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原住民作家对原住民生存价值的人文关怀，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原住民论文,台湾论文,人文论文,作家论文,价值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7X(2004)05-0132-04
台湾原住民文学指台湾原住民各族群作家的创作和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台湾 原住民各族群作家，以群体的态势崛起于台湾文坛，发表并出版了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 。仅台湾晨星出版社出版的原住民系列小说、散文、诗歌(包括一些民间题材的故事、 歌谣)等作品集就有：
《最后的猎人》、《兰屿行医记》、《情人与妓女》(布农族作家拓拔斯·搭玛匹马)
《玉山的生命精灵》、《那年我们祭拜祖灵》、《黥面》(布农族作家霍斯陆曼·伐伐 )
《山中月影》(布农族作家伊斯玛哈单·卜衮)
《走过时空的月亮》(布农族作家林太、李更文、林圣贤)
《美丽的稻穗》(排湾族诗人莫那能)
《红嘴巴的VuVu》、《谁来穿我美丽的衣裳》(排湾族女作家利格拉乐·阿邬)
《番人之眼》、《永远的部落》、《伊能再踏查》、《荒野的呼唤》、《想念族人》 、《戴墨镜的飞鼠》(泰雅族作家瓦历斯·诺干)
《让我们的同胞都知道》(泰雅族作家尤稀·达衮)
《泰雅人的七家湾溪》(泰雅族作家马绍·阿纪)
《泰雅脚踪》(泰雅族作家娃利斯·罗干)
《天狗部落之歌》、《赤裸山脉》(泰雅族作家尤霸斯·挠给赫)
《山野笛声》(泰雅族女作家里幕伊·阿纪)
《野百合之歌》、《云豹的传人》(鲁凯族作家奥威尼·卡露斯)
《黑色的翅膀》(达悟族作家夏曼·蓝波安)
《钓到雨靴的雅美人》(雅美族作家夏本·奇伯爱雅)
这是一个众心所归的整体。所有作家都表现出相同的创作倾向：以挚情、忠恳的态度 致力于原住民文学的创作，试图以文学这支特殊而“透明”的箭去穿透原住民的历史与 现状。之所以称之为“透明”，是因为过去了解原住民都是通过外族或是外国人写的调 查报告，人们从这些书里看到关于原住民的情况仅仅止于生活表层，如风俗习惯、使用 的器物、饮食的种类、部落的分布等具有科学分析和逻辑推理的文字。可是，原住民的 心声，原住民千百年来在历史实践活动中的心灵历程很少得到关注。直到1981年，一篇 “奇特的小说”出现：吴锦发先生说“那篇小说，我几乎只念了两张稿纸，便已确定了 是一篇风格独具的好小说，一颗心怦然激烈地跳动起来……”[1]这里提到的“那篇小 说”便是台湾原住民布农族青年拓拔斯·搭玛匹马(汉名田雅各布布)的第一篇小说《拓 拔斯·搭玛匹马》，此小说得到南杏文学奖第二名(第一名从缺)。而让吴锦发先生怦然 心跳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在作品中表现了“有尊严的人性呐喊”。随后，这样呐喊的原 住民作家逐渐集结为一个群体，一个具有民族责任感的文化群体，合力开启了一扇通向 原住民精神世界的大门。他们怀着深深的爱描写家园的美丽，故土的难离，亲人的感情 ，在人之常情的叙写中建立理想乐园；也怀着不可逃避的、不能逃避的民族使命感，浓 郁的忧患意识，倾吐作为民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痛苦：那长久流离，长久被欺凌、被 忽略，甚至是被歪曲的历史状况及现存生活空间里种种不公平的悲惨遭遇。他们试图努 力寻找造成原住民困境的社会及制度原因，也试图从原住民自身的发展去反思原住民困 境的各种因素，表现出一个带有明确创作目标、自觉走上文坛的创作群体强烈的人文关 怀精神。
文学的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关注人生，既关注群体的命运、发展、走向，更不放弃对 个体生命体验的描述；不只记录欢乐，也记录痛苦、悲伤、离合，充分尊重人的自由、 人的存在、人的发展、人的尊严，最终达到提升人的目标。台湾原住民作家群体并非一 个流派，没有统一的创作原则，却由于有相似的人文关怀精神而具有了相同的创作主题 和题材选择。几乎所有的作品都以原住民在现代社会里遇到的危机和迷失为内容，表达 了原住民作家愿以文学参与民族发展的行动，使人文精神在台湾原住民文学话语中得到 多层次展现。
生存价值的终极意义指对社会、人生等重大问题作最终意义上的思考，如人存在的价 值、生活的意义、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责任及追求的目标等，紧密联系着人的身世命 运和存在状态。很多学科对这一命题都仍在探索之中，文学也不例外。作家对生存价值 的终极关怀常出现于个人、国家、族群命运出现危难或面临困境之时：如开中国浪漫主 义先河的屈原，生活在春秋战国的大变革、大争斗时期，国家内忧外患，忠臣遭受迫害 ，社会动荡不安，屈原救国无路，在作品《楚辞》里写下了自己博大精深的思考；杜甫 ，离乱造出的现实主义诗人，以强烈的对比写下自己的忧愤：“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 骨”；从自身遭遇推至天下安危的宋人范仲淹则发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的感慨与天下志士仁人共鸣；曹雪芹写儿女之事，讲社稷、人生之理，开篇“好了 歌”正是一代王朝结束的预言；而莎士比亚更为直截了当的借哈姆雷特的口说“是生存 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代表了文艺复兴时期作家对国家、人生普遍存 在的苦难感、困惑感、追溯感、关怀感。可见，文学因其独特的角度使得文学自身对人 类生存价值的终极意义有种天然的密切关系，也使作家的这一探索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性 、民族性、历史性。作家们往往把个人的愿望、意志、政治理想与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课 题联在一起，成为一代忧国忧民的典型，表现出良知作家的责任感。
这是一条崎岖坎坷的路，尽管不同的人和族群在追求生存价值的意义时所遇到的社会 、政治、经济、文化等环境不尽相同，但作家精神是不变的。在当代，在海水所包围的 台湾岛上的原住民作家们的笔下，有一种超出个人情怀和力量的语句正集结于原住民命 运身上，表现出原住民作家鲜明的文化个性和共同的使命历程。
首先，原住民作家为原住民的生存权力而呐喊，为原住民的生存空间而抗争，为原住 民的尊严和生存地位而撕杀。
排湾族诗人莫那能写道：“如果有一天/我们拒绝在历史里流浪/请先记下我们的神话 与传统/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停止在自己的土地上流浪/请先恢复我们的姓名与尊严。”[ 2]强权社会随便就把原住民各族的名字抹去，随便写成不开化的“生蕃”，随便在任何 场所用“生蕃”来侮辱原住民。不幸的是，多年以来原住民只能无奈的接受。眼睛失明 的诗人莫那能第一次打破沉默，用心灵喊出“恢复我们的姓名与尊严”。这一要求是那 么微不足道，仅仅想在名义上确定一下族群的合理性与必然性，却让一代又一代的原住 民在民主流行的当代仍苦苦思索寻觅。《流浪》写给13岁的撒却有和象撒却有一样的大 批原住民童工，“流浪，它是什么意义/你不懂/只知道必须无奈的离开/希望找到长留 的地方”，砖窑厂、挑沙工、织工厂……最后，挖土机的手臂打断了脊骨，“死亡才是 真正的解脱”。哪里是原住民“长留的地方?”哪里是人生活的理想之地?哪里可以安居 乐业?没有人在意这些山里来的孩子，他们就象山猪一般干活，来自哪里不知道，死了 也悄无声息。莫那能生活中的这位小朋友，诗作里的这位受难形象虽然卑微，却让人看 见原住民命运辗转于各种权力太多轮换的管制之下，经历了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替，历 尽磨难之后仍面临着巨大的压迫：基本的生存环境不被保证，屡受侵扰，原住民的生存 从来没有得到社会的真正重视，生存的价值无从体现，他们中很多人还在为吃饱而奔忙 ，还在为获得一份卑微的工作而不顾生命危险，族群祖辈的故园正在被观光的经济利益 吞噬，山地同胞只能含泪放弃土地。这带血的控诉触目惊心，唱出了原住民埋藏在心底 的愤怒。
其次，对偏见与压迫，原住民作家大胆揭露，强烈抗议，表现出不屈的反抗精神。多 年以来，原住民困境不仅是被忽略，而且还被解释为原住民个人观念与族群因素造成， 这使不少人带着责难去对待原住民。很多人的态度是，原住民经济状况窘迫的原因是他 们不勤奋，政治地位低的原因是他们没有知识，教育水准不高是因为他们的孩子不善计 算只善歌舞。如此等等的偏见，把原住民族视为天生的弱势族群，却很少有人把这种困 境与社会结构和制度上的不完备相联系，也很少有人看到社会民众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 不公平态度。而原住民作家以敏锐的触角、细致的描写反映出了这不平的待遇。
泰雅族作家尤霸斯·挠给赫的小说集《赤裸山脉》收录了他的7篇文笔洗练的小说。在 《游霸士与他的儿子》这篇小说里，主人公“我”因回到原住民家乡的山上打鸟而被警 察抓去教育，虽然没发生严重的纠纷，只没收了所打的鸟儿，但警察的话却让“我”感 到羞辱，感到社会对原住民的偏见、歪曲和蔑视。警察说：你吃汉人饭，受汉文化教育 ，早已被汉化、同化了，“还不跟你野蛮落后的传统文化脐带作彻底的切断”，“你们 的文化就象一堆垃圾，就象你们去打猎、杀生、出草砍人头……”[4]当祖先逝去的习 俗被当成今下的罪证，真是让受过教育、知道世上还有很多各种风俗尚存的古老民族正 独立发展着的尤霸斯愤懑不已。这些对待原住民所惯有的不公平的话语环境，把原住民 圈定在某种低下的层次。如果说在外国人霸占台湾的时期：如荷兰时期及日本占据时期 ，原住民祖先们遇到的侵略是子弹射进胸膛，作出的反抗是以生命为代价，那今天的原 住民遇到的侵略则是那随处以所谓文明自居的文化理念的帮助，作出的反抗是以心灵、 灵魂、精神的折磨为代价的。作者取书名“赤裸的山脉”，意味深长，强烈象征着原住 民被贱踏的个体和群体的人格尊严如同没有生命的裸山一般。暴露和反击主流社会及民 众对待原住民的偏见态度是原住民作家直接面对社会同时也反驳社会的一个勇敢举动， 因为从国家政策到大社会中的民众心态，都没有给予原住民一个宽容的空间。日据时期 ，日本人强求原住民改用日本名字，以达到对台湾的真正占领；后来曾有人欲改原住民 为早住民，想模糊原住民与台湾岛的血肉联系。为此，原住民进行了反抗。布农族作家 拓拔斯·搭玛匹马以第一人称口吻，散文式的记述了“我”与祖父看到的为“原住民正 名”的一场请愿运动，赞扬原住民觉醒者的激昂，也讽刺那些拿政府薪金的原住民籍人 士的妥协行径和他们斥责请愿运动的丑陋。
台湾小学的课本里公开写着原住民是“茹毛饮血，出草砍首、野蛮不开化近于兽类的 种族，”[1]汉族孩子从中受到的影响是卑视原住民；原住民孩子得到的是被鄙视，有 的还由此怀疑自己的民族是不是真的野蛮无比，产生了不想当原住民的想法。拓拔斯·搭玛匹马的短篇小说《马难明白了》写一个布农族孩子马难在学校里就遇到了上述的问题。生活伦理课后，马难变成了“不但杀了吴凤还杀了无辜的山猪”的“残忍”的蕃仔的后代，一位霸道的同学王志豪还把马难爷爷送马难的布农传家礼物——野猪牙项链扯断。马难回家问父亲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为什么?大家都笑我是蕃仔，我住平 地，一句山地话都不会讲，同学们都笑山地人是野蛮人。”舆论偏见带来的冲突从某种 程度上更具杀伤力，因为它让人心灵不得安宁又无处逃离，马难就陷在这样的旋涡里。 马难的父亲也经历过同样的旋涡，父亲并不责难儿子的怀疑，安慰儿子的口气很温和， 但却是以一个布农族男子汉非常有分量的口气说出：“你不想当布农吗?……但是你有 双大眼睛，棕色皮肤、浓眉，这些都是布农的记号!你能丢掉它们吗?”父亲知道，儿子 是一只正要展翅的鹰，社会的暴风雨已开始暗暗向他扑来，作为父亲要让儿子明白什么 是可以改变的，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可以从户籍上改变身份，改为其他的民族，也可以 改名换性，不讲民族的语言。可是，正如父亲说的“布农的记号”改不了，也丢不掉。 这丢不掉的“布农记号”不只是指身体上的种族记号，尤其意味着布农族的精神是决不 能丢的。
另外，原住民作家没有放弃反抗之外的其他对策的思考。反抗，是因为有对立存在。 长期的偏见与压迫造成了原住民普遍存在的对抗情绪和对抗行动。过去，这种对立更多 的表现在利益和土地的争端上，对抗行动也是以夺回失去之物为主要目的。但对现代社 会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原住民而言，“对立”的涵义要隐晦得多，深刻得多，除了看得 见的利益之争，还有为人权、人格的不平等而起的抗争，这是犹如潜流一般的对抗，常 常随某些机缘不断地冲出地表，成为原住民作家关注的核心。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每位 原住民作家的笔都触到了这个核心，都反映出一代知识分子毫不动摇的反抗决心。但是 ，另一方面，随着原住民越来越多地从各山地来到平地，进入社会，求学、工作、婚恋 、生子，等等，与现代社会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完全对抗式的思维方式与举措明显 地不是惟一的良方。而且，在原住民与社会的交流中，除了对立依然存在之外，融洽相 处也是事实存在并将是一种由个体及族群生存发展的趋势。对广大社会民众来说，理解 原住民需要时间，但了解原住民的各种情况较从前已有越来越多的直接或间接的渠道； 对原住民来说，进入社会的生活依然是不易或艰难的，但已踏上了迈入社会的路途。尤 其是原住民作家的成长之路：很多人经过了良好的专业文化熏陶，如医学、教育学、新 闻学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接触到很多主流文化的人士，也学习了台湾的历史与文 化，眼界开阔，思想启动，文学的表现具有了更为丰富与开放的思考。
一是对原住民与现代社会关系的思考不仅只限于反对、反驳、反击、反抗的角度，而 是在根本原则不妥协的情况下，寻找更多解决原住民问题的途径，比如接受台湾历史的 事实，即“不管任何种族都会合作抵抗侵犯台湾本土的敌人”，而且“不愿让史正(布 农族后代)与平地人继续持着不信任的态度在一起生活”，这是《马难明白了》这篇小 说的可贵之处：借人物的心里活动表达作家期望各民族友好相处的愿望，特别表现出希 望与平地人(主要指汉族)友好相处、渴望沟通的信息。这些愿望过去由于各种原因通常 埋藏在原住民心里，原住民作家借文学的“嘴”给它一个说出来的机会。遗憾的是这样 的思考现在还不是很多，相信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原住民作家加入这一行列。
二是以人性的眼光扫描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比照这些弊端描写原住民故乡的山、水 、人、事之美。如以高山流水的景色比对现代社会的污染，以族群友好相处的关系比对 现代社会的讹诈现象，以自然朴实的山居生活比对现代社会的繁乱欢淫。在这里，读者 看到了作家热爱故乡的天性与作家的责任感、正义感联结为一体，这样的作品挣脱出单 纯描写风景、风俗的静止状态而使作品变得灵动飞扬。原住民作家作品在表现尖锐的冲 突、悲愤的感情及深深的思考的同时，对脚下这片生于斯、长于斯、歌于斯并将长眠于 斯的土地一直充满挚爱与赞美。无论是在小说、诗歌还是散文里，都可见对原住民家乡 壮丽景色的描写和故乡亲情的倾诉。这是作家感情的自然流露，又是对族群生存价值思 考的曲折表达，让所有读者判断，那些人为制造民族等级、歧视和损害原住民的一切行 为是多么的丑陋，那些被破坏掉的原住民生存环境多么令人心痛。
莫拿能为他那全篇充满火药味的诗集取名叫《美丽的稻穗》，用美好轻松的名字表达 美好沉重的向往。诗集开篇自序引卑南族民歌“那金黄色的波浪/是我们美丽的稻穗/欢 喜呀欢喜/大家一起来歌颂/赶快写信给还在南洋的兄弟/一起来庆贺”，唱出对自然的 馈赠的感谢，对亲人的挂念，对人类生命永恒的启示，以及渴望建立美好人生的强烈愿 望。正因为有这样美好的理想，才会有即使受尽苦难也决不放弃的个人情怀和民族精神 ，如诗人表白的“在绝望中找到希望，在悲愤中获得喜悦”，这正是作家们在为原住民 族追求生命价值的艰难路程上所作的永远的选择。
收稿日期：2004-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