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满文文献视角观察清代满语文政策及其施行效应
张一凡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摘 要： 清代，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为维护其统治，必须吸取元明等前朝教训，更好地协调民族关系。清统治者从“后金”立国初期就开始了对汉文化的引进、学习并吸取营养。自满文创制以后，满汉之间的交流变得更加密切。入关定国之初，在复杂的环境下，为了既抚民安民，又保持“八旗本色”，清统治者一方面“崇儒重道”，另一方面积极推行“国语骑射”，这样，特殊的历史、民族和政策因素的多重作用，满文文献也表现出极为特殊的发展脉络，反过来折射出清代“国语骑射”，特别是“国语”政策在不同时代的施行效果。
关键词： 清代；满文文本；刻本文献；国语骑射；满汉合璧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典籍中，满文文献较为特殊。因满语在清代处于“国语”的地位，清代满文文献所涉及的内容遍及文学、军事、政治等各个领域，留存量巨大，以“海量”见存于各地馆藏。满文自创制伊始，清代统治者对其使用、推广就十分重视。清朝入主中原后，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边疆的巩固，八旗兵及家属分驻全国要地和边疆，与各族人民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形成了一个个语言“孤岛”，不可避免地受到当地语言，特别是汉语的冲击，使得清统治者为了维持其武力支柱——八旗的特殊性，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巩固作为“国语”的满语文的使用和推广。清代遗留的各个时期由官方刊刻的满文刻本文献，更折射了这一政策，甚至折射了这一政策的施政效果。
一、满语的创制与发展和清统治者的习汉之风
满族起源于东北地区，最早可追寻至三千多年前的肃慎人。肃慎人的社会经济以渔猎为主，兼营较原始的农业。从肃慎人开始，经历了汉代的挹娄、三国南北朝的勿吉、隋唐的靺鞨，至唐代前期始建地方少数民族政权渤海国，政治、经济、文化获得了较快发展。辽宋时期，重新分化组合，形成了女真人。其中完颜部女真人建立了雄距中国北方的金朝，期间创制了女真文。金国灭亡后，退居东北的女真人重新回到部落混战状态，女真文的使用逐渐衰微。明朝后期，努尔哈赤在东北地区统一了女真（满族前身）各部，建立了“大金国”，史称“后金”（清朝前身）。明万历十五年（1587年）6月，努尔哈赤于费阿拉城“定国政”，建立八旗制度。但苦于没有自己的文字，又因“我国之语必译为蒙古语读之，则未习蒙古语者不能知也”[1]44，这限制了后金社会的发展，也阻碍了女真（满）与汉族之间文化的交流。因此，努尔哈赤于1599年命额尔德尼与噶盖依蒙古文形式创制一种新的文字，用以书写女真语（主要是建州女真语），后来被称为“无圈点满文”（又称“老满文”）。1632年，皇太极又命达海“详订国书字体”[2]188，在老满文的基础上增加圈点和汉语音译词，加以改进，由此则创制出了“有圈点满文”（即清代作为国语的“新满文”），并且令儒臣“有关治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观览”。
在《御制增订清文鉴》中，满洲书有如下定义“太祖皇帝创制满洲书十二字头，只一千五百余字，使其相合，则语气具备，用之不尽。今自上规范语言文字、经史等书籍、历代志文章，悉数翻译，教化子民，颁行天下，此谓满洲书也”① 清高宗弘历敕撰 《御制增订清文鉴·卷七·文学类·书类第一·满洲书》；原文为满文，翻译转引自：关笑晶《满蒙辞书序研究》，《满语研究》，2011年第一期，第15页。 。
一如《清文鉴》中所提，满文创制之后尽可将历代典籍文章进行翻译，并以此教化子民。实际上，清统治者的习汉之风早在努尔哈赤时期就已有存在，《八旗通志》载，额尔德尼“生而聪敏，明习蒙古文，兼通汉文。太祖创业之初，即以文学侍从”[3]5327。天聪六年（1632年）9月，王文奎条陈时宜，首款即以“勤学问以迪君心”为主题，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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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自入国以来，见上封事者多矣，而无一人劝汗勤学问者，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其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显明者详诸史籍。宜于八固山读书之笔帖式内，选一二伶俐通文者，更于秀才内选一二老成日积月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4]24
天聪七年（1633年）7月，参将宁完我又请翻译《四书》、武经。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清王朝的统治者逐渐开始以满洲字翻译汉文化典籍，并开启了一段自上而下的习汉之风。
至顺治帝时期，大量收拢汉族官员为己用已成常态。此后的康熙帝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教育，于其亲政之后更是重视汉文化的学习。《养吉斋丛录》中载“康熙庚戌”年将三甲诸名“于是年十二月召对弘德殿，赋诗，命同值南书房。”《南书房记注》中载“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命日讲官起居注……张英、内阁……高士奇，于南书房侍从。”张、高二人进南书房后，旦夕为其讲经治道，日讲不断。自此起，南书房不仅作为康熙帝政治决断的重要部门，同时也作为康熙帝习经治学的重要部门，对康熙日后的政治决策与文化政策的影响颇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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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保有危机意识的统治者选派聪慧的旗人子弟回满洲发源地学习满语，是其为了加强训练满人满语清字的措施。
二、满语的推行与满文刻本的发展
随着满汉民族的不断交融，满汉语言的不断接触，二者语言在使用上就显现出一种此消彼长的趋势。康熙末年，当时游历中国的朝鲜使臣金昌业在其《老嫁斋燕行笔记》中记载：
在努尔哈赤敕命创立老满文之后，随即就展开了翻译汉籍的工作。至皇太极时期，虽是不断地展开对明朝及朝鲜李朝的征战，但却没有搁置翻译汉籍的工作。相反，在所翻译的典籍中倾向于军事策略与政治统治的内容，成为这一时期的特色。皇太极就曾组织人翻译了大批的汉文典籍，如《黄石公素书》《三国演义》《孙吴子兵法》《东汉演义》《脉论》《周易》等书。此外，《清太宗实录》中载：
天聪九年五月，己巳，上召文官诸臣，谕之曰：……今宜于辽宋金元四史内，择其勤于求治而国祚昌隆，或所行悖道而统绪废坠，与夫用兵行师之方略，以及佐理之忠良，乱国之奸佞，有关政要者，汇纂翻译成书，用备以观。[5]308
清统治者虽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但却始终积极学习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汉族文化，以不断提高其治国理政的才能和修养。顺治帝作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任皇帝，自小在满洲传统的氛围中长大，直至清朝定都北京之后才开始系统地学习汉文化。顺治十六年，江南遗民僧人陈忞应召入京与顺治帝交谈，并在其《北游集》中对顺治帝的汉文化学习有着详细的记述：
清朝对官员有着严格的满语使用规定，即满汉官员在其文书缮写之中，凡满蒙官员向皇帝奏报事宜，均须以满文书写奏折。汉族官员以汉文书写，交付各部院后翻译成满文记入档案① 《清世祖实录》卷62中记载“其各省汉官敕书，俱著翻译清字启奏记档。敕上只用汉字给发。” 。
在被问道：“您感受到的社会层面对您的职业是否认同？”时，几乎都感受到不被社会认同，甚至不被亲戚认同。也有的列举单位从业20余年老职工，刚去单位时不和任何家人说自己的工作单位，只有自己和妻子知道，过了很多年，随着社会观念的变化，他们才感觉到认同度开始增加。大多数被访者也表示，目前社会对殡葬行业工作者的认同度确实提高很多，期待社会大众加强对他们专业的进一步认同和理解。
年至十四，九王① 指爱新觉罗·多尔衮。 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奋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6]293
在数年的学习中，顺治帝已经逐渐对汉文化思想有了自己的认识与见解，并能够在阅读之时写下心得体会，交付于内府刊印。其中如顺治十年刊印的《御制劝学文》、十二年刻印的《御制劝善要言》、十三年刻印的《御注孝经》和《御注道德经》等书。其中顺治十二年刻印的《御制劝善要言》更是有内府精刻汉文本和内府精刻满汉合璧本两种。此一时期的统治者尽心竭力地学习汉文化，更是将其推广开来，大有将汉族文化中儒道思想相融为一的思想，也无不隐含着“满汉合一”的政治意图。
至康雍乾三朝，全国形势逐渐趋于稳定，清王朝的统治逐渐开始走向成熟。康熙帝自幼接受传统的儒学教育，其汉文化修养更是有着很深的造诣。即位之后，便着力实施崇儒重道的文化政策，提倡“稽古右文”，并于康熙十九年设立了清廷内最为核心的武英殿监造办。此后，清代的刻书事业迎来了兴盛时期，自此以后，清统治者也不仅仅局限于翻译汉文典籍，而是进入了整理和大行推广满语时期，开始着手建立以满语为主导的多语言共通的体系。康熙敕令修撰的满文分类词典类《清文鉴》于康熙四十七年完成，共收录天文地理280类12000余条，为推广满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此后几朝的字典辞书均以其为蓝本，不断地增补修订，几经修缮，形成了《御制增订清文鉴》《御制满蒙清文鉴》《御制满珠、蒙古、汉字切音清文鉴》等数个版本，更是有以满汉蒙藏四种语言的《御制四体清文鉴》和《御制五体清文鉴》，加之《佩文韵府》《分类字锦》与《骈字类编》等类书性质的辞书韵书的编修刊刻，将词典类书籍的修撰推向高潮。可见清王朝在积极吸收各民族文化的同时也并未放弃自身的民族优势，在文化宣传上仍旧保持着浓厚的满民族文化的特色。而在此些刻本典籍中尤以满汉合璧本质量最为上乘，最具有研究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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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八年由舞格编撰的《清文启蒙》以汉文解释满文，成为了满语学习的重要刻本书籍，此后也出现了《满汉字清文启蒙》和《兼满汉字满洲套语清文启蒙》的修订版本。
首先解决读什么的问题，必须根据学生的整体学习水平来确定文献阅读的内容。如果是简单的科普性文章，则失去了文献阅读的意义；反之，专业性过强的文章则让学生觉得晦涩难懂，望而却步。
从满汉合璧本书籍的盛行可以看出，清王朝经过一百余年的统治，已经进入了鼎盛繁荣的时期。其民族矛盾和冲突逐渐转入低潮，在经济繁荣和推行文治的背景下，各民族协同发展，其“满汉合一”的思想得到了有效的实施。与此同时，统治阶级也并未完全抛弃自身的民族特色，而是通过刊刻与发行各类满汉文书籍，将满语学习推向整个社会，使得满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达到了空前繁荣的时期。但即使如此，满语的发展在乾隆朝时期不可避免地迎来了一个拐点。
康熙在巡游热河之后下令修建避暑山庄② 今承德避暑山庄。 ，其御笔亲题康熙三十六景，并亲撰《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御制诗》，此书分别有满文本、汉文本和满汉合璧本三种形式的刻本流传，书中附带有三十六景木刻版插画。此诗集在乾隆朝时进行重新刊刻，并引进了西方的铜版蚀刻的方法对原书的插画进行了重新印制。此外，在文学书籍方面，康熙四十九年下令刊刻的《西厢记》和乾隆三十三年的殿刻本《诗经》均是满汉合璧的刻本古籍。
三、满语的衰落与“国语骑射”挽救政策
满人自入关之后开始大范围地对汉文化进行学习，也始终保持着对其满语和满族文化习俗的重视。清初定其为国语之后，其外部往来、颁行重要文书等始终是以满文为主。在康熙朝，六部各部院奏报钱粮、举劾官员等事上书皇帝均是兼备满汉两套奏折，康熙以满文批改后再交付内阁翻译文字再行敕发。虽然在行政中有着两套系统，但实际上满文较汉文更具有法律依据和行政效用。
在入关之前，满洲统治者就已经认识到史籍的重要性，并积极地展开翻译工作并学习其内容。《辽史》《金史》《元史》今都存有顺治元年的满文抄本，这是有确切纪年的最早的满文古籍。此后在顺治三年（1646年），由内务府刊刻的辽、金、元三史则是清入关后清廷首次刊刻的满文刻本书籍，也是今存最早的满文刻本古籍。此后清朝统治者在翻译汉文化典籍方面的热度仍旧高涨，今仍存有顺治年间的《诗经》《水浒传》《西游记》《封神演义》等满汉文本的翻译古籍。
有无局部现浇的墩柱在节段底部与承台之间的相对滑移上也有很大差异，如图10所示，图10(a)为无耗能钢筋的2个墩柱，图10(b)为有耗能钢筋的2个墩柱.从图10中可以看出，局部有现浇混凝土的墩柱在节段墩柱底部的相对滑移较大，说明墩柱节段通过局部现浇的连接方式会使墩柱各个节段有很好的整体性，在实际施工中只需对墩柱底部进行细部处理即可.
明清易代之际，清王朝大量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与官员体系。随着入关定国后政治环境的逐步稳定，如何延续被战乱残损的文化摆在了统治者的面前。清代诸帝颇重视文教，从努尔哈赤开始就在不断地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其在文学修养和治国才能的学习上毫不松懈，这一点为以后的清代诸帝树立了典范。
清人皆能汉语，而汉人不能为清语，非不能也，不乐为也。然不能通清语，于仕路有妨，盖阙中衙门皆用清语奏，御文书皆以清书翻译故也。闾巷则满汉皆用汉语，以此，清人后生少儿多不能通清语。皇帝患之，选年幼聪慧者送宁古塔② 宁古塔，今黑龙江省宁安县，清代往往泛指东北地区。 学清语云。[7]322
我们到了地铁总站——屯门，正准备过安全防护门。爸妈刷卡过了门，我也拿出卡，在感应器上刷了一下，可是屏幕上竟然显示无效。我又试了其他几个感应器，结果都是外甥打灯笼——照旧。父母在那边焦急的等着，我更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就在这万分焦急的时刻，一位阿姨走过来，问：“小朋友，你的卡没用了嘛。”虽然普通话不太标准，我大致听懂了，点了点头。她走到客服旁边，对客服人员说了几句粤语，语速过快，我没听明白。过了一会儿，阿姨拿过一张卡，给我刷了一下，门终于开了。那位阿姨向我做了一个请的动作，脸上露出甜美的微笑，然后什么都没有说就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儿，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满文的创制不仅完善了清统治阶级的管理系统，也开启了满汉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对清朝政治体系的建立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清朝统治者以少数民族身份入主中原，必定遇到思想与文化的激烈冲突，随着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地位在全国范围的确立并不断巩固，满族和汉族之间的冲突渐渐由外在矛盾转移到了思想文化界。
在乾隆年间，官员在使用满语时也渐渐显露出来一些问题，如乾隆三十五年，河南巡抚富尼汉身为满族官员奏折中缮入汉字而被罚俸。乾隆四十三年荆州将军梁国治误用满语奏折。甚至军机处大臣在抄写皇帝谕旨的章京及修书处大员中也存在着满语词汇使用不当或无法用满语表达的现象存在。由此可见，乾隆时期就已经存在官员有意或无意地错用或误用满语上书奏事，以及满汉官员混用奏折语言的情况。与此同时，在八旗子弟之中，因为清语生疏而导致“音韵错谬”和“音近汉人语气”的现象也非常突出，甚至有不能用满文书写的情况出现。直至嘉庆初年，一总管内务府大臣在满文奏折中将孝圣宪皇后的尊号缮写错误，可见满语荒疏的现象更是不断地蔓延至满族高级官员之中。乾隆帝将振兴满洲旧俗为己任，对此不得不做出对应的举措，他提倡文必满洲，并且在政治方面建立了严格的国语、骑射的考核制度和关于满语使用更为严格的规定和奖惩政策，都是试图以政治权利的干涉遏制满语衰退的现象，挽救满语的统治地位。
嘉庆十三年下令刊刻的满汉合璧本《御制八旗箴》，在其序言中叙述道旗人繁衍日众，良莠不齐，因此书箴诰诫，强调贯彻“国语勤习，骑射必强”的原则，尝试力改之前由康至乾这段时间满洲贵族满语和满洲习俗荒废的现象。嘉庆十四年三槐堂重刊的《清文指要》五卷本刊印发行，其在序言中称该书在于使通汉语而满语生疏的旗人学习满语和满汉翻译方法。其对挽救嘉道间不断衰落的满文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感染药物发生严重ADR/ADE的比例最高。分析原因可能为：第一、抗菌药物在临床广泛使用，几乎覆盖临床各个科室，使用量较大。第二、抗菌药物临床使用中存在不合理现象。使用指征、疗程、给药途径缺乏规范性、合理性。第三、抗菌药物制剂质量、纯度也是发生不良反应的重要因素。第四、患者的个人体质也与不良反应的发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临床使用抗菌药物应详细询问患者过敏史，结合患者的感染部位，严格按照药品适应证、抗菌谱、用法用量来使用［5］。
莱奥·弗洛贝纽斯提出的文化圈理论认为，在一个空间范围内，分布着一些彼此相关的文化丛或文化群。而圈内各个群体之间并非是彼此分离的，他们有机地联系在一起，当圈内一种群体因缺少一种主要范畴而需要补充时，就渐渐失去其独立性。与此相似，语言文化圈的特征也不能脱离地域上的限制，因而在一定空间范围内，两种不同的语言也会因为人口迁徙、文化传播等各种方式进行接触。从而使“地理上邻近的不同语言在长期接触中造成语言结构的变异，本来不同类型的语言也出现某种类型上的相似。”[8]23
在明末清初时期，女真（满洲）各部势力不断壮大，已经渐渐摆脱渔猎部落式的发展，为了建立起完善的社会制度维持其统治，不断地学习与中原地区的政治统治模式，而这种学习又为语言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在不断的学习交流中，文化边界逐渐模糊，满汉两个文化圈相互交融、产生重叠，产生民族杂居区。在这种杂居区内，双方语言上的差异逐渐消弭，从而在一个阶段产生双语现象，即在一定时期的社会成员中会存在同时讲两种语言的情况。而这一情况又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而逐渐融合，渐渐趋同于社会功能较强的语言。
虽然满语的创制参考于蒙文，但随着后来满族入关，与汉文化区域的联系日益密切，因而会在其发展中更加侧重于汉语的联系。如顺治帝在入关之后改进满文的书写与读音时，会更加关注与汉语之间的关系，以方便对满语和汉语之间的相互转译。这也使得满洲贵族在入关之后能够更加方便地接受汉族文化。而作为语言的外在表现形式，满汉合璧本文献的大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就得益于清统治者以至于整个贵族系统对汉文化的学习与接受。
居住在同一地区的不同民族，必定会产生一种逐渐趋同的语言进行交流。而从满文化与汉文化的不断交流中就可以看出，满文刻本的发展从最早的翻译文本开始对汉文化不断地学习，直到顺康年间产生满文翻译文本，再到后来康雍乾三朝之间满汉文化密切的交流从而产生出的满汉合璧本甚至多语言合璧本，迎来了满文刻本的一个高峰。但这也逐渐在一定时段内产生混乱的“满汉兼用”的语言现象，而此后统治者对其进行的多途径的挽救“国语”政策也再一次地促进了满文刻本的不断发展。
结语
在清朝统治时期，满语与其说是一种民族语言，不如说是一种统治阶级的规范，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一方面统治者依靠它维持着行政运转的保密性，使消息能够只在统治阶级传递，是权利与地位的象征。另一方面，满族人使用满语也正是体现了在入主中原之后努力保持独立性，避免金代女真全盘汉化后最终覆灭的危机。在满语和汉语相互接触之中，“语言的接触和变异导致分析性语言和综合性语言之间结构类型的相互趋同，分布在同一地区的语言往往因此而具有某些相似的结构特征。”[9]13在同一时期的社会中，这两者在不断地交流之中相互补充，是在其发展中不可避免的一环。从满文文献视角观察清代满语文政策及其施行效应，可以为我们现代的语言学教育一个启迪，作为全国通用的语言或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国家语言教育政策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更加关注中华通用语言和各少数民族语言在语言教学中的本位，更要注重我们的政策是否为这一本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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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Policies of Manchu Literature in Qing Dynasty and Its Effe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nchu Documents
ZHANG Yi-fan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24,China)
Abstract: In the Qing Dynasty, the Manchu entered the Central Plains as a minority. In order to maintain its rule, they must draw lessons from Yuan Dynasty and Ming Dynasty to better coordinate relations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 Qing rulers began to introduce,learn and absorb the nutrition of Han culture from the early stage of “The Later Jin Dynasty”. Since the creation of Manchu language,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Manchu and Han has become closer. The Qing rulers must appease the people and maintain the identity of “Eight Banners” in a complex environmen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try into the Central Plains. One hand, the Qing rulers “worship and emphasize Confucianism”, an they actively promote “Manchu language and riding-shooting” on the other hand. By this way, the special historical, ethnic and policy factors play multiple roles. Manchu Literature also shows a very special development context, which in turn reflects the Qing Dynasty's “Manchu language and riding-shooting”. Especially the “Manchu language” policy implementation effect in different ages.
Key words: The Qing Dynasty; Manchu texts; printed literature; Manchu language and riding-shooting; a combination of Manchu and Chinese.
中图分类号： H2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763(2019)02—0061—05
DOI: 10.16729/j.cnki.jhnun.2019.02.0010
收稿日期： 2018-10-30
作者简介： 张一凡（1991- ），男，河北石家庄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传统文献。
责任编辑：宋 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