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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界一般把1959 年夏中共在庐山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7月2日至8月1日）和八届八中全会（8月2日至16日）总称为庐山会议。庐山会议本来的议题是继续总结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纠正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左”的错误，即按照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中央已定的方针，“总结经验，纠正错误，调整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统一党内思想，继续前进。会议的前期，尽管有些同志不愿多谈缺点和教训，但许多人还是对前一时期的工作坦率地谈出了自己的意见。然而，会议后期由于彭德怀的直言上书不能为毛泽东真正接受和理解，最终招致了一场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并由此改变了会议的方向，使会议转向了反右倾斗争。随后，这一倾向又扩展到全党，造成了中共历史上一次后果严重、影响深远的悲剧。“庐山之变影响当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至深且巨，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从此升级，并进一步向党内发展，终于导致了十年动乱的到来。”（注：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理论动态》1989年818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同志得到平反昭雪，庐山会议冤案被否定，“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党史学界对于庐山会议的研究才得以开始。
一、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发表
20年来，经过史学界同志的努力，不少有关庐山会议的会议记录、讲话稿、笔记、会议文件等宝贵的历史资料被挖掘出来。这些资料或被专门编订成册，作为研究庐山会议的专题资料，或以其为重要参考资料用于编撰相关的专著。目前已出版的有关庐山会议的著作已有十余种，如《庐山会议实录》、《彭德怀自述》、《庐山风云——1959年庐山会议简史》、《庐山1959》、《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彭德怀传》、《张闻天选集》、《黄克诚自述》、《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毛泽东晚年“左”倾错误思想初探》等。
在所有的有关庐山会议的资料中，以《庐山会议实录》、《彭德怀自述》、《黄克诚自述》和《张闻天选集》等著作的出版和发表尤为可贵。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许多大事只有笼统的原则的决议和这样那样、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回忆录”来加以表述，对不少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说法也随之变来变去，对于庐山会议这个重大事件的记述也不例外。在拨乱反正之后关于庐山会议的各种文件、决议是有的，然而，具体的、现场的、直观的、第一手的资料却很少。所幸的是，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同志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和勤于记录的工作习惯，使从1959 年6月30日他接到赴庐山开会通知时起到会议结束止庐山会议前前后后的全过程得以完整地被记录在他的笔记中，而“文化大革命”中当大批文献、档案被无知地或有意地毁灭之时，李锐的笔记却奇迹般地保存了下来，并著成《庐山会议实录》一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于1994年正式出版。另外，经过众多史学工作者出色的校勘、考订和编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幸运地保存下来的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等同志的重要的发言、文稿、材料等都相继出版发表，这有力地支持了我们对庐山会议的研究。
二、有关庐山会议进程和实质内容的研究
（一）庐山会议的分期
多数学者以1959年7月23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公开批判彭德怀为界，将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从1959年7 月2 日至23日为庐山会议前期，也称“神仙会”阶段；从7月23日至8月16日为庐山会议后期，也称反右倾阶段。也有学者将庐山会议分为三个时期，即从7月2日至15日为前期，这一时期会议还是顺着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思路继续纠正“左”倾错误的；从7月16日至8月1日为中期， 会议开始由纠“左”转向大反特反“右倾机会主义”；从8月1日到会议结束为后期。应该说明的是，关于庐山会议分期的不同，其实质原因是由于学者们在庐山会议中的反倾向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二）庐山会议的反倾向问题
近20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党史学界研究的重点，也是多数学者争论的焦点。由于在对庐山会议分期的过程中，大多数学者持“两分说”（即以7月23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上发表讲话为界， 将庐山会议分为前、后两期），所以在反倾向问题上，学者门大多是分别以庐山会议的前、后期为对象进行研究的。而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又以对庐山会议前期的研究最为集中，争论也较为激烈。
（1）庐山会议前期的反倾向问题
任全才针对党史学界普遍的一种观点，即“庐山会议前期本来是反‘左’的，后来因为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提意见，会议转向反右”（注：任全才：《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所通过的决议连一个防‘左’的字都没有，又怎能说当时的会议是反‘左’的呢？”“从庐山会议召开背景和会议的内容看，始终是以反右为主，并没有从指导思想上下决心彻底地纠‘左’。”（注：任全才：《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其理由是：首先，从当时党的决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来看，都不是反“左”，而是反右；其次，从当时的舆论宣传来看，始终未提到纠“左”、反“左”的问题，而是一再强调反右；再次，从贯彻“三面红旗”的方式来看，是“左”而不是右；最后，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是“左”而不是右。且“正因为庐山会议是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所以才把积极反‘左’的彭德怀等同志打成右倾反党集团。”（注：任全才：《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载《中共党史研究》1995年第1期。）
不少学者对这种观点进行了反驳。陶水木认为，党史学界从来没有人笼统地说庐山会议是纠“左”或反“左”的，所以任文《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失去了针对性。仝祥顺也撰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针对任文《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中“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毛泽东从没讲过纠‘左’的话，却多次强调反右和批评反冒进”的观点，指出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是否曾提出过纠“左”的概念，而应着重考察是否在实际上纠正了工作中的“左”的错误。事实上，毛泽东和党中央不仅在实际工作中纠正“左”的错误，而且同时在思想上提出了纠“左”的观点。因此，“决不能用纠‘左’的不彻底来否定不彻底的纠‘左’而得出毛泽东的基本态度是反右的结论”（注：仝祥顺：《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4期。）。 而对于任文提出的彭德怀同志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的原因是由于庐山会议以反右为主并不断升级的观点，仝祥顺指出这种分析是牵强的，也把问题简单化了。他认为其真正原因是“在纠‘左’的同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左’的指导思想的必然反映”（注：仝祥顺：《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4期。）。
有些学者同样也对纠“左”说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首先，“左”和“右”都是有严格界线的，即质的规定性，而这一时期，党中央对已经察觉到的错误进行的纠正，尽管也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思想，但就其纠正的几个主要方面的问题来讲，是算不上纠“左”的；其次，当时毛泽东和党中央不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也都没有认识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左”的错误；其三，从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历史事实来看，也说明了前段毛泽东和党中央从指导思想上并不存在纠“左”的问题，而是在肯定“左”倾错误的前提下，纠正那些在当时看来也是脱离实际的错误。同时，他们指出，“要认为庐山会议前这一历史阶段毛泽东和党中央已经在纠‘左’了，并且认为那样纠正下去，也可以最终走向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的历史轨道，只是由于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中断了这一历史进程，给历史带来如此严重的消极后果，这是很难说得通的。”（注：裴焕利：《从1958年底到庐山会议前期纠“左”说的质疑》，载《党史研究》1989年第2期。）
也有学者对以上几种观点均有异议。他们认为“庐山会议前期，既非以纠‘左’为主，也非以‘反右倾’为主，在主张纠‘左’的力量和主张‘反右倾’的力量的对立交锋中，二者势均力敌，不分上下。会议的前期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注：王德木：《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 ）其理由是：第一，从庐山会议前期的实际情况看。在庐山会议前期，与会同志“无论是讨论毛泽东7月2日的讲话，还是议论彭德怀的信，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的交锋中，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一边倒的形势，两种力量彼此难分高低，不相上下”（注：王德木：《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第二， 从毛泽东个人的态度看，7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批彭德怀之前，在会议的反倾向问题上， 在纠“左”和“反右倾”哪个为主的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明确表明他本人的态度。其原因：一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夕，毛泽东是在肯定“三面红旗”和“左”的指导思想的前提下领导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左”倾错误的，因此，当有人主张从指导思想上清理“左”倾错误的根源时，毛泽东就提出要反“右”，而当纠正具体工作中的“左”遇到阻碍时，毛泽东又表示要纠“左”；二是从庐山会议召开的背景可以看出，毛泽东召开庐山会议的目的，既不是要继续纠“左”，也不是要转向“反右倾”，而是要总结经验教训，统一大家的认识，安排好今后的工作；三是多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田家英、周小舟、胡乔木、周惠、李锐等人，尤其是经过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的田家英、周小舟等，数次应约与毛泽东面谈纠“左”问题，毛泽东不能不相信在自己身边工作了十多年的人讲的话，但又得维护那些最忠实的勇敢地执行总路线、大跃进的地方负责人的威信；四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庐山会议前期仍处于矛盾之中，所以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没有明确的表态。
（2）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的缘由
对于庐山会议后期向反右倾的突转，有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
刘庆旻认为，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倾，“彭德怀的直言上书是个直接原因”。他指出彭德怀的信“态度是诚恳的，分析是深刻的，基本内容和精神是正确的”。“从程序上看，彭德怀作为一名政治局委员给党中央主席写信，陈述自己的意见，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无可非议的。”“但由于彭德怀的信陈述并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缺点错误以及产生的原因，并在提出具体批评的同时触及了‘左’的指导思想”（注：刘庆旻：《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悲剧的缘由》，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而在小组会议上，以张闻天、黄克诚、 周小舟为代表的一些同志发言支持了彭的观点。这就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向党进攻，是反对总路线的，是针对‘三面红旗’的，因此，他很难接受和容忍彭德怀等人的这种‘攻击’，决心进行‘反击’”（注：刘庆旻：《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悲剧的缘由》，载《档案与史学》1996年第1期。）。
仝祥顺对此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庐山会议前期纠“左”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纠‘左’与反右齐头并进；其二，纠‘左’是不得已而为之，是被迫的；其三，纠‘左’的目的是为了消除错误造成的混乱，以便在新的基础上实现1959年‘继续大跃进’；其四，纠‘左’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左’的倾向并没有得到根本的遏制，而是仍然保留了一些作为主要内容的‘左’的错误。”（注：仝祥顺：《也谈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前期的纠“左”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6年第4期。 ）这些特点说明了这一时期的纠“左”没有触动“左”倾错误的基础，也没有使党的“左”倾指导思想得到根本的改变。因此，当彭德怀等同志在庐山会议上要求彻底纠正“左”的错误时，就势必同党的指导思想发生冲突，必然为毛泽东所不能接受，这就是庐山会议由纠“左”到“反右”发生转向的根本原因。此外，也有学者认为“7 月23日毛泽东讲话所表明的‘反右倾’的坚决态度，是会议后期批彭德怀，进而开展‘反右倾’斗争的最主要原因”（注：王德木：《1959年庐山会议反倾向问题之我见》，载《党史研究与教学》1997年第1期。）。
同样，王世谊也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研究。他认为：“一、‘大跃进’的挫折和国际社会主义改革本来给中共提供了纠‘左’的机会，但由于‘左’倾阶级斗争理论日益发展，党内产生了一种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庐山会议转向的根本原因；二、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在当时的政治思考和决策上的重大失误是造成庐山会议转向的基本原因；三、彭德怀等人的意见突破了毛泽东的初衷，毛泽东用划分阶级阵线和政治倾向‘左’右标准来代替划分思想倾向的‘左’右标准，认识上出现新的偏差，这是庐山会议转向的直接原因；四、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错误所以能迅速为全党所接受，和当时党的干部队伍状况有密切的联系，这是造成庐山会议转向的一个重要原因。”（注：王世谊：《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原因》，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他还指出，“50 年代‘左’倾错误得以推行也与许多领导干部的思想文化状况有关”（注：王世谊：《1959年庐山会议从纠“左”到反右的原因》，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2期。 ）。林源依据历史事实对庐山会议上从纠“左”到反右的转变作了具体分析。他认为：第一，毛泽东的一个基本思想是，在社会主义时期，真正的“左”比右好，从50年代中期以后的冒进——反冒进——反反冒进的历史事实看，毛泽东是坚决反对反冒进的。这在实际上向人们表明，实际工作中如果发生了“左”的错误，可以纠正，但是不能提反“左”的口号，作为指导思想，只能不断地反右倾。“从根本上说，彭、黄、张、周的‘意见’不过是反冒进的继续，庐山的斗争仍然是坚持冒进与反冒进斗争的继续。”（注：林源：《面对历史事实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第二，应该承认， 毛泽东也是纠“左”的。但他纠正的是实际工作中的一些问题，如果要纠正党的指导思想上的“左”，他就不答应了。而在庐山会议前，毛泽东在实际工作中纠“左”的同时，其阶级斗争观点上的“左”又有了新发展，这是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的又一深层原因。第三，彭、张意见中的刺被认为是反对毛泽东的，尤其是张闻天作了系统发言之后，毛被深深地刺痛了。第四，在毛泽东看来，彭德怀是代表国内外右派和右倾思想的一面旗帜，所以，毛泽东要“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注：林源：《面对历史事实的思考》，载《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3年第2期。）。
（三）庐山会议反倾向斗争的后果、教训和启示
庐山会议的反倾向斗争是颠倒是非的斗争。它不仅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进行反倾向斗争提供了极为有益的教训，也给我们今后的工作以深刻的启示。
陈诗惠认为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引发了全党范围的“反右倾”斗争，进而又波及了整个社会生活，其在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组织上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一是伤害了党内一大批比较实事求是、敢于讲真话的同志；二是经过“反右倾”，“左”的思想和理论更加系统地发展起来， 造成长期的严重的思想混乱； 三是“反右倾”继1958年“大跃进”之后，使我国整个经济生活重新陷入更加严重的困境。李锐指出，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它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它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它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注：李锐：《庐山会议的教训》，载《理论动态》1989年818期。）。
有学者认为总结庐山会议反右倾的教训，要着重从指导思想上找原因：第一，必须客观估量形势，准确地判断党内的思想倾向；第二，必须正确分析党内矛盾的性质，决不能把党内在工作上、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任意夸大成为阶级斗争；第三，必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不允许滥用政治斗争手段来打击同志和压制不同意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用大搞群众运动的办法来解决党内矛盾和处理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问题，不但是无效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也有学者将庐山会议反右倾悲剧的教训总结为两点：第一，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第二，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
刘济生、宋歌认为“1959年党的庐山会议，破坏了党内民主，并对后来党的政治生活产生了严重危害”（注：刘济生、宋歌：《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几个特点》，载《哈尔滨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他们还指出了庐山会议破坏党内民主的几个特点：一、把阶级斗争扩大到党内；二、采取了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新形式；三、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相结合。
林源认为：启示之一是社会主义时期反“左”比反右难得多。这是因为：其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纠“左”意味着步子放“小”一点，速度放“慢”一点，头脑放“冷”一点，这是一些革命者难以接受的；其二，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群众积极性很高，反“左”就会泄气；其三，我们党是伟大的党，我们领袖是伟大的领袖，正因为伟大，人们就不敢怀疑它会犯“左”的错误，即使认识到了也很少有人公开揭露、批判；其四，“左”信奉教条主义，用“本本”压人。启示之二是没有民主反不了“左”倾。启示之三是在反倾向斗争中要防止别有用心之徒。启示之四是党内反倾向斗争不可无限上纲。他还指出，反倾向斗争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解决倾向性问题主要解决认识问题，不是靠大批判，而是靠教育，除了思想理论的教育之外，更主要的是要靠接受实践的教育。
三、对重要人物的研究
（一）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的原因
有学者认为彭德怀的主要考虑是：（1）庐山会议即将结束， 但“左”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由于没有与毛泽东面谈的机会，无可奈何，只有写信。（2）他在西北小组发言7次，会议简报没有很好反映；还有些问题，他感到不便在小组会上讲，认为写信更适宜。（3 ）他把彻底解决“左”的问题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身上，认为只有毛泽东在会上强调纠“左”才能彻底解决问题，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很容易做到的。（4 ）自己的意见符合民心民意，在中央也有人支持，会引起毛泽东重视。（5）中央各位常委当时由于种种原因都不便说话， 自己身负党政军重责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比较合适。（6）给毛泽东写信， 是供他考虑的，既有不妥，也无大碍。基于这样一种纯洁的动机和善良的愿望，彭德怀斗胆直言上书。
（二）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分歧
有学者认为毛泽东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出现意见分歧，有着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他们庐山会议前夕的故乡之行。从他们在家乡的活动情况看，大致有以下不同之处：首先是回乡的目的略有不同，毛泽东回乡主要是了却早年的心愿，而彭德怀回乡主要是想深入地作些社会调查；其次是所见所闻不尽一致；再就是调查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同。这就决定了毛泽东看到和听到的有不少是表面的东西，而彭德怀则了解了比较真实的情况。
（三）张闻天庐山会议上的发言
李锐评价张闻天的发言说，7月21日， 对彭德怀批评大跃进的信非难已经很多，距离毛泽东作反“右”报告只有两天，形势非常紧张。“在这样严重的时刻，闻天同志以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精神，以鲜明的态度，确凿的事实，科学的语言，冒险犯难，极言直谏。”“他比较全面地掌握了实际情况，有经济理论修养，因而能抓住问题的本质，站得高，看得远。”（注：李锐：《重读张闻天同志的〈庐山发言〉》，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2页。 ）胡乔木说，张闻天的发言“充分表现了他忠实于党的事业而不考虑个人安危得失的崇高品质”。
有些学者探讨了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的思想渊源。他们认为，张闻天早在1952年提出“拿来主义”、“稳步前进”，强调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时，就已对旧中国生产落后状况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之后，他对1956年国内建设中的冒进作过认真思考，在思想上对1958年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反冒进有很大抵触。又由于他在外地视察之后，看到了问题已十分严重，所以，在庐山会议前的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提出，在宣传中要承认缺点错误。另外，他一直对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有着深入的研究。这些构成了张闻天庐山会议发言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张闻天早已“注意到中国党内个人崇拜现象的滋长”，对1957年整风运动形势和“反右派斗争”有自己的看法。在党内生活方面，他“为南宁会议暴露出的中央内部政治生活的不正常而担忧”。在1959年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特别就民主问题作了发言，要大家敢于提不同意见。对于党内“严重的个人说了算的不正常状况”，他联想到斯大林晚年的错误。这些也是张闻天发言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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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简略勾勒的近20年来庐山会议研究的情况可以看出，庐山会议研究从无到有，已经开辟一个局面，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尽管如此，现有的进展仍然是初步的，仍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下去，以取得更多、更全面的研究果实，这有待于党史、学术、理论界学者的共同努力。