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金[1]2011年在《历史地理视角下的中国酒业经济及酒文化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中国的酿酒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以其独特的复式发酵法,产生出了许多名酒,成为东方酿酒业的典型代表。酒业经济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民族、饮食等诸多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我国,各地的酒业与酒文化都有着独特的地理特点。历代酒业经济的地理分布随着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变迁,并在唐宋时期形成了一个东移南迁的大变化。我国各地的酒文化发展也不尽相同,有着许多鲜明的地域特色。各地酒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酒文化的发展,反之,各地酒文化的发展也推进了酒业经济的繁荣。随着近代以来葡萄酒和白酒地理标识的不断增加,中国酒业地理文化研究则显得相对薄弱。本文以历史地理的视角来分析我国酒业以及酒文化的发展状况,探讨其历史地理发展规律,希望以此来为我国酒业经济及酒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杜锦凡[2]2013年在《民国时期的酒政研究》文中指出酒是人类的一项饮食发明，在人类所有的饮食文明形态中，我们几乎都可以见到酒的存在。中国的酿酒同样具有久远的历史。早在五千年以前，华夏先民就以其特有的聪明才智，从谷物的发酵中获得了酒，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畅饮，为之陶醉。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就伴随着人类的繁衍而传递到今天，仍然保持了它特有的活力。酒的出现，首先产生的是社会效益。从经济方面看，承续千年的酿酒产业曾经吸纳了数不清的从业人员，历朝历代的酒税酒课也时时刻刻补充着国计民生，酒的产业运作早已成为国民经济链条中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酿酒业所产生的巨额附加值也一直为经济人士所关注。从消费领域看，酒既是一种食品，也属于奢侈品，每当灾荒来临、食物短缺的时候，历代王朝都会限制酿酒，以节约粮食；而当社会繁荣、生活富裕的时候，酒又会成为刺激消费的主导产品，拉动经济的高涨。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酒业始终是调节经济形态和产业结构的常用杠杆。酒的出现，为社会提供了一种人际交往的手段。众人在一起喝酒，共同举杯，彼此相敬，远方有来客，故友再相逢，略备小酌，开怀畅饮，胜过一切表白。酒的作用已经远远超出了食品的范畴，而成为人际关系的纽带和感情交流的媒介。民国时期，酒的种类丰富，不仅保留了清代以来的烧酒、黄酒、果酒等传统酒种，自清末开放通商口岸以来，外国的啤酒、葡萄酒、伏特加等酒类也涌入中国，这些新型的酒种，逐渐被国人所接受，销量逐年上升。特别是在大中城市，曾一度以吃西餐、喝洋酒为时尚，不少政府官员就将宴饮的场所改在西式酒楼。酒类消费量的增大，利润的增多，刺激了不少商人投资开办酒厂，不仅如此，在上海、东叁省、山东半岛等外国人居住较多的地区，外资酒厂和中外合资的酒厂也出现了。民国时期的酒业形成了以东部地区（绍兴及其周边地区除外）生产新式酒类为主，中西部地区生产传统酒类为主的工业格局。自清末开始，中国的交通方式有了较大的变化，由传统的马车和内河航运发展成为公路、铁路、海运并存的多种多样的运输方式。民国时期，新型的运输方式——航空运输出现。运输的方便快捷，使酒类的跨区域流通成为可能，酒类的销售市场较之清代有了极大的扩展。就连不易储存的绍兴酒都可以贩运至北京和广东销售，更不用说经过了消毒处理的葡萄酒和啤酒等酒类了。销售市场的扩大又进一步促进了酒类的生产和酒厂的建立。民国建立之前，中国的商人就有比较强的品牌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成为宣传的重要手段，刊登在报纸上的广告屡见不鲜。实业部等部门为了促进商业的发展，连续举办了几届商品博览会，也成为各类酒商进行宣传的重要方式。民国政府在政策上改变了清代后期的重税政策，将酒类改为专卖，专卖又与古代的榷酤有所不同，而且在近代不同时期对酒的税收政策也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酒税制度经过了不断地尝试和调整，某些规定已经是比较合理的。但不论政策怎么变话，政府都力图将酒利为国家所用。纵观民国政府时期的酒政，可以看出酒税称为国家财政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国家利用酒税来达到调节酒类生产和消费的目的却并没有达到。文章分四个时期阐述了民国的酒政，试图理清酒政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及变化，及其所起到的作用，使其对现代酒业的发展的起到借鉴作用。酒经过了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发展，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国饮酒、酒器、酒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上古时期。到了近代，中国的酒器、酒具等，逐渐推陈出新，陶罐、瓷罐等酒器在形状上改变较大、花样繁多，玻璃酒器、锡制酒具的出现适应了新式酒类的需要。酒俗方面，基本上继承了自古以来的风俗，对酒礼酒德的要求也更加细致。我国的酒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内涵丰富、系统而完整的体系。
杨印民[3]2003年在《元代酒俗、酒业和酒政》文中研究说明元人尚饮，熏风酷烈，上至皇室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饮酒的社会群体十分庞大。但由于元代社会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复杂性，不同社会阶层的饮用酒风俗也不尽相同，宫廷酒“奢”；文人士大夫酒“雅”；民间酒“朴”；寺观酒“逸”，由此呈现出元代社会文化的多样性和兼容性。 在元代，由于酒是人们日常饮食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消费品，其生产和销售也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家酒肆为了招徕顾客，兴隆生意，经营方式花样迭出，除了司空见惯的钱币买卖，实物对换、赊贷之外，还有酒牌代钞、张贴酒榜或酒疏、及用酒妓佐酒等等，手段之高明，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在此基础上，元代酒业有了长足发展，生产技术和产品质量不断提高，酿酒区域不断扩大，酒的品种不断增多，并形成几大地域特色：中原及南方广大地区主要以粮食酒为主；西域和中亚地区主酿葡萄酒；北方草原则尚马奶子酒。与此同时，各地区酒的生产和消费水平呈现出小均衡性，大都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酒的生产和消费均居翘楚；江浙行省占地利之先，素称发达，为全国经济重心，酒课收入虽不能与大都相颉颃，但与其它各行省比较，自能遥居榜首。而它如甘肃、辽阳行省等地，受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人为因素所限，酒的产量相对较低。 元代酗酒风气的炽烈，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危害，再以自然灾害的频年发生，粮食供应紧张，政府不得不屡次下令实施酒禁，前后竟达七十多次，为历代各朝之最。元代酒禁包括禁酿、禁饮、禁市叁方面，酒禁政策呈现出救荒性、区域性、暂时性、特权性等特点。酒禁政策的实施，给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政府的赋税收入都带来了很大影响，因此屡禁屡弛。如此频繁地酒禁又弛禁，实际上从侧面反映的是元代社会天灾不断，兵连祸结的社会现实。 酒课作为赋税的重要项目，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地位十分突出，元中期，国家赋税来自酒课的钱钞收入一度高于商税和茶课，仅次于盐课，占第二位。政府把酒课收入用于赈灾、军事、赐赍等各方面，对国计民生产生很大影响。
张雪娇[4]2017年在《西周酒政初探》文中认为中国是有着辉煌历史的国度,在漫长的岁月进程中不断焕发出新的魅力。酒,作为我们人类饮食的一部分,也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从古至今,在我国的政治活动、社会生活以及日常礼仪中都离不开酒,它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酒的出现同时也伴随着管理酒的相关事宜的产生。西周初年,统治阶级为了稳固政权,更好的治理国家,借鉴商亡的历史教训以及天命与祖先的要求,颁布了相关的禁酒令,严格控制人民酗酒,以此来约束民众。而酒是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饮品,在日常和祭祀礼仪中都要用到酒,并不能完全禁止,于是,在这一时期就出现了管理酒的职官,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对于酒的管理更加系统化,同时设立了专门掌管饮酒之礼的机构。酒官出现后,官职大小的等级制度也有着相应的规定,各级官员有着自己的职责,他们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掌管酒和用酒的各个相关方面。酒在先秦时期的祭祀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西周祭祀天地、先王、祖先和社稷都离不开酒。酒在周人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酒政成为后代人深入了解周代礼仪、制度、文化的有效环节,是周代礼仪制度中重要的文化符号。西周的饮酒礼最重要的目的是维护统治,安抚民众,同时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酒的出现,酒器也产生了。酒器同酒文化紧密相连,也是相关酒文化不断发展的载体和重要构成部分。各个时期的酒器,向世人传递着各个时期的政治内涵,体现出不同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风貌。
杜浩[5]2017年在《唐代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五千年的漫长发展史。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唐代堪称是我国最为繁盛的朝代之一,国力强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随着频繁的对外交流,这一时期的社会风气亦极为开放,外来文化不断涌入,人们的思想愈加开放,加之统治者积极吸收周边少数民族和其他国家的优秀、先进的文化,不断丰富和完善科举制的相关内容,促使唐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其文学成就可谓达到了鼎盛时期。而在这繁荣发展的文学背后,酒作为我国历史中独特的文化元素,其内涵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中不断丰富,并在唐代文学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纵观我国古代文学的历史长河,似乎处处都在弥漫散发着幽幽的酒香,酒文化以其别具一格的内涵在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从古至今,无论是文人骚客、英雄豪杰,还是天子诸侯、民间百姓,似乎都与酒有着深深的不解之缘。我国历史中诸多历史故事都离不开“酒”的存在,古有夏桀商纣的酒池肉林、纵酒亡国之训,叁国时期有曹操的对酒当歌,慨叹人生几何、刘备的煮酒论英雄、关羽的温酒斩华雄,唐朝时期的饮酒之风更为盛行,李白的斗酒诗百篇、杨贵妃醉酒的娇媚百态、杜甫的饮中八仙歌、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宋朝时期的赵匡胤杯酒释兵权等等。酒在我国的历史发展中逐渐摆脱了单一的、仅以物质之状态存在的方式,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饮品,凝结了历史的精华和人类的智慧与精神创造,升华成为一种精神,一种符号。在相互的渗透和融合中,酒文化的内涵在文学的承载下不断丰富和完善,并得以进一步地传承和发扬,广为后世流传;而文学在酒文化的熏陶和感染下,文人的创作文风愈加多样化,情感更加丰沛,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千古佳作。作为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成就极为辉煌的唐代文学,酒文化在这一时期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丰富。本文从五个方面对酒文化在唐代文学的传播模式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在对酒文化和唐代文学有了初步了解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受众进行分析,探讨其与酒文化的深厚历史渊源;其次,以此为基础,对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内容,如酒具酒器、酒令酒俗等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全面研究酒文化在这些内容上的传播和影响;第叁,对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路径进行探讨,进一步对酒文化内涵的传播途径进行整体的把握和了解;第四,对唐代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特征进行总结和概述,对形成此特征的原因给出自己的见解和看法;最后,对酒文化的传播效果进行阐述,探讨其在唐代文学传播下的深远影响。本文对唐代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研究,从酒的文化内涵出发,结合文学创作心理学的理论,有利于更加深入地了解和分析酒文化对唐代文学创作的影响;同时通过对唐代文学中的酒文化的传播主体和受众研究、内容及其路径的研究和传播效果的研究,有利于对酒文化有更为崭新的视角和全方位的认识和把握。
张玲[6]2017年在《酒文化的多维透视:2016年中国酒文化研究总结与展望》文中认为广泛搜集2016年度出版的酒文化书籍以及公开发表的学术文章,概述2016年度中国酒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总结与展望。2016年度的中国酒文化研究主要着力于酒与文学艺术、历代酒俗及其发展、酒文化旅游、酒器和酒包装设计、酒政、酒曲、酒的医疗价值、中外酒文化比较与传播、酒文化传承与发展等方面。总体而言,呈现出研究群体分散、研究成果发表刊物多元、研究内容集中于某些特定领域,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均有待于拓展等特征。
薛雪[7]2013年在《汉代的酒政、酒业与酒俗》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汉代政局的稳定与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大民生活水平有了稳步的提升,饮酒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也变得更加普遍。汉代政府一直实行禁酒政策,禁止无故群饮的行为。汉代酒政发展经历了禁酒、榷酒、税酒叁个阶段,叁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相互交织在一起。直到今日,汉代的酒政仍有很强的借鉴作用。在酒政的影响下,汉代酒业有其自身的发展特点。汉代酒肆一般是小手工商业者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与经营的作坊制。随着酿造技术的提高,酒的种类不断增加。酒价与酒税的变化,与酒政的变化和粮食产量成正相关性。政府设置官员对酒类市场进行统一管理,而河西地区不受中央政策的限制,有其独自的特点,成为非典型体制下的典型代表。汉代虽然一直禁酒,但是尚饮之风逐渐兴起,并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上至皇室贵族、下至黎民百姓,饮酒与用酒各有其特点。尤其是西汉武帝以后,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积聚,百姓开始追求奢侈物质生活。很多事情成为设宴饮酒的理由,对社会资源造成极大的浪费。甚至有些人因嗜酒,还给自身及社会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孙金玲[8]2012年在《唐明之间中国瓷质酒具造型演变的规律》文中研究指明文章从功能角度出发，通过文献资料、实物图片、刊本插画、美术卷轴的对比，结合酒饮类型分析唐代至明代社会储酒具、盛酒具、斟酒具、饮酒具的功能及其造型，论证了器具功能决定器具造型的原理。立足于饮食坐姿方式的改变，西亚金银器具的影响来分析唐代酒具造型演变的原因，揭示唐代酒具造型相对于前代形制渐趋变小，且花口器、高足器增多的规律；运用实证法、文献法考证蒸馏酒的出现时期，通过实物瓷质斟酒器具、饮酒器具形制推断蒸馏酒的出现时期。运用结构学原理具体对比分析斟酒器具执壶的造型特征，分别从唐代、北宋、南宋时期执壶壶口、壶腹、壶流、壶底造型演变与人的饮食量的契合来论证此时斟酒器具造型与酒饮类型之间的关系，进而通过饮酒具造型尺寸的渐小、容量的趋小并结合宋代饮酒风俗、文献中关于蒸馏酒使用的记录来印证中国最晚于南宋时期已生产蒸馏酒；针对元代社会风俗特点具体分析元代瓷质酒具的造型特点：首先，因元代蒙古人饮食生活方式、饮酒方式决定元代高足杯盛行；其次，通过斟酒器具形制、饮酒器具形制分析元代蒸馏酒的普及应用。从宫廷、士人、市井生活叁个阶层来阐释明代瓷质酒具的特点，得出明代瓷质酒具造型多样性及功能单一性的规律。文中在对瓷质酒具形制演变的分析中，特别是对斟酒具、饮酒具造型的分析，除从工艺水平、饮食坐姿方式、中西文化交流等方面来论述外，主要从酒具与茶具之间造型的相互影响来阐述论证。
裴乃莹[9]2017年在《清入关前用酒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东北地区气候寒冷,性格豪爽的东北人自然就养成了嗜酒的传统,然而清入关前的两位统治者——努尔哈赤与皇太极却均能以历代帝王湎酒国亡为戒,对酒持有能饮而不饮的态度,严厉禁止国人饮酒误事。在他们统治期间,相继出台了酿酒与沽酒政策,颁布了严格的酒律与酒禁,但是,在结盟、祭祀、招降、婚嫁等对其统治及其重要的场合,他们却往往会用酒作为一种手段,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并且,随着后金(清)国家封建化的不断推进,在饮酒座次、用酒礼节、歌舞侑酒等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所有这些,虽然在客观上有利于维护政治统治,推动经济和酒文化的发展,但在酿酒过程中也消耗大量粮食,大批官员因沉湎于酒而贻误机务,最终激化了满汉矛盾。
李琳[10]2007年在《民国时期四川酿酒业研究》文中认为酿酒业是一门古老的手工业。四川酿酒历史悠久，在酒业发展史中始终占有重要地位。尤其是建国以来，四川省酒业迅速发展成为酒坛一霸。追溯川酒发展的原因就在于其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酒文化，因而要弘扬川酒的优势，首先就要弘扬川酒在历史和文化上的优势。近年来随着酒文化研究的不断升温，酒史研究也成为热点。然而，学者们的研究多偏重于对酿酒工艺、酒政、酒器、酒事、酒礼酒俗等方面的研究，目前从酒业史角度来研究的成果较少，尤其是对民国时期的研究目前尚未有专论。基于此，笔者将民国时期四川酿酒业作为考察对象，从酿酒业的生产技术状况、酒类营销、酿酒业的自身组织与管理、酒政管理与税收等几个方面对民国时期四川的酿酒业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民国时期四川酿酒业的行业特点、时代特色、发展程度并分析了其成因，力图再现民国时期四川酿酒业的概貌。
参考文献：
[1]. 历史地理视角下的中国酒业经济及酒文化研究[D]. 马相金. 南京师范大学. 2011
[2]. 民国时期的酒政研究[D]. 杜锦凡.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 元代酒俗、酒业和酒政[D]. 杨印民. 河北师范大学. 2003
[4]. 西周酒政初探[D]. 张雪娇. 山东大学. 2017
[5]. 唐代文学中酒文化的传播研究[D]. 杜浩. 河北大学. 2017
[6]. 酒文化的多维透视:2016年中国酒文化研究总结与展望[J]. 张玲. 酿酒科技. 2017
[7]. 汉代的酒政、酒业与酒俗[D]. 薛雪. 南昌大学. 2013
[8]. 唐明之间中国瓷质酒具造型演变的规律[D]. 孙金玲. 景德镇陶瓷学院. 2012
[9]. 清入关前用酒问题研究[D]. 裴乃莹. 黑龙江大学. 2017
[10]. 民国时期四川酿酒业研究[D]. 李琳. 四川大学.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