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选择十月革命道路的正确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列宁论文,正确性论文,道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2 D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7）01-0024-04
人类历史的总趋势是向前发展的，即由野蛮向文明发展，由落后向进步发展，由贫穷向富裕发展，由分散独立向和谐统一发展，这是一个总的趋势。这种趋势可称为历史的选择性，或者称为规律性。但是，历史的发展又是复杂的、曲折的。具体到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来说，由于自然环境、空间位置、民族种族、文化传统、宗教信仰、生活习俗等等的差异，历史发展的道路又不尽相同。历史的发展虽有其规律性，但人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所以历史不是注定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归根结底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总是根据自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在所面临的可供选择的诸种道路前作出自己的选择。然而，选择者由于认识上的差异和出发点不同，在道路的选择上必然有错误的或正确的、失败的或成功的结果。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要继续维护其专制统治，然而时代已不允许，人民奋起反对。为了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摆脱困境，于是，他选择了战争。他的选择是错误的。战争加剧了国内的社会危机，进一步激化了人民与沙皇专制制度的矛盾，从而加速了他的灭亡。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的各资产阶级政党试图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府，确保资产阶级的利益。同时，他们也寄希望于从战争中进行新的掠夺和从新的订货中牟取暴利，因此继续选择了战争。然而，面对战争的不断失败和广大人民饱受战争之苦、生活每况愈下，临时政府束手无策。人们对临时政府的不满情绪加剧，因此，临时政府的倒台势所必然。列宁选择了十月革命的道路，终于使俄国摆脱了困境，俄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事实证明：列宁的选择是正确的。
之所以说列宁的选择是正确的，是因为：
一、列宁为俄国找到了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
从19世纪以来，俄国的改革和革命依次交替进行，改革不乏大刀阔斧之举，革命亦有流血牺牲之痛。结果，人们似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沙皇专制制度。沙皇专制是阻碍俄国社会进步的绊脚石，于是，二月资产阶级革命的铁帚将其扫除殆尽。但是，打倒了沙皇又能怎样？人们并没有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那里得到所期望的结果。正是在人们感到困惑的时候，列宁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即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然而，这条道路的提出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即“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也就是说只有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才有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因此，列宁指出的革命道路不仅为社会革命党人所反对，而且也为布尔什维克党人所不理解。事实上，列宁自己也说过：“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直接取得胜利。”[1] （p.90）但是，后来列宁根据变化了的新的情况，迅速而果断地作出了新的选择，领导布尔什维克和广大人民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迅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而且取得了胜利。在布尔什维克1917年的四月会议上，李可夫反对列宁的新的选择，他认为，社会主义应当从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产生。李可夫所依据的前提就是：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民的、小资产阶级的国家，因此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此加以反驳，他说：“工人群众有责任帮助农民群众找到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出路。”列宁解释道：最后几个字是决议的关键。“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不是一种跳跃，而是一条摆脱业已造成的经济破坏的实际出路”。“既然资产阶级不能摆脱现状，革命就要继续前进”[2] （p.438）。很显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是在毫无出路的处境逼迫下作出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二、列宁解决了当时俄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战争与饥饿问题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国家政权，但为了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斗争才刚刚开始。布尔什维克处境十分困难，这从卢那察尔斯基给他妻子的信中可略见一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甚至连国际主义者，都坚决抵制我们。市杜马对我们十分敌视。市民、知识分子，以至所有人，除了士兵和工人——也许还有一些农民——之外的所有人都是这样。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可怕的、令人胆寒的孤立和疯狂的仇视。”[2] （p.46～47）有更严重的问题：战争尚在继续，这不仅有德国人对俄国的进攻，更有国际反动势力和国内反动势力互相勾结企图对苏维埃政权进行颠覆；饥饿也在继续，死亡威胁着在食品奇缺、饥馑连连煎熬下的成百上千万的人们。
当务之急是解决战争与饥饿问题，给人民以和平和土地。在宣告新政权成立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起草的《和平法令》得以通过。法令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和政府建议，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苏维埃政权多次向各交战国、中立国呼吁进行和平谈判，但协约国集团各国根本不承认苏维埃政权，拒绝与它发生关系。这时，同盟国集团的德国表示愿意与苏俄谈判和平。苏维埃俄国尽最后的努力再次呼吁各国参加和谈以达成全面和平，仍无结果。别无选择，为了摆脱困难，争取喘息时机，巩固政权，必须结束战争，列宁决定和德国单独媾和。12月15日，苏德签订停战协定。22日，双方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谈判。德国依仗其在对俄作战中占有优势，向苏俄提出了苛刻条件：割让波兰、立陶宛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部分土地，赔款近30亿卢布。这种苛刻、屈辱的条件，实在令苏俄无法接受。布尔什维克党内就是否签约发生了严重分歧和激烈争论。当时的形势——国民经济已濒临崩溃、人民已疲惫不堪、旧军队已经瓦解，国家已无法再战了。列宁主张尽量拖延时间，以获得喘息之机。1918年2月16日，德国宣布结束停战状态，18日开始向苏俄全线进攻。德军进攻猛烈，苏俄继续丧城失地。23日，德国提出更为苛刻的条件，要求苏俄在48小时内答复。情况非常危急，列宁坚持立即签约，并明确声明：“如果再空谈革命的政策，他便退出中央委员会和政府。”[3] （pp.647～648）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就是否接受德国的条件问题举行紧急会议进行表决。结果7人赞同、4人反对、4人弃权，通过了立即签约的决议。3月3日，苏俄与德国及其盟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全盘接受了德国提出的条件。这一和约的签订，使俄国丧失了10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5000万人口。所以，《布列斯特和约》对苏俄来说是极其苛刻、极具侮辱性的，然而又是无奈的、不得已的一个举措。但是，从当时以及紧接着而来的事实证明，列宁所采取的这一举措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它第一次成功地利用了帝国主义两大战争集团之间的矛盾，退出了世界大战，暂时缓和了苏维埃俄国所面临的紧张局势，赢得了时间。至1918年11月，德国由于在西线失败，国内又爆发革命，霍亨索伦王朝覆灭。紧接着德国投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苏维埃俄国于11月13日宣布废除《布列斯特和约》，收回了损失的权益。
对德战争结束和废除《布列斯特和约》后，以列宁为首的苏俄政权又相继战胜了国内白卫反革命集团的叛乱和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终于赢得了人民企盼已久的和平。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推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着手解决经济问题，首先是粮食问题。政府决定由地方政权机关负责统计和分配现有粮食储备，调整居民供应，同时采取紧急措施向首都等城市和工业区调运粮食。列宁心急如焚，频频向各地发出的求援电报和急信，其中于1918年1月15日致有关人员的信中如是说：“务请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运来粮食，粮食，粮食！！！否则彼得格勒就完了。要组织专用列车和专门队伍。抓紧粮食和交送。运粮列车要护送。每天都要报告情况。请务必执行。”[4] （p.54）1918年5月9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实行粮食专卖，禁止任何私人进行粮食贸易。政府派出武装征粮队下乡征粮，规定每个粮食所有者除去种子和规定标准的口粮之外的所有余粮一律交给国家。由于各种产品的极端匮乏，以后又开始对更多的日用品如食糖、糖果、茶叶、食盐、火柴、布匹、靴鞋、肥皂等实行国家垄断经营，禁止私人买卖，并对城市居民实行粮食及各类日用品的配给制。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在严酷的国内战争和经济濒临崩溃的形势下实行的，它的实质是以超经济的、带有军事性的强制手段来组织国家经济生活。这种政策尽管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了农业的衰退，但它对保证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
鉴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局限性和导致的一些不良后果，1921年苏俄开始了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并对其不断补充调整。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是从阶级关系的原则出发并带有剥夺农民的性质的话，那么，新经济政策则是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出发，帮助农民和依靠农民。列宁认为这一政策是“找到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真正途径”的唯一办法，“新经济政策的实质是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先锋队无产阶级同广大农民群众的结合”[5] （p.347）。列宁进一步指出，布尔什维克党不应该只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而且还是其他阶层，首先是农民利益的代表者：“在人民群众中，我们毕竟是沧海一粟，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能管理。否则共产党就不能率领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就不能率领群众，整个机器就要散架。”[6] （p.109）新经济政策是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在实施的过程中，随着新问题的不断出现和解决，这一政策的基本原则得到肯定并不断调整和完善，国家经济形势得以明显好转，工农业生产有了很大提高。到1925年末，俄国工业总产值达到773900万卢布，比1920年增加632900万卢布；俄国谷物产量，1925年达到44.24亿普特，比1920年增加16.65亿普特，这一产量甚至超过战前年平均产量4.45亿普特（战前年平均产量为39.79亿普特）[7] （p.36）。由于照顾了农民利益，从而使工农联盟得到了巩固。经济状况的改善解决了紧迫的饥饿问题，同时也使布尔什维克增强了在落后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的信心。
三、列宁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确立的路线和原则是正确的并具有开创性意义
关于社会主义，长期以来人们曾赋予其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不同内涵和解释。综合来看，社会主义实际上包括了三个不同的内容和层次，即社会主义学说、社会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学说，最早是在1827年和1832年由罗伯特·欧文和圣西门的追随者们提出来，并为后继者所传承；作为一种运动，是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开始并在全世界蔓延开来；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则是由列宁首先在俄国建立，然后为东欧和亚洲很多国家所仿效且仍在不断地完善着。这三个层次互相联系，理论是先导，运动是手段，制度是目标。社会主义的学说从提出起，便不断发展、完善和成熟，当它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后，表明由空想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所描绘的蓝图，开头是模糊的，慢慢地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明朗起来：“社会主义一词具有‘在公有制基础上重建社会、经济、法律秩序’的内涵；社会主义是用以解决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内不可克服矛盾的更形态的社会制度，它只能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之上，而不能建立在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小生产的基础之上；它应该造福于人民大众，而不应当为少数人谋私利。”[8] （p.15）但是，事实上在列宁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以前，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谁也没有见过，谁也说不清楚。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和俄国人民，在世界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事实表明，列宁为俄国社会主义所确立的原则和路线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社会主义对于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来说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事业，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应当建立在“最发达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基础之上，而现实是落后的俄国首先迈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因为无先例可循，所以列宁的事业在探索中前进，其理论在探索中修正、完善和确立。在经济方面，实现了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在对外关系方面，采取和平共处政策，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争端，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彼此间的经济和文化联系；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方面，列宁认为必须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如果不利用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文化上、技术上的成就，社会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列宁反对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抽象地对立起来。所有这些，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提出过，更没有实践过，列宁提出来了，实践过了。事实表明，他的做法是正确的，他获得了成功。有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原则和路线，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设想过，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们并没有实践过。列宁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有机会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原则和路线付诸现实，同时在实践中将其贯彻、完善和发展。事实证明，列宁在诸如：关于建党的原则和路线，关于社会主义首先在一国胜利的理论，关于国际主义的原则，关于民族自决权的原则和路线，关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于财产分配制度，关于民主和自由，等等，所有这些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又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四、列宁所选择的道路，把俄国现代化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就世界范围来说，现代化的进程从18世纪中期就开始了。俄国是一个后起的国家，现代化的思想于19世纪初开始萌动，至60年代“大改革”时现代化运动才正式步入轨道。此时，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已在阔步前进。尤其是70年代以后，英、美、德、法等国，乘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快车，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工业化等迅速推进，科学、文化、教育、思想观念等与时俱进，日新月异。但俄国却老牛破车、步履维艰。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的现代化程度与西方先进国家即使是同样后起的德、日相比，亦相去甚远。政治上，英、美早在18世纪即建立了虚君式立宪君主制和共和制，贯彻了资产阶级的分权与制衡原则。它们都是比较典型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俄国的半立宪式的沙皇政治体制与上述两国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德国、日本与俄国同为二元制君主立宪制国家，但就民主化的程度而言，俄国亦不及它们[9] （p.36）。经济上，俄国与西方先进国家的差距更大。它没有建立起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工农业等的生产力水平仍然十分低下。1914年的俄国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大约80％的人口以农业为生，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仍然被束缚在农庄和村社，小麦产量不足英国和德的1/3，土豆产量大约是英国和德国的1/2[10] （p.285）。这时，“农民的耕作还停留在17世纪的水平上”[11] （p.20）。事实表明，俄国的现代化进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处于一种停顿的状态，不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和变革，它将更加贫弱，更加落后。列宁选择的道路不仅救俄国人民于水火，而且将俄国的现代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极大地加速了它的进程。十月革命后的俄国，经济迅速发展，国力显著加强，国际地位显著上升，令人刮目相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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