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桓与戊戌英德借款和胶州湾、旅大租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胶州湾论文,英德论文,旅大论文,张荫桓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作《张荫桓和戊戌变法之谜》（见《东方文化》1994年第3期），为使张荫桓这位终被杀了头的“戊戌变法”积极参与者和实际推动者不致久被埋没。现就他的亲笔未刊本《戊戌日记》再作《张荫桓与戊戌英德借款和胶州湾旅大租借》，为的是使这年他被罗织的另两项罪状也能得到一定的澄清。
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从戊戌年正月初一（1月22日）开年记起，一天也没间断地写到七月初六（8月22日）他被捕前32天，记述了213天动荡日月的经见要事和所思所感。日记文笔清简，书法佳美，纸用的是他家自制的“铁画楼”专用笺，分装成三册，因年深日久，已古香古色。
这部日记是留给自己备忘的，非如那些写给别人看的，故而真实，珍贵。
这部日记原由广东已故著名国画家卢子枢珍藏。现藏广东学者王贵忱处。
张荫桓和英俄借款
张荫桓《戊戌日记》五月初六（6月24日）一则，记他一早到军机处值班，礼亲王世铎给他看贻谷、王廷相、于荫霖、王运鹏、胡孚宸等弹劾他的6份参折。他当时最反感的“尤甚者”，是胡孚宸参他“借款图私利，不借便宜之债，而借息扣极重之债”，即营私卖国。
张荫桓是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还曾遍兼六部侍郎。做为户部侍郎，他掌管国库。从他的《戊戌日记》上，明白可见当年的国库收支情况相当可悲。
二月，初二（阴历，下同），“共收银十三万一千余两，共放银十六万九千余两”；初四，“共收银九万六千余两，共放银二十万八千余两”。入不付出！
三月，初四，“收银二万一千余两，放银十一万八千余两”；二十三日，“收银十五万五千余两，放银二十四万三千余两”。入不付出！
闰三月，初三，“收银十万二千余两，放银十二万二千余两”；二十二日，“共收银三十万余两，共放银二十九万九千余两”。还是入不付出！
四月，初四，“收银十五万余两”。可是此前已亏空37万4千余两。二十二日盘库，“共实存银五百七十八万七千八百二十三两七钱九分五厘一”。这是一个不足道的数字，更不要说国债累累！
五月，初三，“共收银十九万三千余两，共放银十二万三千余两”，盈余7万两，尚亏30万4千余两。二十三日，“共收银六十余万两”；二十八日，“共放银六十余万两”，这两次收可抵支。
六月，初三，“共收银十七万余两，共放银十一万余两”，盈余6万两，开年以来仍亏24万4千余两。十三日，敬信敬“子斋另商拨款事”，他就已在大叹“度支日绌，意外之需日繁，奈何”了！
此后没再见记银库收支事。而国家及欠列强的阎王债累累，又长期入不付出，这就难怪不是一翻开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便是：初一，“余与赫德商借款事”。初三，大学士翁同和“常熟函约早到署商借款”，以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两邸十堂并到，宜有确论”。初四，“常熟拟英俄两国各借一万万两”。初六，“子斋、仲山、荣相、合肥先后到。常熟与恭邸同到。邸论借款之难，欲两借。常熟力主两借”。这是说这次讨论是恭亲王奕，大学士李鸿章李合肥、荣禄和翁同和，乃及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敬信和廖仲山廖寿恒等都参加了的。初九，“上看板后召问德国事、英俄借款事、昨日各使到署贺年情形”。“旋至署与常熟、仲山、筠丈（按许筠庵许应骙也是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苏）同晤英使，仍为借款事。英言：借俄不借英，则索三项利益。余曰英俄皆不借，英可不索。英使唯唯……即电告竹筼、子通达俄外部，以各国皆不借，前议作罢。”
这便是说，这一次的拟向英俄两国借款，光绪皇帝载湉也曾动问。向英俄分借，是奕和翁同和的主意。英使提出要胁后，倒是张荫桓不避奕、翁同和两大上司，断然提出两国都不借，以免英国要胁。并经默许后，立即电驻德公使许竹筼许景澄、驻俄公使杨子通杨儒“双保险”通知俄国外交部，以快刀斩止，提防夜长梦多。
张荫桓和昭信股票
不向英俄借款，接下来怎么办？张荫桓的《戊戌日记》中有记到发行“昭信股票”一事：
正月十一日，“常熟候商速议黄思永集股济用折，名曰‘急公股票’。余易以‘昭信’”。与议后即“电北洋询制造票式”。这儿提到的詹事府右中允黄思永提议的发行股票集资急公，约是中国国家股票的滥
。次日；十二日，“户部会议股票事”。隔日；十四日，“户部加班，具奏‘昭信股票’事”。决定发行股票一万万两。由初议到定案报告光绪皇帝，加班赶办共四天完成。
然而，二十六日，恭亲王奕诉 “认股三千两，报效二万两。”张荫桓好心好意请他“将报效之数一并认股”，奕反倒发了火，“怫然曰：‘果尔，则并二万不捐。’”这是说，这位政府首脑可谓此刻还根本没弄清楚股票到底是怎么回事！
二月初二，“常熟衡论昭信股章程”。初三，张荫桓“遂重订一遍……改正各款”。十六日，再“与常熟论昭信股事”。而四月初四，这位大学士并户部尚书翁同和竟提出来要“商拨七处厘金，纯动昭信股款。”即要用“昭信股票”的股金，抵国家税收的不足。张荫桓一时哭笑不得，切谏：“如此抵拨，不特各省以为儿戏，恐外国亦以为笑。昭信股非岁入之款也！”后来“常熟谓：将奈何？余告以原订昭信股办法，拨出岁增五百万的款，现计昭信股断难足额。暂留百万，余四百万拨抵七省盐厘，似尚可行。”可怜张荫桓虽然避过了这一次的上司指令胡来，还只避过了初一避不过十五！
在这种情况下，发行股票集资的路子还能否顺利走下去，甚至谁还敢放心大胆地继续走下去，当是可想而知之事！
张荫桓和英德借款
事情常是怕提哪壶偏提哪壶，屋漏更逢连夜雨，这时候又赶上日本的一笔贷款到期须得偿还。张荫桓大年初一上门去找英国人赫德，请他帮忙通融日本公使，希望日本能展缓偿期。日本公使先答应可以，后又说不行。正月十八日，“日使力言政府不能展缓偿期之故，而荐荷兰使代商借。”李鸿章“傅相即函订荷使明日来”。十九日，荷兰公使来晤，借款事不能落实。再“约赫德至东院商借款，赫以抵款有着，可办到。”这时翁同和来。听了“怫然曰：‘他来揽办么？昨晤赫，有欲管理中国度支之说，因疑之。旋又欲请给头等宝星。’”（那时勳章叫宝星。）相持之际，敬信说了话：反正日子过不去，“既有款可借……”还是“相约明日到户部议拨抵款”吧！一夜过后，二十日户部的议论“将散，常熟袖出两折，手写《淞沪厘》、《宜昌盐厘》两款，嘱余往商赫德”。也即翁同和思来想去无可奈何，走投无路还得就赫德的范派张荫桓去找这位英国佬托借外国款。
七天后赫德那儿有了准信，二十七日，“常熟约子斋与余同访赫德商借款，遂同赴户部筹拨贷厘、盐厘各数”。当天又“得常熟书，虑借款为俄所忌，恐生边衅，须余见复，明早先来晤，再访赫德”。次日，二十八日，“子斋来，言已将抵款交赫德，携回草合同稿，常熟留阅”。二十九日，“恭邸约至枢中晤语。当将借款事告之，恭邸茫然。常熟乃谓‘此事昨未谈及’。现在有款可借，但要管我们厘金。余言非银行要管，是我们将厘金交赫德代证，以便如期交付本息。恭邸颔之。”二月初八，“户部公核合同”。之后是翁同和到赫德处“将底稿订明”。李鸿章阅搞以为周妥，便促早日画押”。次日正式签订借款合同时李鸿章也在场。
这就是英德借款真实的始末由来了。
英国人赫德促成了这次英德借款，为此成为中国第二任总税务司，取得了代征苏州、淞沪、九江、浙东贷厘和宜昌、鄂岸、皖岸盐厘扣还借款本息的权力。
是廖寿恒在慈禧太后面前诬告，把事情说成是张荫桓“一人经办”，这就连光绪皇帝也看不过眼。如张荫桓《戊戌日记》五月十六日一则记，当他奏明“借款事与敬信、翁同和同办”时：
上听毕，问廖寿恒：“昨日在太后前说他一人经办，何以今日不说？你们甚么事不管，问起来绝不知道，推给一人挨骂。”上词色甚厉，仲山碰头不已。上又诘廖寿恒：“昨在太后前说他行踪诡秘，到底如何诡秘？今日为甚么不说？”仲山碰头不已……
然而，那时的天下实是慈禧太后的天下，即便是皇帝她也是说立就立，说废就废的！
张荫桓和胶州湾租借
胡孚宸弹劾张荫桓的另一大罪状，是说胶州湾、旅大租借的事，丧权辱国之责也尽在张荫桓。
其实德国在前一年已出兵侵占胶即。张荫桓《戊戌日记》正月二十三日一则记：德国公使“海靖索议山东铁路，自胶澳至济南，又自胶澳经沂州至济南；又中国自造山东铁路须与德先商，否则胶即德兵不撤。真无理之甚！”次日，“枢中约会议德事，同僚咸集奉宸苑直庐。恭邸询商办法，默无可否”。后来张荫桓才“余言先电吕镜使询外部，果能一了百了，即与海使议结。恭邸颔而去。同列陆续散。余就里间起电稿，傅相就观，脱稿后常熟增订数字，交总办带署译发”。这是说意见虽由张荫桓提出，但经大家同意，奕首肯，就连打给驻德公使吕镜宇的电报稿，也曾经过李鸿章、翁同和两位大学士过目并修改。
二月十四日，“常熟来言，奉派偕合肥与德使画押。”光绪皇帝没有指派张荫桓，他很开心，以为“余获免，亦意外之幸”。“两点钟德使来，恭邸出晤，各堂陪同而出……合肥、常熟画押钤印，钉装各持一本。海靖濒行，询余何以不画押？余答以未奉派。海靖唯唯。余复理日行公续，由镜宇促外部撤胶即兵”。这都是说，条约并无张荫桓签字。
或曰：“如细微处见精神”，有个小插曲倒可一提：张荫桓《戊戌日记》五月三十日一则有记：中国官员“治格赴胶澳勘界，所携界图竟将胶州画入德界，若不重阅，误莫大虑。甚矣……”试想，卖国者会生这种情感？
张荫桓和旅大租借
戊戌年年初，原议向英俄借款，后来改为英德借款，翁同和早已担心俄国会寻衅。果然，俄国很快即做出反应。张荫桓在《戊戌日记》二月十一日一则中记道：“午正赴署，与邸枢各堂接晤俄代办，系旅大借岛事。俄代办行后，常熟促拟国电电旨及许、杨两使电。促迫之甚，幸能了之。”二十一日，“合肥约午初来晤，谓常熟顷过访，述口敕奉派与余商论俄事。余以须候竹筼来电，刻难与俄参赞晤商，且枢中迄无办法，从何说起？合肥出示说帖，谓曾示常熟不肯担当，须明早至大公所晤恭邸。余以寒疾不能往为辞”。这是李鸿章转述光绪皇帝口敕召张荫桓和他“商论俄事”，他是从一开始就托病推辞的。
但是，二十八日，“总办送来军机交片，余与傅相奉派与俄使面议”，这就君命难违了。当日俄使“巴来、常熟、受之（按：崇礼──苏）、筠丈与余出晤，傅相亦到”。三月初一，张荫桓忧心忡忡，“余言合肥：‘以奉派俄事，毁我两人而已。’合肥谓：‘同归于尽，何毁之意云？’少顷宣召……”光绪皇帝当面援命。初二，又“蒙召见……问及俄事。”初三，“与俄使论条约，灯后始散。常熟在坐，旅大船隩局房合肥欲索价，常熟合之”。初五，“总署具奏俄租旅大折……本日奉派与俄使画押；不专派合肥，余初二力辞不获！”于是，初六，“同合肥与俄使画押”。这个“押”，实是张荫桓预知必遭毁，向光绪皇帝当面“力辞不获”，奉君命而画！
又是或曰“于细微处见精神”，同样也有一个小插曲可一提，张荫桓《戊戌日记》闰三月十四日一则有记：“俄文译官萨荫图自大连回，绘呈一图，尚清楚。金州厅城不画入俄租界，极费力而定。然已孤悬如寄矣！”可见他还是大处无可奈何，小处仍在能争必争。
那时的中国，积贫极弱好欺侮，列强谁不想来割一块？翻看张荫桓的《戊戌日记》，比比皆是这类记载：三月十三日，法使“议租广州湾”；四月初一，法使“索北海建教堂筑铁路”；闰三月十三日，英使“论九龙租地事”；二十九日，英使“催问南宁开埠事甚亟”……不胜枚举！
其实把借款、租借事罗织成罪案独独强加给张荫桓，真正的原因实不过如拙作《张荫桓和戊戌变法之谜》一文所论，在于张荫桓是“戊戌变法”的积极参与者和实际推动者，因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一伙，务千方百计除去这个掌实权的、也即更危险的变法维新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