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十一届论文,中国外交论文,三中全会以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工作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的领导下，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实践，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国际形势和主题的判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对自身的综合国力和面临的主要任务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并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从此，中国外交不断走向成熟，它不仅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和平国际环境，而且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表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点。
一、和平的多元外交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展了无敌国外交和多元化外交，不仅扩大了交往对象的范围，而且更突出表现了独立自主与和平的外交特点。
80年代以前，中国外交存在比较分明的敌友观，往往将交往对象划分为敌友两种。周恩来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周恩来外交文选》，1版，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1950年他又指出：“在国际战场上，有朋友，也有敌人”。（同上书，第16页。）这种敌友观念始终贯穿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工作中。同时，中国对世界格局的判断也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70年代前，中国对世界格局的认识是“两大阵营”；到70年代，毛泽东则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些理论观点在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反对美苏的霸权主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受敌友观念和世界格局理论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存在着联合谁、反对谁的问题，而在这两者中，联合谁往往是为了反对谁，常常强调的是后者。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外交的对象受到一定限制。在50年代，中国外交的对象主要是社会主义国家；60年代主要是亚非拉国家；70年代，虽然基本上完成了同主要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使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外交关系有了很大的发展，但外交关系的重点仍然在第三世界国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外交的敌友观念逐渐淡化，交往对象不断拓宽。表现为：第一，是非曲直观念取代敌友观念。80年代前，苏联和美国都作过中国的朋友，也都作过中国的对手。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与苏联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70年代，中国联合美国等“一大片”国家，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80年代后，中国同苏、美则成为非敌非友关系，它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中国就支持，它们做了错误的事情中国就反对。这不仅是中国对苏、美两国的态度，而且也是中国对待国际事务的态度和立场，即根据国际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中国的态度。这突出地表现在80年代以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对事不对国，谁搞霸权主义就反对谁。第二，中国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发生了变化。中国在80年代前期虽然继承了“三个世界”理论，但是在80年代后期则提出了“东西南北”问题，而且侧重强调南北对话，共商发展。到90年代后期，在《中法联合声明》中又进一步提出“实现一个更加繁荣、稳定、安全和均衡的世界”，我们暂且把它简称为“一个世界”。从“三个世界”到“东西南北”、“一个世界”认识的变化，表明中国对全球化、一体化趋势的认识不断提高和友好合作观念的增强。第三，中国外交不再
有固定的对手或敌人，而是广交天下朋友，由以前侧重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关系，转变为与不同发展水平、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普遍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第四，多边外交进入最为活跃的时期。多边外交是国际社会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多边外交的活跃程度，显示了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高低和影响力大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重视多边外交，不断加强、发展与国际组织的关系。目前，已几乎加入了政府间的一切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会议。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外交的交往对象不仅仅是范围的扩大，而且交往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出现了与世界大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局面。这种战略伙伴关系强调中国在新的历史时期与西方大国的战略合作，目的是要推动和深化中国与西方大国的信任、合作与友谊。在战略伙伴关系中，双方强调：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互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着眼大局，面向未来，不因分歧和矛盾影响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推动以经济贸易、科技交流为重点的各个领域的合作；建立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中国外交范围的扩大和加深，表明新时期中国多元外交政策取得了重大成就。
与多元外交相适应的是独立自主与和平的交往方式。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根本宗旨，长期以来中国一贯以此来制定外交政策，处理国际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第一代领导人，坚持独立自主，捍卫和维护了国家主权和尊严。和平是中国外交一直追求的目标，1954年，中国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解决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确立了基本原则。在新中国外交史上，虽然独立自主原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早已被提出，但是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被提到空前的高度。独立自主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根本立足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上升为中国外交的基本准则，并被称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最好的方式”。
从政治学上讲，弱国与强国结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强国的霸权威胁，中国外交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在80年代以前，由于中国当时实行的是结盟政策，中国的内政外交也受到美、苏不同程度的干涉。在50年代，中国实行对苏“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不久便出现了苏联要求与中国共建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干涉中国内政的事件；在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但在里根执政后，中国的内政受到了美国的严重干涉，里根声称要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扬言中国无权过问美国的对台政策。这些都是中国所不能接受的。改革开放后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更加强调独立自主原则，在外交政策上也作出重大的改变，即将结盟政策变为不结盟政策。在80年代初期，中国便同美国拉开距离，同苏联松动关系。在党的十二大上，进一步放弃了集中反苏的提法。1984年，邓小平明确宣布：“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不打美国牌，也不打苏联牌，中国也不允许别人打中国牌。”（《邓小平文选》，1版，第3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后来，在中美苏三方关系中，中国明确地提出执行同美、苏都不结盟的政策。采取不结盟的立场，使中国外交有了更大的主动权。
改革开放后，中国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认为和平是不可扭转的大趋势，放弃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确立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由于时代观的这种转变，中国外交的目标、政策和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外交的目标一度曾是支持世界革命，但是80年代以后，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就一直被确定为争取世界和平。邓小平强调，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总结国际关系的实践，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上书，第96页。）在具体做法上，则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不称霸，不当头，不输出革命，同这些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和世界大国不树敌，不对抗，“我们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在原则立场上把握住”。（同上书，第363页。）中国坚持同所有国家都来往，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讲、过头的事不做。在国际上讲公道话、办公道事，积极推进建立国际新秩序。对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矛盾，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解决。中国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和越南等国达成了新的谅解协议；将南沙群岛、钓鱼岛等问题控制在不引发军事冲突的程度上。中国采取的这些政策和作法，赢得了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与人民的信任和赞誉。
二、外交重点在经济领域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外交的主要领域和内容发生了三次重大变化。建国初期，中国外交以维护国家安全利益为主要内容；50年代后期，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特别是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中国外交则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斗争；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外交主要强调经济领域的交往。因此，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外交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立国外交时期（1949～1958年）、革命外交时期（1958～1978年）和经济外交时期（1978年以后）。
在立国外交时期，新中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在国家主权、安全和经济发展等方面面临着严重威胁和考验，消除内外威胁、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恢复和发展经济、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支持，成为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因此在外交方面，新中国围绕“立国”这个中心目标，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广泛展开了活动。首先是在冷战的背景下与苏联结盟，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获得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争取到了苏联在军事、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援助；其次是抗美援朝的胜利，消除了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再次是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争取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大力发展与亚非拉国家的友好关系；最后，中国也谋求改善与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的关系，50年代，中国与美国进行了大使级会谈，与日本开展了民间交往。总的看来，从建国到“一五”计划的完成，中国外交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
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使中国外交进入了革命外交时期。这次会议是新中国社会主义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也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转折点，标志着“左”的思想对我国外交工作影响的开始。此后，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中国在抨击苏联奉行与帝国主义“和平共处路线”的过程中，不断突出和加强了外交的革命色彩，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成为中国外交的主要内容。在此期间，中国外交不仅以世界革命为目标，而且在思想上、道义上和物质上支持和帮助世界人民的革命。随着中国进入“文革”时期，革命外交路线走到了极端，给中国外交带来了严重后果。到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虽然提出“三个世界”和联美反苏的战略思想，但是在支持革命方面与60年代没有质的差别，阶级斗争仍然是分析国际形势的主要工具，意识形态斗争在外交中依然居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了经济外交时期，外交工作的重点转向经济领域，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利益成为中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安全利益和意识形态斗争逐渐让位于经济利益。这个重大转折是由于中国所处的国际安全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减小，发展成为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紧迫任务。邓小平紧紧把握住形势的这一变化，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经济建设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1987年，党的十二大又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确认了经济建设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国家利益中的中心地位。这样，外交工作也就必须从属于这个中心。
其次，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外交强调了内外政策的一致性。80年代以来，中国强调经济建设的核心地位，指出外交要为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三大任务，强调“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和“最重要的条件”。一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经济建设对于中国外交的作用，认为“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4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他说：“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较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56页。）另一方面，邓小平也特别强调外交为现代化建设服务是我国对外工作的总方针。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就是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搞好建设需要一个好的国际环境，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要根据这一任务、这一方针，解决国际上的问题，解决我们与各国间的问题，也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如香港问题和台湾问题。
再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对外开放是中国的一项长期基本国际。邓小平根据对国际形势发展的科学分析和国内中心任务的需要，创造性地提出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即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世界所有国家的经济合作、技术交流、贸易往来，引进先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和其他先进成果以及资金和人才，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20年来，我国从兴办经济特区开始，不断推进，现在已形成从沿海到沿江、沿边以及内陆省会的多层次、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同所有国家平等互利地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在多边交往中，我们注重同经济发达国家和国际经济组织发展关系；在双边交往中，我们注重发展双边经济关系。同时，始终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放在首位，决不以牺牲国家利益为代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双边和多边外交关系中，与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关系取得了长足进展。据统计，1997年同1979年相比，中国进出口总额由206.3亿美元增至3251亿美元，其中出口额由97.4亿美元增至1827亿美元，进口额由108.9亿美元增至1424亿美元，从入超11.5亿美元到出超403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十大贸易国。我国吸收外资也逐渐增多，投资的区域分布逐渐延伸，投资项目的规模扩大，我国的对外经济合作正从单一化向多元化、从双边向多边的方向推进。中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接轨更成为时代的要求，对外经济关系更趋活跃。
最后，在和平和发展这两大主题中提出“南北问题”是核心，突出强调发展经济问题。80年代，在邓小平提出和平和发展这两大带有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中，强调了经济问题是核心。他认为，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90年代初，中国明确提出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并把它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内容。
三、外交风格灵活务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对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切合实际的判断，明确外交目标是为了维护和增进国家利益，与以前理想主义色彩较浓的外交相比，外交的风格比较务实，可以说是务实外交。
改革开放以前，特别是在1958～1978年的20年里，中国外交理想主义色彩比较浓，过分重视意识形态而忽视国家利益，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有些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脱离了实际。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过于偏激。一方面是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民族革命的力量。毛泽东曾经说过：“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外交文选》，1版，34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他在1960年进一步阐发说：“所有的帝国主义都怕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过去是我们怕帝国主义的时代，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帝国主义怕我们的时代。”（同上书，第400页。）另一方面是将战争的危险估计得过于严重，从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到1977年党的十一大，中央一直将备战作为全国工作的中心任务，全国人民在准备打一场世界大战的环境中度过了20年。
第二，对自身的实力估计过高，定位与实力不相符。朝鲜战争的胜利和“一五”计划顺利完成后，中国领导人提出了超英赶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目标，加之对中国地大人多的国情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因而产生了一种盲目的自信，外交定位偏高。
第三，在外交政策上，对世界事务投入和参与过多，尤其是强调斗争过多，在国际上一度以世界革命中心自居，力图充当世界革命的推动者。
第四，以世界革命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目标。国家利益被当作资产阶级的东西而被否定，把维护国家利益与坚持国际主义对立起来。70年代初，为减轻苏联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对外交政策进行了调整，这一调整虽含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因素，但不占主导地位。
第五，在外交方法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对抗性强，缺乏灵活性，经济手段不受重视。
第六，从外交效果上看，有些外交政策透支了中国的国力，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外交风格有了切实的变化，更具务实性。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实事求是。邓小平认为，世界大战在短期内打不起来，现在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和平和发展，尤其是发展；世界日益走向多极化，全球化、一体化趋势加强，各国日益相互依存。因此，我们必须“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发展自己的国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57页。）
第二，对我国自身的定位比较客观，主要有三点：1.明确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2.客观认识中国现阶段的发展程度。邓小平指出：“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所谓大国就是人多，土地面积大。所谓小国就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同上书，第94页。）3.客观估价中国在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坐标和国际格局中的位置，既不自尊自大，又不妄自菲薄。邓小平说：“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同上书，第353页。）应该说，我国对自身的上述三种定位都没有脱离实际。
第三，国家利益成为对外政策的出发点。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邓小平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国家利益观。1979年，邓小平从国内政治的角度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人民的最大、最根本的利益。不久他又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的国家利益，提出：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这不仅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一件大事。”（《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41页。）1989年，他在同尼克松会谈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0页。）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中国外交超越意识形态，强调和坚持经济发展、国家主权等利益，逐步走上了务实的外交道路。
第四，经过对外交实践的深刻总结，并在对我国国情和现实条件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在国际事务中中国采取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在80年代，这主要表现在中国外交采取了不结盟、不称霸、不当头的策略。到了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遇到巨大挫折，国际战略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中国外交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将“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更加系统化。“韬光养晦”并不是为了将来一击，而是为了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中有所作为。
第五，中国外交收到了良好的、现实的效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获得长足的发展，参与国际事务的能力和国际地位逐渐得到提高，中国经济外交的作用实现了由量到质的飞跃。中国不仅粉碎了西方国家的经济制裁，而且抵制了它们在政治上的遏制政策，使它们不得不接触中国，全面深入地与中国交往，而且与中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这是空前的、历史性的突破。由于中国外交的这一重大突破，今后来自于西方的阻力和非难将大大减少，外交局面将大为改善。
总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多元化的无敌国外交、独立自主外交、和平外交、经济外交和务实外交。其中有些特点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外交中就有所体现，但并不鲜明，有的甚至与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应该说，在当今时代，这些特点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它们具有系统性和整体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外交的这一系列特点，表明了中国外交的日益成熟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