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胡适墨学研究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胡适论文,梁启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近代墨学复兴中的两座巨峰
先秦时代，儒墨并尊，同为“显学”。但在后来的发展中，儒学长盛不哀，一花独放，成为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而墨学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尘霾千古，几乎在研究者的视野中消失。迄至近代，墨学始受人重视，呈露出复活的气象，不仅研究《墨子》、阐明墨学的著作大量涌现，且评价也日趋公允。乾嘉时期的孙星衍、毕沅、汪中，晚清的俞樾、王闿运、邹伯奇、孙诒让、梁启超、章太炎，以及民国初年的章士钊、胡适等，堪称墨学研究的中坚。其中，汪、孙诸人为近代墨学的复兴作了必要的奠基，而梁、章、胡等人则开启了以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墨学的先河。
汪中研究墨学的贡献在于，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置“名教罪人”的指责于不顾，将儒、墨当作两个完全平等的学派来评论，向儒学一尊的权威发起挑战，这确实是当时仅见的伟论，是近代以平等的眼光研究诸子的先声。难怪后人有“作序以推崇墨子，不恤与传统的儒言相抵触者，则汪中一人”的评论（注：（台湾）周长耀：《墨子思想之研究》，第242页。）。孙诒让则集乾嘉以来各家《墨子》校注之大成， 于1893年出版了《墨子间诂》一书，考据精当，校勘、训诂俱佳，嘉惠后人颇多。与孙有过交往的梁启超评价说：“仲容（即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注：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30 页。）。这绝非梁启超的溢美之辞，而是近代治墨学者（包括胡适）的共识。梁曾获赠《墨子间诂》一书，他日后研治墨学及读先秦子书的兴味，均由此书引发。
如果说孙诒让是19世纪《墨子》校注的集大成者，为墨学复兴作了铺垫，那么梁启超则是20世纪研究墨学、宣扬墨学的佼佼者，是将墨学研究推向近代化的第一个重镇。孙诒让曾致书梁启超，认为对于墨家宜“宣究其说，以饷学子，斯亦旷代盛业，非第不佞所为望尘拥
，翘盼无已者也”（注：孙诒让：《与梁卓如论墨子书》，转引自方授楚《墨学源流》上卷，第219页。）。事实表明， 梁启超没有辜负孙氏的期望，他“幼而好墨”（注：《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对墨子“摩顶放踵”的人格推崇备致，一生行事多受墨子影响，据说他“自号任公乃取墨义”（注：（台湾）周长耀：《墨子思想之研究》，第246页。）。1904年，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连载《子墨子学说》和《墨子之论理学》（后来合为《墨学微》出版），第一次把墨学纳入近代社会科学体系之内，从经济学、政治学、宗教学、逻辑学、伦理学等方面，对墨子思想学术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发，以全新的“义理”之学取代了传统的“考据”之学，把今文经学的“经世”风格发挥到极致。这是近代墨学复兴的重要标志，自此，墨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后，梁启超又于20年代整理出版了《墨子学案》、《墨经校释》和《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书，对墨学多有议论，在整理国故思潮中显示了实绩，为掀起墨学研究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学术界一度以谈墨学为时尚，即与梁的身体力行有关。历史地看，无论是研究方法，还是研究的系统性及其影响来说，梁都不愧是近代墨学复兴的第一座巨峰，其成绩超迈前人，开启来者。
20世纪在墨学研究方面接续梁启超并有进一步创见而能打开一新局面的，当属胡适无疑。胡适不仅精通汉学，而且熟悉西方哲学并掌握了一定的自然科学知识，尤其是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因此，他能以比较参验的手法诠释《墨子》，以收“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之功，一开始就站在了较高的起点上，所取得的成绩当然也非他人可比。其墨学论著计有：《先秦名学史》第三编、《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论墨学部分、《惠施、公孙龙之哲学》、《墨家哲学》、《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第八篇、《墨子〈小取篇〉新诂》、《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论墨学》等。
胡适的中国学术史（含墨学）研究，据他自己承认是受了梁启超的影响和启发，但作为治墨新锐，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驾梁启超而上之之势。其开创性贡献是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方法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墨经》六篇，即“科学的墨学”所包含的丰富的逻辑思想，进行了前无古人的发掘和系统的评述。高度颂扬《墨经》“科学的方法”及其在世界逻辑史上的重要地位，从而为后人确立了范式，指示了方向，至今仍是人们研究墨家逻辑的出发点，代表了20年代以前墨学研究的最高成就，无疑是近代墨学复兴的又一高峰。
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们用新的科学方法和新的哲学理念、新的文化祈向治墨，屡有创获，世所称道。80年代出版的任继愈的《中国哲学发展史》中也肯定，在“五四”前后出版的众多墨学论著中，梁启超与胡适“最有成就”，能用近代科学和哲学，“摆脱考据学家的烦琐和经学家的偏见”，标志着近代学者治学方法上的自觉。他们之成为近代墨学复兴两巨峰，要即在方法的精良及由此而有的伟见卓识。
区别于清代前贤，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有三方面的共同点：
第一，平等的眼光。长期以来，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用梁启超的话说，“儒学统一者，非中国学界之幸，而实中国学界之大不幸也”（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39页。）。因此，晚清学者对先秦诸子表示出浓厚的兴趣，正是对儒学一尊所造成的文化专制的反动，特别是像墨学这种与儒学对立学派的复兴，本身即是近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组成部分。戊戌时期的梁启超虽无意于全面批判儒学，但他对墨家非命尚力、博爱、节用、实利思想的赞美，事实上提高了墨子的身价，突破了“扬儒抑墨”的文化盲区，后来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干脆将孔、老、墨“三圣”并称，替墨子争得了与孔子平起平坐的地位。类乎此，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两书，讨论墨学的部分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蔡元培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对于老子以后的诸子，各有各的长处，各有各的短处，都还它一个本来面目，是很平等的”（注：《〈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序》，《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9页。）。 胡适晚年讲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革命意义时仍不无得意地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 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 如墨子， 与孔子并列， 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注：唐德刚译注：《胡适的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2页。）。 所指即是蔡元培所谓的“平等的眼光”，乃“五四”反孔非儒思潮在学术研究中的应有反映。
第二，科学的方法。梁启超与胡适之所以在近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觉地采用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梁氏曾颇为自得地说：“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于是乎昔人绝未注意之资料，映吾眼而忽莹；昔人认为不可理之系统，经吾手而忽整；乃至昔人不甚了解之语句，旋吾脑而忽畅。质言之，则吾侪所恃之利器，实‘洋货’也”（注：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5页。）。同样，胡适的墨学也是受惠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众所周知，胡适的治学方法是清代朴学与杜威实验哲学的结合，其一生学问围绕着“方法”二字打转，成绩焕然可观。可见，学术的进步是与方法的改善密切相关的，只有借助于新的方法和工具，墨子哲学才被赋予了新的生命，获得了现代价值。
第三，比较参照的手法。梁启超与胡适的墨学研究区别于前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中外比较的研究手法。胡适曾指出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与方法，是清代国学研究的一大缺点。梁启超也认为，没有比较，非惟不能知己之所短，也且不能知己之所长。他不仅时常把墨子与其他诸子比较论述，而且常将墨子与古希腊思想学说、近代欧洲哲学社会科学以及基督教进行比较，议论纵横，发前人所未发，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而且他还尝试着将墨子论理学与西方逻辑学和印度因明学作比较论述，指点墨家逻辑的成就与不足。在比较研究的运用上，胡适比梁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深有感触地说：“《墨子》里的《经上下》诸篇，若没有印度因明学和欧洲哲学作参考，恐怕至今还是几篇无人能解的奇书”，因此，“我们现在治国学，必须要打破闭关孤立的态度，要存比较研究的虚心”（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当然，梁胡的比较研究有时做得恰如其分，大大有利于发掘墨学的固有价值，使墨学在现代大放异彩；有时却不免牵强附会、强古人以就我的毛病。金岳霖曾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给人以“一个研究中国思想的美国人”所写的“奇怪的印象”（注：金岳霖：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二”，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可谓入木三分，在胡适的书中，墨子简直成了西洋实用主义的先驱。
二、关于墨学的学术往还
梁启超与胡适20年代曾唱过多次“对台戏”，但多以学术讨论的方式进行。区别于康有为、严复等由新趋旧的同辈学者，梁能以少年之心态追赶时代潮流，因而在“五四”时代的文化学术界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他与胡适之间的学术论争，不能简单地视作新旧之争。
在学术研究领域，梁启超与胡适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胡适治墨能后来居上，梁实有启导之功。胡适坦言：“梁先生在差不多20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一。）。此即是说，胡适治墨的动力和兴趣，最初是源自梁启超的，正是在梁研究热情和研究示范的激励下，胡适日研日进，终于能与梁氏并驾齐驱，双双成为近代墨学泰斗。
1918年11月20日，既入墨学奥堂的胡适颇感材料缺乏之苦，遂敦请好友徐振飞牵线搭桥，并亲自致书梁启超以寻求帮助。信中写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辨新估》，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适后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借）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注：《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72页。）。 这是一封异常珍贵的信件，它至少向我们透露了以下信息：第一，告知了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两代学者初次见面的准确时间；第二，胡梁以墨学为媒介而相识相交，是典型的以文会友；第三，梁对胡著推崇有加，主动表示愿出示墨学材料，供胡适参考以作进一步研究，奖掖后学之意甚殷，绝无资料垄断的陋习；第四，表达了对老辈学者应有的敬重和渴慕之情。两人初次面谈的情况虽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想大致不离墨学的讨论，在讨论中享受着“共学之乐”，建立了学术友谊。
胡梁相识相交后，学术上的往还开始频繁起来。梁启超曾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但对其中极具特色的墨学部分却高度推崇，指出该书“讲墨子荀子最好”；“书中讲的名学，无处不好”；“凡关于知识论方面，到处发见石破天惊的伟论”；讲墨子、别墨“都是好极了，我除了赞叹之外，几乎没有别的说”（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八》。），敬佩之情溢于言表。对他的《小取篇新诂》也表示“虽意见不能尽同，然独到处殊多可佩”（注：《复胡适之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还把此篇列入《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墨学部分中。梁后来整理出版了《墨经校释》和《墨子学案》两书，不能不说是胡著催发出来的，后书第七章“墨家之论理学及其他科学”更是吸收借鉴了许多胡适的研究成果，而前书的出版又反过来成为胡适续作《墨辨新诂》的动力。两人互相批评、互相激发，共同推动了墨学研究的繁荣，为弘扬祖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梁启超与胡适关于墨学的讨论，既有相互肯定、相互鼓励的一面，更有相互批评与商榷的一面，这在现代墨学发展史上是有意义的。在墨学兴衰的原因分析、墨子生卒年代、墨学流派的考证方面，胡适充分发挥他清代正统派考据学殿军的特长，作了大量的严谨考证和开拓性的梳理工作，多有创见，但并非没有可指摘处。梁启超当时就指出，胡适所说的诸子产生的原因，“可算得几千年来中国通有的现象”，其“墨学消灭的三种原因还不甚对”；胡适对墨子年代的考订虽有卓识，惜仍“失之太前”；称后期墨家为“别墨”，是误解了“别墨”二字的含义，认《墨经》六篇同出一人之手，把它从墨子手上剥夺了，全部送给惠施、公孙龙辈乃是“根本致误处”。梁说：“别者，非正统之谓，乃墨者互贬之辞”，胡适断言《墨经》六篇皆非墨子所作的四条理由无一确当，“《大取》《小取》既不名经，自是后世墨者所记；……《经上》必为墨子自著无疑；《经下》或墨子自著，或禽滑厘、孟胜诸贤补续；……《经说》固大半传述墨子口说，然既非墨子手著，自不能谓其言悉皆墨子之意，后学引申增益，例所宜有”（注：参见梁启超《墨子年代考》、《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读墨经余记》等篇。）。以上几点批评，均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澄清了墨学中的许多是非，虽不中亦不远矣，故多为后人沿用。
反之，胡适虽欲就《墨辩》的时代和著者这一分歧点上有所辨正，只因双方“立脚点”有根本不同之处，无奈中选择了“虽辩之万言，亦终无合同之日，似不如各存一说以供读者之自择”的解决办法（注：《答梁启超书》，《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13页。）。他主要对梁氏治古学的方法提出了批评。 梁启超校释《墨经》遵循这样一条公例：“凡《经说》每条之首一字，必牒举所说《经》文此条之首一字以为标题，此字在《经》文中可以与下文连续成句，在《经说》文中，决不许与下文连续成句”（注：《读墨经余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第4页。）。 这条公例确实有助于校勘、解释《墨经》，梁据此在《墨经》的注解上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胡适对其功用也是相当承认的，并表示将来校改《墨辨新诂》时当参用此法。但他认为梁氏牒经标题公例定得“太狭窄”、太严格了，若拘泥此法，必生流弊。由于梁氏怀疑“今本之《经》及《经说》皆非尽原文，必有为后人附加者”，遂根据自己的臆测，大段大段地删除《经》《说》原文。对此，胡适批评说：“这种大胆的删削与心理的揣测，依校勘学的方法看来，似乎有点牵强”（注：《梁任公〈墨经校释〉序》，《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这一批评是十分中肯且击中要害的。梁胡二人研究国学时均喜“大胆的假设”，相对而言，胡氏方法更为精密，且极注重“小心的求证”的工夫，少有大误，梁氏则旧学气稍重，难免主观随意、穿凿附会之病。他们在墨学研究中时有歧见，也谈不上完美无缺，但各自作出的成绩与贡献为学界所公认。他们关于墨学的讨论，为墨学的进一步发展埋下了伏线。
三、墨学研究之异趣
近代墨学的复活，梁启超与胡适当居首功。但两人治墨的路数、宗旨、侧重点均有不同，各具特点，兹略作比较，以明长短得失。
（一）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的分野。梁启超不是乾嘉考据派的传人，而是晚清今文经学的健将，虽然他“夙治考证学”，认为“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清学正统派之精神是“治学之正轨”，对乃师康有为的主观武断必有不满（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但毕竟自觉地以今文经学派自居，学术研究时常表现出“六经注我”的风格，注重阐发古代典籍的微言大义，议论大胆，不拘小节，对证据的要求欠严格，已超出传统“考据学”的范畴，属于新时代的“义理之学”。他在世纪之初的墨学研究中倾注了许多主观思想和西学内容，意在重塑墨学形象，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成为近代思想启蒙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区别于梁，胡适是有“考据癖”的人，“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好评如潮，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的考据功力不让乾嘉，眼光则远过之。他尝说：“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胡适文存》一集卷二。）。为此，他十分注重校勘与训诂，严格遵循“无证不信”的客观态度，不放过一个哪怕是小小的疑点，假设虽是大胆，求证更是小心，丝毫不存苟且偷懒心理，颇有乾嘉考据学风的遗绪，属于微观史学的范畴。梁启超阐发墨学义理带有浓重的宣传意味，目的是为了激发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和民族主义精神，提出对墨子“从而发明之、淬厉之，此又后起国民之责任也，且亦增长国民爱国心之一法门也”（注：《墨子之论理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55页。）。与此不同，胡适之整理墨学则是为学术而学术，他曾在致胡朴安的一封信中说：“我不认为中国学术与民族主义有密切的关系。若以民族主义或任何主义来研究学术，则必有夸大或忌讳的弊病。我们整理国故只是研究历史而已，只是为学术而作工夫，所谓实事求是是也，从无发扬民族精神感情的作用”（注：《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497页。 ）。从纯学术的观点看，胡适治墨工夫更细密，作风更严谨，对前贤的校注错误多有纠正，新见迭出，更能显示出学术研究的实绩。应该说，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互有长短，胡适由于执著于考据学的治学路数，“只晓得经与子同为古书，治之之法只有一途，即是用校勘学与训诂学的方法，以求本子的订正和古义的考定”，而忽视了“说诸子之法与说经有异”，因而颇遭时人讥评。章太炎认为校勘训诂只是治经和治诸子的“最初门径”，然经多陈事实，诸子则多明义理，治法应有所区别，“自校勘训诂而后，即不得不各有所主，此其术有不得同者”（注：见胡适、章士钊、章太炎关于墨学的书信往还。《胡适文存》二集卷一。）。这一批评是中肯而又严厉的，暴露了胡适考据学的根本弱点。
（二）对墨学根本观念把握的分歧。戊戌时期，梁启超致力于思想启蒙运动，提倡“新民”学说。他在介绍西方新学的同时，十分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支持，认为《墨子》中的许多观念正与“新民”素质相契合，宜大力淘炼并加以宣传。在先秦诸子中，墨家以“摩顶放踵”、“赴汤蹈火”的牺牲精神和主张和平兼爱著称，梁启超对此至宝十分欣赏，他在万木草堂从师康有为时就“好《墨子》，诵说其‘兼爱’、‘非攻’诸论”（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后又发出“今欲救亡，厥惟墨学，惟无学别墨而学真墨”（注：《子墨子学说》，《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七》，第1页。），“墨教之根本义， 在肯牺牲自己，……我族能继之绳之与天地长久未始不赖是也”（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二、四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的感叹。可见，他关注较多的是墨学的根本精神。
在梁启超看来，《墨子》一书所标纲领，虽有十条，其实只从“兼爱”一个根本观念出来，非攻、非命、节用、非乐、天志、明鬼等都出于兼爱。他特别赞赏墨子的“非命”主张，指出“墨子非命，是把死社会救活转来的学说”，“‘非命’这个主义，直捣儒道两家的中坚，于社会最为有益。‘命’是儒家根本主义之一，儒说之可议处，莫过于此点，我国几千年的社会，实在被这种‘命定主义’阻却无限的进化，墨子大声疾呼排斥他，真是思想界一线曙光”（注：《墨子学案》第二自序、第二、四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九》。）。对墨子作如是观，与他的“新民”理论是完全合拍的。相对而言，他对墨子的知识论和逻辑学说虽也有所论列阐发，但毕竟比较薄弱，与胡适恰成对照。
从“哲学的发展决定于逻辑方法的发展”的基本观点出发（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胡适牢牢抓住墨家的‘名学’即逻辑方法评估墨学的价值。他认定墨子的“应用主义”或叫“实验主义”的方法和作为论证方法的“三表法”，是“墨子学说的根本观念”，而被梁启超高度推崇的兼爱、非命、节用等政治伦理主张，只是此根本观念的具体运用，属“墨学的枝叶”，处于次要的地位，无需多费笔墨（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六篇第二、三、四章。）。这是胡适墨学研究的显著特点，也是主要缺点所在。据此认识，他以西洋近代实用主义的有色镜论衡墨子的“应用主义”思想，鲜明地标示出儒墨两家在哲学方法上的差异，并对《墨经》六篇丰富的逻辑思想和哲学方法，作了精到的梳理和评述，这是他研究墨学的最重要贡献。不难看出，梁启超与胡适在墨学研究上各有侧重，也各有所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三）研究墨学的宗旨异趣。“五四”前后，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主流倾向是反传统，倡西学。对此，梁启超深以为忧。他虽不明确地反对新文化运动，但标悬中国“精神文明优越论”，力图纠正当时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泛滥，与“五四”西化潮流适相对立。他阐扬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批评墨学的“极端实利主义”和“非乐”思想，即是明证。一方面，他相对认同“五四”对科学的价值追求，认为“在吾国古籍中，欲求与今世所谓科学精神相悬契者，墨经而已矣”（注：《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以此表明弘扬墨学并不背时。另一方面，有感于西方文化的没落，梁启超主要把墨学当作“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藏”来阐发，认为墨子的兼爱学说、非攻主张、义务观念、牺牲精神、同情心理、节用思想以及“理想与实用一致”的追求，无不是医治西方文化病症的良药。为此，他呼吁“要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中国文化的诚意”，用西洋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去研究包括墨学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此自渡渡人，“叫全人类都得着他的好处”（注：《欧游心影录·节录》，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33页。）。晚年梁启超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东方文化派，实非无由也。
与梁启超注重张扬墨学中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同，胡适对墨学感兴趣并加以推崇的正是那与西学相类同的部分，例科学精神和逻辑方法。在“五四”中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背景下，胡适明确地意识到中国哲学的未来，“有赖于从儒学的道德伦理和理性的枷锁中得到解放”，特别是从墨学等非儒学派中“找到移植西方哲学和科学最佳成果的合适土壤”，这样便能使中国人“能看到西方的方法对中国的心灵并不完全是陌生的”，从而在运用研究的新方法和新工具时就会“感到心安理得”（注：胡适：《先秦名学史·导论》，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很显然，胡适研究并推崇墨学，目的是为了发现中西哲学之同，为中西文化的融合创新寻找依据，完成他“再造文明”，推进中国文艺复兴的使命。
梁启超晚年在思想学术上与胡适屡有对垒，但比之其它方面的严重意见分歧，他们基本上属于“极崇拜墨子”的同道。《墨子》一书经由他俩的校注、整理、发挥，不仅不再难读，且其文化价值和思想方法被充分凸显出来，将墨学研究带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为后来者提示了研究门径和进一步阐发的基础，确实功不可没。至于他们的墨学也还存在着把古代哲学现代化等缺点，毕竟是瑕不掩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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