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阶段论：人类社会演化规律初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类社会论文,规律论文,阶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可持续发展是当今国际社会论坛的主题。她超越了现实中的国界、民族、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等的束缚，使人类在关注自身命运的旗帜下达到空前的统一。然而，可持续发展究竟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理想状态与发展模式，抑或是人类社会演化的最高阶段？对此存在着认知上的模糊、偏颇和实践上混乱。满足当代和未来人口的幸福生存与健康发展作为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内涵似乎已成为共识，但是她的外延却因社会经济水平、地理环境条件、资源保障程度以及文化价值观念等的不同而迥然相异或背道而驰。这种现象迫使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类社会发展的走向、规律与机制。本文正是立足于此，在回顾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讨其演化规律的同时，从理论上阐释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和实践准则。
1 双螺旋进化与主形态演化趋势
从简单到复杂，从无序到有序，从低级到高级，是一切生命力系统进化过程的共同特征，而逐步远离原始平衡态则是生命体诞生和进化的基本动因。在内部变异和外部非平衡相变的联合作用下，新的不同序度的稳定态是生命力系统发展、进化的阶段性结果。
生命力系统的开放性使其在同外部环境交换物质能量过程中，必然会受强力干扰而发生波动。同时，生命体的变异和自催化代谢作用又会引起生命力系统内在结构和能量供需的失衡。于是，当这种波动和失衡叠加形成的涨落超过了系统的自组织调节能力时，便将这个生命力系统推向混沌的边缘。随之，经过分异、重组、结构相变和功能转折，又形成一个新的更为复杂、更强功能和更高序度的稳态系统。这样，生命力系统从不稳定到稳定，从低序稳定到高序稳定，其进化通常是在曲折中以渐进的螺旋形式演进。在自然界中，从遗传基因DNA 分子结构的双股螺旋变异到生物界或非生物矿石等螺旋线方式生存，都表明其进化历程的曲折，具有螺旋状结构的物体在物质、能量消耗上的经济性和进化的稳定性[1]。
尽管遗传，变异是生物系统“物竞”的内在根据或动力，但离不开无机的自然环境的物质能量供给与信息调节。于是，“天择”就成为生物系统在同自然环境的对立统一中进化的外部条件。尽管生存和发展的追求是人类进化的内在动力，但它既离不开环境中无机的和有机的资源的供给，也离不开人类自身的生产力资源和能动的调节作用。于是，“人择”（人类依据对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自身的需要和调控能力制定了自己的价值观体系与行动的准则）使人类社会的发展在同自然环境的对立统一中呈螺旋形进化。显然，自然环境既以自有的物质能量促进着人类与生物的进化，耦合着人类与生物的共生、协同。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史首先是以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为目的，依赖生物和非生物资源及环境场而演变的关系史，其次才是由人类社会内生产活动、利益分配、文化交流、精神文明等所形成的社会进步史。由此可见，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人类进化、社会发展的关键问题，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使生物系统进化与人类社会发展的双螺旋结构有序演化，能动的人类是这种演化有序的主元。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需求既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左右着生物群落的进化和环境的变迁。
附图 人类社会演化三阶段和双螺旋结构示意图
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表现为生命体——人口数量的繁衍、扩张和生命力——以智力为主体的人口素质的不断提高。这两者的发展都离不开物质资料的生产和资源环境承载的调节，离不开人类对自然演化规律和社会生产方式变革的认识与利用。物质资料生产是连接人与自然演化的中枢，是人类通过直接或间接劳动转化自然力的运动过程。它既受制于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亦受制于外在自然演化过程中的环境生产力和对资源环境需求的矛盾运动。当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的劳动效率不足以创造出较多的剩余产品时，人类必然依靠多生产劳动力人口去维持自身和再生产人口的基本生存需要；当社会物质生产的增长速度超过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可以带来较多的劳动剩余时，通过利用自然、改造和征服自然以提高人口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改善人口素质为目的的发展则成为主旋律；当人口的物质生活需求超越了资源持续利用的保障和环境消纳的良性循环时，资源供给危机、环境保障危机、人口失业和相对贫困危机、民族冲突和社会秩序紊乱等问题就接踵而来。这时，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核心，以当代与未来人口利益公平为追求的可持续发展就成为全人类的必然选择。由此可见，生存、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组成了人类社会三个特征各异的演化阶段（附图），这三个演化阶段分别对应着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环境文明的孕育与实现的时代。
2 生存阶段与农业文明
人类的社会生存是指维持生命体扩大再生产和生命力简单再生产的人类活动的社会形态。生存是人口生命延续的本能，为此必须需要从事物质资料生产和与之相关的一切社会活动。当社会生产以采集、捕猎和简单的农牧业生产活动为主时，人类的劳动仅能维持人口自身生命和繁衍后代的基本需求。这时，社会形态是以原始工具、手工劳动和简单分工合作为特征的初级形态的生产力和以部落、家庭或社区交往为表征的简单的生产关系构成。人类的社会生存完全依赖自然力的初级转化，因而人口生命体的生产呈现出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的原始型态和生命力的缓慢进化。随着人类智力的进化和生产工具的改进，以手工业为基础的第二产业和以产品交换为先导的商贸、第三产业雏形开始发展，人类劳动逐渐有了较多的剩余，伴随而来的则是人口生命体再生产演化为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传统膨胀型。因此，在从人类社会的诞生到工业革命前夕的漫长历史过程中，人类社会的进化主要以满足人口的基本物质生存为动力，而以物质资料分配和占有形式为主要内容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社会制度历经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几个主要阶段。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从总体上来说，人类基本上是为了生存而与天斗，以图摆脱饿莩的困绕；与人斗，以便得到物质资料的公平分配与占有。因此，历史上的农业文明本质上是生存文明，古代文化则是反映人类依附自然而生存的文化，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改进也同样是首先为了人类的生存需要。所幸的是，在这个历史阶段由于人类的绝对生存空间广博，原始的自然资源较丰富，生态环境自调节功能亦较强，人类的生产活动虽曾在局部地域造成自然循环失衡，与自然的和谐关系逐步松弛，但在总体上并未构成生态环境的危机。
3 发展阶段与工业文明
工业革命的勃兴，使人类从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状态异化为对抗自然、征服自然的力量。发展的内在动因，已从人口的基本生存需求转变为人类生存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持续提高。因此，从工业革命兴起到本世纪中后叶，物质财富空前增加，人力资本迅速的积累，生产资本的功能极大的拓展，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空前提高，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强度和能力极大增强对自然灾害和社会风险的抵御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然而，在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人类社会不可持续发展的危机。这一阶段的具体演化特征则是：
（1）人口生产。社会生产力的较快发展， 显著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又因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导致了人力资源过剩，因生活消费需求的增加，致使可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相对供应不足。因此，社会生产和家庭生计不再依靠人口的繁衍和劳动力数量的增加，于是人口生命体的再生产由传统膨胀型逐步转向低出生、低死亡、人口自然增长率渐趋递减的发展型。与此相应的人口年龄结构，则呈现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幼年和老年被抚养人口比重较小的成年型。人口在地理空间上的分布，也由分散的农村群居逐步转向城镇化集中的格局。
（2）物质资料生产。 物质资料生产的产业结构由以农业为主的形态逐步转为以工业为主导的形态。在这一历史阶段，人力资源产业配置的演变趋势大体上是：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逐步上升；第一产业投劳比重低于第二产业且继续下降；第三产业投劳比重显著递增，以能源等非生物资源消耗为主体的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结构的这种变化趋势推动了经济快速增长，进而对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愈来愈多，愈来愈高。与此同时，随着生产资本和社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及以物质利益竞争为中心的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强化，使劳动失业人口增多，物质消费超度，造成社会的沉重背负和压力，导致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不协同。此外，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国家、地区利益冲突，物质财富分配和占有的社会矛盾，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意识形态的对立也愈显突出。
（3）环境生产。 在人口数量增多和追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的联合驱动下，在经济活动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标的刺激下，人类社会对资源进行了无度的开发利用，从而使全球范围内不可再生资源的存量日益减少，部分已枯竭；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在衰减，部分已供不应求；可开垦的耕地资源已十分有限；淡水资源的可利用总量和质量亦不能满足生产和生活日益扩展的需要。在这一历史阶段，虽然科学技术在使人类扩大资源开发利用规模与强度的同时，增加了资源的供给量或延缓着资源的耗竭，但是在追求经济增长和资源开发利用的高产量、高性能、高附加值发展策略诱导下，科技的创新和应用亦不可避免地强化着“大量生产、大量消耗、大量废弃”的错误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更加速了资源的衰减或枯竭，导致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环境的净化和自调节功能退化。
（4）文化建设。在这一历史阶段，与上述三种生产[2]的变化特征相应的是人类的文明观、价值观和消费观也烙印着以物质追求为目标的发展理念。广义而言，文化包括物质、精神和制度三个层面。文化作为人类的创造和使用，其演化状态不仅镌刻着人类的智慧，也映射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方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文化虽然分别凸现于图腾、宗教和伦理之中，但总体上是自然文化，即依赖、听命于自然而生存的理念和价值的表现。工业革命之后，人类为了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借助科学技术和社会分工去改造、征服自然；另一方面又以国家、民族、阶层、社团、家庭为网结，通过多元化形态的矛盾和冲突改造社会，进化人类自身。因而，这一阶段的文化更多地表现在科学技术文化和社会文化之中。在此文化氛围的熏陶下，人们的消费观凸现对物质生活的无限强烈追求，价值观则着重于对自然的征服和物质利益占有的贪婪。
4 可持续发展阶段与环境文明[3]
4.1 可持续发展观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形成源于对当代不可持续发展状态的反思，而它作为目标，其宗旨则是通过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谋福利于当代和未来的人口。显然，可持续发展既是一个衡量人类社会是否有序演化的标准，又是一个全球性人与自然协同进化的过程。它的标准是一组动态变化的向量，随时空演化状态的过程而不同。其外部约束受控于环境生产力，即取决于全球生物圈保护和健康演化下的不同地域自然资源的生产能力和存量的多寡，以及环境质量的高低和消纳废弃物功能的强弱；而其内在动力则是当代和未来人口对物质、精神消费与环境优美享受的需求。
因此，就外部约束和内在动力而言，当代人类面临的环境生产危机，迫使人类必须作出明智的抉择；通过修正自身的自然观、价值观和文化观，规范自身的生产和生活行为准则，以逐步实现与自然的和谐共存[4]。从人类社会发展的现实来看，不同国家、 地域的环境条件和发展水平不尽相同。发达国家借助先发优势占有的更多自然资源和人类财富，同时也造成了对环境更多的危害和对他人较多的盘剥，无疑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需要肩负调控自身的发展和支援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双重职责。而发展中国家既承受着全球发展危机的威胁，又面临着自身发展需要的压力和动力，但决不能再沿袭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而应实行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下的发展，即以实现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物质、能量供需均衡和社会发展协同为目标要求的发展。
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具有空间上的全球性和时间上的无限性。这意味着，她既不是各个国家、地区或每一行业、部门可持续性发展的简单相加，也不是几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实现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每个国家、地区或行业、部门在不同时段的有序发展或协调发展为基础。因此，可持续发展阶段既是人类社会进化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是一个漫长而无止境的人类社会演绎的最高阶段。
4.2 可持续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和行为准则
作为人类社会进化的最高历史阶段，可持续发展必须按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双螺旋演化规律，在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和物质财富的基础上，通过调控科技进步的方向，促使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和谐相依；通过倡导和发展环境文明，使自然资源得以永续利用，环境消纳、调节功能不断增强[6]。其具体演化特征和行为准则应是：
（1）就人口生产而言， 可持续发展应表现为人口生命体的低速或零增长和生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人类的明智之举。只有控制好人口数量的适度低速增长和人口素质的稳步快速提高，才能从长远和全球角度保障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6]。相应地， 人口的年龄结构也将逐渐演变为老年型，虽然会因此而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但人口素质的显著提高和科技进步的辅佐，能够弥补因老龄化带来的社会经济负效应。
（2）在物质生产方面，经济的发展将不再只注重于GNP或GDP 的增长，而是着力于自然资源利用效率和社会、经济资本优化组合下生产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应，在产业结构方面，除用新的观念、准则、技术调整已有的三次产业外，还将着力发展以保护和提高环境资源生产力和污染消纳力为中心的零次产业和以提高废弃物、闲置物再资源化率为中心的第四次产业。
（3）在环境生产领域，伴随化石能源和矿物资源存量的减少， 大力开展利用太阳能、核能、生物能源和海洋资源，以及最大可能地节约和提高资源利用率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与此同时，保护和建设全球生物圈，促进生物多样性发展和生态平衡，消除污染和提高环境的生产力，将是和谐人与自然的关系，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
（4）对于国际社会来说，可持续发展事业的全球化， 必然迫使人类社会打破国家、民族、政治、文化和价值观等界域、差异束缚，建立新型的伙伴式的关系，携手建设人类利益共同体，统筹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
（5）从消费和社会运行机制方面看， 尽管提高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仍是可持续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但精神、文化生活和良好生态环境享受的需求将日益成为人口生命力发展的主导。这不仅需要调整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同时需要改变社会调节机制。因此，社会法制、公众舆论及社团的民主监督，不同层次政府和组织的职能干预和协调，以及市场调节诸三位一体的联动机制，是保障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中枢。
如果说，农业文明标志着人类生存阶段社会发展的辉煌，工业文明则是人类社会全面增长了的发展，那么高擎环境文明的旗帜，将使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
收稿日期：1999-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