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创新精神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主义论文,创新精神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994(2002)01-0008-05
江泽民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都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提出新的思想和理论，为我们树立了坚持科学精神、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注：江泽民：《在中国科学院第十次中国工程院第五次院士大会上的讲话》，2000.6.6.《人民日报》。）这里明确指出毛泽东是坚持创新精神的光辉典范。20世纪中国产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成果。党的8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这是一部不断创新的历史，也是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对于我们更好地学习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深刻理解和贯彻江泽民关于创新的重要思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创新
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情况结合起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因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是，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又有许多不同点。马克思主义的应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必须要中国化。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理论。20世纪前半世纪是战争和革命的年代，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遇到的情况和问题是特殊的。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面临的是新的情况，是新的问题，必须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使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毛泽东为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就提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全党必须“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反复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思想。1941年，毛泽东说：“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注：《毛泽东文集》[M]，第2卷，第3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并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能否胜利的关键。毛泽东说：“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只有一般的理论，不用于中国的实际，打不倒敌人。但如果把理论用到实际上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来解决中国问题，创造些新的东西，这样就用得了”。（注：《毛泽东文集》[M]，第2卷，第40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这里明确指出，要使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就要有创新精神。
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从中国实际出发，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在他们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善于应用列宁、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学说，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可以这样说，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方面，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来正确认识中国的客观实际，并从实际出发来应用马列主义。在实践中，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使之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不断以中国自己独创性的理论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列主义。“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按照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进行理论创新。为此，毛泽东强调应“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创造性地马克思主义”。（注：《毛泽东文集》[M]，第2卷，第37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20世纪中国党内教条主义的盛行以及指导中国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促使毛泽东在思考中认识到，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生吞活剥地谈外国，是创新的对立面，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对立面，毛泽东曾批评他们起了留声机的作用，“忘记了自己认识新鲜事物和创造新鲜事物的责任”，是“思想上的懒汉”，他们只会用现成的思想理论，用别人得出的观点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苏联经验神圣化，“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唯上、唯书，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的挫折。敢不敢同教条主义斗争，能不能进行创新，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中国革命引向胜利的关键。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作风“完全不是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新局面的指导路线”，它的结果只能是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4、11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毛泽东说：“这是一篇老文章，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本本主义’”。经过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毛泽东的创新精神更加明显。毛泽东明确地区别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批评了教条主义的‘本本主义’。党的八十年的历史表明，急剧变动时代必然是一个呼唤创新的时代。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探索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进程，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这无一不是与创新精神有关的。从最初对中国农民运动的深入思考和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到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独立地在中国农村探索新的道路，以及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毛泽东总是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中碰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形成了新的判断，提出了新观点，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毛泽东同志的两次重大创新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的人，也是最好地解决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人。在20世纪上半叶，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以勇于探索，善于思考的创新精神，进行了两次重大创新，这就是民主革命期间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探索，以及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体系。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直接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新精神结成的硕果，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其中毛泽东作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把它归纳为六个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其中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使毛泽东的创新精神得到充分的体现。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新结论、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民主革命道路，就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武装斗争学说。这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光辉典范，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精神的运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普遍规律。列宁根据20世纪初的世界和俄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新情况，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在某些薄弱环节上突破它，“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注：《列宁选集》第2卷，第70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并领导俄国无产阶级用革命的武装攻克冬宫，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能否用苏联的经验，实行中心城市的暴动来取得革命的胜利。王明等人把巴黎公社、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他们对于中国国情不调查、研究，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顽固地坚持“城市中心论”，使中国遭到严重损失。毛泽东不唯上唯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把它与中国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他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进行创造性的探索。他批评了“城市中心论”思想，认为“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注：《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4、112、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城市中心道路是行不通的。他指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压迫；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所以，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4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在武装斗争实践基础上，进行了理论创新。1928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3篇文章，提到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工农武装割据等问题，武装夺取政权革命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1936年到1939年，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形成了完善的理论形态。在解放战争中，这个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1949年，这一理论得到了完满的实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如何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又有新的创造，这就是形成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体系。他不仅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并举思想，而且提出改造形式、和平改造的原则等。尤其是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这就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的创新精神。
恩格斯曾设想用赎买手段迫使资本主义屈服于工人阶级，变革所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没收不是“剥夺剥夺者”的惟一途径，一定条件下可以采用赎买的办法。恩格斯说：“我们决不认为，赎买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许的”。（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列宁十分赞成这一观点，他指出：这种赎买“正是为了便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如果“环境会迫使资本家和平屈服，并在赎买的条件下文明地、有组织地转到社会主义，那就要给资本家付出较高的价钱，向他们赎买这种思想是完全可以容许的”。（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65-688页。）列宁根据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提出过对资产阶级和平赎买的政策和方案轮廓，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十月革命以后，列宁还想用和平的方法，用赎买的方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消灭资本主义”。（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但由于种种的原因，列宁的方案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
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中国国情出发，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赎买政策。毛泽东认为，中国能否实行和平赎买要看无产阶级手里有没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中国的资本主义和俄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注：《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从政治上看，建国后无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手里有强大的武装力量，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从经济上看，我国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掌握了国家经济命脉。此外，他还注意到，农业合作化的展开起着“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8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彻底地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9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的作用，因此，在建国后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中，无产阶级一开始就占据优势。这就决定我党完全有条件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其次，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近30年合作的历史，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些进步人士，是党的老朋友，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有其积极作用。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原则是完全可行的。毛泽东正是在对上述中国实际情况做全面、综合分析的基础上，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制定了和平赎买的原则，对资产阶级实行赎买政策。即对资本主义经济利用、限制、改造，对资方人员采取团结、教育、改造。
由于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实践紧密联系的。离开创新，就谈不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讲创新，也就不可能深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价值，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前进的力量。刘少奇在阐释毛泽东思想时明确强调了毛泽东思想在创新层面上的价值内涵，他称毛泽东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并强调指出：“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注：《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三、毛泽东创新精神给后人的有益启示
1.弘扬毛泽东的创新精神，要强化创新意识，敢闯敢试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毛泽东的创新实践已经表明，是否有创新精神、大胆探索和独立思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具有十分重大作用。毛泽东在整个新民主义革命时期，还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期，都是正确的。他勇于创新，大胆探索，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和社会主义改造等理论。但社会主义的实践没有止境，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不会穷尽，大胆探索、独立思考、敢于创新并不是一次性的过程。旧的问题解决了，还会有新的问题的出现。尤其是在东方的大国中国建设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答案，更需大胆探索和创新。尽管进行社会主义创新是一件有很大风险的事业，但我们不能因为它有风险就停步不前，不敢去闯、不敢去试。任何事情总要有人去试第一，才能开拓创新。试第一就要准备失败，如果因为创新会给我们带来较大风险，就“前怕狼后怕虎”，不敢去闯、去试，我们就不可能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不冒点风险，办什么事情都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万无一失，那是不可能的。这就需要我们强化创新意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敢闯敢试。
今天的时代与革命的年代已经不同了。国际经济发展呈现出新的特点，经济一体化、全球化进程加速，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我国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实践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诸如，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公有制的结合，搞好国有企业的攻坚战；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结合，搞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实现社会政治稳定；如何实现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结合，实现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如何从严治党，等等，新的问题、新的情况不断出现。面对着复杂变化的国际形势，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面对着相互激荡的文化思想，改革攻坚的深入。这些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敢闯敢试，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论创新。
2.弘扬毛泽东的创新精神，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毛泽东科学创新的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1930年，毛泽东针对党内主观主义的错误很明白地表示了这样一层意思：只有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共产党人才能在斗争中创造出新局面。毛泽东提倡的“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就是不唯书，不唯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要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就要创新，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是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没有发展和创新。党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没有遵义会议的思想解放，就没有后来的毛泽东思想；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邓小平理论。但创新，还必须实事求是，绝不是脱离实际的胡思乱想、标新立异。创新，从其本质讲，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照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来认识世界，遵循客观规律来改造世界，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没有实事求是，就不会在创新活动过程中，坚持正确的原则和要求。我党以往犯的错误，主要的就是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错误，离开了实事求是，离开了实际，创新就变成了无源之水，甚至走向反面，变成谬误，造成巨大危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中国的实际，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方式，就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具体结合起来，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全新的事业，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一切只能从中国实际出发，靠实事求是，独立思考，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新道路。我们的事业在不断前进，我们的政策措施和思想观念、工作方法，必须适应这种不断发展和勇于创新。
21世纪，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国际联系更加密切，社会生活的变动将更加剧烈和深刻。中国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这就需要我们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依据，着眼于马克思主义运用，着眼于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也就是和中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相结合。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就在于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尤其是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和时代特征、时代精神和时代变化相结合的问题。我们要学习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在新的实践中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及时提出适应新的实践发展要求的方针政策，及时改革生产关系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环节，坚定地站在改革的前列，善于把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进行工作。
3.弘扬毛泽东创新精神，必须正确处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
继承和创新是相辅相承的。继承是创新的基础，没有继承，所谓创新就是一句空话；反之，创新构成继承的目标指向，不能实现创新，所谓继承也毫无意义。
任何一种理论创造都离不开前人的思想成果，即对前人的思想成果要有继承；同时，又要抛弃一些陈旧的、过时的观点，有所创新和发展。
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永葆青春的生命力所在，是社会主义焕发活力的生命之源，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关键所在。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它的不断创新性。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在指导实践的过程中，只有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才能不断地发展。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公式化和凝固化。
邓小平理论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注：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97.9.22。）因此，全党和全国人民要认真学习邓小平的著作。
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开拓新的境界。在新的时代，马克思主义如果不能和时代主题、时代特征、时代变化相结合，也无法真正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这是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问题。
江泽民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是对党的80年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对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形势下的继承和发展。这一理论创新，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要深刻认识和牢牢把握“三个代表”思想，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动。
江泽民总书记多次说过：“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并且号召科技工作者和全国人民“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创新、创新、再创新”。科学的本质就是不断创新，要不断有所发展，有所发明。面对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挑战，面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巨大科技需求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我们必须开阔眼界，紧跟世界潮流。我们要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大力弘扬毛泽东的创新精神，以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开拓创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推向前进。
收稿日期：2001-0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