后害”、“各罄所闻，备申谠议；虚怀固久，勿隐予违”、“无泛无略，无游说，无隐情，以副虚求，朕将亲览”等等。策尾大致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表明皇帝求贤问策的心情、态度；二是勉励和指令应试者畅所欲言、努力对策，故往往语涉双方，体现“君一臣”关系。问尾为所有策问文所必具，制举尤其如此。一般包括两个细部：“礼重语”和“促对语”，前者表达对应试者及其对策的礼遇和重视；后者鼓励和敦促应试者努力对策。当然这是就稍长的问尾而言的，有些问尾比较简略，如“以副虚求，朕将亲览”、“毕志直书，无有所隐”，则重在促对。

      根据以上分析，唐代制举试策的形式结构可列为表二。

      

      以上是一道制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情况，至于多道制制举试策的形式体制，大体可以此作为参照，进行分析和认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具体展开了，仅将分析结果制表如下(表三)(本表系据永昌元年“词标文苑”科之策问文及张说的相应对策文为例分析制作，全篇共三道策问文及三道对策文，俱见《文苑英华》卷四百七十七《词标文苑科□》。按题中“科策”原作“策科”，应系误倒，改正。题下原有小字注文：“永昌元年。”第2434页)。

      

      

      将表三与表二相对比，可以看到，表二所显示的形式结构表三亦大体俱备，但还不够“完善”：从整体上看，表三亦具有表二的主体结构，即表三的三道策问文皆具备问头、问项、问尾；其相应的三道对策文亦皆具备策头、策项、策尾。但在细部结构上，表三则有所缺略；而缺略的情况，三道不尽相同，依次趋于“完整”，而策问文的情况好于对策文。另外，这反映当时的多道制试策文，在细部结构上还不够完备和稳定。同时还可以看到，三道之间，在有些细部结构是“重复”的，如策问文中的起问辞、称制辞、礼重语、促对语等；对策文中的起对辞、应制辞、应对语、终对辞等，不仅是形式结构上的“重复”，内容意义上也大同小异，可以“简省”。实际上三道中的“缺略”部分，可能正是为了“简省”，“简省”后并不影响表达效果。故推测，制举试策由多道制改为一道制，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唐代制举试策形式体制的情况大体如上，“大体”是说限于条件和篇幅，本文的考察广度和深度仍皆有限，既未能更多展示唐代制举试策文案例，也未能涉及形式体制的更多层面，故所得认识和结论有其局限性，只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可以说，本文所分析揭示的，只是唐代制举试策形式体制的基本情况，由此可知制举试策作为唐代取士文学首要文体中的代表之作，有其颇为严整的形式体制，其体制化程度或许不能与试诗、诗赋的“格律”等量齐观，但也达到相当的高度。这样的形式结构的形成并非偶然，而是自汉以来长期“以策取士”自然和自觉的体制性作用的共同结果。形式体制(内容体制亦然)对“考—试”双方都有规定的一面，同时也有便利的一面；唐人在具体实行中，既有一定的体制规范，又有较大的自由空间，故严整之中仍富于灵动与活力。这样的形式体制，对于后世试策，甚至对后来的“八股文”也有一定的影响。

      ①唐代始终笃意实行“以文取士”制度，还提出概念并加以系统阐明。宝应二年(763)李云栖、李廙、贾至、严武等奉诏就杨绾“条奏贡举疏”议论，其文曰：“夏之政忠，商之政敬，周之政文。然则文与忠、敬皆统人行。且谥号述行，莫美于‘文’；文兴则忠、敬存焉。故前代以文取士，本文行也；由辞观行，则及辞焉……”其事与文，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1166-1168页)，刘昫《旧唐书》卷一百十九《杨绾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第3432页)，《旧唐书》卷一百九十《文苑传》中《贾曾传》附《贾至传》(第5029-5030页)，王钦若《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贡举部》之《条制》二(中华书局影印本，1960年，第7674-7676页)等皆有记载。李昉《文苑英华》卷七百六十五收其文题作《贡举议并序》，署名贾至。题下小注云：“《文粹》作《议杨绾〈条奏贡举疏〉》。”(中华书局影本，1966年，第4021—4023页)(本文所引据文献材料出处相同者，仅于首次出现时详注出处版本等信息，其后从略)

      ②“官试”指正规的官方考试，如国家考试(“省试”)和州府考试；与之相对的是“私试”，即私人之间的练习和模拟考试。

      ③唐代常科以明经、进士为主干，其定制皆为三项(场)考试：前者试帖经、问义和策；后者试帖经、杂文和策；“杂文”包括箴、铭、论、表及诗、赋等，大约至天宝后期始专用诗、赋。(详见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北京：中华书局赵守俨点校本，1984年，第70页)另，“关试”试判，铨选亦有试判。这些取士文体可称试策、试诗、诗赋、试判，以便与普通文体相区别。

      ④《登科记考》卷六(开元七年)列“文辞雅丽科”及第人姓名为“孟万石”，考云：“《文苑英华》注云：‘第六人。’”是据《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五《文词雅丽策四道》。《全唐文》卷二百八收其文于“冯万石”名下，俟考。

      ⑤《登科记考》卷十六作“韦惇”，于其对策文后注云：“《文苑英华》”。然《文苑英华》卷四百八十七《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策二道》所收二道对策文作者，前署元稹，后署韦处厚。《全唐文》卷七百十五《韦处厚》下亦收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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