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报刊印刷起源的再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起源论文,报刊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近百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在谈及世界近代报纸印刷问题时，都众口一词地认为17世纪初的德国是最早印刷报纸的，并赋予了高度评价。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了。但是，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宋代尤其南宋报纸以及当时印刷情况的话，我们就会发觉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乃至应该被纠正过来的：宋代尤其南宋报纸出版活动雄辩地证明，中国不仅是印刷术的故乡，而且也是世界最早印刷报刊的国家。
由于能大量复制信息和快速传递信息，印刷传播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文化事业。20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博士在其研究报告中对印刷术和印刷机对西欧社会的变革作了高度的评估，她说：“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印刷术的扩散撕裂了西欧的社会生活结构，并用新的方式将它重新组合，从而形成了近现代模式的雏形。印刷材料的使用促成了社会、文化、家庭和工业的变革，从而推动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1]而报纸印刷，则处在这种印刷术的上端，对包括新闻传播在内的社会变革的作用自然不在话下。
报纸印刷，是报纸出版发行中十分重要的一环。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它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变革；从新闻史的角度来看，报纸是否印刷出版，则是衡量近代报纸的一项重要指标。正因为印刷报纸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古今中外对此有着不少阐述。
近百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印刷报纸一直有众多评述，但是对中国人在这方面的作用，几乎没有承认，尽管中国是印刷术的故乡。比如《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这是一部在国际上很有影响的著作，它在叙述印刷术的发展进程中，提到了中国人的杰出贡献，但是却没有提到中国人与印刷报纸的关系：“王玠（Wang Chieh）印刷了一本被认为是世界上迄今唯一保存完整的最古老的书，它是在公元868年用木刻版印刷出来的。大块的木刻版可以加以雕刻，这样一张纸在双面印刷后可以被折成32开书本大小的纸页。冯道（Feng Tao）在公元932年至953年间印刷了孔子的经典著作。在大约1045年时，工匠毕昇（Pi Sheng）受到启发而发明了一套泥活字——一种可以反复使用的陶制‘活字’。这种方法后来也在波斯和埃及得到应用。雕版印刷术由马可·波罗（Maoco Polo）于1295年从中国返回后介绍到欧洲，并从14世纪和15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这种印刷术的最著名应用是出版了配有插图的书籍。”[2]国际上对中国人与印刷报纸关系作最直接论述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他曾这样断言过：“印刷在中国古已有之。但是印刷的文献，即仅为印刷而设计并且仅能通过印刷得到的文献，尤其是报纸和期刊，却只见于西方。”[3]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在世界上影响巨大，不论与新闻学有关还是与新闻学无关的论著，经常引用马克斯·韦伯的这个观点来论证自己的观点。
那么，中国人对报纸印刷的情况是如何看待的呢？至今所知，最早对印刷报纸作过点评的中国人是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他曾说过：“忆昔时邸报，至崇祯十一年方有活板，自此以前，并是写本。”[4]明末崇祯十一年是公元1638年，这一年成了中国人使用活字印刷报纸最早有明确记载的时间，也成了中国报纸印刷时间迟于西方的一个证据。
近现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印刷报纸的情况作过的论述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其基本内容和基本观点与西方学术界大致相同：活字印刷、世界上第一张印刷新闻纸、世界上最早印刷的定期报刊和日报均诞生在德意志地区等。这样的例子，在各种论著中举不胜举，如《外国新闻传播史纲要》、《世界新闻传播史》等，集上述古今中外有关报纸印刷观点之大成，很有代表性：
“能够规模化地复制文字的技术，最早出现于中国，即6世纪的雕版印刷术，这种对工艺要求过于专业化的发明，可以适应宗教教义的传播，但难以在时效上适应真正的新闻传播。11世纪，中国人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对于规模化的信息传播，其重要意义大于雕版印刷术。但是，由于缺乏社会需要，以及原材料无法适用于笔画繁多的汉字等原因，中国在几百年内没有将其用于新闻传播。在15世纪中叶德国人约翰·古登堡重新发明出金属活字印刷术，欧洲印刷新闻纸流行之后，直到17世纪中叶，中国才将活字印刷用于邸报。”[5]
“古登堡发明欧式印刷术不久，恰好遇上15世纪末的世界地理大发现，于是伴随着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商人向全球的扩张，印刷术和最初简单的新闻公报式的新闻纸传遍了全世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此的历史回顾是准确的：‘中国很早便有了印刷术，但专为印刷而设计、并且只有通过印刷才能制成的印刷品，特别是报纸和期刊，最早仅出现于西方。’”[6]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术界均对历史上报纸印刷十分重视，予以崇高的地位和评价，但是他们或列流水帐或引典摘句，均不承认中国人与印刷报纸有直接的关系。这种状况的出现，既有早期研究资料不足又有后期研究人云我云的原因。这种状况各个学科都有，而且国人甚于外人。
我们再来看看南宋时期杭州（时为南宋都城，称为临安）的印刷情况，这对我们理解报纸印刷起源的问题是有益的，因为任何一项新技术的问世，是需要有一定客观条件或者物质基础的。
自唐代镂版以来，杭州印刷业开始兴起，到北宋时，杭州成为全国三大刻书中心之一，“监本刊于杭者，殆居大半”，[7]北宋仁宗庆历年间（公元1040-1048年），杭州工匠毕升发明胶泥活字印刷术。印刷术的发明，是人类传播史上的第三次大革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中国对于报刊事业在内的世界文明发展所作出的又一伟大贡献。
南宋时期，杭州的印刷术进一步发展。当时全国刻书的地方有170多处，其中以两浙居多，“自古刊版之盛，未有如吾浙者”。[8]作为京城的杭州自然又居两浙之首。北宋灭亡后，都城汴京部分雕印手工业也迁至杭州。由汴京迁至杭州的雕印手工业加上杭州原有力量不薄的雕印手工业，使得南宋杭州的印刷术更精美，印刷的范围更广博，印本流传范围更广，正如叶梦得所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9]
宋代的印刷业，已经非常发达了。官方、民间印书、印经已为常态，如宋初国子监刻经史、成都刻《大藏经》都有十多万板。进行如此浩大的印刷工程，没有广泛普遍的印刷条件和高明的印刷术，是难以想象的。到南宋时，杭州至少是国内的雕版印刷中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都从事雕版印刷。南宋绍兴九年（公元1139年），杭州国子监开始刻雕经史，因质量最好，时称“监本”。此外，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有关中央部门也都刻雕书籍。同时，各级地方政府、学校、书院、寺院也大量刻书，刻本很多，有茶盐司本、漕司本、提刑司本、公私库本、军营本、郡庠本、郡斋本、郡府学本、县斋本、书院本、学舍本、祠堂本等等。
南宋杭州是国内雕版印刷的中心，还体现在私家刻书的十分流行。私家刻书起源于五代，勃兴于宋代，南宋时尤为盛行，杭州在全国又是名列前茅。当时的私人书坊一般都有自己的写工、刻工、印工，比如杭州会子库的工人每天就有204人。私人书坊印刷范围很广，书籍、会子、历书等印刷品都在其业务范围之内。私人书坊不仅承接官刻书，也把雕版印卖的重点扩大到市民阶层。杭州城中私人刊书出售的书铺情况在许多书中有反映，如《文选五臣注》卷末附刊记载：“杭州猫儿桥河东岸开笺纸马铺钟家印行”；[10]如宋刊本《寒山诗》末附刊记：“杭州钱塘门里车轿南大街郭宅经铺印行”；[11]如《抱朴子》卷末刊记：“旧日东京大相国寺东荣六郎家，见寄居临安府中瓦南街东，开印输经史书籍铺”[12]等等。总之，杭州雕版数量之多，技艺之高，印本流传范围之广，有些方面甚至胜过明清两代。[13]
同时，南宋杭州各印刷部门的位置也应引起注意。前面已经提过，南宋杭州的官刻和私刻大多集中在朝天门外（今鼓楼、清河坊）附近，[14]这一带是南宋政府进奏院所在之地。无疑，南宋杭州印刷业与进奏院的新闻传播活动共存共荣。发达的刻书印刷业，尤其是私家的刻书印刷业，为南宋杭州的新闻传播活动，尤其是“小报”的盛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也是南宋“小报”长盛不衰的一个原因。
南宋时期，中国的印刷工艺进一步改进，比如出现锡合金铸成的金属活字。在杭州，活字印刷技术也在长足地发展着，比如“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首恩台览。”这是南宋周必大在《周益国文忠公集》第198卷的《程元成给事》中对活字印刷术的记载，这表明，北宋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最晚已经在南宋淳熙、绍熙年间（公元1174-1194年）有实际的应用，[15]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印行的《玉堂杂记》就是一个例子。南宋时期杭州的印书成就，某些方面就是以后明清两代也很难与之相比。
综上所述，南宋时候，杭州的印刷术不仅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而且在世界上也处于领先地位，其雕版印刷技术和活字印刷技术，不仅可以又快又好地印刷各种书籍，就是印刷报纸也不会存在什么问题。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与当时的杭州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在国内外处于领先的状况相吻合的。
中国的报刊是什么时候开始印刷的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因为在北宋的开封，文献上已经有了“小报”为了谋利而印刷上市的记载了。据《宋会要辑稿》载，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闰十一月，监察御使张戬奏言：“窃闻近日有奸妄小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迄下开封府严行根捉意、雕、卖之人行遣。”[16]在这条记载中，“印卖都市”及“小报”经营者的“意、雕、卖”的分工，都表明11世纪时候（至迟1066年）中国已经开始雕版印刷“小报”了。中国印刷报纸早于西方几个世纪，这是白纸黑字的事实。
需要讨论的问题是，除了这条记载外，人们至今还没有发现过北宋和南宋其它有关“小报”和“朝报”印刷的确实记载，而这两类报纸又是与近代报纸性质几乎相同的报纸。[17]该如何解释这一情况呢？
先来说“小报”的印刷。在南宋杭州，不仅印刷的店铺很多，而且印刷的内容也很广。1193年6月19日，有官员上奏：“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漏泄，今仍传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事属未便，乞严切禁止。”[18]这里，“传播街市”的虽然不是“小报”，但表明当时“书坊刊行”是比较普遍的事情，“小报”当然更不会例外。因为北宋开封的“小报”刚冒头，需求量还不算大，印刷技术尚欠先进的情况下就已经雕刻、印刷了，那么南宋杭州“小报”风行各地、需求量日增、印刷技术也更发达了，印刷发行就更是理所应当了。
无疑，与北宋的“小报”一样，南宋的“小报”已经是印刷了。但是“小报”是雕版印刷还是活字印刷？应该说，在南宋初期，“小报”还是雕版印刷的。但是，后来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技术条件的提高，“小报”逐渐地发展为活字印刷了。这可以从“小报”刊登的内容来推测。
“小报”登载的内容，主要是进奏院泄露出来的邸报没有登载的事，如“小人诪张之说，眩惑众听，无所不至。如前日所谓旧臣之召用者，浮言胥动，莫知从来。臣尝究其然，此皆私得之小报。……如今日某人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往往以虚为实，以无为有。朝士闻之，则曰：已有小报矣！川郡间得之，则曰：小报已到！他日验之，其说或然或不然。使其然焉，则事涉不密；其不然焉，则何以取信？此于害治，虽若甚微，其实不可不察。”[19]这表明，南宋临安“小报”的内容十分广泛，它有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事件，又有社会上新鲜、奇异、有趣的传闻。“小报”这样的内容，是否有制版保存的必要？如果要保存，日益增多的制版又如何保存？须知所谓的雕版，在当时是用梨木或枣木制版，明清传教士所记载的成本较低的蜡本、豆干版等并未见记载。当时如果是在通用的梨木或枣木版上刻反字，对制版的木料和刻字的工匠的要求很高，雕版刻成后，目的也是保存以备今后多次反复地付印。另外，“小报”的出版周期较短而且日益缩短，尤其是南宋的“小报”已经每日出版发行了，[20]越来越短的出版周期，使得制版木料的来源和制版的时间都会有困难。但是，如果采用活字印刷则较为方便和合适，也较为经济（这是以谋利为主的“小报”必须要考虑的首要因素）。当然，这仍是推测，还需要人们继续深入的研究和考证，以获得有力的证据。
相比之下，16世纪的威尼斯和欧洲其它一些发达城市的“小报”还是“手抄”的，比如“威尼斯位于地中海北岸，早在10世纪末就是个富庶的商业共和国，也是东西方交通枢纽和贸易中心。15世纪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开始在这里萌芽，造船、纺织、玻璃等行业相当发工艺进一步改进这里的手工业主、商人、航海界人士十分关心商品的销路、各地的物价、来往的船期，于是有人专门打听这些消息，抄写后出售。后来，需要相同消息的人多了，他们就抄写多份，谁需要就卖给谁，这就是手抄小报，威尼斯的手抄小报已相当兴盛。据记载，1536年威尼斯已有专门采集消息的机构和贩卖手抄小报的人。1563年同土耳其发生战争期间，威尼斯政府也曾发行手写的小报。1566年这里又出现定名的小报，叫做‘手抄新闻’（Notizie Scritte）。”[21]这段表述十分有代表性，它表明，威尼斯等欧洲城市在17世纪以前，其新闻传播活动的规模仍然不大，其传播对象仍然是某些特定阶层而不是社会广大公众。中世纪后期，中国的印刷术逐渐地传到欧洲，才有印刷术的实际使用，包括一些不定期和定期的新闻印刷品。具体地说，到16世纪后期，欧洲才有单页的新闻性印刷品问世，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才有定期的印刷品出现，现存世界上最早的定期印刷的报刊是1609年在德国出版的《通告——报道或新闻报》周刊，只有一页，一则新闻。
再来说“朝报”。按正常逻辑推理，北宋的“小报”都印刷发行了，北宋的“朝报”，尤其是南宋的“朝报”无疑也是印刷发行的了。那么，“朝报”没有印刷的记载，又该作何种解释呢？
分析“朝报”的内容与分析“小报”的内容同样有益。“朝报”的内容较广，凡朝廷政事设施、号令、赏罚、书诏、章表、辞见、朝谢、差除、注拟等，都令播告四方。[22]这些内容，大多数当为当时最近发生的事情（有的还是社会新闻），为人们所感兴趣和重视，有的读书人还靠这些内容来在政府部门找到职位或岗位。很明显，南宋的报纸除了提供官方消息之外，还承担着传播“新闻”的重要作用。南宋时期，中央政府各机关已有许多命令、条贯，是用雕版印刷发布各地的，这方面的记载不少。进奏院发布的“朝报”，也承受传播中央各机关部分条令（尤其是那些章奏疏表）的任务。据记载，尚在北宋初期的雍熙三年（公元986年），皇帝下诏批评进奏院“有漏印漏押”的现象。[23]北宋宋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107年），都水监、司农寺、刑部、大理寺、左右司等要求进奏院对他们的文件“摹印颁降”给全国各个地区和部门，为此还“给钱一千贯充镂板纸墨之费”。[24]
还有，在南宋杭州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都有专门的印刷部门并有专门的经费开支。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中央机关已经有印刷政府条令的记录了：“正月二十八日刑部大理寺言，臣僚章疏议论边计及事理要害，不许滕报合厘。为在京法应赏功罚罪每月下六曹取索择其可以惩勘事上省。进奏院承受镂板颁降诸路州军马监司及在京官司从之，以臣僚劄子乞下祖宗法应赏功罚罪事可为劝惩者，令左右司下六曹取索镂板颁降有旨送刑部看详，故有是命。四月四日左右司言进奏官颁降赏功。罚罪乞量行支镂板工墨钱本司约度，欲每季支钱一百贯五钞纸五千张，临时以字数多寡置历支使如不足即贴之，仍限次季申比部駈磨从之。”[25]
既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各机构，都有专门的印刷部门，那么整天与文字信息打交道的进奏院是不是也有理由拥有印刷部门？既然中央政府的条令可以印刷，上谕、诏令、章奏是不是也会印刷？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以后，官报改由进奏院统一发布，统一发布的官报在内容上自然也是统一的。发往各地同一内容的官报，最简便的出版和发行方式就是印刷了。[26]1071年，文献上有了这样的记载：“五月十八日诏自今朝省及都水监、司农寺等处，凡下条贯并令进奏院摹印颁降诸路，仍每年给钱一千贯，充镂板纸墨之费。”[27]
综上所述，宋代尤其是南宋，市场上店铺要印刷“小报”，进奏院要印刷“朝报”，是非常普遍的。也正因为如此，当时人们对印刷报纸已经习以为常了，以至于人们对此都“熟视无睹”了，所以典籍对此倒没有记载，这与今天对报纸不再介绍印刷情况是同一个道理。否则，“小报”和“朝报”何以在市场上向公众兜售？即使“朝报”在杭州向各部门机关分送、向杭州以外各部门机关分送，这个数量也不是人工手抄所能承担得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