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教训”——“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大革命论文,述评论文,共和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领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题解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一语出自《春秋左传》（注：《左传·哀公元年》记：伍员劝吴王乘胜灭掉越国，吴王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二十二年后，果如伍员预言，越国灭亡了吴国。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154～2155页，中华书局，1980。），杜预对此语的解释是：“生民聚财富而后教之”（注：《左传·哀公元年》记：伍员劝吴王乘胜灭掉越国，吴王不听；伍员“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二十年之外，吴其为沼乎！”二十二年后，果如伍员预言，越国灭亡了吴国。见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2154～2155页，中华书局，1980。）。引伸来说，“生聚”（养民富民）和“教训”（伦理教化），可谓概括了中国传统政治学说所谓“仁政”的精要；而如果不拘泥于其特定的含义，再做一点“古为今用”的现代比喻和发挥的话——把“生聚”比作“集中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把“教训”喻为思想教育和文化建设，那么，用“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是一个十年不是两个十年）来形容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自社会主义改造完成至“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国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或许是恰当的。
之所以要辗转引用“十年教训”来形容“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倒不仅仅是为取一“十年”的巧便，而是因为以“教训”来对应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颇能显示意识形态与政治、与国家政权间的那种紧密关联（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曾指出：在中国，没有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政党），无产阶级的观念形态（意识形态）就无从发生；无产阶级的政党及其领导的政权“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它群众”。建国后毛泽东又曾一再指出无产阶级应当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专政，所以，“文化大革命”也就是“政治大革命”。）。在共和国这十年历史上，由于强调“政治挂帅”，不仅意识形态（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观念形态（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用的“文化”或“作为观念的形态的文化”的概念，实即指意识形态；毛泽东还曾有“意识形态即思想”的说明。））本身被更多的表述为政治思想和政治标准，且意识形态或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践（即意识形态的社会化），也更多的是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方式、紧密围绕当前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和方针政策而展开的。所以，如果仅局限于文化领域和文化建设，而不是从国家政治及经济活动的总体实践中，来考察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将很难说清楚十年中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本走向和影响、决定其走向的主要原因。
依照这样的思路，以下将以“文化大革命”前十年共和国历史的整体演进为背景，联系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起承转合，对十年意识形态领域历史发展的主要线索和基本态势作简要的回顾，并就其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表示意见。
二、“整风反右”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的形成
1956年的中国正处在一个新的转变的关口。社会主义改造由于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的“加速”进行，其胜利已是指日可待。确立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并制定与之相关的新的方针路线的问题，开始提上日程。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现在要进行的是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周恩来在会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和随后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132～14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都从迎接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高潮的意义上，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并号召“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注：毛泽东：《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718页，人民出版社，1986。）。4月，毛泽东在听取中央34个工作部门的汇报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其基本精神是要调动国内外的一切积极因素，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中共中央讨论十大关系的过程中，毛泽东又提出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指导科学、文化发展的方针。上述内容表明，进入1956年后，党中央和毛泽东等领导人，针对社会主义改造迅速进行的新的形势，开始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建设问题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针政策。这些思路和政策在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明确确立下来。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胜利”，“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注：见《人民日报》1956年9月28日。）。这样，中共八大就基本上完成了制订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的任务。
1956年又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多事之秋。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和批判，尤其是随后发生的波兰、匈牙利事件，对中国都有很大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坚持要对斯大林进行历史的科学的评价的立场，回击国际上借反斯大林而掀起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一方面，又重视从斯大林的错误和波、匈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中共八大有关国家政治生活和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原则规定（扩大民主，健全法制，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等），中共八届二中全会采取的各项方针和措施（增产节约，改善粮食收购与销售，提倡与群众同甘共苦、密切联系群众以及提出要整风等），都体现了这一点。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高屋建瓴地开始从理论上解释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及解决的方法等问题，而由此产生的成果就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著作的诞生。
鉴于波、匈事件暴露出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失误和当时国内连续发生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闹退社等事件所反映出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即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性质不同的这两类矛盾，其解决的办法也不相同。人民内部的矛盾要采用民主方法，即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整个人民内部继续推广和更好地运用这个方法，要求所有的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机关、团体，总之，六亿人口，都采用这个方法去解决他们内部的矛盾”，“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核心，是党和政府如何正确处理好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在这一著作中，除了就处理各阶层各具体方面（农业合作社，工商业者，知识分子，少数民族，科学艺术领域，民主党派，经济建设与工业化道路等）的矛盾提出一些原则和方针外（注：如：从生产和分配上解决合作社的矛盾；主要通过思想改造解决工商业者和知识分子中存在的问题；以克服地方民族主义和大汉族主义处理民族关系中的矛盾，以“双百”方针促进文化的繁荣，解决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以“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处理同民主党派的关系，以及以“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来解决全局与具体问题之间的矛盾等等。另，这里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引述，均见1957年6月19日《人民日报》。），更强调的或贯通全篇的还是以说服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来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这一根本方法。思想教育的方法就是“说服的方法，以理服人的方法”，也即思想斗争的方法。在当时（1957年初）这一方法的具体运用就是“鸣”、“放”——了解群众中的思想动向，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欢迎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因为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之所以未能得到较好的解决，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政干部工作中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错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造成的。对广大群众进行思想教育同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改进领导作风和领导方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这正是毛泽东历来强调的党的群众路线的辩证法：教育者要先受教育，要做群众的先生，先做群众的学生。这样，由“鸣、放”到整风（先党内整风再促进社会各界整风）到反右派，也就顺理成章，合乎“学生——先生”的逻辑。
当然，对历史过程必然性的逻辑抽象往往省略和遮蔽了历史进程中丰富、具体的内容和大量的偶然因素。从现有的材料看，说1957年的整风反右派自始就是一种有意识的“引蛇出洞”的预谋，是缺少根据的；毛泽东自称的“阳谋”，也只是事后的说法。“整风”是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就已提出的。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宣传工作会议上谈到整风的目的和坚持“放”的立场，以及会后周游各省鼓励鸣放，其态度也是真诚的。而原准备在1958年才全面展开的整风，提前至1957年4月，其考虑的重点主要仍在党内——统一党内的思想，克服官僚主义。主题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并非是着眼于“钓鱼”。只是当党外意见的激烈程度超过了毛泽东关于“小民主”、“和风细雨”的预想，使其感到右派们要夺权、推翻共产党的时候，当毛泽东意识到对过去的思想改造、社会改造成效的估价与事实出入较大的时候，在他头脑中并未完全松弛的阶级斗争的弦才又再度绷紧。随之运用起已是炉火纯青的对敌斗争艺术来，当然是浑洒自如，策略、步骤章法井然。“反击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战役大获全胜，并且有了理论上的总结：这是一场“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通过“整风反右”这一“思想上和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基本形成。其主要文献是经过修订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03～418页，人民出版社，1977。）以及反右斗争中写成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11（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456～465页，人民出版社，1977。）。其基本思想如下：
1.1956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对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改造，而人的改造（主要是人的思想改造）尚未完成。“国内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因此，意识形态领域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
2.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任务是对全体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因为社会主义的新制度的巩固，除了必须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外，“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它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也就是要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错误思想进行坚决的批判和斗争。在这一批判斗争中，尤其要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修正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修正主义者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妄想复辟的人们向工人阶级进行思想方面斗争的最好助手（注：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此时对反对修正主义的强调，既针对苏共，也针对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后来的“反修防修”、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思想，或即萌发于此。）。“我们现在思想战线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社会主义教育与批资、批修是一个任务的两面内容，这也就是以后概括的“兴无灭资”。
3.“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科学进步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实行这一方针是为了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也是为了团结和改造几百万知识分子。“双百方针”的含义、界限及作用等分别为：第一，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第二，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世界观是判断百家争鸣中是非问题的标准。所谓百家争鸣，即在各个学术部门可以有许多派、许多家。“可是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判断言论和行动是非要依据“六条标准”，“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这六条政治标准对于任何科学艺术的活动也都是适用的”；第三，马克思主义只有在同其对立面的斗争中才能得到发展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是客观存在的，资产阶级思想意识也是一定要用各种方式顽强地反映表现自己的。禁止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用压制的方法不让资产阶级思想意识表现出来，是有害的，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允许错误思想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采取讨论、辩论、说理、批评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第四，实行双百方针，也是更好地团结改造广大知识分子的需要。因为，“知识分子的问题首先是思想问题，对于思想问题采取粗暴的办法，压制的办法那是有害无益的。知识分子的改造，特别是他们的世界观的改变，要有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我们准备用这个放的方针来团结几百万知识分子，改变他们现在的面貌。”
4.“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一个基本的、长期的方针，也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说理的方法、辩论的方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自我教育方法，总之是一种民主的方法。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被认为是体现了这一民主方法的合适的形式。
5.要加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建立一支工人阶级的新知识分子队伍。毛泽东认为，在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的改造完成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任务并没有完成，他们大多数人的世界观尚未转变，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又使得这一转变非常必要。“因为他们是教育者，是当先生的，他们就有一个先受教育的任务，在这个社会制度大变动的时期，尤其要先受教育。”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的工作是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工作，思想意识的改造只能靠说服，不能压服。知识分子要完成世界观的转变，就必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1957年反右斗争后，毛泽东又带头作出了旧知识分子是两个剥削阶级之一的判断（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见周承恩主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62～6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并认为在经济上的剥削阶级消灭之后，还存在不容易消灭的政治思想上的阶级（注：毛泽东：《武昌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11月），同上，64页。）。这样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也就的确成为一长期乃至遥遥无期的任务，成为毛泽东的一块长久难以释怀的“心病”。因此，毛泽东在反右斗争中把培养一支工人阶级的新知识分子队伍作为“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加以强调。毛泽东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和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毛泽东有关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领域的上述论断，从地位、任务、方针、方法、队伍等方面对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作了较完整的阐述。这些阐述对十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三面红旗”与社会主义教育的第一次高潮
“整风反右”被认为是“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是事后的认识（注：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曾说，这样一场大革命是没有料到的。）。按照此前的思路，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完成之后，理应有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的新高潮。1956年经济建设中的“冒进”与“反冒进”，和提出“向科学进军”“向大自然开战”的口号，以及中共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决议、毛泽东提出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都反映了这一基本思路。
“整风反右”尽管改变了中共八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注：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大大强化了对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认识，但在当时并未改变（1956年以来形成的）经济建设作为工作重心的思路，相反地还直接促进了经济建设“大跃进”的发动。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层认为，“整风反右”标志着继取得生产关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三大改造）之后，又取得了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这样就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又多又快的发展，为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高涨准备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应当趁热打铁，“不断革命”，尽快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状况。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一个的。从1949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1956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了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1958.1.13)，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通鉴》第2卷，350页，红旗出版社，1993。）那篇著名的《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也指出：“由于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党已经有可能把主要力量集中到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来。”（注：见《人民日报》1958年5月29日。）“整风反右”还起到了统一党内在关于建设速度上原有的不同意见的作用。毛泽东把反冒进与右派猖狂进攻联系起来，认为党内“反冒进”者距右派只有50米的距离，于是“反冒进”者纷纷检讨，在建设速度问题上再无不同意见。在反右倾保守的声浪中，上上下下竞相“跃进”，“跃进”之势不可阻挡。
“整风反右”被认为是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大大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觉悟；而1957年冬季掀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以及“一五”计划的完成，则被作为群众思想觉悟提高的证明。这样，通过“反右”使得已有的思想政治工作传统得到进一步的肯定，政治思想挂帅大为发扬。以至认为靠思想工作、思想觉悟，充分发挥精神的、主观的能动性，任何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导致及推动“大跃进”的这一思想根源同整风反右有直接关联。
1958年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扬的一年。由反右而促成的“跃进”声势得到毛泽东及党中央的肯定和引导。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根据毛泽东创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响应“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号召，“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成为各行各业奋斗的方向和目标，以高速度高指标的群众运动为特征的“大跃进”走向高潮。为适应大规模群众生产运动的需要，毛泽东又亲自领导了社会组织形式方面的重大改造。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既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跃进，又可以培养农民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形式。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正式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注：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10日。），广大农村很快实现了公社化。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密切相联的“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树立的过程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贯穿始终，起了重要作用。形成了十年建设时期意识形态范畴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第一次高潮。
社会主义教育是大跃进发动的思想先导。在“整风反右”中初步形成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论把对广大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长期和基本的任务。毛泽东认为整风反右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应当是一次接受社会主义教育的机会。根据毛泽东“应即刻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建议，1957年8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注：见《人民日报》1957年8月10日。），要求在农村进行一场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大辩论。目的是通过辩论大大提高农民群众和乡村干部的社会主义觉悟，纠正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巩固合作社制度，更大地提高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9月24日，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注：见《人民日报》1957年9月25日。）提出要使这一运动“成为随着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高潮而来的生产高潮的主要组成部分。”在9月至10月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再次肯定了在工人阶级和农民群众中进行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必要性，并提出在农村继两条道路的大辩论后，应以全会通过的《1956-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四十条纲要”）（注：见《人民日报》1957年10月26日。）为中心，进行一次农业生产建设问题的大辩论，“借以推动今年冬季的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潮”。在随后《人民日报》发表的《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注：见《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的社论中指出，要在正在进行的两条道路大辩论中，进行关于四十条纲要的讨论，其中心是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制订努力向先进标准看齐的生产规划，争取生产战线上的“大的跃进”。以农业的大跃进为起点的“大跃进”运动就是由此开始的。
为推动经济建设的大跃进，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随后全国开展了大规模的总路线学习宣传活动。这一宣传活动，对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给予了最充分的张扬，强调为贯彻执行总路线“必须实行‘政治挂帅’，必须走群众路线，必须提倡共产主义的崇高风格，发扬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认为实现总路线的关键在于发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作敢为”的共产主义的风格。总路线宣传中对精神、思想作用的片面夸大，加剧了“大跃进”中的浮夸风，宣传中对共产主义萌芽精神的提倡则对人民公社的出现起了催生作用。
1958年8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在通过《决议》的同日，中共中央再度作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451～45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指示》规定“这个运动的内容是：总结和宣传一年来农业生产大丰收的成绩，具体生动地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伟大胜利，宣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胜利，总结和宣传从去年冬季以来的农田基本建设，水、肥、土、种、密和田间管理等各项农业增产措施的经验，总结一年来共产主义大协作经验，以及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加强组织性和纪律性的经验……同时也要宣传工业、文教和其它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空前大跃进，宣传丰衣足食的规划，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光明幸福的前景”。《指示》指出：“在这个运动中要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以无数大增产的实例来大讲特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中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指示》还要求在农村中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时，要就“农业社的收入如何合理分配；如何由农业社转为人民公社”这两个问题展开鸣放辩论，“并且引导农民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来解决这两个问题。”《指示》配合了《决议》的贯彻，对农村迅速公社化起了作用。
农村迅速地公社化所带来的生产、分配、福利、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新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注意。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带有狂热、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逐渐降温。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着手纠正“共产风”的错误，澄清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正确的、庸俗的解释”。随后的八届六中全会以及1959年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等都对澄清党内外在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认识上的混乱思想，解决公社的所有制问题和核算方式问题，纠正“一平，二调，三拨款”的共产风等作了努力。在此期间，按照中央部署各省召开了六级干部会，各县召开了五级干部会和公社社员代表大会，以贯彻中共中央纠左的政策。毛泽东本人先后写了五篇党内通信，对纠正共产风等问题予以直接指导。1958年末至1959年上半年对于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教育运动，它初步纠正了党内外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问题上的部分错误认识和做法，提高了党内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
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的重点在农村，这与此时期党的工作的实际重心有关。在城市，在社会其它阶层中也都进行了不同形式的社会主义教育。整风后期，与农村两条道路大辩论同时，在工人群众中进行了以提高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认识自身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责任，保持工人阶级优良品质，发挥模范作用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知识界和高等院校进行了以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向党交心、红专大辩论等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工商界和民主党派中则开展了以批判“抵制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和行为”为主要内容的“过社会主义关”的教育。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201～20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要求在各部门进行“双反”运动，在运动中展开关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方针的全民大辩论。在普遍进行的“双反”运动中，知识界、文教系统最具声势，先后进行了批臭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教育、学术思想，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树立“红透专深”的修养目标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全国各界又进行了总路线的学习宣传运动。配合经济建设的“大跃进”，文教系统也发动了“大跃进”：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跃进方法，加强了对大跃进的理论宣传和论证以及对修正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并开展了以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为中心的哲学普及工作；在文艺界进行了以新民歌运动为特征的群众性文艺创作活动，提出了“写中心，唱中心，演中心”的口号，各地作协及许多作家也都制订了创作跃进规划，力图在文艺创作中贯彻多快好省的方针；在教育战线，则开展了受到毛泽东充分肯定的教育革命，进行了教育制度的改革。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注：见《人民日报》1958年9月20日。），基本上概括了当时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指示》明确规定：“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一切学校中，必须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评判学生学习成绩的时候，应当把学生的政治觉悟放在重要的地位”；“在一切学校中，必须把生产劳动列为正式课程”；加强党对教育的领导。《指示》还提出要采取多种办学形式，多快好省的发展教育事业；发展教育要执行群众路线，学校工作应贯彻党*
委领导下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教育革命”体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重视。
农村的人民公社化及公社化过程中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庸俗化、教条式的宣传，也对各界群众发生了重大影响。当时在一些城市也进行了人民公社试点，“共产风”在意识形态各界都有不同形式的表现。在这方面，一些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宣传文章（如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讨论，关于主观能动性和规律能否消灭的讨论等），无疑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大跃进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是为配合经济建设、技术革命这一中心任务进行的。在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挂帅的情况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伴随“大跃进”的始终，对“大跃进”运动的阶段性推进起到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先导的作用。这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主要是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的，具有突出的针对性强、通俗化等特点。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广大人民群众社会主义思想觉悟的提高是有益的，但其内容上所带有的浓厚的空想色彩，又妨碍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正确认识并在实践上造成了严重的失误。
“大跃进”时期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中的偏差，反映了特定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水平。社会主义思想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传入中国后，很快就成为中国思想界居主导地位的思潮。20世纪前半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不尽相同的社会主义思潮影响。近代以来中国人对社会主义思潮的浓厚兴趣和认同，既是在20世纪初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社会思潮影响下，中国人对近代向西方学习进行初步反思的结果，又同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有关。儒家的大同理想、墨家的兼爱学说以及佛家思想中众生平等、济世普渡的观念等都曾被国人作为理解和接受社会主义的思想材料。而毛泽东在1958年12月为印发《三国志·张鲁传》所写的批语中，则又从我国古代农民革命斗争的角度为社会主义思想找到了历史来源。可以说，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是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土壤的。以科学社会主义为其思想理论的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能夺取全国政权，不仅依赖军事实力的增长，更得益于其思想理论上的优势。而建国后新民主主义阶段之所以短暂，社会主义改造之所以出乎意料的顺利和快捷，固然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但近代以来社会主义思潮的广泛传播和影响无疑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它反映了中国人思想中普遍存在的社会主义情结。社会主义对于中国人来说似乎有着一种先天的亲和力，但这种亲和力又主要是在历史和现实的中国社会土壤中培育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其奋斗目标，但马克思、恩格斯所描绘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毕竟是超出了中国人的生活环境和思想视野的东西。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大略有这样几个来源：其一，是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的原则规定和苏联的榜样；其二，是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的经验；其三，是中共领导人早年受形形色色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经历；其四，是中国古代具有原始共产主义或农业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材料。这几种来源各自所起的作用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要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采取既不迷信、照搬，又信守基本原则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同样，这也是对待苏联经验的基本原则。尤其是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采取的一些改革举措，被中共认为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暴露出的一些弊端以及建国初期照搬苏联经验造成的一些不合中国实际的
教训，都使党和毛泽东坚定了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大跃进期间，毛泽东有关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中国的言论，就表明了这种强烈的自信。与对待苏联经验的批判态度相反，毛泽东等人对自身的经验、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却是十分珍惜和留恋的。人民公社化期间，毛泽东等曾屡次以战争年代的集体生活、供给制、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等作为新社会的榜样加以提倡。“战争年代都做得到，今天怎么做不到”一度成了论证人民公社合理性和共产主义很快就能实现的有利论据。除却以战争年代经验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之外，早年接受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也是大跃进时期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重要思想材料，把空想社会主义和乌托邦变成现实曾是中共一些主要领导人在大跃进期间认真考虑的问题。（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772～77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而人民公社的实践也多少带有20世纪初，毛泽东等人亲自参加过的“新村”实验的痕迹。另外作为中共领袖的毛泽东不仅有着广博的中国传统文化修养，还兼具诗人的情怀。他可以从史书中得到人民公社的历史根据（印发《张鲁传》），能以惠能的禅宗思想为例来提倡发挥主观能动精神，还数次在有关人民公社的资料上作过“就象一首诗”的批语，并以诗的形式回击国内外对人民公社的攻击。“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既是古典，又是今典。
无视客观规律的主观“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调，“浮夸风”、“共产风”造成的思想混乱和劳动群众积极性的下降等也曾引起毛泽东等人的关注，并在着手解决一些具体失误的同时，开始对社会主义的有关理论问题（两种所有制问题，按劳分配问题，商品生产和价值法则问题等）进行探讨。但由于在对基本形势和“三面红旗”的基本估价等问题上持乐观肯定的看法，认为缺点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早已克服了的或正在迅速克服中的；认为人民公社在经过短期整顿后即可巩固并应当向更高的层次发展，经济建设在经过局部调整后仍应当继续高指标的“跃进”，因此，1959年上半年的“纠左”毕竟是有限度的，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的有关认识也是仅仅停在表面层次而未及深入。这样，也就为庐山会议转向“反右”埋下了伏笔。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将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批评，视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猖狂进攻。毛泽东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要斗20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毛泽东还认为“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的。”（注：毛泽东：《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通鉴》第二卷，140页，红旗出版社，1993。）庐山会议后，全国上下即转入批判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共中央要求各地以两条道路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进行整社整风运动。在经济建设方面，1960年又进行了新的“跃进”。但这时的跃进已经是强弩之末了，由于严重的经济困难，到1961年国民经济被迫全面收缩进行整顿调整。1961年11月，中共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注：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通鉴》第二卷，442～443页，红旗出版社，1993。），但这时的教育主题已转向纠正以往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不够全面、不完全正确的缺点，号召克服困难，发展生产，巩固集体经济等方面。大跃进时期，以“三面红旗”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已告结束。
三、“反修防修”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再度发动
庐山会议在共和国十年建设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延缓了对大跃进失误的纠正，而且使党的工作重心开始偏离原有的位置，并给予意识形态领域以巨大的影响。庐山会议中断纠左转向反右，使得党和国家不得不在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之后，再度来认识和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巨大的挫折，惨痛的代价毕竟也换来了一些记忆深刻的教训，使得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基本规律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调整、整顿、充实、提高”的一系列具体措施上有所表现。经过“大跃进”，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经济建设问题上的确开始慎重起来，毛泽东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一再说到：“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们没有经验”，“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毛泽东这些言论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关于工业化的乐观估计及“大跃进”中的短期“赶超”设想相比，已有大大的不同。薄一波也曾说到，1962年以后，尽管一再强调阶级斗争并为此发动了一系列政治批判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调整期间五年的经济建设并未受到太大的影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403～404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这的确与接受“大跃进”的教训有关，说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经济建设的规律开始有了新的认识。认识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经济建设要遵循客观规律，这是认识上的进步。但从当时来看，在认识到经济建设不能急躁冒进的同时，又联带产生了另一种认识岐向：即认定在建立社会主义物质经济基础的长时期艰苦奋斗的过程中，要不断进行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清除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提高党的干部和广大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性，从而保证基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一认识歧向的产生有国内和国际的双重背景，而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的毛泽东则是此种认识的主要代表。
从国内背景看，毛泽东把关注重点转向政治思想、阶级斗争方面，首先是由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新认识开始的。在毛泽东看来，经济建设的失误主要在于没有经验，对困难估计不足；尽管有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但缺乏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方针、政策和办法。经过1960以来的调整、整顿，制定了各方面的具体政策（“人民公社六十条”；“工业企业七十条”；“高教六十条”；“科研工作十四条”等），毛泽东认为这样就已基本上解决了有关经济建设的问题。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说：“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指各种条例），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在有了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办法后，关键的问题就是党的领导的问题了，就是以党正确的政治领导来保证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的问题了。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核心，是民主集中制问题，即在党内外发扬民主，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克服困难的问题。毛泽东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毛泽东在这里的逻辑推理是很清楚的——民主集中制这种政治制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前提和保证。而这里所说的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的严重状况，实际上指的是必须保证或坚持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这里又有认识上的一贯性，即对政治思想的统帅作用的一贯认识，而在困难时期尤其如此。其次，毛泽东对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方向的强调，对政治制度在保证经济方向的作用上的强调，又是同对现实情况的过分估计和忧虑有关的。毛泽东认为，对经济困难的过分夸大（“黑暗风”），在社会主义集体经济道路上的倒退（“单干风”）以及为反对三面红旗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翻案风”），这三者是互相联系，互相呼应
的，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或我国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反动，是政治上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这正是在“七千人大会”数月后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强调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的现实根据。再者，毛泽东对政治上思想上阶级斗争的强调，还与他对当时党内政治形势的估计有关。庐山会议是毛泽东把对阶级斗争的关注由对党外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及思想影响转向党内右倾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及思想影响的开始。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一批高级干部对三面红旗的批评促使毛泽东对党内斗争的严重性予以关注，而在此前后各级干部在贯彻三面红旗中的种种左、右表现更加剧了毛泽东对党内干部状况的忧虑和思索。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和稍后在农村中开展的三反运动以及纠正“五风”运动，其主要对象都是各级党政干部。1961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轮训干部的决定》（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608～61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提出要普遍和系统地对县级以上的党员干部进行一次轮训，以“帮助干部进一步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克服某些片面性的认识和在实际工作中右的或‘左’的错误。”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强调民主集中制，强调发扬党内外的民主，重点也是要求干部要听取群众的意见，上级干部要听取下级干部的意见。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指出：“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特别是在新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毛泽东告诫说：“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注：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人民日报》1978年7月1日。）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党内“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进行了严厉批评，认为是党内的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指责中央一些部委不请示、不报告，搞独立王国。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外阶级*
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注：见《人民日报》1962年9月29日。）这样党内的政治思想斗争和国际上的反帝反修斗争就成了阶级斗争的并列的两个主要内容。
毛泽东的注意力由经济建设转向政治思想领域，由党外转向党内又是有深刻的国际背景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中苏关系的破裂和由此而引出的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思考。中苏之间发生原则上的分歧始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苏共二十大以反个人崇拜为名全盘否定斯大林，宣扬和平过渡的主张，这些被中共认为是违反马列主义的。中共以政治局的名义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注：见《人民日报》1956年4月5日。）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注：见《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9日。），对苏共二十大的错误进行了委婉而又十分明确的批评。苏共二十大后，连续发生的波、匈事件，西方阵营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以及中国1957年发生的“右派猖狂进攻”等更使毛泽东等人坚信有反对修正主义的必要。毛泽东在修改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夏季的形势》等文章中，一再强调要把反对修正主义作为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在当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阐述了中共在和平过渡、战争与和平等问题上的观点，并经过努力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修正主义、在实践中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重要性等意见写进了会议宣言。莫斯科会议后，中苏又在军事、科技合作等方面发生一系列龃龉：如1959年6月，苏片面撕毁了中苏间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在中印冲突中苏联偏袒印度等。苏领导人还对中共提出的“三面红旗”进行影射攻击，庐山会议给彭德怀等人定下的里通外国的罪名，就与此有关。1960年4月，中共连续发表《列宁主义万岁》（注：载《红旗》，1960(8)。）等三篇文章，以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名义，对苏共宣扬的修正主义观点进行了批判。在当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中苏进行了公开的争论。7月，两党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苏宣布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的苏联专家，中止了几百个双方的协议和合同，至此中苏关系实际上已全面破裂。毛泽东认为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已经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资本主义已经在苏联复辟。
苏联与中共在历史上有着渊源很深的关系，在共和国建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苏联一直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面镜子，是毛泽东等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的重要的（也是唯一的）“借鉴”和“参照”。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功和失误无不同对苏联的借鉴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苏联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一直有着正反两方面的重大影响。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修正主义，这对一直以苏联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尤其是对毛泽东的震动无疑是十分巨大的。联系到美国50年代初提出的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和平演变”的战略（毛泽东一直对此战略极为重视，并把它与苏联变修相联系），这些都促使毛泽东思考苏联变修的原因以及吸取苏联的教训，防止苏联的演变在中国发生的问题。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被认为是配合国际修正主义向党进攻，是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反映。1960年后出现的所谓“三风”也被认为是修正主义的思想反映。这些又都促使毛泽东形成了中国也存在着变修——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认识。其实关于如何保证党和政权的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自建国以来就一直是毛泽东的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情结。如果说七届二中全会上的告诫、“三反五反”运动中，有关官僚主义比贪污还坏的批语等还只是一般性地吸取历史上新政权迅速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农民政权如李自成大顺政权的覆亡的教训）的话，1956年的波匈事件，则使得毛泽东开始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性的角度，来探索巩固无产阶级政权这一重大问题。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论述，其主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国家里当政者与群众的关系及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问题。1957年提出“放”的方针和进行整风的最初用意，也主要是为了倾听各方意见，沟通党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改进工作中的不足。尽管后来事态的发展超过了设想的范围，毛泽东过高、过于严重地估计了阶级斗争的形势，并因势利导进行了“思想和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但整风中为密切党群关系、克服官僚主义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干部参加劳动，种试验田，将军当兵，两参一改三结合等）在大跃进期间并未中止。大跃进期间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固然带有浓重的空想色彩，但其主要针对的则是当时的等级制度。面对西方世界“和平演变”的宣传声势和南、苏修正主义的泛滥、资本主义复辟（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层中是这样认识的），毛泽东对防止演变、避免复辟的考虑也愈益加重
，并开始对照苏联情况，从理论上探讨防变的措施。1959年底至1960年间，为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号召并带头学习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毛泽东在有关学习该书的谈话中曾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思想（如：苏联出现的既得利益集团与高薪阶层对其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有严重的影响；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断改进和改革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劳动者一定要管理上层建筑，劳动者管理国家、军队、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和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反对物质刺激，强调精神的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提倡用战争年代的经验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等等），这些思想为形成系统的反修理论作了一定的准备。1960年4月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重申了毛泽东在1957年提出的有关修正主义产生的根源的论述。“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改变性质的问题和党内不纯的问题、新资产阶级分子的问题，向全党发出了警告。八届十中全会及此前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新强调阶级斗争，正面论述了“反修防修”的必要。他指出要花几年功夫，对干部进行教育，把干部轮训好。不然搞一辈子革命，却搞了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提出要提高警惕，防止国家走向反面。毛泽东还明确说到中国的右倾机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修正主义，并就“小说反党”问题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制造舆论，搞意识形态，搞上层建筑。八届十中全会正式把“反修防修”提上了党和国家的工作日程。
正是在上述国内、国际因素的互相作用下，毛泽东的思维重心由经济转向思想政治，实际把“反修防修”作为中心任务来对待，并由此在政治思想领域采取了一系列大的动作，发动了又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从“反修防修”的目的出发，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的。1963年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在城市进行“五反”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一种是不可能。现在有的人三斤猪肉，几包纸烟就被收买。只有开展社会主义教育，才可以防止修正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40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3月1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厉行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反分散主义、反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171～18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布置在县（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机关、国营和合作社营企业、事业单位，物资管理部门、文教部门中进行“五反”运动，指出“这是又一次大规模地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要求“在运动的各阶段都必须抓紧群众教育这个环节”，“不仅要改进制度，纠正缺点，还要使广大的干部和群众对阶级斗争，对两条道路斗争，对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在思想认识上大大提高一步”。5月20日，中央印发《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前10条）（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310～32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决定》分析了农村阶级斗争形势，规定了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政策和方法。《决定》最后一部分要求全党认真学习领会毛泽东5月9日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上的批语。毛泽东在批语中，提出三大革命运动（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描绘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情景，并指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意义：“这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不但包括阶级斗争问题，而且包括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而且包括用严格的科学态度，经过试验，学会在企业和事业中解决一批问题这样的工作。……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为新人的伟大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
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的，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对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1964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又同时发出了《关于在全党组织干部宣讲队伍把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行到底的指示》、《关于继续抓紧进行“五反”运动的指示》两个文件（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8册，313～332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要求抓紧宣传教育和“五反”。随着运动的进行，毛泽东等主要领导人对阶级斗争的形势和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的估计愈益严重。刘少奇提出和平演变已演变到高级机关中的某些人了，毛泽东则认为有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并开始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1964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305～30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12月12日，毛泽东在《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示中，又进一步作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的判断，并认为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成为革命的对象。1965年1月中央发布《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条）（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19～3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其中明确规定运动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统一提法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经济、组织、思想），取消城市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五反”名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尽管从开始起，其实际重点就是解决整顿党的干部队伍和党的组织的问题。但对于全国人民来说，“社教”又是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普遍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政治教育的运动。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还广泛开展了学习解放军思想政治工作，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大庆大寨的艰苦创业革命精神，学习雷锋等一批先进人物以及用讲村史、家史、社史、厂史的方法对青年进行阶级斗争教育等活动，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重新教育人”的含义。就此而言，应当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是一次政治运动又是一次思想教育运动，是树立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意识形态的运动。思想——意识形态运动与政治运动紧密结合，是自1957年以来提出“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概念后，意识形态领域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我们这里之所以把“反修防修”、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此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内容，正是出于当时这种对于意识形态的认识及其实际效用的考虑。
意识形态领域各具体部门的“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主要是在“大批判”的形式下进行的。“大跃进”后纠正“五风”的时期，意识形态各部门也曾进行纠“左”，出现过短期的“缓和”气象。这一时期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并就许多学术问题进行了较正常的争鸣（如有关思维与存在统一性的讨论，关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讨论等）。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利用小说反党”的问题，号召进行“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后，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批判空气又开始浓重起来。1963年10月26日，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作了《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注：见《人民日报》1963年12月27日。）讲话，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了“积极地在学术战线上对现代修正主义展开系统的批判”，“继续进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建设，为我国政治战线，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战斗任务，并就如何在学术战线上开展反修斗争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周扬提出要在各个学术领域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实用主义真理观，调和矛盾、融合矛盾的观点，资产阶级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异化观，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帝国主义本性改变的观点，个人物质刺激的观点，“国际分工”观点等）进行批判；要研究中国和世界的现实问题，要用唯物史观指导批判继承历史遗产的工作；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同工农相结合以实现世界观的根本转变。12月12日毛泽东作出了60年代著名的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一个批示。指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文艺部门至今收效甚微，并对“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表示愤怒。指示做出后，文化部从1964年3月下旬起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全体干部中进行了整风。6月27日毛泽东在中宣部关于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作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指出文联所属各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大多数刊物已“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两个批示下达后，文艺界掀起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电影、小说、戏剧、美术、音乐作品被否定，一批著名艺术家和领导干部受到批判。受文艺界影响，哲学社会科学界自1964年起也先后对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定的两本书（《平凡的真理》、《共产主义人生观》），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和企业利润观，翦伯赞的“让步政策”说等进行了批判。在教育战线，为贯彻反修防修培养接班人的精神和毛泽
东1964-1965年间改革教育制度的指示，也采取了一些教育改革的措施。
1965年11月10日，经毛泽东同意、由江青等人策划撰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进入新阶段，以此为契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在“反修防修”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逐渐形成了关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系统理论。除却上面提到的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外（如“官僚资产阶级”），这些理论集中体现在国际反修斗争——中苏大论战中。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署名的一系列理论文章，尤其是《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注：见《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一文的最后一节“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对毛泽东关于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理论和政策作了集中系统的概括。这些概括体现了在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主题下，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认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正是以这些理论概括作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注：可参看《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一文。该文对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初步概括，其中一些部分的表述即由《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而来。）。
60年代以“防修反修”为主题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这一时期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也是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旋律。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既是5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继续，又与5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着地位、方式和影响程度上的不同。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作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旋律，与50年代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大跃进的附属地位是不同的，这反映了意识形态领域地位的提升；6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区别于5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以正面教育为主的形式，所采取的是以破代立的形式；就影响上而言，50年代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大跃进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60年代的“社教运动”则为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理论、斗争形式的准备，提供了“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突破口。
四、结语
综上所述，对十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作以下简要概括。
作为共和国历史重要组成方面的意识形态领域，在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其主题、地位与建国头七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相比有了新的变化。适应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要求，在基本上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基础上，经常性的、全面持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宣传教育（理想前途教育、现行方针政策教育、道德情操教育）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中心主题。与此同时，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繁荣意识形态领域各部门的学术理论研究，发展文化教育事业以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也是意识形态领域工作的重要和基本的内容。随着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对敌斗争的基本结束和经济建设的全面展开，思想文化建设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日益凸显。“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呈一再提升的趋势。这既反映了和平建设时期社会发展的一般需求，更重要的还是由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党和毛泽东日益强调阶级斗争，并认为这种新形式的阶级斗争主要地是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缘故。而就意识形态领域地位上升的具体过程来说，正如同十年建设时期共和国历史的走势一样，1957年和1959年是带有转折性意义的年份，反右派斗争和庐山会议对十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形成了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日常思想政治工作的地位、意义被给予充分的肯定，开始形成一套制度和方法（如农村每年冬春进行一次结合一年总结的社会主义教育；60年代在工矿企业中建立政治部以及“整风”的形式和“四大”的方法等），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意识形态各部门，普及化、大众化工作有了进一步发展（如哲学普及、群众文艺、历史知识普及等）；学术研究工作由于对党性原则的片面强调，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公式化、图解式的趋向日益加重。学术争鸣往往与政治思想斗争纠结在一起，艺术创作则与政治宣传结为同道。
十年意识形态领域的历史演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为在中国建设一个理想的全新社会而进行的艰辛探索的缩影。惟其如此，后人对这段历史的回顾，就不应当仅限于成绩和失误的加减算术，而应更多些立足于现实和未来的总结和思考，这也是本文标题“十年教训”中“教训”一词的更常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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