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独角戏”：中国文化传播的新路径——“学术讲坛热”的社会学、传播学、文化生态学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生态学论文,传播学论文,独角戏论文,社会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话题嘉宾：
陈力丹：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张闳：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易前良：河海大学新闻传播系副教授
稽立群：首都师范大学政法系副教授
“讲坛”大有遍地开花之势电视学术生态初露端倪
主持人：近几年，随着央视“百家讲坛”节目家喻户晓，学术讲坛类节目也似乎向全国各地电视台蔓延，能简单介绍一下各地的讲坛情况吗？
陈力丹：电视媒介真正意义上染指学术，传播文化思想，开创“讲坛”的先河是1999年7月11日，湖南经济电视台余秋雨的演讲《走向21世纪的中国文化》，这种现场传播学术思想的传播新样式后来演变为湖南卫视的《千年论坛》，成为独立栏目。与此同时，这种新鲜的极具生命力的节目样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孕育、催生了一批电视学术论坛节目。随后，《西部论坛》、《经济大讲堂》、《学术报告厅》、《名家论坛》、《东方大讲堂》、《世纪讲坛》、《人文讲坛》、《开坛》等讲坛类电视节目纷纷涌现，讲坛热似乎正在向全国各地蔓延。其中尤以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和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颇具影响。《百家讲坛》最近因其高收视率带来轰动效应，电视讲坛节目在省级电视台大有“遍地开花”之势。至此，由《千年论坛》、《世纪大讲堂》、《百家讲坛》作为中坚力量架构的电视学术生态图景最终成形，并演变为一种全新的思想文化传播形态。
“谈话”与“课堂”交替
文史成为焦点学者成为主角
主持人：这些讲坛的主要特点是什么，主要有哪些类型？
易前良：电视学术讲坛讨论的话题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人文历史、当下的经济民生和备受关注的文化热点三个方面。从栏目形式看，讲坛节目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按“课堂”的方式来操作，《百家讲坛》是典型的范例。其实，这种形式操作起来难度比较大，因为没有主持人，主讲者一方面是专家，更重要的是他还必须担任主持人的角色。我们知道，电视栏目是一种高度人格化传播的视觉形式，它的灵魂是主持人，没有主持人的栏目注定无法成为品牌。还有一类走的是谈话节目的路子，绝大多数电视讲坛都是这样来操作的，这样一来，节目的娱乐色彩要更浓一点，专家不是主持人，而是嘉宾，讨论的区域相对要开阔一些，要更生活化一些。上面谈的是这些栏目之间的差异，那么之所以把它们归结在电视讲坛的名目下，是因为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节目主角的身份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学者，而不单单是媒介人物。专家学者唱主角，这种文化传播方式好比“独角戏”。
主持人：对于当前的电视学术讲坛的节目内容，您有什么看法？
陈力丹：目前讲坛类节目多以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古代著名小说来说事，观点往往一边倒，一好百好，一坏百坏，造成新的舆论一律。例如，“文革”后期一度掀起批孔热，孔子被辱骂为“孔老二”。现在一味的尊孔就好吗？如果过去的东西都那么好，为什么会发生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什么那时的文化大家们发出了“打到孔家店”的口号？在我们津津乐道地谈论于丹的《论语心得》时，能不能由哪家电视讲坛出面，开办几场阅读鲁迅《我们怎样做父亲》的讲坛，让大众重温一下鲁迅笔下的孔子形象？舆论多元，才能保障社会的和谐。只让一种声音占主导，可能会孕育着新的不和谐。
张闳：目前的文化传播除了回味我们的历史之外，也应激发人们关注现实的勇气和睁眼看世界的魄力，把解决现实问题当成自己的责任和目标，让教授们走到学生中间去，在人生最需要指点的关键时期关注一下学生的成长。别在古书中浸淫得太久，和学生渐去渐远，失去了中国知识分子本该传承的教育者的本色。
“学术”与“讲坛”的纠葛臧否因何而起
主持人：学者进行学术演讲，人们司空见惯，为什么这些专家学者走向电视讲坛，如易中天、于丹等进行学术演讲会引来众多的争议呢？
张闳：继刘心武演说《红楼梦》之后，易中天也在电视台评讲《三国》，接下来又是于丹说《论语》，引起公众的热切关注。有趣的是，作为作家的刘心武，不说自己是讲故事，却标榜所谓的“秦学”，而作为学者的易中天则并不在意学术性探讨，而是热衷于讲故事。这一角色错位，造成了公众和学术界的评估体系的混乱。公众以为自己听到了很有学术价值的言论，学术界则又斥之为毫无学术性的“戏说”或“混嚼”。在我看来，学者上电视，没有必要刻意标榜自己的学术性。电视毕竟不是一个最佳的学术平台，它只是一个知识传播的平台。混淆了学术媒介与大众文化传播媒介之间的界线，必然会造成种种非议。
易前良：电视学术讲坛现象所关涉的焦点，究其底里，其实就是电视与知识的关系问题。专业的知识分属于不同的“学术场”，言说知识因而必须遵循各自“学术场”内的规则，所谓学术规范，实际上是对各“学术场”的话语权力的自觉维护。按照这一逻辑，《红楼梦》的解说应该是红学家的事情，必须遵循“红学”的学术规则。作为著名作家，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在现实知识体制中，难以获得认可，遑论产生巨大影响，恰好是电视的介入，使他实现了对“红学”“学术场”的僭越，换言之，这种僭越是通过电视来完成的。电视属于“新闻场”，有属于它自己的独特场域规则，刘心武走上《百家讲坛》去讲解《红楼梦》，怎样讲，是由“新闻场”的规则来决定的，因此，刘心武揭秘《红楼梦》不是作家对“红学”的僭越，而是媒介对整个学术领域的僭越。进而言之，电视讲坛因为对“学术场”的僭越，影响了现存“知识场”的权力结构，因而招致纷纭众说。
稽立群：对电视学术讲坛，反对者和支持者的对立几乎势若冰炭。笔者注意到，贬斥之声主要来自学术“精英”群体，其态度多为痛心疾首，似乎“讲坛”成了毁灭传统文化的大据点。这个群体中的一些人，本能地以为话语权属于自己。电视学术讲坛似乎在蚕食着既有的话语特权，成为来自原有秩序之外的强劲挑战。无疑，这争论背后有深层动因，隐含着文化阐释、传播的权利和权力之争。
契合社会文化需求消解转型期心理焦虑
主持人：能否分析一下“学术讲坛热”这种现象的社会背景？这种电视学术讲坛为什么受到普通大众的欢迎？
陈力丹：现代化不仅是经济的现代化，也是文化的现代化。在变革时代的早期，人们在享用现代化带来的物质成果的同时，感到好奇和兴奋。但随着市场经济无情地撕下传统人伦笼罩下的温情面纱，面对物欲横流，人们的心理不适也接踵而至。这是一种经历不同的文化处境而带来的“文化震惊(cultule shock)”，容易使人们心理处于焦虑、焦灼、失落、躁动的状态。面对世界的不确定性，人们不知所措，没有既定的价值可以遵循。人们渴望归属、渴望慰藉、渴望安抚，这是现代社会大众的共同心理需要。在西方，现代化进程中人们遭遇的种种心理不适可以由宗教加以调节和抚慰。而我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心灵的慰藉同样是需要的。正在社会对此有所需要之时，电视讲坛这个节目恰好提供了这种无形的社会需求，于是，讲坛类节目突然火爆起来。这可能是节目的当事人也没有完全估计到的。在这里，传媒有意无意地找到了与大众心理的契合点，催生了“电视讲坛热”。
电视学术讲坛节目所传达的文化层面的内容与现实政治无涉，用历史说人生百态、用经典阐释人生真谛，以关注人生、关注内心的旗帜召唤公众，发挥着抚慰、消解转型期人们内心焦虑及社会矛盾的功能，客观上与和谐社会的要求相契合。政治系统的支持，为“电视讲坛热”提供了一个较为开放、宽松的传媒操作环境。
易前良：电视学术讲坛的成功还在于它采用了传媒的方式来言说知识。我以《百家讲坛》为例，制作方在节目内容、形式、营销各方面的成功策划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众所周知，《读书时间》栏目一直惨淡经营，难以为继，在2004年被取缔，而从2001年开办以来很长一段时间，《百家讲坛》也默默无闻。从“清十二帝疑案”开始，《百家讲坛》开始在言说方式上有了清晰的定位：在选题上更多选取更贴近观众感兴趣的历史文化；在制作上突出影像视觉性；主讲者在叙述的时候，精心设置悬念，把知识故事化，而听故事，是大众的本真需求；更重要的是，采取系列讲座的方式，让一个主讲人连续讲，改变过去一个主讲人只讲一次的做法；加大前期策划与后期运作的力度。显然，这是把《百家讲坛》当作一个言说知识的品牌来加以经营。
另外，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观众对电视学术讲坛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媒介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电视讲坛使专业化的知识重新面向大众，获得了较高的社会信誉度，同时它在商业上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大众对这一类节目的欢迎是从关注开始的。事实上，在《百家讲坛》之前，即算是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并没有获得广泛关注。也就是说，人们还没有看这类节目的习惯。在现代社会，人们对文化产品的消费，与其说是一种内在需求，不如说是被培养出来的一种习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清楚自己需要什么，从众心理促使我们去关注一些新的东西，之后，觉得不错，就沉淀为一种相对稳定的需求。在《百家讲坛》的激发和强化之下，人们似乎突然对电视传播的知识感兴趣了。
以文化名义的媒介经营构织着“文化复兴”的假象
主持人：有人说，电视讲坛现象是新一轮的国学热，是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表现，您怎样看？
易前良：从理论上讲，电视至少可以扮演三种角色。一种是政府的喉舌，承担政治宣传、意识形态教化的功能；一种是作为文化传播的大众媒介，其应有之义，是站在公众的立场上承传文化，或者是监督社会；还有一种是作为商品的传媒产业，以获取经济利润为指归。大体上来说，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中国电视多扮演第一种角色，此后扮演的是政治和市场的双重角色。作为社会之公器的电视，在中国还没有明显发挥它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对电视讲坛有很高的期待，这种心理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在全国上下刮起阵阵“选秀”旋风的时候，电视学术讲坛对营建雅俗共赏的文化生态弥足珍贵。
但是，也不能过于乐观。《百家讲坛》在客观上引发了对传统文化的关注，这是不错的事实，但不宜拔高。《百家讲坛》的出发点是以文化的名义来进行媒介经营，故而它的运作方式完全是商业化的，把电视讲坛现象归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之一脉，这恐怕是一种单相思。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的其他电视讲坛栏目，与《百家讲坛》相比较，更是等而下之，采取娱乐化的操作方式，在主持人和嘉宾的嬉笑欢娱之间，文化的东西被稀释了，成为噱头。
张闳：借助电视媒体的文化学术讲坛，赢得了广泛的受众，为传统文化打开了前所未有的广阔市场。但是，中国传统文化有了市场，并不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因此就能复兴。当然，传统文化有了市场也是件好事。在一个市场的时代，倘若连市场都没有了，复兴的希望也就更为渺茫。想拯救传统文化却又一味排斥市场，这种行为最终只能葬送其所想拯救的。但市场本身从来不想救任何东西，它只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在目前情况下，文化与市场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文化赢得了市场，市场赢得了利润。但市场可能为了利润，竭泽而渔，将文化变得面目全非。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可以不负责任，立即抛弃文化，转身寻求其他获利的途径。
但从总体上说，当下电视讲坛上涌现出来的所谓“复古潮流”，依旧是一种文化假象。在一个文化普遍肤浅化、粗劣化、空洞化的时代，相对衰老的古典文化要得以生存，是相当困难的。它很可能被改造为盛大的“文化马戏”中的一个小丑，以老朽之身气喘吁吁地奔忙，博得观众的哈哈一乐，从而为自己的生存谋得“一箪食”，如此而已。
文化的建设是一个缓慢、长时间的、常常毫无利润可言的过程。一个成熟的文化市场也许有这种耐心陪同文化漫长的发展进程，在社会瞬息万变的活跃时期，要赢得这一线希望，既需要赢得更加广阔和更加成熟的文化市场，同时又要与市场博弈，打碎市场的利润枷锁。然而，创造性的文化重释，则更需要一代、几代人，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艰苦努力。
营建公共文化空间有功再造公民价值观乏力
主持人：如何看待电视讲坛这种传播文化新样式，在传播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张闳：我把这种电视讲坛现象称之为“新说书运动”，它就是一种传统说书借助新媒体的复兴。电视不是学术平台，而是一个公共资讯传播平台。学术是对专业问题进行探究、推论、辨析、质疑和驳证的思维活动，电视媒介显然不适合完成这样的思维活动。作为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传播平台，电视讲坛有点像一间教室的扩大。或者可以说，它是一个不要考试的“电视大学”。甚至大学都不能算，虽然讲授者多半是大学老师，但从他们讲授的内容来看，应该算是“电视中学”。可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观众，而且这些观众中不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士？这是问题的关键。这从另一个侧面也反映了中学、大学的文学和历史教育状况之恶劣。学院学者们胶柱鼓瑟、刻舟求剑的“学术”，早已令人厌倦。学生们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无暇品读文学和历史作品，以致很难获得真正有效的历史文化知识。尽管今天的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但公众患有严重的“文化饥渴症”，以致“新说书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一种补习教育。
稽立群：我认为电视学术讲坛是个打破时空局限的大课堂。今天，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导致文化追求的多样化，学者们在今天走上电视讲坛正逢其时。电视讲坛不过是在新技术条件下，将顶多能容百人的教室放大为能容成千上万人的大教室。孔夫子当年驾牛车讲学饱受奔波劳顿之苦，不过招弟子三千，倘若他活在今天，相信一定会登上电视讲坛以求扩大影响。我们的教育正在由精英教育转型为大众教育，倚重电视技术打破时空局限，将讲堂的空间放大到城乡的每一角落，这是一件低成本高效益的大好事。
陈力丹：讨论中有一种观点，即现代社会人们面临传统缺失的困境，电视学术讲坛类的节目可以承担起传统价值观再造的职能。这种期望太高了。电视学术讲坛尽管以历史、经典为主要内容，但它们只是节目的招牌，一个用夹吸引眼球的噱头。电视讲坛是要追逐利益的。早些年因收视率低而遭停播的央视《读书时间》就是很好的确证。再则，讲演者对经典的个性化解读，不可能得到文化界多数的认可，难以担当起传统文化传承和延续的重任。当然，对大众的文化普及意义当然应当肯定。
“电视讲坛热”的背后彰显的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转型困境。既不盲目的乐观，也不盲目的悲观，而是在理论层面和实践操作层面对其探索、求解，才可能促使我们找到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延续的途径。
主持人：在这个文化为消费服务的时代，您认为学术讲坛对于当前文化生态的建设有什么意义？
易前良：我认为电视学术讲坛应在公共文化空间的营建中应有所作为，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从1980年代以来，知识的专业化、学术的体制化、媒介的商业化等都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把知识通过媒介在更广泛的范围内传播，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电视作为影响最为广泛的现代媒介之一，是否可以突破消费主义的牢笼，做出一些大胆的尝试，在公共文化空间的营建中有所作为？用媒介的方式来言说知识，对“学术场”的僭越与其说是对知识的一种挑战，不如说是一种诱惑。阎崇年研究了一辈子清史，其知名度也仅限于学术界，但在上过《百家讲坛》以后，《正说清朝十二帝》一年内就再版了15次，一本历史学书籍，销量超过 32万册，这在从前是难以想象的。向公众传播更多的文化，有什么不好？皓首穷经之后的成果，是沦为狭窄的学术圈内专家们的精神游戏，还是应该成为广为传播的公共文化？道理不辨自明。
但在用媒介言说知识的同时，也要警醒一些不良倾向。首先，要防止“知识谬误”。知识通过言说方式的变换从“学术场”转移到“新闻场”，在这一过程中，知识可能被改造，有时甚至面目全非。如此以来，电视不再是公共文化重建的平台，而变成一种对学术场域进行颠覆的媒介暴力。因此，电视媒介应该提高专家登上讲坛的“入场资格”。当然，这种入场资格与学术场应该有所差异，比如说除了学术建树、资历以外，更多地考虑其在公众面前言说知识的能力，但在专业上，一定要严格的把关，哗众取宠或许能谋取一时的利益，但对电视讲坛品牌的长期建设是极为不利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博士闫伊默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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