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知识与社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知识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晶体管拉开信息革命的序幕 董光璧
半个世纪前，世界上第一只晶体管在美国贝尔实验室诞生。由于它的工作原理为电子电路集成化和信息表达数字化提供了物理基础，导致了信息技术的革命，并从此把人类带进信息社会。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晶体管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晶体管发现史
晶体管的发现不是一个孤立的精心设计实验的历史，而是作为一项颇为广泛的半导体物理研究计划的一个步骤，由一个科学家小组历时大约两年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才实现的。
半导体研究史可追溯到1833年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1791-1867)发现氧化银的电阻率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加。其后，在还没有半导理论的情况下，同晶体管有关的半导体的三个物理效应，光电导效应、光生伏打效应、整流效应，也相继发现。1873年，英国物理学家施密斯(WilloughSmith)发现晶体硒在光照射下电阻变小的半导体光电现象；1877年英国物理学家亚当斯(W.G.Adams)发现晶体硒和金属接触在光照射下产生电动势的半导体光生伏打效应，1906年美国物理学家皮尔士(George Washing Pierce,1872-1956)等人发现金属与硅晶体接触能有整流作用的半导体整流效应。20年代，随着半导体光生伏打效应和整流效应进入商业利用的发展时期，人们注意到这两种效应只是半导体的表面效应，而光电导性和电阻的负温度系数则是同半导体材料整体相关的。1931年，英国物理学家威尔逊(H.A.Wilson,1874-1964)依据固体能带理论，提出一个能把半导体许多性质彼此联系在一起的半导体导电模型。但这个模型只能较好地说明与体内有关的半导体行为特征，对表面现象则无能为力。当时人们设想，金属与半导体或半导体与半导体接触形成一个空间电荷层，它产生一个可阻止电子流动的势垒。1939年，英国物理学家莫特(Nevill Francis Matt)、苏联物理学家达维道夫（Б.Давидов）和德国物理学家肖特基(Walter Schottky )应用这种概念各自建立了整流过程理论。不久，人们就发觉这种整流理论是不适用的，因为它所预言的整流能力与金属的功函数相关、n型硅与p型硅之间的接触电势差、同一种材料n型和p型接触构成一个良好的整流等，这些都从未被发现。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贝尔实验室分散研究固体物理的科学家们，在1945年1月被授权成立了一个正式的固体物理学研究组，由化学家莫尔根(Stanley Morgan)和物理学家肖克莱(William Schokley)领导。与此同时成立的还有费斯克(James Fisk)领导的电子动力学组和伍耳瑞奇(Dean Wooldridge)领导的物理电子学组。由于费斯克的建议，1946年又成立了一个小组，由肖克莱直接领导，其中包括巴丁(John Bardeen)和布拉顿(Wailter Houser Brattain)以及其他人。这个新的小组集中于硅和锗的表面研究。
肖克莱提出一个假说，认为半导体表面存在一个与表面上俘获的电荷相等而符号相反的空间电荷层，使得半导体表面与其内部形成一定的电势差，正是这个电势差的存在决定着半导体的整流功能，而且利用电场改变这空间电荷层会使表面电流随之而变，从而产生放大作用。为了直接检验这一假说，布拉顿设计了一个类似光生伏打实验的装置，测量接触电势差在光照射下的变化。对N型和P型硅以及N型锗的表面光照实验所发生的电势差变化，证实了肖克莱的半导体表面空间电荷层假说及其电场效应的预言。
几天以后，巴丁就提出一个利用场效应作放大器的几何结构设计，把一片P型硅的表面处理成N型，滴上一滴水使之与表面接触，在水滴中插入一个涂有腊膜的金属针，在水和硅之间所加的8兆赫频率的电压会改变从硅流到针尖的电流，实现了功率放大。用N型锗实验效果更好。经若干改进，最终选用的结构是，在锗片表面形成间距约为0.005厘米的两个触点，分别作发射极和集电极。这种双极点接触结构在10兆赫频率下达到了100倍的放大。这一天是1947年12月23日。
翌年7月，巴丁和布拉顿以致编辑部信的方式向《物理评论》作了报导，1949年4月的《物理评论》发表了他们的详细报告。同年，肖克莱又提出以两个P型层中间夹一N型层作半导体放大结构的设想，1950年肖克莱与斯帕克斯(Morgan Sparks)和迪耳(Gordon Kidd Teal)一起研制成单晶锗N-P-N结晶体三极管，此后结型晶体管基本上取代了双极点接触型晶体管。巴丁、布拉顿和肖克莱由于这方面的贡献共同分享了1956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
集成化和数字化信息革命
在晶体管问世之前，作为电子技术主体器件的真空电子管已经发展得比较完善。1904年英国人弗莱明(John Ambrose Fleming,1948-1955)发明了真空二极管，1906年美国人德福雷斯特(Lee De Forest,1873-1961)发明了真空三极管，1919年德国人肖特基发明了真空四极管，1931年荷兰菲利普公司发明真空五极管，1939年美国人瓦里安兄弟（R.H.V-arian 和S.E.Varian）发明超短波速调管，1940年英国人布特(H.A.H.B-oot)和兰德尔(J.T.Randall)以及苏联人阿列克谢耶夫（Н.Ф.Алексеев）和马略罗夫（Д.Е.Мапяров）分别独立发明微波多胺磁控管。并且这些类型的真空电子管被广泛用于无线电广播、电视、雷达、电子计算机和载波通信等设备，但是难于小型化，特别是不能集成化，因为它们的工作原理基于在真空中控制电子运动，物理工作区大于毫米量级。而晶体管的工作原理是基于控制固体内的电子运动，其工作区的微米的量级，为电子电路集成化提供了物理基础。
晶体管问世以后，1950年美国无线电公司首先制成实验晶体管电视机，1956年美国电气实验站制成最早的晶体管计算机。在晶体管替代真空电子管走上电子设备小型化的同时，电子电路集成化的努力也开始了。1952年英国人达默(G.W.A.Dummer)提出集成电路的设想，1958年美国人基耳比(Clair Kilby)和诺伊斯(Robert Noyce)就各自独立地制成了最早的集成电路。40年来，集成电路经历了从小规模集成到中规模、大规模、超大规模，并正在向极大规模挺进。
集成电路的出现打破了电子技术中器件与线路分立的传统，晶体管和电阻、电容等元件及其连线都做在小小的半导体基片上，开辟了电子元器件与线路一体化的方向，为电子设备缩小体积、减小能耗、降低成本提供了新途径。
集成电路之所以成为现实，除物理原理外还得助于许多新工艺的发明。其中重大的工艺发明包括，1950年美国人奥耳(Russel Ohl)和肖克莱发明的离子注入工艺、1956年美国人富勒(C.S.Fuller)发明的扩散工艺、1960年卢耳(H.H.Loor)和克里斯坦森(H.Christensen)发明的外延生长工艺、1970年斯皮勒(E.Spiller)和卡斯特兰尼(E.Castellani)发明的光刻工艺。
这些关键工艺，为晶体管从点接触结构向平面型结构过渡并使其集成化，提供了基本的技术条件。最初的双极型点接触结构晶体管不可能做得很小，1950年肖克莱等人发明的平面型晶体管工艺为集成化提供了可能性。这样一个晶体管的面积可以小到数百平方微米，还可以在这个范围内进行微米级或亚微米级的几何结构图形和杂质分布的精确设计和加工，使上千万只的晶体管有机地组合在一个小硅片上。
对于双极型晶体管，千万只晶体管集成在一起遇到功耗的困难。每只工作电流0.1毫安，1千万只就是5千瓦，所散发的热量足以把集成电路烧毁。单极型的金属－氧化物－半导体(MOS)场效应器件的出现为解决这一难题开辟了道路，因为它是电压控制器件而不是电流控制器件，输入电流近于零。1958年法国人研制出第一只场效应晶体管，当年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就开始生产这种场效应管，1963年美国无线电公司制成金属－氧化物－半导体场效应管芯片，1968年又制成互补金属－氧化物－半导体(CMOS)集成电路。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原则上有了技术原理上的保障。
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出现，特别是金属－氧化物－半导体集成电路作为计算机内存储器的可能性，为轻便的个人计算机问世提供了条件。虽然美国IBM公司在1964年就制作了世界上第一台集成电路的计算机，但要等到1969年才由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法金(Federico Faggin)提出台式微处理机的设想方案，1971年第一部通用微型电子计算机问世。英特尔公司后来居上，1972年把微处理器从4位提高到8位，1978年到16位，1981年到32位，1992年到64位。
集成化与数字化结合导致信息技术发生整体性革命。虽然早在1937年就已提出了脉冲编码调制通信，但要等到电子数字计算机成为信息处理的普遍工具和光导纤维出现以后，才能形成数字化信息革命的形势。音像模拟信号转变成数字信号，由于其可压缩性和可纠错性，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输的效率和质量。半导体激光技术和光导纤维技术与卫星通信技术以及网络技术结合，正在形成完整的全球通行网。一个活生生的信息社会正在成长。而拉开这个时代帷幕的正是50年前诞生的第一只晶体管。
信息革命的社会影响
集成化和数字化信息革命可以说是刚刚启动就受到广泛的关注，其前景还难确切预言却已在滔滔不绝地谈论它的社会意义。人们似乎普遍认为，这场革命是信息史上的一次革命，也是科学技术整体的一次革命，它必将引起一次产业革命和社会变革，使人类从“原子”时代走向“比特”时代。
1992年9月克林顿就把通过兴建信息高速公路推动经济增长作为其竞选美国总统的口号，上台后于1993年9月推出“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1995年2月西方七国集团召开会议，讨论建设全球信息高速公路问题，并提出11项分工合作计划。1996年5月在南非召开“信息社会与发展”部长级会议，40多个国家派出政府代表团，18个国际组织派出代表，近千人出席了会议，酝酿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已成为必须由各国政府决策和国际间协调合作的重大问题。在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似乎没有哪一项科学技术受到过类似的礼遇。信息革命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但我不打算在这里描绘那些由于全球信息网和多媒体技术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或可以想象的前景，而是想概略地介绍学术方面的某些动向。
经济学家关注的是信息经济问题。早在1961年斯迪格列(George J.Stigler)就提出了“信息经济学”的概念，并建议它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分支学科。1977年波拉特(M.V.Prat)出版了九卷本著作《信息经济》，不再遵循传统的三次产业分类法，而增加以信息作为第四次产业。早在1966年，苏联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只是根据三次产业论的分析，就已得出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技术创新和社会创新。近些年来人们把美国9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一高两低”现象，即高增长率、低通胀率、低失业率，归因于集成化和数字化信息革命。有人还从经济发展的长波理论论证，信息革命对应着第五个经济长波。按这样的估计，随着集成化和数字化信息革命的进展，世界将进入又一个新的高经济增长率的时期。
社会学家们关注的是信息生存方式。1959年美国社会学家贝尔(Daniel Bell)首先提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1962年美国马鲁普(Fritz Machlup)在《知识产业》一书中提出“知识社会”的概念，1962年日本梅桌忠夫在其《信息产业论》中首先提出“信息社会”的概念。许多社会学家都接受了“信息社会”的概念，如托夫勒在其《第三次浪潮》(1981)中和奈斯比在其《大趋势》中，贝尔还写了一本《信息社会的结构》(1981)。所谓信息社会指信息产业的产值和劳动力在社会总产值和劳动力中的比重超过一半。在社会学家们看来，这种结构的变化将带来许多变化。其中最直接的变化是，随着企业信息化而来的生产自动化和智能化，劳动时间将日益缩短。劳动时间有可能从现在的2000多小时缩短到1000小时。这意味着每周只工作三天，休闲时间多于工作时间。少数人用少数时间所生产的物质产品就足够供世人享用，多数人的多数时间将用于“生产知识”。
政治学家们关注的是信息政治。从政治活动家们总是把信息革命同军事对抗和经济竞争相联系的言行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冷战思维的积淀。而学者们的思想则从信息全球化导致经济一体化看到了更深远的景象。如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P.Huntinton)，他在1993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中认为，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的对垒将从意识形态对抗转向文化的对抗。虽然他并不认为军事对抗和经济竞争已不复存在，但他的这种重点转移论亦确实值得深思。试回忆核均衡所带来的原子弹失效的结局，“比特弹”会逃脱这种均衡命运吗？在信息社会里，作为权力分配的政治状况，理论界尚在争论。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权力政治学”与以桑德尔(Michael J.Sandel)为代表的“公益政治学”之间的一般政治理论争论，亦应从信息社会的现实和未来予以评价。
思想家们关心的是信息观念。现在的哲学界好象基本上接受了物质、能量和信息作为世界三要素的思想。对世界描述的信息主义思潮正在上升，达尔文的进化论被推向信息进化论。实际上生物学家艾根(M.Eigen)已经十分明确地断言，进化根源于信息。信息实在论，包括由信息技术中“虚拟现实”引伸而来的“虚拟实在”概念，吸引着许多哲学家的兴趣。
工业化、信息化、知识化 金吾伦
人类正从工业化大踏步迈向信息化、知识化。全球范围内的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发展就是这种转变的突出标志。
三百多年来的工业化进程，既造成了辉煌的成就，又几乎把人类带近了濒临毁灭的境地。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是，人类从自身实践经验中意识到，“在很多情况下，物质产品的充分供给既不能代替丰富而洁静的自然环境，也不能代替便捷的基础性服务，更不能替代一个真正整合的，富有活力的人类社会。”工业化的老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代之以信息化和知识化。
工业化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这种开发利用的结果是使地球上有限的自然资源的逐渐耗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信息化是对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而知识化则是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相对于物质而言，信息和知识有着巨大的优越性。
信息和知识与物质产品相比较具有不同的特点。信息和知识作为资源，具有(1)共享性：知识和信息可供许多人同时使用，较少受时空限制，不具排他性；(2)非稀缺性，信息和知识可以无损失地使用，使用中还能增殖，信息和知识可以无穷尽地被创造出来，而物质资源是有限的、稀缺的；(3)非消耗性，信息和知识越用越多，使用中产生并创造新知识新信息。信息和知识的创造和使用不像物质产品的生产需要耗费大量的自然资源和能源，造成环境污染。
信息化和知识化注定将取代工业化。信息化的一个基本方面是交往媒介和交往活动的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国际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标志着社会信息化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它使全球化成为可能，“全球村”的理想真正成为现实。它标志着人类交往的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
信息化的另一个基本成就是推动、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知识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自今日始，任何时代，离开知识经济便无从谈起。但知识经济成为今日人们关注的焦点、热点，正是因为以信息通信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造成了并推动了社会中轴原理和社会中轴结构的转移。使以知识为社会中轴原理的创造社会财富的新体系——知识经济的新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
工业化需要有工业基础设施作支撑，信息化需要有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作支撑，同样，知识化，知识经济也必须要有国家知识基础结构（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简称NKI）作支撑条件。NKI的核心和关键是受教育的人（德鲁克称为Skilled People,Knowledge Workers）和生产知识的机构。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生产知识的机构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学校和研究院所，还包括企业和其他培训机构；受教育的涵义也不算局限于正规学校，更包括社会职业教育，专业知识教育和全民终身教育等等。为了推动知识经济的发展，NKI的建设任务已紧迫地提上我们的议事日程。
顺便指出，以研究科学知识的本质和成长规律的科学技术哲学（自然辩证法研究），在未来以知识为社会中轴原理的知识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必将大有用武之地，大展宏图。
面对由A到B的转变 刘华杰
信息社会的到来比一些未来学家预测的迟到至少20年，现在我们都感觉到了信息社会已经来临或正在来临，过几年回头再看，今天也远未达到信息化。但是，大的趋势不会错，这就是由原子(Atom)时代到比特(Bit)时代的转变，也可称之为由A到B的转变。这样提有一个好处，即当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时，既非物质也非能量（维纳语）的“信息”得到空前强调。这并不是说不需要“物质”了，只是说“信息”与“物质”相比处于主导地位。
在最终意义上信息离不开物质，不存在与物质无关的信息，信息要以物质为载体才能存贮、表达、传送、发挥作用，但信息不依赖于具体某种物质或某类物质，在一定意义上确实可以近似地讲信息是独立存在的，即它所依赖的物质成份可以忽略不计。以一种物质形式存贮的信息，一方面表达着此种物质本身的性质（这是次要的，普通人通常很少关心，研究材料的工程技术人员可能比较注意），另一方面表达着其他对象的性质（这是关键）。信息与主体有关，但并不归结为主观。有关信息与能量、与物质相当性的当量换算似乎是误入歧途的。
自然辩证法界一向对新科学、新技术格外关注，当年对“信息”的讨论是有价值的，但由于时代限制，当时的讨论是以二战后期的“信息论”和“控制论”为基础的。现在还要讨论“信息”问题，背景是因特网(Internet)、虚拟现实(VR)、赛伯族(Cybernation)和全球信息一体化。计算机信息网络技术对于自然科学家，它可能就是一种技术，而对于社会科学工作者，它几乎就是一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需要因特网。第一步当然就是上网，然后是讨论，接着就是参与网络的发展，以自己的行动影响、改变信息网络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辩证法界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对科学与社会均有一些知识，本应有更大的作为，可惜的是目前所做工作太少，近几年来竟没有组织过一次这方面的大型研讨会，发表的文章也不多，并仅仅停留在表层。能否及时关注计算机信息网络，关系到我们研究会的生存发展，此话并不算过分。
以个人之见我们自然辩证法界可做如下几件事：
(1)尽可能早日上网。上网好比当年下海，下海能了解商业社会的运作，上网能找到一种平权的感觉，以很少的人民币和卑微的身份就能更多了解外面的世界，从而知道信息社会的运行方式。目前在北京直接拨2631或2632就可以上网，虽然速度很慢。
(2)把各级研究会的工作纳入网络，由研究会出面维护一个WWW网址。这有许多好处，最终是一种省钱办大事的措施。对此本人与孔昭君、吴国盛、曾国屏等联名给研究会写过报告，但反应不淡。据说常务理事会讨论过，有人反对。除此之外也可以民间搞，并不难，但要有人资助。我们自己办的wwww.sinobook,com由于经费问题今年4月即将关闭。
(3)开展有关信息社会、知识经济、因特网成功之历史经验、文化多样性、数字化签名法案、知识产权、网络环境下的自由与隐私等课题的研究和科学普及活动。《计算机世界报》、《中国计算机报》、《科技日报》，部分ISP与文化人，对于介绍、宣传、评论信息文明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数字化生存》、《网络为王》、《网籍危机》及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网络文化”丛书（已有7种）都是很好的。这方面的出版物还是太少，尤其是有份量的译著。最近本人在组织“计算机文化”译丛，《大师的智慧》(Out of Their Minds)、《超越计算》(Beyond Calculation)和《赛伯族状态》(The State of the Cybernation)三部书已在翻译中。此译丛力图以更宽泛的视角看待信息社会的科学、技术与哲学，普及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网络知识。
(4)在学习、了解信息社会基本运作的基础上，承担一些与国家信息化进程、社会发展战略有密切关系的重大的课题，参与中国乃至世界赛伯空间(Cyberspace)的建设，为我们了解世界、为让世界了解中国做出贡献。这一工作很重要，但没有网络世界的感性经验作基础，是不行的，是要误入误国的。
(5)时至今日，中国境内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因为几大网络竟然互不相联，有时向隔壁调一个网页、发一封信还要到美国先转一圈！现在网络的国际出口太少，带宽极为有限，成为制约中国信息化的瓶颈，这是中国新一轮闭关锁国的象征，当然也许目前的条件不成熟。对此自然辩证法界要有勇气不断呼吁信息开放，要有耐心讲道理。物质开放都不怕，还怕信息开放？当然，一些人也许正是理解了“由A到B的转变”，而担心信息开放。问题是现在事实上已经开放了，收回是不可能的。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中，保持特色是暂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存在独立的亚洲模式（东南亚金融危机已经表明这一点）、更不存在一个虚幻的中国模式。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就要理直气壮。
信息技术与知识社会 刘益东
知识社会的核心标志是知识及其创造者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但目前学界对此尚未给予充分的注意和论述，在此谈谈我的一些看法。
1.新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社会的提法无疑是强调知识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知识在任何社会都是至关重要的。本文所指的知识和科学均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技术、思维等所有领域。知识社会与其它社会的区别在于强调新知识的重要性。这是由于知识易于传播，信息技术的发展又加快了知识的扩散和共享。因此，只有独特的新知识才能确立竞争优势。新知识才是力量。强调新知识的重要性导致了知识创造者重要性的提高。知识更新越快，新知识与其创造者的关系就越密切，越难以分离。知识给人类带来无比的好处，同时人类对知识也产生了无比的依赖。甲有求于乙时，乙对甲就拥有了某种权力。我赞同这种理解，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和智慧始终是权力的源泉，暴力和金钱只是不同表现形式而已。因此又可以说，新知识就是权力。知识创造者就是知识社会的主导。
2.洁净的权力与社会的良心。科学家严格地说就是知识创造者。之所以称科学家是社会的良心，我认为主要不是道德上的原因，而是职业上的原因，是由其获取利益的方式决定的（显然这更靠得住）。在规范的学术环境中，科学家的声望、地位等各种利益都完全取决于他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是可检验和可比较的。言行同一是学术职业特点所致。这与在其它领域常见的说一套、做一套的情况完全不同。每种职业都有自己获取利益的方式，也许言行不一是某些情况的需要，比如战场上兵不厌诈。但对于那些言行不一的领域，人们难以判断哪些是正当的哪些是不正当的。我们根据按净贡献定分配这一社会公正原则来审视现实，就会发现科学家的纯洁和其它一些成功者的可疑。当科学家成为社会的主导时，人们也找到了制约和监督权力的途径：让科学家特有的获取利益的方式成其为唯一获利的方式即可。科学家成为社会良心的原因还在于为全体国民乃至人类谋利益比为少数人谋利益更为困难、复杂、更富有挑战性。因此从学术竞争和表现智力才能上讲，大科学家也是要兼济天下的，可谓学术致善。洁净权力的力量在于公开，不洁权力的力量在于封锁。信息技术的发展冲击后者促进前者。
3.科学家主导社会的方式。知识社会中科学家主导社会的方式就是对社会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提出高水平的解决方案，并监督方案的实施。主导不同于领导，领导意味着具体组织管理。在解决各种重大问题中最重要的是评价和决策。没有评价就没有有价值的东西，评价在事物发展中居于核心地位，而评价的是否合理准确取决于知识水平的高低。决策关系到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进程，它包括目标确定、方案设计、选择和实施四大环节，前三环节至关重要且十分复杂。科学家在知识社会中拥有知识的创造权、解释权和包括评价与决策在内的各种重大问题的解决权。显然这是最重要的权力。
4.科学家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条件。知识的重要性并不保证知识创造者能获得重要地位，尽管这违背“按净贡献定分配”的基本原则。只有当知识创造者具有足够能力、被迫切需要和选择绝对占优势时，才能成为社会的主导。历史发展恰恰提供了这三个方面的条件：(1)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所有问题都需要科学来解决。简单问题可以用常识或已有知识解决，复杂问题则需要新知识去解决，人类面临的重大问题都是已有知识不能解决的。科学的发展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任何高新知识的创造都要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学术传统之上进行。解决复杂问题，创造高新知识已成为非常专门的事业。当代科学呈现出的交叉融汇的整体化趋势，造就了通才型科学家，把科学家视为高级工具的时代已经结束。高技术产业对知识的依赖仅仅是一个侧面，实际上人类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都依赖科学家去解决。科学家不仅是社会的良心，而且是社会的大脑。(2)竞争压力导致迫切需要。所有竞争归根结底是智慧的竞争，竞争能否获胜取决于能否在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提出更高水平的解决方案及这些方案能否顺利实施。(3)信息化增强选择压力。信息垄断是阻止高水平方案的产生和实施的最后借口。信息技术渗透到生产、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人类进步的角度讲或许打破信息垄断是它最重要的贡献。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各种方案和主张可以充分公开地比较，科学家提供的方案将绝对占优，竞争将只在科学家之间进行。当这三方面条件同时具备时，作为对人类社会做出最大贡献的知识创造者将成为社会的主导。权力转移，确切说是权力回归到其创造者手中，知识社会也因此而确立。
赛博论·赛博空间·赛博文化 曾国屏
“赛博空间”(Cyberspace)这个词最先出现在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1984年出版的一本小说中，1987年他在另一本小说中再一次使用这个词。在他的小说中，一位进行了神经移植术的漫游者，面临着不可抗拒的技术和文化发展新阶段，痛苦万分，感到绝望。这种技术和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实际就是全球的计算机网络化把人、机器、信息源都联结起来的新阶段；由此造就的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的虚拟空间。
吉布森在使用赛博空间这个词时，描写的景象并不令人愉快，但是人们注意到：他揭示了一种新趋势，即一种人们在信息时代进行社会生活和交往的新型空间正在成为现实，人们将活动、航行在这个虚拟空间中。随着计算机网络化在90年代的飞速发展，以Cyber为前缀的词汇就流行起来，今天已经形成了一大批以Cyber为前辍的词汇；同时，“国际赛博空间会议”也举行了7届，今年将在匈牙利举行第8届；一些以赛博空间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机构也建立起来，例如美国华盛顿大学就成立了赛博空间政策研究所。
“赛博论”(Cybernetics)就是人们熟悉的控制论。这里为何将其称为赛博论呢？
维纳曾经交待过他为何创造出Cybernetics来表达这门新科学。这个词来自希腊文κνβερνητηζ，其本意是掌舵人；后来从这个希腊词的误用中又引伸出拉丁字“调速器”(governor)。在此意义上，把Cybernetics译作控制论是准确的。但是，维纳将它称作“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讯的科学”。“通讯”一词的英文是Communication，这个词的中译根据内容的不同而有种种译法，其最基本的意思是进行交流，在电讯领域中译作通讯或通信。因此，从维纳的解释上看，他用Cybernetics表达的意思有两方面，一是进行航行掌舵式控制，一是进行通讯交流。将这门学科称作控制论，直接地表达了前一方面的意思，而后一方面的意思则难以表达出来。这也就是这里尝试按音译将之称作“赛博论”的原因。
赛博空间这个词显然与人们已经熟悉的赛博论有关。
从关于信息和通讯的赛博论，到人们将计算机的数字化信息储存和处理能力通过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联结起来，实现了信息快速交流、普遍性共享，从而以一种崭新的方式将人们连接起来了，形成了一个崭新的社会生活和交流的空间——赛博空间，这是一种虚拟空间、精神生活空间和文化空间。人们航行在信息的海洋中、航行在赛博空间中，可以管控(to steer)自己的航向，（目前是）通过超文本链接方式从一个结点跳到另一个结点，从一个信息源（结点）跳到另一信息源，实现了一种新型的社会信息的通讯和交流。而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对于键盘——屏幕式的人机界面的进一步的突破，人们可以更加沉浸式地参与到这个虚拟空间——赛博空间之中，在人机共生中参与和体验着赛博文化生活方式。从赛博论，到赛博空间，并进一步衍生出赛博文化现象，其共性是既有航行掌舵也有交流通讯，正是在信息的交流通讯实现某种航行控制。
我们已经熟悉了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这样的提法，对于“赛博文化”的提法还比较陌生。因此，有必要再从技术角度回顾一下：计算机的基本功能是进行数字化的信息储存和处理；通过现代通讯技术和网络，使得计算机及其信息储存和处理得以联结起来；人们力图突破现在的键盘、屏幕式的人机界面，从而更好地参与到信息处理的过程之中去成为虚拟现实技术兴起的基本动力。正是以计算机技术、网络通讯技术和虚拟现实技术的结合为基础，造就了赛博空间和赛搏文化，这是一种人工世界、人工文化世界——计算机化、网络化、虚拟化、适人化的多维信息空间和文化。
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乃至数字化文化等等提法，都有其合理性，但都难以概括以计算机的信息处理和存储能力为基础的，以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连接起来的，造成了一种与现实世界平行的虚拟现实世界中的新型文化。而且，它将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而进一步突破人机隔阂。使用网络文化、计算机文化这样的提法以某种较为具体的技术为基础，而难以反映它实际上是以多种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这样一种情况，从而难以突出这种信息时代的新文化的意蕴。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得出，赛博文化的诞生，是在传统的计算机文化、网络文化的认识基础上的发展，能够更恰当地表达以计算机、网络和虚拟现实等技术为技术基础的信息时代的新文化现象。这种新文化的一个方面是虚拟现实技术造成的文化后果（请参阅：曾国屏.虚拟现实——变革认识方法的技术.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4)），而这方面更难以用网络、计算机这样的概念来表达。吉布森所设想的赛博空间，是一种3维的虚拟空间，造就的是3维临境。这是赛博空间的技术提供者们正在进一步努力的目标。目前，赛博空间发展的步伐还刚刚迈出，人们还主要是通过万维网(Wold-Wide Web)，以超文本链接方式航行于两维临境之中。人们还可以自觉地意识到：是自己进入到赛博空间中，并获得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而在（理想的）3维虚拟空间中，人工经验和真实经验、虚拟现实生活和现实生活将变得更加难以区分开来。
因此，从我们今天的认识水平和发展趋势来看，赛博文化比较好地体现了信息时代的文化特征，将成为信息时代的核心文化。这也就是赛博文化现象得以迅速形成和传播的真正原因。
迈向新的精神家园
——介绍“赛博空间(Cyberspace)独立宣言” 高亮华
当最早的“黑客”们通过互联网络漫游世界时，他们肯定有一种与传统的对世界实际旅游截然不同的特殊感触。不然的话，他们就不会用“赛博空间”这样一个独特的词汇来指称他们所历经的那个世界。然而，这一以互联网络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新的、独特的“赛博空间”与我们肉体所生存的现实几何世界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更进一步，当我们进入这个世界并以Howard Rheingold所称之为“虚拟社区 (virtual communit-ies)”的方式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肉体所生存的那个世界的道德、法律是否仍然有效呢？这里，我们不妨来看看由John Perry Barlow在两年前通过互联网络所转发的一篇檄文——“赛博空间独立宣言”。
文章一开始，Barlow就满怀激情地宣称，“工业世界的政府们，你们这些令人厌烦的铁血巨人，我来自于赛博空间——新的精神(Mind)家园。以未来的名义，我要求过时的你们不再干预我们。你们在我们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在我们集聚的地方，你们不再享有主权。……我宣告，我们正在建立的全球性社会空间必然要独立于你们所寻求强加于我们身上的专制统治。你们既不享有治理我们的道义权力，也不拥有任何值得我们真正有理由害怕的强权手段。”
Barlow继续写道，“政府的权力直接来自于被治理者的许可。你们既没有恳求我们的许可，也没有接到我们的许可。我们没有邀请你们。你们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我们的世界。赛博空间不在你们的疆域之中。不要认为你们能够建造它，就像它是一个公共建设项目一样。你们不能够。它是自然行为的产物，它是在我们的集体行为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不了解我们的文化、伦理或未成文的规范，而它们已经提供给我们社会的秩序，比你们用任何强制手段所获得的秩序还要更多。”
“你们假定，在我们中间存在着你们需要解决的问题。你们以这一宣称为藉口来触犯我们的领域。其实，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并不存在。即使真的有冲突，真的有出了错的地方，我们自己就能识别它们，并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加以解决。我们正在形成我们自己的社会契约。这种治理是依据我们的而不是你们的世界的状况发展起来的。我们的世界是不同的。”
很显然，在Barlow看来，赛博空间必须独立于外界的干预，而这种独立性正是建基于赛博空间的独有的禀性上。对于赛博空间的独特禀性，Barlow作了非常精彩的解说，他写道：
“赛博空间由相互作用、联系和思想本身所构成，——它们象驻波(standing wave)一样陈列在我们通信网络中。我们的世界是一个既无所不在也无所在的世界，但决不是我们的肉体所生存的世界。”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每一个人都能进入的，没有由种族、经济权力、军事权力或出身带来特权与傲慢的世界。”
“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每一个人不论在什么地方都能表达他或她的不管是多么单一的信仰的世界。”
“你们有关财产、表达、身份、运动、背景的法律概念并不适用于我们。它们是基于物质的，但这里却没有物质。”
“我们的身份没有肉体，因此，不像你们，我们不能通过物理的强迫获得秩序。我们相信，我们的治理将在伦理学、启蒙的自我利益和大众利益之中孕育成形。我们的身分可能已经超越你们大部分的法学。我们的全部文化所意识到的唯一法则就是金箴(Golden Rule)。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我们特定的解决方法。但我们不能够接收你们正在试图强加给我们的解决方法。”
正是基于对赛博空间的独特禀性的认识，Barlow特别反感外界对赛博空间的干预，对有关针对赛博空间的外部法律更是深恶痛绝。事实上Barlow的这篇文章正是在美国电讯改革法签字后第二天撰写的。他写道，“在美国，你们今天已经创造了一个法律，电讯改革法，这一法律与你们自己的宪法相矛盾，并且凌辱了Jefferson,Washington,Mill,Madison,DeToqueville，和Brandeis的梦想。但这些梦想正在我们中间重新产生。”
“在中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法国、新加坡、意大利和美国，你们正试图在赛博空间的疆域上建立警岗来挡住自由的病毒。但是，这些只可能阻止一时的蔓延，在一个很快就会被比特媒体所覆盖的世界上，它们将不起什么作用。”
可以肯定地说，Barlow太激进、太义愤了，但他的深刻性也是无与伦比的。让我们记着Barlow所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将在赛博空间中创造一种新的精神文明。”
塞博空间与社会变革 李正风 曾国屏 高亮华
90年代以来，计算机强大的数字化信息储存和处理能力，通过现代通讯网络技术连接起来并得到迅猛发展，对于突破键盘——屏幕式人机界面有重大意义的虚拟现实技术近年也取得长足进步。这些意义深远的重大技术成就相互结合，共同造就着一种综合展示信息时代丰富内涵的崭新的人类生活和交往空间——电脑化、网络化、虚拟化、适人化的多维信息空间，这就是赛博空间。
赛博空间，既改变了人们以往接受、处理和发送信息的方式，也改变了信息本身的产生和存在方式，既拓展了人类交往的空间，也重新刻划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信息是社会的粘合剂，人们的交往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前提，人们交往方式的变革也就必然造成社会的变革。可以说，赛博空间的出现，涉及到整个人类社会、文化发展的深刻变革。
1.赛博空间与认知方式的变革。计算机网络化使信息高速流动、高度共享成为可能，由此带来所谓的“全球脑”、“全球意识”，智能化引发人机关系——人机相胜还是人机共生——之大论战，超文本链接以多重性的路径提供了一个非线性的语义网络，从而突现出非线性、非等级、无疆界和客体指向的阅读与思维方式，被称为第一个保证了人体在知识探求过程中得以充分发挥能动作用的虚拟现实技术，使现实与虚拟现实、人工经验与真实经验之间的分界模糊起来。赛博空间既以上述技术为基础，同时又是这些技术综合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它的产生不但极大地改变了我们获取客观世界信息的方式，而且改变着我们重构客观世界模式的方式，并使人类认知方式具有了新的特点。赛博空间对人类认知的变革，将引导人们重新审查传统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诸多概念（如主体、客体、知识等）。
2.赛博空间与人类文化的演进。任何一种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总与一定的知识传播方式联系在一起，文化中的等级和特权也往往是通过对于知识的占有和垄断而得以巩固的。在口语、书面语再到电视广播之后出现的第四种基本传媒网络化的多媒体，乃至虚拟现实媒体，构成了赛博空间中知识传递和交流的基本工具。它们不但使信息和知识的传播更加方便、快捷，而且使知识的交流具有了交互性、非中心化、自组织等特点，从而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强烈地冲击着少数人垄断知识和信息的圣人模式。赛博空间知识传播方式的这种特征，使之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化空间，也决定了赛博空间的出现同时意味着赛博文化的形成。以世界性的信息共享为前提，赛博文化显然具有了全球性的色彩，然而赛博空间自身的非中心化，又使得赛博文化的多元化得以保证，特别是多媒体技术和超文本技术的沉浸性、交互性赋予了赛博文化的消费者巨大的主动性，使之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搜索高度个人化的讯息，并直接介入文化的生产过程。所以，赛博文化也是具有高度个体性的文化，以至于尼葛洛庞蒂宣称：“真正的个人化的时代已经来临。”与人类文化以往的各种形态相比较，“只有普遍性而没有整体性的”的赛博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将会成为人类文化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性转变。
3.赛博空间与生活方式的变革。赛博文化现象意味着人类生活观念的重大变革，这种变革与人类未来的生活方式相互促动。赛博空间的形成固然是人类技术的伟大进步，但其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技术层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实际的人在由现实制度所赋予的制约条件中活动”，制度作为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网络，其功能之一在于降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交易费用。过去人类虽然已经具有各种信息传递的工具，但由于成本的高昂，只有较少的组织和个人才有运用这种工具的能力，社会的制度安排也是与这种状况对应的。而赛博空间中的信息传播不仅高效、广泛，而且成本极低。正是这一点，将真正促进人类行为规则的创新，并由此推动社会生活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变革。“虚拟社区(virtual community)”如BBS讨论组、新闻组、网友现象、虚拟企业、电子银行等的出现，正是这种变革的初步表现。而在这个变革的过程中，一系列新的社会学、伦理学问题将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
4.赛博空间与生产方式的变革。赛博空间将导致新的知识生产方式，这突出反映在知识生产组织形式的变革上。最近新加坡政府提出“建立虚拟新加坡科学家”的概念，可以设想，随着赛博空间的拓展，类似的知识生产单位将愈益普遍化。赛博空间的这种变革作用同样体现在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之中，不仅出现了虚拟企业这样的生产组织，而且被称为“21世纪的生产和管理战略”的灵捷制造、虚拟制造等正得到重点发展（我国也已经开始建立相关科研组织机构），“灵捷制造”既意味着快速（对顾客驱动的市场响应灵活而快捷），更意味着智能（充分利用人的智力、知识、经验，包括利用人工智能）。“虚拟制造”直接以虚拟现实技术为基础，已开始应用于建筑、工程设计等领域之中。显然，它们都是与赛博空间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认为，全面展示信息技术内涵的赛博空间，是使一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成为可能的一个重要前提。
赛博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王丰年
赛博文化扩大了人类信息交往空间，不仅影响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影响着人和自然的关系。20世纪以来的科学技术具有“反自然”属性：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创造了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的同时，也招致全球性生态危机。在信息时代，赛博文化以其时间、空间上的独特优势，使信息转化为有无尽潜力的资源，为可持续发展提供资源支持。
赛博文化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寄托，减少了对物质的过度消费。指导西方发达国家生活消费的哲学是物质主义，人们争相购买各种高档消费品，消费水平被看作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赛博文化将引导人们健康合理的物质、文化消费方式。
赛博文化提高了资源的利用效率、能源的转化效率。八五期间，我国50%以上中等城市自来水公司不同程度地采用计算机控制技术使水流失率降低50%；相当于投资35亿元新建44个水厂的供水量。我国有色金属行业80%铝电解槽实现计算机控制，每年节电1.2亿度；水泥行业70%以上的机立窑、玻璃行业70%配料均由计算机控制。
赛博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信息的传递，而信息拥有量的增加和文化素质直接相关。因此，赛博文化的普及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提高了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可持续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发展，而是致力于生活质量的综合提高。赛博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文化，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和保障。
赛博文化的虚拟现实模拟方法可以为经济研究提供电脑实验室，加快以信息生产、分配、使用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发展。在人类历史上，经济是一个既古老又新颖的永恒主题。时至今日，经济的健康发展依然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子；赛博文化的传播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子找到了有效途径。美国国立桑迪亚实验室建立的“阿斯彭系统”有1万个家庭、1500家商店、银行，可以模拟不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各种影响。我国北京第一机床厂采用CIMSC（计算机综合生产系统技术），使产品的开发技术准备周期缩短为原来的1/2-1/3，制造周期缩短80%-90%。
在每一个时代，人类依靠和时代相适应的科学技术解决生存问题。赛博文化将使人们坐在家里完成工作量成为现实；那么，会不会出现大量耕地被星罗棋布的小别墅取代？赛博文化并非导致人类倒退到小桥、流水的离群索居田园生产；而是在更加接近人的自然本质的意义上，为迷茫的现代人找回失落的精神家园。事实上，过度城市化已经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城市污染、交通堵塞、犯罪、贫民窟、疾病流行等症状已经构成城市综合症。现代化的城市交通、资源、能源、人口问题互相交织，缺乏活力，正在成为不可持续的“死城”。诚然，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研究科学技术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机制。赛博文化作为科学技术的前领域，对伦理道德、对知识产权将产生强大的冲击。如何抑制其破坏性，发挥其积极作用需要人类理性的思考。
再现现实与创造现实 田松
人类从外界获得信息必然要通过眼耳鼻舌身五种感官——即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其中最重要的两种获得信息的感官就是视觉和听觉，人们能够很方便地反复再现的也是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因而人类的各种艺术形式除雕塑和建筑与触觉稍有关系外，都只作用于视觉和听觉。再现了视听信息，就再现了现实的绝大部分。而电影技术，则使完整全面地再现视听信息成为可能，因而早期电影理论家提出“完整电影的神话”。电影工作者一直努力记录和再现更丰富的视听信息，使人们有更强的现场感。
信息技术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项新的技术，它使方便地再现触觉信息成为可能。这就是所谓的virtual reality。virtual reality一般译为虚拟现实，金吾伦建议译为虚拟实在，钱学森则建议译为灵境。各种译法有不同的侧重。虚拟现实侧重于具体的技术，虚拟实在则着眼于更抽象的实在问题，经常描绘的虚拟现实技术的一个应用是做模拟训练，比如训练飞行员。飞行员戴上头盔，穿上数据手套等若干数据服装，就可以进入虚拟现实状态——飞行员的所见所闻所触将由头盔和数据服装给出。
如果灵境技术在给人提供视听触信息甚至嗅觉信息的同时，又隔绝了非灵境信息，那么一个进入灵境飞行状态的飞行员单凭感官将很难区分他是在模拟飞行还是在真正地飞行，就如在密封船舱中的旅客不知道自己是处于静止还是匀速直线运动状态。这时，灵境技术（艺术）已经不只是再现现实，而是创造现实了。那么，创造出来的现实是怎样的一种现实呢？”
金吾伦认为虚拟实在将给我们的实在观带来根本的变革，“既然我们可以用虚拟实在技术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相同的世界，而虚拟世界是虚幻不实的，那么，我们有什么先验的理由相信，我们原先认为是真实的现实世界就不是虚幻的？”（金吾伦《塑造未来——信息高速公路通向新社会》武汉出版社，第180页）虚拟现实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现实问题。一个去过现实希腊的孩子和一个去过数据希腊的孩子，对希腊的感受会有哪些不同呢？在此，我们似乎可以再运用一个相对性原理。如果我们不能区分引力和加速度，那么引力就可以等价为加速度；如果我们不能区分虚拟现实与现实，它们也应该是等价的。引力与加速度的等价使爱因斯坦得出了广义相对论，那么，虚拟实在和实在的等价将产生什么？
现代人的很多情感体验并不是在现实生活中体验到的，而是在电影或者电视中体验的；对于将来的孩子，虚拟的现实将不仅影响他们的人生，甚至也将构成他们的人生。
假做真时真亦假，随着信息技术进一步深入地参与到人的生存，现实与艺术、现实与虚拟现实的界限也将进一步模糊起来。它给人类带来的深刻影响，很快就会随着技术的发展而显现出来。
技术最终会失控吗？
——从“深蓝”获胜谈起 曹南燕
去年5月，美国IBM公司的计算机“深蓝”与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的对弈引起全世界无数棋迷、计算机爱好者、哲学家以至普通人的热切关注。“深蓝”最终以3.5比2.5的总比分取胜，“深蓝”的胜利是否意味着人类在智能活动方面将被计算机超过，人类最终将无法驾驭自己所创造的事物？
其实，这类问题的提出隐含着把人和技术的产生——机器对立起来的前提。自从出现了技术，就有人对技术感到恐惧。中国古代有人把技术看做是伤风败俗的“奇技淫巧”，认为机巧是道德沦丧的根源。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卢梭声称科学技术产生于游手好闲和奢侈，又助长人类的这种恶念。20世纪以来对技术的批判更加激烈、更加理论化。存在主义批评技术的发展将劫夺人的自由、幸福和人的存在，使人丧失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法兰克福学派批判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它的奴隶。埃吕尔批评以机器为代表的技术将造成一个非人性的社会。现代技术还被认为带来城市拥挤、环境污染等等。在他们看来，现代技术是现代人的世界性贪婪、他内心的骚动以及被永恒的上帝注定了命运而又要摆脱的不安宁的心理的一种赤裸裸的表现，机械和技术有一种奴役人的自然倾向，因而它们可能变成像最不人道的那种资本主义一样的危险敌人。
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使技术悲观主义有更多一层的忧虑。许多人担心人类在智能活动方面将被计算机超过，人类最终将无法驾驭自己所创造的事物。英国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说过，“机器能使我们实现我们过去在体力上从未可能的事，真是令人喜悦；它们可以轻易地把我们举上天空，在几个钟头内把我们放到大洋的彼岸。这些成就毫不伤害我们的自尊心。但是能进行思维，那是人类的特权。正是思维的能力，使我们超越了我们体力上的限制，并因此使我们取得更加骄傲的成就。如果机器有朝一日会在我们自以为优越的那种重要品质上超过我们，那时我们是否要向自己的创造物双手捧出那唯一特权呢？”
一些科幻小说表达了人们的这种担心：机器一旦有了理性就会越来越多地夺走人类手中的工作，以人类为敌，征服人类，乃至消灭人类。其实，不能思维的机器要是掌握在能思维、想奴役别人的人手中同样可以起到奴役人的目的，这种情形在现实的阶级社会中比比皆是。当然，要是某些有智能的人借助于有智能的机器共同来实现奴役别人的目的，那就更可怕了。如果不实现社会改革，只是谈论技术革命、智能革命，那么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未必是人类的福音。再进一步说，统治、征服他人并非与理性、智慧或思维的必然联系在一起，甚至不是具有自由意志的人的必然产物，而是有理性、能思维、有自由意志的人类的社会产物。反过来，机器即使有智慧，也没有理由认为它一定要奴役、统治，除非制造它的人设法这样做。
与悲观主义相反的是技术乐观主义，这种观点相信人机共存的智能社会的主流是和平、竞争与发展，技术会给人类带来繁荣昌盛和进步，给人类带来共同的富裕与幸福，创造出新时代的个性和追求，最终过渡到完善而灿烂的新文明。总之，他们相信，机器改变着世界，技术进步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
应该看到，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有一个相同的基本观点，那就是把技术当作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的原动力，强调技术的自主性，认为现代技术中有某种内在的逻辑或机制，无论社会环境如何，它照样产生相同的社会后果，技术是决定一切社会文化的主导力量。笔者认为，在肯定技术作为直接的现实的生产力对社会有决定作用的同时，还强调生产力中的其他要素以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技术的形成和发展是由社会决定的，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技术发展——技术是一种社会现象，技术和社会有着双向依赖关系。
在讨论计算机或人工智能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时，一定不能忘记这些技术本身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特定历史的产物，是人类为了实现某些目的而创造的。它体现了人的知识、经验和价值观。然而，技术有其自然属性，有某种程度的自主性，一旦社会选择了某种技术，它在某种程度上将受“技术命令”的支配。人对技术的后果会有一定的认识，但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人对技术的后果常常并不完全了解，或者需要逐渐了解。因此，人对技术的控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机器智能在某些功能上会远远超过人的智能，但从整体上说，两者的结构和实际过程又有本质的区别。人工智能是以人类根据社会的需要制造的，它限于自己的载体、资源和工作条件，必然会发展自己独特的方法和系统。总之，人工智能不会完全等同于人的智能，它既有可能发展，但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智能机器和其它机器一样，在某些能力上会超过人，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致力于发展它；在某些情况下会有利于人类，在某些情况下却会有害于人类，在某些情况下又可以对一些人有利、对另一些人不利，这取决于创造和使用它的人的认识水平和价值观念。在我们大力发展科学技术的同时，不可忽视社会改革。只有这样人才能尽量让技术造福于人类社会。
笔谈主持人：马惠娣、刘华杰、高亮华
标签：信息社会论文; 半导体论文;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论文; 晶体管计算机论文; 信息革命论文; 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论文; 信息化时代论文; 信息集成论文; 信息发展论文; 集成电路论文; 晶体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