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与经济——5.宋人崇杜的经济因素解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论文,宋人论文,宋代论文,因素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论：宋代诗坛的造圣运动与“千家注杜”的盛况
宋代由于社会现实的激发和审美趣尚的变化，杜甫越来越受到重视，杜诗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出现了所谓“千家注杜”、“学诗者非子美不道”的盛况，开创了杜诗学研究的新阶段。杜甫“诗圣”的崇高地位也是宋人树立起来的，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赵宋一开国就有的，而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
中唐时期，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杜甫及其诗歌的价值，然尚无推其为诗坛宗主的迹象。到了北宋建国之后，着手加强中央集权，重整伦常纲纪，理学也随之开始兴起。相应地，诗歌领域也需要树立一个符合“圣人”标准的道德典范，宋人开始努力用新时代的标准遴选着可以作为“诗圣”的前代诗人。他们先后把李白、白居易、韩愈、贾岛、李商隐、韦应物等人作为对象进行甄选，但这些人都先后在这场诗坛的造圣运动中被抛弃和裁汰，只有杜甫最终胜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蔡宽夫诗话》言：“景祐、庆历后，天下始尚古文，于是李太白、韦苏州诸人，始杂见于进超级大。杜子美最为晚出，三十年来学诗者，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李太白而下，殆莫与抗。”[1]（《前集》卷二二）叶适《徐斯远文集序》云：“庆历、嘉祜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2]（卷十二）杜甫这位生前饱经忧患、穷愁潦倒的诗人，就这样被宋人一步步推上了“千古第一诗人”的宝座，其人被尊同于周孔，其诗亦被视同六经来读了。陈善《扪虱新话》曰：“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3]（卷七）邹浩《送裴仲孺赴官江西序》曰：“杜子美放浪沅湘，窥九疑，登衡山，以搜天地之秘，然后发愤一鸣，声落万古，儒家仰之，几不减六经。”[4]（卷二十七）敖陶孙《臞翁诗评》谓：“独唐杜工部如周公制作，后世莫能拟议。”[5]因为宋人认为杜诗都是表达“周情孔思”的，可与六经相并论，杜甫是他们心目中的圣人，对杜甫及其诗歌的评价便成了“圣贤法言，非特诗人而已。”[6]（卷上）与杜甫逐渐走上诗圣神坛相适应的是，宋代文化界出现了“千家注杜”的盛况。杜诗的注家多至千家，可能有些夸张的成分，但南宋宝庆二年（1226年）董居谊在《黄氏补注杜诗序》中说：“近日锓版，注以名集者毋虑二百家”，应该说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接近实际情况的，因为目前我们能够知道的宋人存佚杜诗写本、注本尚有将近一百二十家，从这个数字推测宋代注杜实际，庶几近之。
总之，杜甫在宋代声名日隆，极盛于北宋元祜之后，由此奠定了杜甫在诗坛的不朽地位，尊杜、论杜、学杜成为宋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本文即是对这种时代风尚专门从经济因素予以阐释，以期揭示宋代经济生活与文学、文化风尚的密切关联与互动，进而深入理解宋代“千家注杜”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成因。
一、市场效应：科场功利性的驱动
宋代科举制度的兴盛是促进杜诗得到广泛传播的重要因素。宋代文人一旦登第做官之后，俸禄非常丰厚，生活待遇颇为优渥。除了本俸之外，还有职钱、禄粟、厨料、薪炭诸物、增给、公用钱、给券、职田等名目繁多的津贴。王琱《燕翼诒谋录》卷五称“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无。”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也说宋代：“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因此通过科举改善生活状况，就成为广大寒微士人趋之若鹜的捷径。宋代的科举制度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应试及录取人数都大大增多，考试内容发生变化，对包括杜集在内的经典读本的需要量也随之增大。北宋开科69次，取正奏名进士19281人，诸科16331人，合计35612人，如果包括特奏名及史料缺载者，取士总数达到61000人左右[7]，参加考试的人数更是大大超出这个数字。这还不包括那些日夜苦读，准备参加解试的士子们。所以，这些读书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他们的需求，是驱动经济发展的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这些举子们对杜诗读本的大量需求，是导致杜诗学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宋代以诗赋取士①，对杜诗的传播也起到了导向性作用。《宋史·选举一》云：“凡进士，试诗、赋、论各一首。”在实际的科举考试过程中，诗赋占据着关键的地位，是科考中最为关键的科目。蔡襄在庆历年间的奏议《论改科场条制疏》中曾指出：“进士虽通论诗赋策论，其实去留专在诗赋。”[8]（卷二十三）在科举考试中占据重要地位的诗赋内容，也就成为士子学习的重点。作为科考主要内容的试贴诗，一般要求五言六韵，和五律在形式上最为接近，而杜甫及其诗歌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学习和模仿的最高典范。因为杜诗，特别是杜甫的五言律诗，法度森严，特别适合士子学习研讨。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曾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9]宋人发现，宋初诗人先后模仿过的贾岛、姚合、李商隐、白居易等诗人，无不受杜甫诗歌艺术沾溉，于是他们便追根溯源，逐渐将学习模仿的重点转移到杜甫身上。从王禹偁开始，宋人学杜之风渐露端倪，此后苏轼、王安石、黄庭坚乃至江西诗派的众多诗人对杜诗的学习蔚然成风。特别是黄庭坚努力提倡学习杜诗的章法句式，为一般文人应试提供了一条成功的捷径，故而受到追随者的热烈响应。黄庭坚《论作诗文》云：“作诗句要须详略，用事精切，更无虚字也。如老杜诗字字有出处，熟读三五十遍，寻其用意处，则所得多矣。”[10]（卷六）要想精熟科场诗赋的写作要领，就要熟读杜诗，杜集已经成为场屋士子们必须反复揣摩的范本。正是因为科场对杜诗的这种功利性需求，使得杜集的市场需求量急剧增大，身价陡增。嘉祐四年，王琪任苏州刺史，当时士子们尚苦无杜集全本，王琪乃将家藏杜集善本刻印一万册，每本定价一千钱，士人仍争相购买。这是杜集的第一次大规模刊刻，从当时的销售盛况中可以看出，杜诗所产生的轰动性效应，这也正好折射出北宋文化市场对杜集的迫切需求。
二、名人效应：皇权的市场导向作用
在封建专制集权政体下，君主的言行举止、好恶习惯，都具有规定以及指导人们经济活动的市场导向作用。它既是当时客观经济活动的典型化反映，也是有立竿见影效果的特殊经济指挥棒。北宋一些君主对杜甫及其诗歌的激赏，也为宋人崇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对杜诗阐释学的发展还起到了导向性的影响。真宗就是一个市场影响力颇大的君主，他曾亲作《劝学文》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书中有女颜如玉”。皇帝对读书的如此崇尚，逐渐形成了“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演化为宋人“以文为贵”的思想意识，并积淀成一种下意识的心理仰慕和追求，这对文化传播普及的影响极为深远。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中即云：“宋人求学读书之风甚盛，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11]（卷五）宋真宗还礼遇文士，经常和他们谈诗论文，《宋朝事实类苑》载：“真宗好文，待遇文士尤重，王钦若召见最频，其后晃迥、李宗谔、陈彭年、王曾、李维数人，皆被恩遇。惟演再入院，天禧四年间，屡蒙召对，或龙图阁、滋福殿、承明殿，洎宣和殿之北閤子，皆从容赐坐，移刻而出。”[12]（卷七）另外，刘攽《中山诗话》、文莹《玉壶清话》、《诗话总龟》引《古今诗话》、陈岩肖《庚溪诗话》都记载了宋真宗和丁谓的一次著名对话，对杜诗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非同寻常的作用。诸家诗话所载文字互有异同，其中刘攽《中山诗话》云：
真皇（宋真宗）尝曲宴群臣，欢饮谈笑无间，忽问廛沽有佳者否？中贵奏有南仁和者，亟令沽之，遍赐宴席。又问近臣曰：“唐时酒价几何？”无有对者，丁晋公（谓）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何以知之？”丁曰：“臣尝记杜甫诗云：‘速来相就饮一斗，恰有三百青铜钱。’”上大喜曰：“甫之诗，自可为一代之史也。”[13]
真宗、丁谓君臣以杜诗证唐代酒价，进而叹赏杜甫作为一代诗史的实录性，我们姑且不论如此称道杜甫为“诗史”其内涵的偏颇，单是皇帝和王公大臣们在酒宴上的这些言行，就已经相当引人注目了，从宋代众多诗话对这一事实的大量征引上就可以看出宋代文人对此事的关注程度。皇帝对杜甫的如此赏识也必然激起一般文士熟悉了解杜诗的兴趣，适应这种要求，大量的杜集被刊刻印刷，于是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无不对杜诗津津乐道，以至于出现了《蔡宽夫诗话》中“非子美不道，虽武夫女子皆知尊异之”的学杜热潮，同时更加激发了文人学士读杜、注杜的空前兴趣。诸家注本乃大行其道，“千家注杜”的局面才得以最终形成。所以在北宋诗坛这场轰轰烈烈的造圣运动中，皇权的市场导向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原因。
三、技术支持：雕版印刷业的迅猛发展
从中唐以迄宋初，杜诗散佚世间，人自编摭，世无定本。北宋初年，杜诗版本的编纂工作仍然十分混乱，士人很难得到篇目完备、校勘精审杜集善本。欧阳修的《六一诗话》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
陈舍人从易……时偶得杜集旧本，文多脱误，至《送蔡都尉》诗云：“身轻一鸟□”，其下脱一字。陈公因与数客各用一字补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能定。其后得一善本，乃是“身轻一鸟过”。陈公叹服，以为虽一字，诸君亦不能到也。[14]
这则故事虽是叹赏杜诗的一字不能改，但是从侧面反映出宋初士子们缺乏杜诗善本的实际情况，书籍的缺乏使得普通的杜诗校勘都成了非常困难的问题，这些都从侧面反映了北宋初年雕版印刷水平极为不发达的实际情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雕版印刷技术有了进一步提高，比较适宜于装订和阅读的蝴蝶装也开始盛行，加上科举制度的发展，对书籍需要量的急剧增加，促使刻书业获得迅猛发展。景德二年（1005年），宋真宗参观国子监阅书库时，问祭酒邢昺有多少书板，邢昺回答道：“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15](p1333)（卷六十）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也追述道：“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16](p359)（卷十一）足见随着赵宋政权的建立，公家和私人的刻书业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便为刻印人们日渐关注的杜集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我们看到，宋初杜集善本匮乏的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得以改变。景祐三年（1036年），苏舜钦编成《杜子美别集》，收杜诗380馀首：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搜集各种杜集共九十九卷，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皇祐五年（1053年），王安石编成《杜工部诗后集》，收诗200馀首。同时前后还有郑文宝、孙仅、韩综、刘敞等人对杜集进行编纂，然多是写本。至嘉祐四年（1059年），王琪对王洙本进行修改，镂板印行，成为后代所有杜集的祖本。此后各种杜集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刊刻，宋人研治杜诗结出了颇为丰硕的成果。到了北宋后期，杜集已经相当普及，叶梦得在其《避暑录话》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吴门下居厚喜论杜诗，每对客未尝不言。绍圣间，为户部尚书，叶涛（字致远）为中书舍人，待漏院每从官晨集，多未厌于睡，往往即坐倚壁假寐，不复交谈。惟吴至则强之与论杜诗不已，人以为苦，叶致远辄迁坐于门下檐次。一日忽大雨飘洒，同列呼之不至，问其故，曰：“怕老杜诗。”[17]
宋人爱读杜诗，爱谈杜诗，竟然出现了像吴居厚那样谈杜不休的人，以至于他的同僚叶涛觉得有点怕老杜诗了。这除了说明人们对杜诗给予了更大的关注，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之外，反过来也说明了杜诗的普及程度。倘若没有雕版印刷业的迅猛发展，宋代杜诗学的发展恐怕不会形成如此兴盛的局面。正是由于宋代雕版印刷业的兴盛，文化市场极大繁荣，于是大量杜集开始雕版刊刻，这也反过来促进了文人学者注杜的兴趣，于是“千家注杜”的盛况才得以逐渐形成。
四、经济效益：文人的商品意识
读书人一般以赢利为耻，但到了宋代则为人们视为正常，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文人士大夫也愈发关注学术的经济效益。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载，太常博士姜愚在开封“说《论语》，士人乐听之，为一讲会，得钱数千。”[18]（卷十八）我们注意到，北宋朝的注杜学者，多是进士出身。这些人一般都是生活优裕的仕宦阶层，按理并不缺乏钱财，但是宋代文人也并不缺乏商业头脑，获取优厚的收入来维持奢侈享乐的生活也是其人生的一大追求。而且这些身份高贵的士大夫有更大的开销，有时刊印相对难得的杜集版本，竟成为这些士大夫盈利的手段。仇兆鳌《杜诗详注》引《吴郡志》曰：
嘉祐中，王琪以知制诰守郡，大修设厅，规模宏壮，假省库钱数千缗。厅既成，漕司不肯除破，时方贵杜集，人间苦无全书，琪家藏本雠校素精，既俾公使库镂板，印万本，每本为直千钱，士人争买之。既偿省库，羡馀以给公厨[19](p2242)。
据考证，每部书千钱，在当时是个普通士子能够接受的价格②，但是考虑到杜诗的轰动效应，一气将万本杜集销售一空，除去刻板的工本费和印刷费，利润还是相当可观的。王琪此次刊刻杜集，既解决了“大修设厅”造成的财政困难，又能满足当时士人的迫切需要，剩余的利润又用以改善伙食，真是一举三得，相信很多文人都在这次杜集的热销中看到了勃勃的商机。正是由于许多文人像王琪一样具有很强的商品意识，追求学术的经济效益，这才促使“千家注杜”的盛况得以形成。
杜甫在宋代被尊为诗圣，有着复杂的历史政治、社会文化背景，其详可参拙作《论杜甫的君臣观》[20]。然而对此问题的研究，以前学界从历史、学术、文化等要素进行的阐发较多，从而相对忽略了经济因素的制约乃至决定性影响。通过以上简要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经济要素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诗坛造圣运动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进而对宋代诗坛和宋代文化发展史中的这一重要现象，引发更深层面的认识和思考。
注释：
①北宋后期的科举考试有一个从诗赋取士向经义取士的转变，其详可参祝尚书《北宋后期罢诗赋考》，《文史》2000年第4期。
②关于宋代书籍的一般价格，参见谢彦卯《中国古代书价研究》，载《图书与情报》2003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