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失业：一个时代的来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80年代末尤其是实行双向选择、自主择业以来，大学生就业难现象已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此后有愈演愈烈之势。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出现过的知识失业问题开始登陆中国。大学生就业难和知识失业，在上世纪90年代初往往被视之为局部的、个人的和暂时性的现象，认为主要是个别人就业期望值过高，只要不过分强调专业对口，就业难是可以缓解或消失的。但到了1998年以后（即在关于高校扩招的讨论中），即有人谨慎地提出了中国应防止教育过度和知识失业问题。
按照国际劳工局的定义，失业是指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就业的劳动者找不到工作的一种社会现象。知识失业是指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失业的主体是具备一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知识劳动者。知识失业可能表现为公开失业（狭义的失业），即劳动力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但却无工作机会；知识失业也可能表现为隐性失业，如就业不足、人才过度浪费和教育过度等现象（王廷惠，2000）。在此我们可以采用以下指标对知识失业进行度量：1.接受过九年制义务教育及以上教育的失业者其公开失业状况；2.当年大中专毕业生及研究生当年就业状况；3.迫于就业压力考研者的状况；4.在职者拥有超过其岗位所需的更高的教育技能。应当说就这四项指标而言，前两个是较为客观的指标，而后两个指标具有一定的主观性。
《经济日报》2001年8月31日报道，据北京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失业保险处提供的数字：截止到2001年6月底，北京市登记在册的失业人数为4.02万人，其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为0.21万人。另据媒体报道，深圳市劳动局失业科的统计数据显示：2000年12月31日，深圳大专以上学历登记失业人数为2869人，研究生仅2人。但到了2001年5月9日，全市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大专以上学历的失业人员总数达到3157人，占失业人员总数的12.34%。这些数字都未包括那些没有在劳动部门登记失业的“隐性失业者”。而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北京市失业人口状况分析》显示，在失业人口中，73.7%的人口未到劳动部门进行失业登记。因如果按照受九年制义务教育作为统计基点，比例会明显提高。因此以第一个指标来衡量，可以看出我国已经出现了知识失业的趋向。
目前虽然缺乏全国大学生当年就业率的权威统计数字，但大学生就业难的确已经成为令人头痛的社会问题。据2001年5月30日《中国教育报》报道：“从重点院校、一般院校和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的就业形势来看，重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处于比较理想的状态，人才需求和供给基本平衡，其初次就业率为82.75%；一般院校毕业生就业存在一定压力，但压力不大，其初次就业率为68.2%；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就业比较困难，其初次就业率为41.23%。”
从1999年开始，我国开始全国性的高校扩招，2002年，全国大学毕业生总数达到了创纪录的145万人，2003年，这一数字将猛增至212万人，而到2004年，则将达到250万人左右。可以预见，未来大学生初次就业率将呈下降的趋势。
教育过度也是反映知识失业现象的又一个重要指标。近几年考研热的兴起有多方面的原因，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学生就业形势不理想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目前在一些就业形势较差的院校和专业，50%的本科生读研深造并不稀奇，整个宿舍全部考取研究生的也时有所闻。从1999年开始，我国研究生扩招的速度不可谓不快，但显然跟不上考研的需求。据统计，我国考研人数从1995年的15.5万人一路急增到2002年的62.4万人，生源增幅高于录取的增幅。2003年研究生报考的热情更是空前。
从在职者拥有超过岗位要求的教育技能的情况来考察，很难量化，但从生活当中人们不难发现，的确存在着人才高消费现象。前几年一些用人单位大量招聘研究生甚至博士生，造成本科生就业空间缩小，专科生更是少有人问津。现在无论是国有单位还是私有制企业，用人日趋理性，盲目追求高学历的现象有所缓解，但仍然存在，非硕士、博士不取的情况。
因此，从以上四个方面进行考察，毫无疑问，我国已经遭遇知识失业的冲击，而且这种知识失业已远不同于90年代初的知识失业问题。一是目前我国的失业是总量结构供过于求，知识失业者的数量增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认为“中国正面临世界上最大的就业战争”。据他计算，中国以世界上9.6%的自然资源（指电力生产量、商业能源使用量、农业种植面积和水资源）、9.4%的资本资源（指国内投资额、资本市场、净外国直接投资，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85%的知识技术资源（指个人电脑数、互联网主机数、本国居民申请专利数、科学论文发表数和研究与开发支出，按实际购买力平价计算）、1.83%的国际资源（指出口货物和服务总额、进口货物和服务总额、版权和专利收入、版权和专利支出）来为26%的劳动力人口创造就业机会。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国家要像中国这样提供7.3亿个工作岗位，整个西方发达国家总共才提供4.3亿个工作岗位（参见《经济观察报》，2002年6月17日）。据学者估计，今后10年，我国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还会持续上升，只有到2010年以后才会下降。这就意味着，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失业是一种总量上供大于求的失业，因此知识失业近期得到根本缓解的空间很小。二是知识失业的程度加深，表现为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这几年的统计结果显示，从1995年以来，大中专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基本呈下降趋势。现在，硕士研究生的初次就业率和在毕业市场上的受欢迎程度也开始呈现下降。据报道，教育部决定继续扩招研究生，2003年招收的硕士生、博士生将达到27万，人数比2002年增长约35%，到2005年在校研究生数量将达到100万人。可以预计，硕士研究生、甚至博士研究生的失业率也将会有明显的上升。三是这种失业不是局部的和个人性的，而是普遍的和结构性的。双向选择、自主择业的就业机制已经在中国实施了近十年，各高校和就业指导部门也对就业指导给予了很大的重视。因此对于目前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和知识失业，再将之简单地归于个人就业期望值过高、就业市场不完善、就业渠道不通畅等显然已没有充分的说服力了。目前的状况是全国性的（不仅东南沿海大城市存在知识失业，中西部中小城镇也存在知识失业和就业不足）、全行业性的（不仅农科类大学生存在失业或就业不足，管理类和IT业也存在知识失业现象），知识失业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普遍性和整体性的特征越来越强。
现在有几个思维误区需要澄清：一是认为中国现在人口总体受教育水平很低，不会出现全局性的知识失业。其实这一说法经不起推敲。知识失业和国民受教育水平低并不直接相关，决定国民受教育水平高低的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水平。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高，需要的人才就多，反之则低。在一个文盲很多的国家和地区，也可能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需要很多的人才，而出现知识失业。刘尧在《新世纪高等教育评论》中指出，“按每亿元GDP拥有的大学生数来比较，原苏联和美国只有160～180人，而中国大约有620人。”（刘书瀚等，2002）从资本雇佣劳动的传统经济学理论来看，目前中国经济水平所承担的有知识的劳动力的数量比西方还高，存在着总量上的知识失业并不奇怪。二是认为目前我国的知识失业主要是由于大批毕业生过于集中选择少数大城市（如沿海地区、北京等）、效益好的大单位等用人单位的结果，广大的中西部、大量的中等城市和小城镇大量缺少人才。我们承认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它的存在的确加剧了知识失业的程度，但是，我们认为，在已有的经济发展水平之下，中西部和中小城镇吸纳大中专毕业生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这些地区之所以不能吸引大中专毕业生、甚至其原有的高级人才还大量外流，其原因就在于大中专毕业生作为人力资本，它的使用并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是毫无条件的，人力资本（指经过投资后形成的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和经验）、物质资本（如工厂、机器、厂房等）、货币资本（如生产和管理的流动资金等）之间有着极大的关联，人力资本的形成和使用必须有一定的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为基础。不能有效地提供充足的发展启动资金，真正的人才是很难发挥自己的作用的。大量事实证明，一些贫穷地区并不欢迎本地考出去的大中专毕业生回乡就业，即使是有些人回到家乡，也没有很好地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三是认为知识失业是暂时的。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意味着数以亿计的农村劳动力将由农村、农业转移到城市和非农产业，农民的隐性失业显性化，他们从农业中释放出来，成为就业市场上的组成部分。经济的转轨表现在产业结构的调整上，这种调整往往带有一种资本排斥劳动力的负面效应。从目前状况看，旧的就业岗位被摧毁的速度远远超过新的就业岗位被创造的过程，原有的就业人员当中有一部分下岗或分流，这两股力量构成了当前巨大的就业压力。而同时自1999年后，我国高校大规模扩招，2002年10月1日《中国教育报》报道，1998年我国高等学校在校生总规模为643万人，而到2001年已增加到了1214万人，2002年预计是1400万人，已接近排在世界首位的美国（1420万人），短短3年的时间里使高等教育的规模翻了一番。我国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上升到2001年的13.3%。最新研究表明，到2002年末，这个数字将接近15%，达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标准。虽然我国经济增长一直保持7%以上的高速度，但新增的就业岗位与在岗人员自然更替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中专毕业生所需要的岗位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有人可能提出我们可以缩小高校招生规模，这一措施的确也在实施。目前我国高校招生膨胀的速度正在放慢，但通过这一方法减少知识失业毕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本科和研究生扩招一定程度上还起着减缓就业压力和通过教育投资拉动内需的作用，否则会出现出国留学等人才和资金外流的现象，而且社会成员整体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还对社会发展有着一定的推动作用，采取缩减高校规模并不明智，且不会在短时期内奏效。
从世界范围看，知识失业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大都出现了高等教育过度化发展的态势，尤其发展中国家情况更甚。据法国1992年2月公布的数字，大学生约占283万失业者的30%；据《纽约时报》（1993年6月6日）报道，加州理工学院225名毕业生在毕业典礼前一周，只有6人接到名牌公司的聘书；据英国《独立报》报道，1989～1993年，英国最大的大学——伦敦大学的毕业生失业率连续4年上升，逐渐接近1980年代初的12.5%，而同期要求继续深造的毕业生则增加了30%。据统计，1950年代初，印度的大学毕业生失业总数为2万人左右，占全部失业人数的12%，1970年代达到120万人，占失业人数的20%左右，1980年代大学毕业生失业人数却多达150多万人。韩国1970年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为57～58%，1985年下降为41%，同期毕业的研究生的就业率由95%下降为75%。泰国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在1980年代初，因专业不同，分别达24～70%（李家才，2001）。对于我国来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行的是一种国家模式的高等教育，大学生包分配，基本上不存在知识失业的忧患。但在1977年到1988年间，我国高校数从404所增长到1075所，在1983年到1985年的三年间，新建高校301所，年递增12%以上，在校学生从62.5万增长到206.6万人，高校毕业生年均增长13.3%，这一发展态势已经隐含了知识失业的危机，诸如分配困难、文凭贬值等问题。从理论上讲，进行教育投资所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溢出效应”，高素质的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具有推动作用。从实践上看，美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所采用的以知识替代资源的技术推广战略；日本的科技立国战略都给我们树立了成功的榜样。我国近20年的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大批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发展教育事业本身的思路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而且人才的需求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和变动性，与我国人口及经济发展状况有着某种相似之处的印度，10年前也饱受知识失业的困扰，但1990年代以来印度软件业的辉煌，却不由人对其高等教育的作用刮目相看。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实践表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一定程度的知识失业有可能将长期并存。
承认知识失业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对于我国的知识失业不加以重视。我国知识失业同其它国家相比较有着一定的特殊性：第一，我国知识失业是一种新情况。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消灭了显性的失业，更不要说显性的知识失业了。必须考虑到民众对于失业现象的心理承受力，尤其是知识失业，因为知识失业者组织起来引发社会动荡的破坏性显然会更大，这已被许多欠发达地区的动乱所证实。第二，知识失业表明，部分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已经无法在劳动力市场上得到回报，无论是显性的知识失业还是隐性的知识失业，从社会整体上看，都是一种资源的浪费，它对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发展速度和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是一种损失。在目前我国人口素质整体不高的情况下，这显然是一种“贫穷的奢侈”。第三，知识失业的存在，对于现有的社会阶层可能产生截然不同的两种后果，对于有能力支付这种教育投资的群体来说，为自己和子女提供超过一般水平的教育是理性的选择，而对于目前非常贫困无力支付这笔教育投资的人们来说，参与这场代价昂贵的教育投资竞争有可能血本无归，理性的选择是根本不进行高等教育投资。目前很多经济条件允许的人们鼓励子女一直读到博士或送子女出国留学；而贫困家庭的孩子则高考录取以后，却放弃了接受大学教育，这正反映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这种受教育水平的两极分化所造成的就业机会和获取社会财富数量的两极分化，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结构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甚至两极对立，这显然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协调。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目前我国的知识失业是一种总量供过于求的、全国性的、多行业、多领域的知识失业，而且它不是暂时性的，可能会和我国的社会快速发展长期并存。因此可以说，知识失业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特征，我国知识失业的时代已经来临。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都必须认清这一时代特征。作为个人，应理性选择自己的教育投资和职业；而作为国家，应该从整体和大局出发，加强预测和调控，从教育总量适度超前于社会需求总量和保持两者的相对平衡的角度来规划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使知识失业保持在一个相对合理的水平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