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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是中国轶事小说的本质属性之一。尽管曾有过将轶事小说归入子部或史部的差异，但无论“子部”说，还是“史部”说，都一致以“小”来界定其地位和特性。那么，“小”包含哪些标示其审美品格的内涵呢？本文即旨在回答这一问题。
一 偏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
从题材上看，轶事小说之“小”，意味着它关注的是“无关宏旨”的生活琐事。
中国的知识阶层，对于扮演重要社会角色具有强烈持久的热情。他们的人生理想首先是入世的，出世只是置身逆境时的补充、调节；而所谓入世，又直指“济天下”的目标：“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这一人生理想中，包括了三个核心层面：道德、政治与外世技巧。修身是个人的道德秩序的建立；齐家是个人道德秩序在家族或宗族中的推广；治国平天下一方面可看作个人道德秩序转化为政治伦理秩序，另一方面又与适宜的处世技巧分不开。简洁地说，道德、政治与处世技巧在中国是三位一体的东西，一种精神成果是否重要，大抵视它与这三位一体的结合物之间的疏密程度而定。比如，先秦曾一度活跃的逻辑学的研究，秦汉以后就湮没无闻了，因为逻辑学较少具体可感的政治的、处世的作用；中国的科学家一向地位很低，原因亦在于斯。这是从反面来看。就正面而言，读书人的目的从来不是为了仅仅做一名文人，而是要“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他们即使埋下头来著书立说，心里也是想着天下、国家；孔子著《春秋》，意在使乱臣贼子惧；司马光撰通史，索性名为《资治通鉴》。
根据精神成果与道德、政治、处世艺术的距离远近，人们划分经、史、子、集的座次，并在各个类别中确定高矮次序：轶事小说因其所叙“无关宏旨”，于是理所当然地被摒于大书的行列之外。桓谭、班固一致认为“小说”仅对“治身理家”有所裨益，而与道德、政治、处世艺术的关系不太密切，所以“致远恐泥”。南北朝以降，这类议论更是层见迭出，如唐刘餗《隋唐嘉话·序》：
余自髫卯之年，便多闻往说，不足备之大典，故系之小说之末。
宋晁载之《续谈助·殷芸〈小说〉跋》：
其书载自秦汉迄东晋江左人物，虽与诸史时有异同，然皆细事，史官所宜略。又多取刘义庆《世说》、《语林》、《志怪》等已详事，故钞之特略，然其目小说，则宜尔也。
清纪昀是笔记小说理论的系统总结者。《四库全书·小说家类》收录《西京杂记》、《朝野佥载》、《唐国史补》等“记录杂事”之属八十六部，纪昀特意说明：“记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在具体作品的提要中，纪昀亦反复申述这一观点，如《癸辛杂识》提要：
与所作《齐东野语》大致相近。然《野语》兼考证旧文，此则辩订者无多，亦皆非要义；《野语》多记朝廷大政，此则琐事杂言居十之九，体例殊不相同，故退而列之小说家，从其类也。
《明遗事》提要：
编年纪月，亦颇详悉，而多录小说琐事，如以酒饮蛇之类，皆荒诞不足信，非史体也。
偏于“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这是轶事小说在题材选择上的特征。
二 “姑妄言之”
就写作态度而言，轶事小说家以“小”自居，含有轻实用而重情趣的意味。
经、史所全神贯注的是道德、政治与处世艺术的大局，它们不仅肩负着明“道”的使命，而且承担着“立文垂制”的责任，举凡君臣、朝野、尊卑、贵贱之序，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八风从律，百度得数，无不在职责范围之内。在严峻的道德、政治的背景之前，经、史中的历史人物并不具有纯粹的个人身分，而是从属于家、国或社会集团的一员；对于他们的记载，往往不完全由其实际行为所决定，而要视他在家、国中的责任、关系而定。比如《左传》宣公二年载，本来是赵穿杀了灵公，晋的史官董狐却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不认帐，董狐义正辞严地反驳他：你是正卿，逃亡而不走出国境（如果走出国境，就算解除了与灵公的君臣关系），回朝以后又不讨伐赵穿（正卿负有讨伐逆臣之责，不讨伐，就意味着你是幕后操纵者），不是你弑君，那是谁？孔子就此事发表评论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盾），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境）乃免。”董狐的做法即所谓“微言大义”。如此严峻、生硬，使读者隐隐感受到道德、政治的肃杀与肃穆。秦汉以后的历史学家，似未追随这一套路，但历史人物既然成为“明史”的工具，其自身的独立性及特殊性就必然受到制约，前人评史迁“善叙事情”，雄深简洁，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他长于把握人物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关系，并由此决定花费笔墨的分量。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讨论令狐德棻等修的《晋书》，有云：“《郭璞传》不载《江赋》、《南郊赋》，而独载刑狱一疏，见当时刑罚之滥也。”“《张华传》载《鹪鹩赋》，殊觉无谓，华有相业，不必以此见长也。”一可一否，均着眼于“明史”的效果。确实，历史家注意的，是和历史有关的大局、大事、人物大节；在处理上，要有不同一般的剪裁和取舍。
轶事小说不然。既然视之为“小”，视之为“异馔”，也就不必装腔作势，不必对接触到的事件、人物反复打量，左右权衡，看是否关乎大局。一种情绪，一点灵性，一片遐想，一段笑话，一句警世明言，一件活泼的趣事，人生的叹惋，世态的滋味，都不妨舒展成篇。它既与经、史的刻意著述不同，又有别于传奇的精心出奇。其魅力在于：它可以“资谈助”。这与正史的“资治”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历史家，倘若耽于趣味，溺于“闲事琐语”，其作品也许因此倍受偏爱，却也不免被批评为“有乖史法”，即将正史写成了“小说”。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八九“妙画当良医”条举过一个例子：《南史·刘瑱传》记鄱阳王被诛，妃刘氏追伤成痫，妃兄刘瑱命陈郡殷茜画鄱阳王与平生所宠亲昵备至“状如欲偶寝”，妃见乃唾之，骂曰：“斫老奴晚！”悲情遂歇，病亦痊除。钱氏由此引伸说：
《南史》瑱传未及其他；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
的确，轶事小说与正史的选材取向迥然相异。而轶事小说所以身份不高却绵延不息，也恰在于它满足了读者对“谈助”的审美需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说得坦率：
子之为类，略有十家，昔人所取凡九，而其一小说弗与焉。然古今著述，小说家特盛，而古今书籍，小说家独传，何以故哉？怪力乱神，俗流喜道，而亦博物所珍也；玄虚广莫，好事偏攻，而亦洽闻所昵也。谈虎者矜夸以示剧，而雕龙者闲掇之以为奇；辩鼠者证据以成名，而扪虱者类资之以送日。至于大雅君子，心知其妄，而口竞传之，旦斥其非，而暮引用之，犹之淫声丽色，恶之而弗能弗好也。夫好者弥多，传者弥众，传者日众，则作者日繁，夫何怪焉！
轶事小说因其偏于闲谈细故，已成为古代中国人美感享受的重要来源之一。
三 诙谐与幽默
从风格来看，轶事小说之“小”，还意味着对诙谐的认可。
为什么轶事小说会与诙谐结缘呢？
古代中国高度重视社会身份和等级秩序，连日常生活用语也含有社会等级的意味。比如古人尊对卑称名，卑自称也称名；对平辈或尊辈则称字或号。后来有人以为称字称号还不够尊敬，于是称官爵，称地望，象杜甫被称为杜工部；王安石被称为王临川。服饰同样是等级的象征，所以“冕旒”可用作帝王的代称，“冠盖”可用作贵人或仕宦的代称，“褐夫”可用作贫苦人的代称。在这种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儒学，也正如马克斯·韦伯对它的解释那样：“并非他物，只是一种阶级身分的伦理体系。”
重视等级和身分，人的行为必然受到严格的约束：一言一行都应与“礼”的观念一致；而“礼”是由若干非常细微的形式主义的规范组合成的。自然，古代也屡次发生不拘礼法的情形，《世说新语·任诞》记谢尚“脱帻著帽”，“酣饮于桓子野家”，杜甫《饮中八仙歌》说张旭“脱帽露顶王公前”，但如此这般来表示风度洒脱，也只有在一个礼法细微的国度才可能，倘若是在今日，那就太寻常了。
尊重礼法，导致了对喜剧性因素的轻视，其承担者一向被视为低贱之辈。《汉书·枚皋传》载：“皋不能经术，诙笑类俳倡，为赋颂，好嫚戏，以故得媟媟贵幸。……又言为赋，乃俳，见视如倡，自悔类倡也。”又《北史·李崇传》：“（李）若性滑稽，善讽诵。数奉旨诗咏，并说外间世事可笑黩乐者，凡所话谈，每多会旨，帝每狎弄之。”不难看出，在帝王心目中，喜剧性因素的承担者只是高级玩物而已。
与帝王相似，古代的士大夫对诙谐也是鄙视的。刘勰《文心雕龙·谐
》虽肯定了寓谏于谐的方式：“昔齐威酣乐，而淳于说甘酒；楚襄宴集，而宋玉赋好色：意在微讽，有足观者。及优旃之讽漆城，优孟之谏葬马，并谲辞饰说，抑止昏暴。是以子长编史，列传滑稽，以其辞虽倾回，意归于正也。”但他紧接着却以几倍于此的篇幅对“谐”提出了批评。清初散文家邵长蘅在尺牍《与金生》中更以居高临下的口吻鄙薄明末小品文：“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临川滥觞，公安泛委，而倒澜于陈仲醇、王季重诸君。仆戏谓：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广座中忽发一趣语，亦足令贵客解颐，然人品扫地矣。”
诙谐的品格既被看得如此之低，于是用以消闲的轶事小说便成了它合适的栖身之地。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提醒读者：诙谐是轶事小说的风格化标志之一。如《大唐新语》提要：“前有自序，后有总论一篇，称‘昔荀爽纪汉书可为鉴戒者，以为汉语，今之所记，庶嗣前修’云云，故《唐志》列之杂史类中。然其中谐谑一门，繁芜猥琐，未免自秽其书，有乖史家之体例，今退置小说家类，庶协其实。”《诙谐》提要：“所记皆俳谐嘲弄之语，视日华所作《诗话》，尤为猥杂。然古有《笑林》诸书，今虽不尽传，而《太平广记》所引数条，体亦如此，盖小说家有此一格也。”《菽园杂记》提要：“是编乃其（明陆容）札录之文，于明代朝野故实，叙述颇详，多可与史相考证，旁及诙谐杂事，皆并列简编，盖自唐宋以来，说部之体如是也。”
轶事小说家获得了关注和表达生活的喜剧性的自由，但并不等于说，轶事小说中的所有诙谐的成分都会得到赞许。这是由于，诙谐自身也分为若干等级，一味的插科打诨或耍些无聊的噱头就确实含蕴太浅，所以刘知几《史通·杂述》认为：“琐言者，多载当时辩对，流俗嘲谑，俾夫枢机者借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乃蔽者为之，则有诋讦相戏，施诸祖宗，亵狎鄙言，出自床第，莫不升之纪录，用为雅言，固以无益风规，有伤名教者矣。”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十处士传》也说：“《十处士传》一卷，明支立撰。……取布衾、木枕、纸帐、蒲席、瓦炉、竹床、杉几、茶瓯、灯檠、酒壶十物，仿《毛颖传》例，各为之姓名里贯。盖冷官游戏，消遣日月之计。末有自跋，称初为九传，夜梦酒壶诟争，乃补为十，则滑稽太甚矣！”
一方面，轶事小说中存在“滑稽太甚”的情形，另一方面，轶事小说经由诙谐也能达到极为高远的境界：幽默。不妨分两层来看。
（一）中国古代过于严肃的东西太多，书架上的唯我独尊的“十三经”，史书中的俯瞰世人的明君、贤臣、严父、孝子，还有私塾先生的念念有词的教诲、训导，在翼道、辅道、明道的旗帜下，不免夹带一些表面冠冕堂皇实则虚假卑琐的东西。能够一针见血地揭示其虚妄，而笔调又没有义愤填膺的色彩，就就形成了幽默——富于睿智与含蕴的诙谐。
（二）在生活被弄得过分严肃的背景下，与那些极尽伪饰或故作庄重之能事者流不同，作者既无道学气味，又无小丑气味，而是该严肃处严肃，该嘻笑处嘻笑，坦率地表露其真实面目、独特见解，其中往往就包含着令人莞尔一笑、深长思之的机智，比如苏轼写作《东坡志林》，其特色正在于推出了一个“洒然有以自适其适”、“不为形骸彼我宛宛然就拘束”的东坡，“襟期寥廓，风流辉映”，“谐谑纵浪”，[①]诚恳谦虚，如卷一《记游松风亭》：
余尝寓居惠州嘉祐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恁么时，也不妨熟歇。
随缘自适，无处不可以逍遥自在，这是苏轼的意思。其所以富于幽默感，在于他言人之所讳言。世人好说格调很高的话，听来非常美妙，大家也习以为常了，不去考察其中的乖谬；一旦明眼人看出了真相，又能从容不迫地道出，便给人机警又自然之感，不由得会心一笑。
四 “短书”
轶事小说之“小”，也含有限定其篇幅的意思。桓谭称“小说”为“短书”，王充称之为“短部小传”、“短书俗说”，[②]刘知几名之曰“短书小传”、“短才小说”[③]，用语大体相同，内涵亦基本一致。
轶事小说的篇幅之小，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古代中国人卑视小说的消极后果。持“子部”说的认定它“浅薄不中义理”，缺少“大道”的高屋建瓴的系统性；持“史部”说的则视之为“史遗”，是正史所抛弃的残汤剩水，零零星星，不具著述格局。轶事小说家似乎毫无必要追求宏大的体制。
但轶事小说的篇幅之小，又不能仅从消极的方面来看；它经常是轶事小说家的自觉追求，而且越到后期，这种自觉性越强。是什么动力促成了轶事小说家的自觉性呢？
首先，它有利于形成浓郁的书卷气。书卷气与唐诗中的绝句相通，轻灵，蕴藉，是“粗茶淡饭、怡然自得”的人生情调以随笔的方式呈现出来造成的某种氛围。所以，轶事小说家的性格或进入创作时的心态多偏于淡泊、清高、闲适。比如刘义庆。他是《世说新语》的作者。《宋书·刘义庆传》载：“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才词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
以随笔的方式写作，忌逞才使气，忌故作端庄，因此，宜“小”不宜“大”；宜“简淡数言”，不宜连篇累牍；宜“自由散漫”，不宜“完整严谨”。如果说，早期轶事小说的篇幅之小，那可能是不成熟的表征；后期之小，则是如同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刻意追求。
其次，篇幅小有利于传达“秀异”的“意绪”。刘勰《文心雕龙·杂文》云：“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明毛晋《西京杂记·跋》亦云：“余喜其记书真杂，一则一事，错出别见，令阅者不厌其小碎重迭云。”“小而明润”，于是片断的人生喟叹或风景素描不至于被庞大的故事建构或理论建构所排斥，所吞没，而得以自由地闪现出来。清王晫《今世说·例言》云：
是集所列条目，只据刻本，就事论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则入德行；可入文学，则入文学，余皆仿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概以生平，至罪予论不当者，请勿读是书。
其《今世说·自序》又云：
或疑名贤生平大节固多，岂独借此一端而传。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颊上之毫，睛中之点，传神正在阿堵。
不求完整，不求宏传，所以挥洒自如，笔墨灵隽，种种风韵情致，皆得以猎收其中。
当然，在轶事小说的即兴式的叙写中，自不乏富于历史意味尤其是文化意味的信息，刘知几、胡应麟、纪昀等都曾从“补史之遗”的角度来估价轶事小说，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因话录》：“其书虽体近小说，而往往足与史传相参。”但落实下来，真正热衷于或志在为正史“拾遗补阙”的“小说”作者并不多；或者说，他们主要不是为了写历史，不打算用系统的正史的体例、目标来约束自己、规范自己，他们宁愿从繁复的因果世界中剪辑下若干片断场景。
注释：
①明赵用贤《刻东坡先生〈志林〉小序》。
②见《论衡》卷三《骨相篇》、卷四《书虚篇》、卷六《龙虚篇》。
③见《史通》卷十《杂述》，卷十六《杂说》上、卷十八《杂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